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教会大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文化教育论文,教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汗牛充栋的史学成果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批研究我国教会大学的论著。数量虽然还不是很多，但已触动了史学界过去四十年来未曾认真涉猎的领域。1987年以来已先后四次在成都（两次）、武汉、南京召开了教会大学史研讨会，把教会大学置于中外关系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以及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剧烈变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探讨论证，并出版了一些会议论文集。[1]可以说，在史学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进程中，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兴起既体现了为传统学科寻找新方向的努力，也是我国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
无庸讳言，教会大学是西方列强在华侵略扩张的伴生物。不过，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中，教会大学兴办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有变动，其对华政策时有调整，各校主管人员的政治态度也未必与该国政府完全吻合。同时，教会大学办学的主体虽然是欧美的基督教、天主教会，但它们的构成人员一开始就包括来自我国不同阶层的教师、职工和学生。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西方传教士不可能直接凭借其本国政府在华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来兴办高校。我国教会学校从初等、中等教育发展到高等教育；从集中于通商口岸、按单一模式小规模办学，发展到遍及大江南北、较大规模地兴办不同类型的高校；从国人普遍怀疑或敌视，发展到能为学界接受；甚至当侵华日军大举进攻，许多教会大学师生流离失所时，还能在我国大后方觅得栖身之地。凡此等等，不可能、也不应该笼统地单从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扩张来诠释，而需要既从教会大学自身的发展沿革中，也从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演变中寻求答案。
本文拟将教会大学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置于我国文化教育史的背景中进行辩证的考察。笔者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教会大学是西方列强侵华的伴生物，仅就办学主体的动机而言，在华兴建大学实出于向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扩张的需要；第二，教会大学又是西方教育模式在我国萌生和成长的结果，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衔接，客观上也顺应了我国变法维新和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要求；第三，教会大学虽因最终背离了我国人民革命的主流，从大陆上消失了，但是对其不同发展时期各种政治倾向和态度的评价，却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具体分析的问题，不宜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
关于第一个问题过去的研究比较充分，本文只从教会各派势力在我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这一取向，作进一步的探讨。
从全球范围看，欧美各国天主教、基督教会的海外布道活动是随着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加强而兴起的。十七世纪中叶，当老牌殖民国家加紧争夺殖民地的时候，法国天主教徒率先组建巴黎外方传教会，此后这类组织逐渐增多，新教的基督教会亦纷纷成立差会，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及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殖民势力席卷亚非拉美各个角落，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汹涌。这时，基督教和天主教会的海外布道活动也空前活跃，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美国基督教各差会更有后来居上之势。[2]
他们早期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不仅经济上仰仗殖民政府和投机殖民地的大商人的支持，而且政治上亦寻求其保护，当传教受阻时往往借助殖民特权和高压手段以求生存和发展。
这种情况在中国尤为明显。清王朝鉴于罗马教廷一再干预我国的政令习俗，自康熙以来对传教士长期实行严厉的限制。[3]因此，近代天主教、基督教会在华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借助坚船利炮打开我国门户，并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欧美基督教会首批来华的著名人物，如英国的马礼逊、美国的裨治文、普鲁士的郭实腊等等，都曾受雇于殖民政府、商馆和公司，通过参与殖民扩张为传教办学开辟道路。[4]显而易见，没有资本的实力，没有对外扩张的需要，大批宗教拓荒者便不可能得到长久的支持。
来华传教办学的西方教士，一般均怀有消灭异教，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就传教士群体而言，他们的驱动力不单是献身宗教的热情，而且交织着以优越的西方文明征服东方文明的殖民心态。因此，晚清时期凭借武力和强权开展传教活动已成为证之于史的基本特征。事实表明，正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接受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及其他护教条款[5]后，英、美、法等国的来华传教士才得以迅速增加，培养教徒子女和新教徒的初等和中等学校才得以同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才有试办高等学院和大学的可能。
正因为教会大学与殖民扩张具有这种历史联系，所以它的创办者不可能以平等的态度尊重我国的主权和文化传统，犹如经营租界一样把学校变成了国中之国。教会大学成立后径直在国外注册，由外国宣教会和董事会操纵。他们精心培养从平民到高官巨贾的子女，慷慨授予一些外国高校的学士学位，[6]指望通过这些毕业生染指政界、外交界，进入海关、银行、邮局、工矿和交通运输部门，以加强对我国的经济渗透和影响。据此，人们批评教会大学是西方列强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
然而殖民特权毕竟不可能直接造就高等学府，从教育史的角度看问题，教会大学也是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西方传教士执著追求、力排非议、苦心经营的丰碑；它记录了把西方教育模式植根于中华大地，并使之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漫长创业过程。其中需要跨越的至少有两大障碍：一是认识上的差异；一是办学条件的欠缺。即是说首先需要克服教会内部轻视和否定教育，或者要求教育完全服务于传教的偏狭观点。同时争取多方面的协助支持，为解决经费、师资、教材、生源等实际问题创造条件。
十九世纪初，传教士把收养赤贫儿童作为造就信徒的捷径，认为以办学形式传教可望减缓各阶层民众的猜疑和抵制。因此，传教与兴学并举一般能为各国教派所接受，它表现为与传教紧密结合的小学和部分中学的发展。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招收非宗教家庭子女，创办非神学院的大学，更广泛地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时，教会内部不同观点的分歧便趋表面化。专职的福音传教士、欧美的布道团体及其资助人，对办学背离传教宗旨的警告和指责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传教界历来有很强的倾向，主张传教士应集中于“拯救灵魂”的基本任务，而不是在非基督教的异端国家里创造一个世俗的西方式社会。[7]迟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际和中国的传教士会议上这种舆论还占上风。[8]
但是在中国，一部分新教传教士发展出一种更为广义的传教观。他们意识到，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必须采用世俗的手段。实际上，他们注重俗世决不亚于天国。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就强调，在中国推广世俗知识可以有助于传教事业。[9]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话更能代表这些传教士的观念。他主张通过“更好的宗教、科学、交通方式和国际关系，以及设立近代大中小学校，建立近代新闻出版业，及建设新的工业和制造业”来推动中国进步。[10]简言之，他们正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社会。在此基础上来实现“中华归主”。
与大多数新教传教士侧重于青少年教育不一样，这部分传教士有意偏重于在成年读书人中扩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上而下通过影响四民之首的士人来扭转全民族思想的取向，是对新教面向基层之个人对个人的常规福音传播方式的革新。但这一取向在新教传教士群体中是有争议的，因为这恰恰是旧教耶稣会士以前在中国用过的方法。[11]只是在八、九十年代变化了的形势下，经过教会大学先驱者们的不懈努力，广泛办学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才开始为基督教会的大多数所接受，在华兴办大学开始得到美英等国教会强有力的支持。但要到二十世纪，这一取向才成为在华新教传教界的主流。
另一方面，教会大学的兴起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密切的关系。传教士是在中国传播西学的探路人，而中国读书人对西学从抵触到接受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中国士人已开始主动寻求西学书籍。故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的出版物剧增，而且传播范围也遍及全国。[12]可是，一旦中国士人自身越来越多地进入传播西学的行业之后，传教士的影响就开始减弱。到中国士人自译的西书渐渐普及时，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业的作用便告完成，逐渐退居边缘地位。二十世纪传教士在文化事业中侧重于办学，特别是办大学，固然是因为需求的增加，但部分也因为新闻出版业已渐由中国士人自己控制了。
同时，随着教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在办学条件方面，也有了决定意义的进展。首先，外国传教士的文化素质已随着数量的增加而改善。十九世纪初在华西方传教士不过几十人，文化程度较低。至九十年代传教士近2000人，1905年高达3445人，[13]1914年仅新教教士即达5462人。[14]1888年在教会、财界和政界的支持下，美国兴起“学生国外传教运动”，因此，九十年代后来华新教传教士，很多就是志愿出国传教的男女大学生。[15]这些人不但为教会大学准备了必要的师资来源，而且带来了美国所固有的教会办大学的观念和传统。[16]
任何大学，如果没有与之衔接的中小学教育作基础，是不可想像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英国教士傅兰雅、美国教士林乐知、狄考文、丁韪良等教会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下，面向非宗教家庭、以广泛传播科学知识为己任的初、中级教育机构不断涌现；我国中级学校从无到有，1875年有50余所，1899年上升到200余所[17]（不含1897年后国人自办的中学）。女校也同时增多，二十世纪初，女子中学生达2761名。[18]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校还愈来愈重视从我国知识分子中延聘教师。[19]
为了提高教学水准，1877年在华各个基督教派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由林乐知专门负责编辑高级教材，至1890年共编辑出版课本84种、地图和图表50幅。[20]中小学校、教材、教师的数量与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使集中力量协同办学走上了有组织的轨道。在此基础上，“中华教育会”于1890年宣布成立，为集合各教派力量筹办高等学校提供了协调中心。正是在它的推动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继出现了十余所教会大学。
可见，如果只从殖民扩张的角度观察教会大学的产生，人们就很难充分评价我国教会学校在十九世纪所经历的进化。正如殖民特权不能直接造就教会大学一样，殖民扩张的需要也不能成为教会大学的唯一动力。实际上，教会大学在客观上也适应了我国维新变法和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要求，也是近代西方教育模式在我国萌生和成长的结果。
教会大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毕竟不能离开我国社会的大环境。从教会大学产生和演变的全过程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我国办洋务、图维新、争国权等社会潮流紧密相关的。可以认为，辛亥革命前教会学校从初、中级向高级的发展与我国科举制的衰落、洋务运动的勃兴基本同步。
1860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底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揭开了洋务运动和1862年开始的“同光新政”的序幕。此后，兵工、船舶、矿冶、机械、铁路、电报等方面的“奇巧淫技”相继引入，沿江沿海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对近代各专业技术人才的要求日增，促使清政府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陆续创办了船政、机器、电报、医学、矿务、电气、铁路乃至近代军事的专科学堂。[21]1887—1889年清政府着手改革科举制，废除填词作诗，增设算学科、同文馆。1895年—1898年又有盛宣怀倡立的多科性中西学堂和光绪帝批准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诞生。同时诏令增设经济特科和正科，废八股文；武科停用“弓马刀石”，改试枪炮；各省会大书院奉命改组为高等学堂。一时造成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
慈禧擅权后，一度反复，1901年重行“新政”，1905年明令废科举、兴学堂，乃至面谕振兴女学，堵死了单靠传统国学安身立命、步入仕途的路子。不言而喻，这些变化是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和包括传教兴学在内的思想文化侵略所引起的，它反过来又对西方教士的传教兴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所提出的培养新式专业人才的社会要求及其所体现的我国近代化车轮的启动，促使西方传教士的大多数改变了一切从传教着眼的僵硬态度。有志于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教会教育家，趁机以“讲授高级科学课程”招揽学生，筹建高等学校的工作也随之加快了步伐。[22]到二十世纪初，当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最终废除后，曾经苦于生源不足的教会学校竟感到要求入学的人多到无法接受。
“五四”运动后，教会大学在我国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运动的压力下，逐步实行世俗化和本土化，要求脱离传教条约的保护，退回部分庚子赔款资助文化教育，并用为中华民族服务、为中国社会服务的姿态改善自己的形象，竭力博得中国人的好感。[23]这些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教会大学与我国政治状况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单论教会大学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的种种表现，就难免认识和评价上的偏颇。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是把近代西方新兴的教育模式引进和植根于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并与原有的教会小学、中学相衔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为我国传统教育用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实现向近代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样板和推动力，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极其丰富多彩的新篇章。
在估价这段历史时，首先应看到教会大学所带来的教育观念的转变，即一反我国重人文轻科技、重道德轻功利的传统，使学校教育与社会多方面的需要相适应；突破民族文化的界限，按近代学科的类别由浅入深地总结和传授各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对学生进行综合性的通才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教育空疏迂谬、陈腐狭窄的面貌。
在学校组织管理方面，教会大学也把校长负责制、学分制、教授参加管理、学生实行自治等一整套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注重实验和实用，组织实地调查，诱导学生独立思考、共同讨论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介绍到我国。
同时，教会教育家在筹建高等学校、促进我国旧教育向新教育转变的努力中，还有组织、有计划地编写、翻译了大学教材，培养和输送了合格的大学教师，这是他们作出的具有深远的贡献。据统计，二、三十年代，教会大学毕业生约有五分之二从事教育工作，燕京大学毕业生直接在大学工作的约占15%。[24]为高校的发展准备了后继人才。
此外，诸如开创近代医学、农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图书馆学以及各类工科教育，重视农村建设和农业科学研究，兴办女子大学等，教会教育家均开风气之先，收到了示范的功效。[25]正如一向反对教会教育的胡适指出的：“教会的传教运动中之最有用的部分并不是基督教，乃是近代文明，如医学、学校、贫民窟居留，等等。”胡适知道，要传教士放弃传教运动是做不到的，但他仍希望传教运动能向着有“组织的、集中的、尽美尽美的教育运动”方向发展，象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那样，“专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贡献给我们”。[26]
建国前的十多所教会大学，其学生为全国总数的10%—15%。[27]他们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小环境中直接面对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同时又使为数不少的外国教师有可能就近观察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用学校的形式在中国与外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东方和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和碰撞，不但加深了相互了解，而且为青年一代增长知识，转变观念，走上国际交流的舞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如此等等，功不可没。因此，就象《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作者所注意到的：1952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简单地解散教会大学，而是把它与其他学校合并。[28]此后仍继续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文明。
教会大学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作用既然如此，关于教会大学的政治倾向和态度就更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具体分析的问题了。
需要郑重指出的是，教会大学即使在它最杰出、最有成就的领域，也存在致命的问题和落后的因素，那就是教育与宗教的结合，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感，以及不平等对待中国教职员的管理制度。所以，青年学者马敏认为：教会教育的失败主要的不是一种教育制度的失败，而是一种政治的失败。[29]
我国自古以来的全部教育史，纯粹是一部世俗教育史，早在孔夫子的时候起，二千多年从来未出现教育受控于宗教的情景。官、私教育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和严肃性。这是我国教育最明显的优点和特点。西方教会教育家不但不尊重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反而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修读宗教课程，千方百计制造宗教气氛，把学生作为传教的对象，直至拉入宗教组织，于是理所当然地招致国内各阶层群众和学生的强烈反对。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教会大学尽管放松了宗教灌输，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宗教与教育完全分离的问题。另外，如外国教师享有远远优于中国教师的待遇，美英等国的基督教各差会，外国宣道会和董事会一手把持教会大学的人权和财权等诸多不合理现象，[30]使我国学界和文化界对之常存戒心，难以把教会大学作为最理想的模式接受下来。
大学素来是社会的缩影，教会大学学生尽管比其他学生受到更多亲西方、亲教会的薰陶，但由于校内的学术环境相对宽松，能较多接触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各派学说，思想比较活跃，加上“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激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31]“教会大学的学生有时成了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重要人物。”[32]教会大学学生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初期的积极表现，都雄辩地证实了上述论断。正因为如此，在教会大学学生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爱国者和革命家（如陈少白、陶行知、冼星海、陈毅、廖承志等等）便是不足为奇的了。在教会大学的中国教师，一般具有献身精神和爱国热情。正是他们成为教会大学世俗化、本土化的实际执行者和保证人，其中有象马相伯那样卓越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精神感召下，震旦大学学生不顾天主教士的压制，长期保持着爱国的进步传统）；也有象韦卓民、吴贻芳、魏学仁、钟荣光那样硕果累累的教育实践家。[33]有的人后来还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教会大学中的外籍教职员，总的说来，辛亥革命前的教会教育家与殖民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与宗教的关系特别紧密。辛亥革命后，在我国民族民主运动压力下，成立不久的教会大学被迫适应时代潮流，要求与不平等条约脱钩，纷纷按我国法规登记注册，任命中国人执掌校务，[34]放松宗教对学校的控制，按国际标准把不少教会大学办成享有盛誉的私立高等学府，一度大大改善了自己的政治处境。
必须指出，就个人而言，教会教育家许多是虔诚的宗教徒，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他们忠于职责，关心学生，对中国人怀有特殊的感情，有的人（如文幼章先生）还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毕生致力于对华和平友好事业。然而就社会属性而论，他们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者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本能地执行着破除东方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时代使命，倾向于支持一切朝向资本主义的改良、进化和革新，对暴政、腐败、过重的剥削，下层群众的赤贫状态、缠脚等落后习俗深表不满。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法西斯成为全世界的最大危险时，英美等国的许多教会教育工作者更与中国人民共赴国难，尽力支持我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然而，他们传播西方文明的作用，既受到自己宗教世界观的局限，又和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交织在一起，因此，必然与我国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民族独立，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潮流产生矛盾。当面对这种情况时，他们的决策人物总是与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中国的旧秩序、旧势力站在一起，成为人民革命的一种阻力。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使教会大学领导集团与中国革命的矛盾有所缓和，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旗帜下，甚至还促成了英美派教会教育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和了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的进程加快，原有矛盾迅速上升，教会大学的决策者再也不能作出适应中国革命的政策调整，脱离了学校内部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广大师生，成为中国革命的对立物。可以说，背离中国社会革命的主流，这是教会大学终归消失的根本原因。指出这一点不会导致对其政治上的全盘否定，也不能取代对其过去种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具体分析。
总之，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在我国封建社会危机深重，趋向解体的环境中，在“中华归主”、征服东方文明的目标驱动下，西方教会教育家依靠殖民势力和强权，有力冲击了晚清封闭的旧制度和旧秩序，用含有种种消极性的形式，不自觉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在教育领域建树尤多。教会大学自身也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潮流的反冲击下发生了深刻变化。可是，由于受到西方列强和教会的牢牢控制，教会大学的领导层还是不能认同于我国人民革命的主流，走向了背离广大学生的困境，最后未能避免在我国大陆上消失的命运。
注释：
[1] 参见章开沅、林霨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1991年版；顾学稼、林霨、伍宗华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1994年版。
[2] 参阅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章，一、二部分。
[3]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说明，在雍正禁教以前，因罗马教廷对我国政令习俗横加干涉，康熙即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作了严格的限制。
[4] 在《马礼逊回忆录》、《裨治文传》、《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1831，1832和1833年》等西方传教士的传纪材料中，均有关于这方面的生动描述。
[5] 这些原来只与一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的尽管未直接写明护教内容，由于两种原因同样适用于各国教士的传教兴学活动；一是非缔约国援用最惠国条款，可享受缔约国的待遇；一是身为外国人的传教士及其活动可以受到同样的保护。
[6] 这方面的记述颇多，可参阅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47—49页。
[7] 有关美国传教界的这种倾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曾在《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理论》一文中进行分析，文载费正清编：《中国与美国的传教事业》，麻省剑桥1981年版，第350—352页。甚至当1952年教会大学在我国大陆消失后，西方教会人士还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过份强调办教育等社会服务事业，忽视了教会工作本身。参见《中国教会大学史》，第3、9—11页。
[8] 指1860年国际传教士利物浦会议和1877的中国基督教传教士上海会议。
[9] 《中国丛报》，一卷，一期，（1833年3月），第457页。
[10] 李提摩太：《在华四十五年》，纽约1916年版，第7—8页。
[11] 参见乐灵生：〈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与进步〉，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上册，北京1985年版，第104页。
[12]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8—160页。
[13] 见《教会大学史》，第5—6页。
[14] 见《教会大学史》，第90页。
[15] 见《教会大学史》，第51、91页。
[16] 见《教会大学史》，第32页。
[17] 1875年教会学校达800所，中学约占7%；1899年教会学校约2000所，中学约占10%。参见《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27—228页。
[18] 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44页。
[19] 教会学校原来只从自己的毕业生中聘请中国人任教。后来由于数量增加、规模扩大，需设置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课程，不得不从非教徒中延聘中国籍教师。
[20] 见《剑桥中国晚清史》，第637页。
[21] 参阅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第11章“新式教育的肇端”。
[22] 参阅《中国教会大学史》第4章“变革时代中的发展与巩固”。
[23] 见《中国教会大学史》，第263页。
[24] 参见《燕京新闻》第17卷(1938.12)；《中国教会大学史》第481页。另据葛德基：《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1925—1926)》第203页的材料，1926年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从事高等教育的约占26%。
[25] 早在本世纪20年代，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著名人士，已着手推行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这里指由高等学校进行的农科研究和乡村教育工作。
[26] 《胡适的日记》，北京，1985，1921年9月21日。
[27] 1947年教会大学学生约12000人，见《中国教会大学史》，第469页。
[28] 见《中国教会大学史》，第3页。
[29] 见《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337页。
[30] 即使在实行“中国化”之后，教会大学的校长和司库仍受制于国外的董事会。参见《中国教会大学史》，第298页。
[31] 见《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2页。
[32] 见《中国教会大学史》，第299页。
[33] 已有不少文章生动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收入《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的《魏学仁年表》便是最近的一篇。
[34] 圣约翰大学曾长期拖延在我国登记注册，该校校长、美国圣公会教士卜肪济一直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司徒雷登让吴雷川任燕京大学校长，但仍以校务长的名义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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