现代教育还需唱响纪律颂歌吗？
——由德国纪律论战引发的思考
顾 娟1,2
(1.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2.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 要： 在崇尚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社会，纪律对于教育的意义往往容易遭人低估，甚至是诟病。德国知名贵族中学校长毕博凭借自己对纪律的颂歌引发了举国热议，但也遭到了强烈的批判。毕博与反对者的论战显示出传统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观的激烈碰撞。然而实际上，儿童本性与教育本质在现代社会并未改变，自由与民主也必须在正确的纪律规训下得到推进。而正确的纪律规训就是要抛弃过去的强权和压迫，转而以教育之爱激发儿童的自主性。
关键词： 纪律；权威；反权威；德国
传统中式教育与“纪律”和“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常常被人戏谑为“棍棒教育”。随着西方民主意识和人权意识的涌入，人们开始质疑这种严苛的教育传统，认为其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教育要求，转而将目光投向自由宽松的西方教育模式。然而，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虎妈、狼爸、鹰爸现象又一次次将公众引向对中式教育的激烈讨论，特别是对纪律规训的重新审视，因为这些父母无一不是靠钢铁般的纪律和毋庸置疑的权威获得了子女教育的成功。无独有偶，德国也曾就纪律规训的问题展开过全国范围内的持续论战。对于经历过纳粹之殇的德国人而言，纪律更多了一份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情结。引发这场举国热议的是一本名为《纪律颂》(Lob der Disziplin ，中文译本名为《有纪律的孩子更优秀》)的畅销书。本文以书中的基本观点及由此在德国引发的大讨论为论述对象，力求呈现德国当前对教育中纪律规训的立场和倾向，从而为我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提供些许启发和借鉴。
Myth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in the process of word of mouth. In this pap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the audience is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arrator and the audience on the myth transmission are discussed.
一、《纪律颂》的创作背景
1. 作者简介
《纪律颂》的作者毕博(Bernhard Bueb)生于1938年，其在大学期间主修哲学和天主教神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业结束后，毕博短暂担任过大学助教和寄宿学校教师，后在欧洲最知名的贵族中学——德国萨勒姆王宫中学(Schule Schloss Salem)担任校长三十余年(1974～2005)。在他担任校长期间，萨勒姆王宫中学推行严格的纪律规训，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名流和精英。毕博也因为在学校管理上的突出贡献获得了联邦德国十字勋章。2006年，毕博倾尽三十年工作经验撰写完成的作品《纪律颂》问世，随即在德国社会引发巨大轰动。该书不仅创造了将近50万册的销售奇迹，而且成为德国知名媒体(如《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竞相报道的对象。由于书中强调纪律及惩罚的重要意义，毕博获得了“德国最严厉的教师”的称号，也因而被频繁邀请参加媒体访谈和进行公共演讲。后来，毕博又相继在2008年和2013年推出两部作品：《领导的责任》(Von der Pflicht zu führen)和《诚信者的力量》(Die Macht der Ehrlichen)，但没能制造出如《纪律颂》一样的话题效应。
2. 创作背景
(1)矿区地形以山地为主，地形切割剧烈，形成高山峡谷，悬崖陡壁，矿区内开阔地形少，因此可供选择井口及矿区、矿井工业场地的地点少，矿区铁路进线比较困难，地面运输比较复杂，矿区地貌对矿区规划实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纪律颂》是毕博根据自己多年的从教经验对德国教育危机发出的警告和哀鸣。这种危机表现为，人们在如何教育孩子这一问题上已经丧失共识，教育蜕变成个人的随性行为，甚至在不少家长和教师那里经常缺失，正如毕博在书中开篇所讲的那样，“当今的德国儿童和青少年已经不再是被教育成人的，而是被放任长大的”[1]13。这一危机导致的结果是，青少年行为失范、社会道德败坏且价值沦丧。根据德国教师教化教育协会VBE(Lehrerverband Bildung und Erziehung)的调查结果，2016年全德10年级以下班级中至少有87000名学生存在明显的行为病态突出症，不能正常遵守校纪校规的学生人数更是多出许多[2]。此外，该协会还在同年年底公布，55%的受访教师承认其所在学校近五年内发生过学生攻击或侮辱教师的暴力行为[3]。想要拯救这些孩子的未来，纠正放任型的教育就势在必行。在毕博看来，这种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人们铲断了教育本应具有的根基，即对纪律和权威毫无保留的敬畏[1]11。
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代谢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甲状腺功能发生异常，则人体系统的整个正常运转都会和出现紊乱[2] 。对于这类疾病来讲，女性患者的发病率相对较高，且药物治疗是常见的有效方法，但西药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一性的不足，加入中药的干预调理性治疗，对于疾病的恢复会有更加显著的辅助作用。
毕博之所以在现代仍然高唱纪律的颂歌，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仍然保留传统的教育观念。首先，现代社会流行将儿童和青少年看成自主的学习者，教师与其构成平等的合作关系，以儿童和青少年的兴趣和需求引领整个教育过程。[6]与之相对，毕博认为未成年人必须服从教育者的权威，接受教育者的领导。这是因为，人生下来受天性和本能的控制，无法在缺乏纪律和权威的约束下自我走向成熟。相应地，毕博将教师分为“园丁”和“陶匠”两种类型。“园丁”式教师对应的是自主学习的儿童和青少年，教师相信学生自己会健康成长，因而只是提供必要的呵护和支持，他们较少地干预学生，不会强制学生遵守纪律。“陶匠”式教师把学生看成有待自己塑造的对象，他们干预学生的成长，要求学生遵守纪律。毕博倾向于陶匠式的教师形象，他认为教师必须行使自己天然拥有的权力，实施自己对未成年人的管教。[1]16-17至于权力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毕博认为权威在教育关系中是必要的，而只要教师正当使用权力，就可将其权力转化为权威。权力的正当实施没有成规，但必须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即对学生的爱和尊重。[1]47-62
至于纪律与权威的根基为何会被铲断，毕博指出了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纳粹时期对纪律和权力的滥用导致德国民众，特别是“68学生运动”的主体，忌惮一切建立在权威之上的教育。纪律与自由、权威与自主似乎成为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面。这种过度矫正恰恰表明，德国尚未完全走出纳粹主义的阴影，其教育文化仍在承受纳粹主义带来的伤痛。第二，现代人的生活充斥着物质和物质主义。家长无暇或者不愿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围绕在儿童和青少年身边的是数字媒体、电子设备以及消费社会的诱惑。学校和教师注重知识及技能的教授，期望培养出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精英”。因此，遵守纪律和敬重权威之类的品德教育往往被家长和教师忽视。第三，现代社会将民主意识和参与民主生活的能力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倡导学校教育应赋予学生更多自主决策和共同决策的自由，冲淡了纪律和权威的约束。[5]鉴于这些，毕博呼吁人们走出纳粹之殇，重新认识纪律和权威的合法性及迫切性，并在实践中不遗余力地坚决执行。
在反权威运动的深刻影响下，自由如今被混淆为不受权威束缚的“独立”与“自主”。人们浪漫地相信未成年人只在自由中才能学会承担责任，因此支持尽早给予他们自由。在一些学校中，学生甚至可以决定自己要学什么、如何学习以及向谁学习。毕博承认自己早年也在工作中奉行和实践这样的教育理念，然而最终却不得不在混乱和无序中认清，儿童和青少年的理性尚未发展成熟，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无法主动学会自律和为他人负责的。因此，自律必须依靠他律的引导逐渐获得，而自律之人方能赢得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不受权威束缚，而是能在权威，譬如国家权力体系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自由并非不受束缚的现有状态，而是纪律约束结出的“晚熟果实”[1]51。当人们品尝到这一果实的甘甜之后，人们才真正找到了通往幸福的大门。幸福不是那些外在可以轻易得到的低级乐趣，譬如电视和网络带来的快乐，而是放弃欲望、辛苦付出之后获得的成功感和满足感。
二、《纪律颂》的主要观点
《纪律颂》以激进的语调号召人们重新树立教育者的权威和发扬纪律的树人作用，毕博甚至指出，人的教育与马戏团驯兽一样都需建立在纪律和权威的基础之上[1]27。适时地让儿童和青少年习惯于遵守义务和规定，不仅有助于他们在内心养成自律意识，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他们的存在感，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那么，毕博到底有哪些主要观点呢？这些观点背后又潜藏着何种教育观呢？下文对这些作出了总结。
Remark 2.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each section of the EHA system is not the main reason restricting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and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motor-pump group is the poorest section of all.
1.毕博的纪律颂歌
纪律的作用是，利用外在规范规训人的行为，让人在重复的规训中接受规范。最终，人通过自己的理解吸收内化规范，养成自律的品格。规范代表的是秩序，譬如用餐规范和交往规范，因此自律之人一定是坚守秩序之人。秩序不仅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而且可以减轻人的生活负担，强化心灵的平静。此外，遵守秩序还能让人融入团体，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与之相反，“无序和杂乱则会酿成不幸”[1]60，许多孩子的痛苦或一事无成其实都可以追溯到秩序的缺失。鉴于这一点，利用纪律帮助未成年人建立秩序，是可以治疗某些不良行为和心理问题的。然而，二战后的德国却经历了一个教育心理学化的过程。人们不再同意对未成年人进行严苛的管教，而是试图利用心理治疗为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寻找借口，然后以爱的名义对他们予以宽容和原谅。对此，毕博承认心理治疗确实必需，但必须要“等到所有的教育方法都试过之后，才可以启用”，并且心理治疗的方法是否得当还需靠父母和教师来判断。[1]43
(1)没有纪律与权威的教育不是教育
2.毕博教育观的问题
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一张白纸，需要在文化的润养和成人的教育下成长为文明之人。毕博认为，要使未成年人文明化，须让他们形成服从权威的意愿[1]34。这是因为，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约定俗称的领域和代表国家意志的权力体系，需要人对其作出正当的服从。譬如，家庭、教育机构、军队都有隶属于自己的原则和权力规范。服从的前提是权力被接纳为权威并得到尊重。未成年人无法出于理解而主动接纳权力，于是必须首先在纪律的约束下学会接纳。因此，一旦教育缺失了纪律，未成年人就不能养成服从权威的品德。最终，他们会逐渐变得自由散漫和毫无目标。然而，这种常识却在1968年以后的德国备受质疑和批判。反权威教育运动基于纳粹统治对服从和权力的滥用否定纪律和权威的重要意义，他们大肆宣扬未成年人的“自主性”，认为未成年人可以依靠自我实现自身的文明化。实际上，这种对于“自主”力量的吹捧在毕博看来就是对人类利己本性的鼓吹。在这种鼓吹之下，现代的儿童和青少年对长者不再尊重，父母和教师在行使教育权力时不再自觉拥有教育权威、不再理所当然地要求服从，教育丢失了它应有的根基。
(2)自由是纪律约束下的晚熟果实
理想的涡流发生器产生的涡核位置应略高于附面层, 根据计算得到的空风洞附面层高度, 计算了后缘高度H=0.8δ, 1.2δ 两种状态的流场. 图6给出了附面层速度分布与空风洞情况对比, 表3给出了对应的附面层厚度.
(2)自由是儿童应当享受的现有状态
德国教育由于迫切想要修复纳粹遗留问题而过于注重民主。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权力落差正在被严重削弱，成年人甚至让出部分权力由未成年人实施“自治”或“共治”。为此，他们不得不面对未成年人的自私自利，经常因日常规范和纪律问题与未成年人陷入无休止的讨论。实际上，这种讨论并不代表民主水平的提升，而是在破坏家庭和学校应有的秩序，正像毕博所说的那样，“如果一切都要重新磋商，民主就会变得荒谬，并且成为一种负担”[1]48。民主与自由一样建立在高度的自律之上，是需要精心灌溉才能获取的美德。未成年人距离获取民主美德尚有遥远的路程，期待他们在此年纪就能贯彻民主，是过于浪漫天真的想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教育者重新肯定权威的力量，在日常治理上建立起强硬的纪律。只有纪律才能促使受教者养成自律，从而为民主提供发育的土壤。此外，当日常活动在纪律保障下有序进行时，教育者才有更多精力建设有意义的民主机制和民主生活，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讨论上。
(4)纪律具有治疗功效
ROC曲线 ADC值判断骶髂关节炎活动性的最佳阈值为0.545×10-3 mm2/s，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09(0.789～0.973)，特异性、敏感性分别为81.8%、92.0%。rADC值判断骶髂关节炎活动性的最佳阈值为1.467×10-3 mm2/s，AUC为0.904(0.782～0.970)，特异性、敏感性分别为81.8%、88.0%。ADC值及rADC值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0980，P=0.92)(图3)。
2. 纪律颂歌背后的教育观
毕博的这一判断包含两个观点：第一，纪律和权威是教育的基础；第二，这一基础已然遭到破坏。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找到支撑。康德曾经提出“如何通过强制培养自由”的问题，并将之作为教育的核心。赫尔巴特将管理、教学、训育列为教育的三种行动形态，且尤其将管理，即纪律和秩序的建立，视为另外两种行动形态的前提。蒙台梭利虽然强调自由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也同时承认纪律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此外，20世纪60年代以前，遵守纪律和尊重权威基本保持为德国日常教育实践中不可动摇的价值理念。1958年，纪律在一项问卷调查中被德国民众认定为学校教育最应实现的目标价值。[4]这一传统后来在60年代末兴起的反权威教育的浪潮下慢慢遗失。在转而追逐个性独立与个人自主的时代，儿童被培养成了极度自私的“暴君”。事实上，纪律与权威遭到破坏的问题早在毕博之前就已经为媒体和教育界所披露。1978年，吕博(Hermann Lübbe)及曼恩(Golo Mann)等哲学家和教育家在波恩召开以“教育之勇气”为题的会议，强烈谴责了当时流行的反权威的教育思想及风气。
总而言之，毕博的目的是要让儿童和青少年体验外在约束之下的不自由，以此培养他们内在的责任意识、自律和自决的优良品质，最终促使他们成长为能在价值和规范框架下自由行动的人，即实现从不自由到自由的飞跃。在毕博眼中，强硬的纪律规训是这一飞跃必需的条件。因此，毕博的纪律颂歌必然与权威、服从、惩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因而成为毕博受到指责的一个焦点。反对者们将纪律颂歌斥责为纳粹右翼思想的复辟[7]。在他们看来，这种不自由到自由的飞跃过程过于简单粗暴，其过分依赖他律的外在作用，侵犯了儿童和青少年的自主性。由此，毕博打破了二战后的教育禁忌，在德国引发了一场有关纪律的激烈论战。
三、《纪律颂》在德国引发的论战
总体看来，毕博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媒体和家长当中。这一现象与社会发展的结构转变有较大关联。现代社会无论从工作、环境还是政治角度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家长，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家长，对子女进入未来社会的适应力和竞争力愈加焦虑和迷茫。因此，当一位经验丰富的贵族学校校长强力推荐纪律这一清晰易行的教育手段时，家长是视之为福音的。此外，少数教育研究者也对毕博给予了认可。譬如，施必泽(Manfred Spitzer)从神经科学的角度验证了毕博观点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他和毕博一样特别肯定游戏及仪式对于培养自律品格的重要意义。[8]另一方面，大部分教育科学研究者及教育工作者却持批判和怀疑的立场。仅在《纪律颂》出版几个月之后，以《纪律的滥用》(Vom Missbrauch der Disziplin)为代表的声讨文集陆续问世。在这些文集中，反对者们指出了纪律颂歌的误区，抨击了毕博教育理念存在的问题。
1.纪律颂歌的误区
(1)对话和理解才是现代教育的基础
毕博将现代教育的危机归结为教育者的不作为，并且坚持这种不作为因反权威运动和自由的时代精神而起。为此，毕博呼吁教育者们重拾教育的勇气，再次让纪律和权威成为现代教育的基础。然而，这种判断在教育研究者们看来却是肤浅的和缺乏依据的。首先，没有研究能够证明教育者是不作为的；其次，青少年行为失范、道德沦丧的问题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有关，不能简单归罪于教育者的不作为；最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多元的，社会规范是多变的，教育应当培养有个性、能应变、能创新的新型人才。依靠惩罚措施培养未成年人对纪律和权威无条件的遵从，只会让他们习惯墨守成规，最终剥夺掉未成年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反对者们认为，现代教育应当建立在教育者和受教者的对话之上。通过以沟通和理解为目的的对话，教育者针对受教者的自我发展提供个性化的陪伴和支持，也因而获得受教者的尊重和认可。这种尊重持久且发自于内心，与依靠强硬的纪律取得的表面尊重完全不同。[9]110-118毕博忽视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粗暴地提倡回到过去以纪律为根基的教育传统，显示出与时代不符的倒退。
(3)纪律有助于民主建设
“自由从纪律而来”是毕博在《纪律颂》中提出的口号。这里的自由不是指个人拥有按照自我意志行事的自主权力，而是指个人能够在道德价值和社会规范的约束下根据自我意愿决定自我的生活及发展。也就是说，自由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能力，它与自律和自决紧密联系在一起。毕博认为，儿童生来不具备自由的能力，但拥有对自由的向往。只有在他律的约束下，儿童才能怀着这种向往逐步克服自私的本能，最终养成自律自决的能力。对此，反对者们谴责毕博曲解了自由的意义，因为其所谓的自由恰恰是不自由的体现。自由就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儿童可以不受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自我的内在潜质。通过这种自由的内在发展，儿童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自我，从而更加懂得如何做到自律和自决。[9]74-85自由状态对于中低阶层家庭的儿童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家庭大多缺乏教育的物质基础或精神基础，导致儿童较少获得自主决定自我发展的体验。如果学校再不为他们提供自由的环境，而是仅仅注重培养他们对权威和纪律的服从，那么这些儿童的自决潜能将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毕博基于自身在贵族学校的工作经验要求在整个学校教育加强纪律规训限制儿童的自由，是片面的和偏激的。
跨企业培训中心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经过长期发展，在学校和企业之间，剥离出的一个过渡环节，是德国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深层次发展的产物和载体[1]。本文所依托的跨企业培训中心由太仓市政府主导，针对支柱产业，引入国际高质量职业标准，精准配置教育资源，与德国工商会上海办事处(AHK-Shanghai)、健雄学院等职业院校、舍弗勒等德国企业合作建设的，强调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培养学徒，具备整合多方资源、对接课堂与车间、学生向员工身份转化、融合教育与职业属性、结合“教师+师傅”等多重功能特性。
(3)无条件服从是对民主的亵渎
但也不能增重太快，如果孕妈妈的自身体重增加过快，也就是孕妈妈短期内一下子变胖了，体内脂肪迅速堆积，这样可能诱发胰岛素抵抗，而孕妇本身因为生理原因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易感群体，再加上短期内体内脂肪迅速堆积而诱发的胰岛素抵抗，这样胰岛素抵抗相互叠加，就可能诱发妊娠期糖尿病，而妊娠期糖尿病若控制不良对宝宝和孕妈妈的危害相当严重，特别是对宝宝的危害很大。
浅析地铁施工临时孔洞的运输功能及封堵施工…………………………………………… 孙增田，于文龙（10-132）
民主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不容抛弃与亵渎。民主社会的形成需要真正具备理性思考能力及社会责任意识的成年公民，这种能力和意识需要从小培养，而培养的方式主要依靠自由的讨论及共同的参与。借助自由的讨论，未成年人学会认真思考权衡他人的观点，并与他人磋商达成共识；借助共同的参与，未成年人感受到责任的存在并在团体监督中承担起责任。然而，毕博却对德国学校当前实施的讨论和共治机制持不友好的态度，他赞赏的是对纪律和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反对者们认为，长期无条件服从权威会让未成年人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最终沦为权威的附庸而无法形成自主责任意识。因此，毕博的纪律颂歌是为个体成为成年公民制造障碍，也就是说，他的教育理念其实是在培养心智未成年的被统治者。这与现代民主社会的要求显然不符，显示出一定的反动性和较强的保守性。[10]
(4)纪律具有毁灭儿童的功能
某些情况下，纪律不仅不能矫正儿童或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不能治疗他们的心理问题，甚至还会给儿童或青少年的成长带来毁灭性的打击[9]93。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儿童或青少年的行为及心理问题背后往往埋藏着不得释放的情感。处理这些情感需要教育者以陪伴者的身份倾听他们、理解他们，也就是说，教育者必须尊重受教者个体的特殊性以及考虑具体事件的复杂性，搞清楚问题表象掩盖下的深层原因，然后与受教者对话，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当教育者试图通过外在纪律压制受教者矫治其行为时，他们只是以高于受教者的姿态将统一的标准强加在受教者身上，没有把受教者当成值得尊重的个体对待，因而也就不会得到受教者的尊重。这样的关系只会促使受教者从心里抵触教育者的权威和纪律，进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更大的反叛。因此，了解心理学，尤其是发展心理学的知识，以及掌握心理治疗的手段对于教育者而言非常重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受教者的内心，由此找出更好的应对方案支持受教者的发展。对此，毕博所谓的心理学沦为教育者为受教者开脱的工具，低估了心理学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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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们对毕博的儿童观、教师观、权威观分别作出了猛烈的抨击。首先，毕博被认为对儿童持敌视的态度。他眼中的儿童形象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口中的人的形象相似，即人的本性为恶，儿童行动的原则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自我保护。因此，教育者必须与儿童的自私本性斗争，而斗争的首要武器便是强硬的权威和纪律。[11]这种观念认为儿童只有通过外界强制干预才能养成自律自决的品德，无视了儿童与生俱来的自主学习能力。也就是说，毕博没有考虑到儿童天性中善的成分，儿童是可以在消极经验中通过自我反思逐步获得责任担当和自我决定的能力的。由此，教师需要做的应是，给予儿童充分自由让其探索自我磨练自我，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儿童提供相应的理解和支持。利用职业权力强行塑造儿童的“陶匠”身份显然与现代教师不相匹配。此外，毕博对权力和权威的认识也存在很大问题。他把权力和权威教条地视为教育的前提，要求儿童毫无保留地服从权威。而反对者们从经验研究中看到的却是：权威越是强硬，未成年人对教育就越容易漠视和抵触。[12]
虽然毕博的纪律颂歌遭到教育界人士的极力痛斥，但是不得不承认毕博对当前德国教育弊端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反权威运动的影响让德国人在教育上盲目追求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然而实际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从古至今，任何自由都与责任相互捆绑，都有其相对性和界限，教育需要做的就是通过纪律让未成年人意识到自由的界限，并学会和这种界限正确地相处。在此意义上，毕博提出真正的自由不是状态而是能力，是有道理的。同样，民主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获取的能力，其建立在高度的自律之上，因而离不开外在纪律的规训。至于现代教育的基础是纪律还是对话，毕博选择纪律是正确的，因为纪律和权威是创建及维持正常教育秩序的前提和保障，而没有正常的教育秩序，对话则会成为空谈。但是纪律与对话并不相互排斥，毕博深知现代纪律不能像过去那样建立在压迫之上，因此他在书中多次强调教育之爱是纪律和权威合法化的关键[1]13。有了教育之爱，教育者就能和受教者对话，并能依据受教者情况在管教和信任之间找到平衡。鉴于这点，我们不能因为毕博激烈的言辞就将其与右翼极端思想划为一类，也许激烈只是他在当今狂热追求自由的时代吸引公众注意的方式罢了。
四、关于现代纪律规训的建议
通过上文对纪律论战的简述可以发现，论战的矛盾点主要在于双方对未成年人自主性及教育本质的看法。毕博及其支持者认为，人的利己本性在现代没有改变，未成年人仍然需要成人引领才能逐渐学会认知并使用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教育的本质就是引领或者说领导(Führen)，即领导儿童利用自主性进行自我教化，最终走向自律和自决。与之相对，反对者们夸大未成年人使用自主性的能力，主张充分给予自由，并将教育定位为陪伴(Begleiten)和支持(Unterstützen)。也就是说，反对者们其实是在削弱教育的意义和作用。这种认识类似于美国媒体研究家波兹曼(Neil Postman)提出的 “童年的消逝”(儿童因能利用现代媒体自主掌握成人世界的奥秘而与成人基本无异，成人无需再为儿童的教育付出努力)。对此，德国著名教育学家本纳(Dietrich Benner)批判性地指出，童年在现代并未消逝，儿童仍然需要成人的教育。[13]教育必然包含纪律规训，因此纪律规训在现代依然不可或缺，但是这种规训显然必须有别于传统的规训。
1.现代纪律规训的原则
首先，现代纪律规训不可践踏受教者的自主性，相反还应激发这一自主性促进受教者及早养成自律。教育者应当明白，纪律本身不是教育目的，它只是培养自律及其对权威的敬重的教育手段。因此，教育者应当积极推进纪律所维护的规范和价值的内化过程，支持受教者从纪律的被动服从者变成纪律的主动接受者和批判思考者。也就是说，现代纪律规训不可让受教者做纪律的“奴隶”，而是要学会做纪律的“主人”。很显然，这条维护受教者自主性的原则必然以毕博所强调的教育之爱为前提，所以教育之爱构成了现代纪律规训的第二条原则。最后一条原则与时间有关。在纪律规训的过程中，规则的制定、练习及惩罚无一不需要充足的时间和耐心，而这正是现代人所匮乏的。现代家庭的亲子时间往往被繁忙的职业生活挤占，且充斥着现代特有的物质媒介。对此，毕博建议家长首先应当增强自己的教育责任感，然后合理规划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并将更多精力放在纪律的规训上。[1]19
2. 现代纪律规训的形式
根据教育研究者拉特克(Frank-Olaf Radtke)的观点，现代纪律规训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直接干预人的行为，因此多伴有强迫压制的特点。这种形式发挥作用的原理是让人产生畏惧，为了压制受教者因畏惧而发出的反抗，此种纪律规训会建立一套完善的监控和奖惩措施。第二种形式间接通过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框架设立特定的规范，进而影响人控制自己的行为选择。譬如，英国贵族寄宿学校建构特定的校园规范和学习规范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前两种形式外在地影响人的行为不同，第三种形式深入人的内在规训人的认识、态度和信念。道德教育就是第三种纪律规训的典型代表。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强制干预式的纪律规训应当让位给间接的、内在的纪律规训，也就是说，现代纪律规训应首先考虑第二种和第三种形式，在必要时再采用第一种形式。[14]
3.现代纪律规训的策略
上面三种纪律规训的形式，无论哪一种都需要依赖有效的规则。毕博指出，规则不可只在口头表达出来，而是应当设立具体有形的界限[1]62。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受教者在反复练习中熟悉适应规则。当然，规则的遵守不应只适用于受教者，教育者必须坚持以身作则，以便赢得受教者的尊重、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受教者的练习过程，毕博特别推崇仪式和游戏的重要作用，因为它们不仅可以让受教者在潜移默化中适应规则，而且可以通过团体效应让这种适应更加轻松。当受教者触犯规则时，教育者必须有权给予他们相应的惩罚，这样才能协助建立正确的公平概念。惩罚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譬如限制活动自由、补偿性劳动或者卢梭所说的自然后果处罚。过去常见的身体上的惩罚因为容易伤害人的自尊，应当从现代纪律规训的方法中消失。同时应当消失的惩罚方式还有教育之爱的撤回。任何情况下，教育者都不应放弃对受教者的关爱。[1]68此外，毕博还补充了一条“幽默”策略。幽默的教育者能用善意的言语(非讽刺的挖苦)让受教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且“不失颜面”地接受严苛的惩罚，从而缓和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间的关系。
将计算结果(U1,M1,V1)发送给用户，用来验证传感器的身份。用户在手机端的计算如公式（6）—（7）：
综上所述，现代教育仍需唱响纪律的颂歌，只是这种纪律不能再建立在强制和压迫之上，不能再抑制受教者自主性的发展。毕博颂扬纪律的立场大体上是正确的，并且确实揭露了德国教育忽视纪律规训的现实。只不过他的方式比较激烈，因而遭到了反对者的强烈批判。然而如若继续无视纪律规训的意义，任由所谓的自由精神腐蚀教育的勇气，那才真正是不合时宜的倒退。就像毕博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教育应是纪律与关爱、管教与信任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失去这种平衡，教育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培养出会自由行动、能为自己和他人负责的人。对于那些自主性不强、难以形成自我责任意识的孩子，严苛的纪律规训也许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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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Modern Education still need to Sing a Eulogy of Discipline ?Reflections based on a German Discipline Debate
GU Juan1,2
(1.Taizhou College, Taizhou,Jiangsu,225300,China；2.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advocates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 significance of discipline to education is often underestimated or even criticized. With his eulogy of discipline, Bueb, the entired principal of Germany’s famous aristocratic high school, aroused a heated debate in the whole country, but has also been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Bueb and his opponents shows the fierc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educational concept. In fact, the nature of children and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have not changed in modern society. Modern education should still take discipline as its basis. However, such discipline should not be based on power and oppression as it used to be, but should fully respect and stimulate children’s autonomy.
Key words ：discipline; authority; anti-authority; Germany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识码： A
doi ： 10.3969/ j.issn.1005-2232.2019.05.001
收稿日期： 2019-07-30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课堂对话的视频分析研究》(项目号：17YJA880109，主持人：郑太年)的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 顾娟，E-mail：glueckjuan@163.com
(责任编辑：张国霖，张秋霞)
(责任校对：张秋霞，戴 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