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才回流的社会成因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成因论文,启示论文,社会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韩国人才国际流动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80年代是其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韩国是典型的人才外流国，90%左右的留学生学成不归，而进入80年代以后，此种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人才回流开始出现；90年代以来，人才回流的规模与速度有了喜人的增长。是什么原因使得韩国人才流动出现了如此重要的转折？韩国的政府和团体对此采取了什么举措？它们的经验对我国有何启示？这是促使我们把研究视角投向韩国的直接原因。
一般来说，人才回流与人才外流一样是人才主体内驱力、人才输出国的凝聚力和人才接收国的吸引力3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外交等因素密切相关。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侧重讨论韩国人才回流的社会成因，在社会成因中又侧重讨论韩国社会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诸因素对人才回流形成的影响。
一、经济因素与人才回流
勿庸置疑，经济因素是导致韩国人才回流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的是：它是如何对人才回流产生作用的？它对人才回流产生作用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这里我们将分析两种情况，一是作量的分析，即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人才回归的关系，一种是作质的考察，即经济发展类型、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人才回归的关系。
1.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才回归的关系
迄今为止，韩国已完成6个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继前4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增长之后，80年代以来，韩国在“五五”期间（1982—1986）经济增长率为10.1%，“六五”期间（1987—1991）经济增长率为9.98%；“七五”期间（1992—1996）计划经济增长率为7.5%。通过上述五年计划的实施，韩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国民生产总值1981年为668亿美元，1986年上升为1027亿美元，1991年又提高到2871亿美元，是1981年的2.76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81年为1734美元，到1986年达到2503美元，到1991年提高到6518美元，是1981年的3.76倍。目前，韩国已是中等收入国家，并计划到“七五”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韩国对外贸易十分活跃，1994年韩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985.8亿美元。计划199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到2700亿美元，进入世界10大贸易国行列。经济实力的增强，使韩国告别了捉襟见肘的贫困时代而成为中等富裕国家，不仅为其科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后盾，而且为其参与国际人才争夺准备了物质力量。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吸引海外韩国人才创造了条件。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才回归关系来看，当人均GNP在1500 美元以下时，人才回归率只在6%左右，即每年回归几十人。而人均GNP在1500—2000美元时，人才回归开始增长。人均GNP在4000美元以上时，人才回归大幅度增长，每年2000—3000人，人均GNP在6000美元以上时，回归人才达5000名以上。在谈到经济发展与人才回归关系时，世界第五大电子公司韩国三星电子公司的董事长尹钟龙说：“当我们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低于2000美元时，开发存储芯片技术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超过4000美元（1988年）时，我们就能够吸引许多优秀的朝鲜裔研究人员从海外归来。”〔2〕而在70年代，当三星公司 要从贝尔实验室中雇用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朝鲜裔研究人员时，该公司不得不付给他10万美元的薪水以及高级头衔和免费住房。但是近几年许多朝鲜裔研究人员一直愿意以较低的报酬为三星公司工作。尹先生还预言，中国将是从留学归国的学工程的留学生中获益的另一个国家。他说：“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3000美元时，许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就可能决定回国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存储芯片工业就将出现迅速发展。”
2.经济发展类型、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才回归的关系
1962年，韩国的农林水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3.3%。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韩国选定以轻纺工业为突破口，加快工业化步伐。70年代初提出优先发展钢铁等10个战略工业，积极引进和开发与上述部门有关的技术和设备，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到80年代中期，产业结构已完成了轻工业向重化工业为主的转换。进入90年代，韩国三大产业结构变化更为明显，第一产业降为7.6%，第二产业为27.7%，第三产业为64.7%。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从1962年占57%下降到1992年的14%，到1992年底，韩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已大幅度提高。与1987年相比，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生产能力由每月处理130万块6英寸标准晶片提高到325万块，从世界第5位上升到第3位；乙烯生产能力由年产50.5万吨提高到325.5万吨，从世界第20位跃居第5位；水泥生产能力由年产300万吨提高到4600万吨，由世界第8位上升到第5位；钢铁生产能力由年产1800万吨提高到3200万吨，从世界第11位跃居第6位；汽车生产能力由年产147万辆提高到263万辆，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9位。〔3〕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使过去那种大量需要体力劳动者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需要的是有知识、懂技术的高素质人才。这种由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引起的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是韩国人才回归增长的基本动因。
二、科技因素与人才回归
如果说经济是人才回流形成的基础的话，那么科技则是人才回流的载体。考察韩国的科技发展与人才回归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科技计划树立了吸纳人才的旗帜
韩国的科技起步与经济发展一样，都是在政府精心计划和组织之下展开的，这种计划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措施。从历年的科学计划中，可以觉察到它对人才回归的潜在作用。50—60年代，韩国在科技上是单纯的受援国，没有自己的科技事业。70年代为有组织的技术引进期。这阶段，韩国将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2—1976）确立为国际技术合作五年计划期，积极地推进适合国内技术需要和条件的工业基础建设。后来相继制定了“特别工业技术研究财政计划”，旨在支持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私营企业合作研究；“产业技术开发计划”，旨在加强研究所与企业的联系，促进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最近又制定了“促进中小企业十年长期计划”，鼓励大公司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合同关系，促进技术转让。如果说这些都是相对单一的小计划，难以看出对人才的吸聚因素的话，那么，韩国“G—7计划”、“先进国家计划”则是比较明朗的。1991年韩国决定实施一项“G—7”的高科技研究与开发计划，旨在下个世纪初使韩国跻身于世界先进科技强国之列〔4〕。确定14项技术作为这一工程的主攻目标，在今后10年间对此工程投资将超过62.5亿美元。韩国科技处一份预测报告认为，到21世纪，韩国将进入信息化社会，因此在2000年必须确保15万名高级科研人员，其中10%应具有世界最高水平，具有博士学位者15760人，硕士学位者42760人。为此韩国采取的措施有：（1）增加科技院的编制，设立分院。（2）调整大学院系，增加理工科学校的招生人数。（3 ）允许部分大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攻读博士课程，以早出人才。（4）增设科技高中，进一步推进 科技高中——科技大学——科技院（研究所）的一条龙科技教育体系。（5 ）同意企业作为产学结合的一种方式，投资支援大学设立培养企业所需专门人才的系或专业。（6）鼓励民间企业创办研究所，目前这种 民间研究所已有1100多个，在“七五”时期（1992—1996）要达到2000个。（7）通过各种途径招聘海外科技人员到韩国工作，在2000年前计划招聘2000人左右。韩国第七个社会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为：（1）扩大经济发展潜力，开发国家的最强技术 ；（2）积极参加国际合作项目；（3）继续增大科技投入，使科技投入占GNP的比例，由1990年的2.1%增加到1996年的3.5%；（4）大力培养科技人才， 使科技人才在万人中所占比例，由1990年的15.6人增加到1996年的26.2人；（5）创造适于科技发展的环境，提高一般大众的科技意识。韩国科技处长官金镇炫说，从目前急剧变化的形势来看，如果韩国不在一二年内打下走向发达国家的科技基础，在五六年内确保自己独特的技术，那么21世纪就会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国而受到蔑视。所以，韩国又制定了一个“先进国家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集中投资力量，造成专项优势。争取到2001年时，这些特定产业领域要具有世界领域的竞争力，能够对应世界市场的各种变化。该计划由产品技术开发计划和基础技术开发计划两部分组成。以提高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竞争优势为目的的产品技术开发计划，包括高集成度半导体的开发、高清晰度电视的开发等；以在21世纪初能够自立为目的的基础技术开发计划，包括新型材料开发、具有新机能的生体材料的开发等。上述计划不仅宏伟而且具体，尤其是明确了科技人员与资金的投入。仅“先进国家计划”一项就需科研人员61508名。可见科技发展计划确实是吸聚人才的旗帜，起到了振奋人心、集聚人才的纽带作用。
2.科研基地建设是吸引人才回归的磁石
韩国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注重集中资金和人才，创建科学研究的基地。创建于70年代，占地27.6平方公里的大德科学城，1992年建成。该科学城内现有48家新材料、精密化学等新技术研究所，到1996年还将有18家研究机构迁入科学城，这样城内的研究机构总数达66家，总人口将达70000名。目前，48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共有14328名，其中大部分是研究人员，仅博士就有2615名，这些博士大多数是从国外回国的。大德科学城的建筑总投资已经达到3.2万亿元，被誉为“韩国科学技术的麦加”和“韩国的硅谷”，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技术的摇篮。可以预料，象台湾的新竹科技园一样，大德科学城将成为韩国吸引海外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韩国，那些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关键作用的各大公司，如今又成了韩国科学研究的方面军，在韩国的科技进步与人才吸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现在韩国大约有50家规模不等的大公司，如三星、金星、大宇、乐喜、双龙财团等。1984年单是头3家规模最大的大公司的产值便占了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6%；1985年，头10家大公司包揽了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0%。过去10年间，韩国的工业研究机构迅速发展。如名列全球25家大公司之列的韩国工业巨人——三星财团已建立26家研究机构，它们从事的研究开发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遗传工程、食品、药物到高技术的声像元件半导体和计算机等。这些研究机构中最有名的是三星电子公司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中心和三星高级技术研究所。三星电子公司雇用了200多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朝鲜裔研究人员。 这个巨大的人才库是其研究先进微芯片的生力军。另一家大公司金星公司则已拥有18个研究中心，其研究范围涉及电子技术、新材料、通讯系统、计算机、精细化工、半导体和超导体等。金星公司仅在1988至1990年期间就雇用了90名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回国人员。大宇公司设立了17个研究中心专门从事新材料、飞机零部件和自动化技术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电讯公司计划到1996年止将吸引2500名科研人员。进入90年代，韩国私营大公司的研究开发活动已成为其主体，1990年，企业部门的研究人员已占研究人员总数的54.9%，达38737名。私营企业部门投资 的研究开发经费已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84.1%〔5〕。企业的科技发 展说明韩国吸纳人才的能力正在增强。
3.国际合作是广集人才的捷径
韩国自80年代起加强科技外交，在引进技术中引进人才，在推进科技合作中壮大科技力量。韩国建国至今一直得到美国的技术援助与支持。80年代以前，它一直处于受援地位，无力进行双边交流与合作。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韩国开始主动出击，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1989年同美国建立了“研究共同体”以参与“战略防御计划”，1992年又与美国签定了新的科技协定和“保护专利秘密协定”，同年，还与美国建立“韩美科技财团”以支持双方的科技合作，并选定了7项共同研究的课题。韩国除了每年向美国派遣几千名留学生外，还有目的地选送专家和教授到美国学习科学技术。在与外国签定技术转让协议或在合资经营的同时，派出大批科技人员向转让技术的有关国家学习或请外国专家培训在本地工作的科技人员。例如，韩国4大集团公司都在美国硅谷设有分公司，主要是在受聘美国工程师的帮助下进行设计、开发、测试和推销产品。现代集团在美国投资4000万美元兴建一座10000m[2,]的工厂，生产5英寸硅片，金星集团也投资6000万美元建一座设计中心。这些设在美国的工厂和公司，尽量聘用美国专家和在美韩国人才，也成为韩国吸聚人才的中心。韩国于1988年与日本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不断派研修生到日本企业学习，还想办法从日本聘请兼职工程师。韩国一些公司以日工资250美元高薪，从日本聘请兼职工程师周末乘飞机去韩国工作〔6〕。
1990年韩国与苏联建交后，就把引进前苏联尖端技术和人才作为一个重要目标。1991年，韩苏签定科技协定，规定在今后3年内同前苏联进行48项尖端技术的共同研究，还将邀请200—400名前苏联高级科技人员参与韩国“G—7”工程，邀请20名前苏联科技人员到韩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承诺将继续执行这一科技合作协定。韩国在加大同俄罗斯科技合作的同时，制定了引进俄罗斯专家的中长期计划。仅1992年就有92名俄罗斯各类高级专家到韩国工作。
至1992年末，韩国同24个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同48个国家和地区签有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等协议和协定，向6 个技术发达国家派出8个研究机关的办事机构，同中国、俄罗斯建立了技术合作中心， 共同培训科技人才，专攻尖端技术。韩国利用技术引进与合作开发科技人才的做法效果很好，既推进了“科技立国”战略的实施，又树立了“人才立国”的国家形象，不仅吸引了不少外国专家为韩服务，而且为韩籍人才回归开辟了广阔的通道。
三、高等教育发展与人才回流
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吸纳人才的素质。韩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围绕经济建设的需求发展的，而且其发展速度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高校数从1980年的236所增加到1991年的273所，在校大学生从1980年的601994人增加到1991年的1761775人； 高校教师数由20900 人增加到44937人。10年来，研究生院也由151所增加到298所。 高校的发展需要经济投入作支撑，同时高校的壮大需要师资力量作基础。而补充师资既靠本国人才的充分利用，又靠吸引海外的人才来充实。因此，韩国每年要从国外招聘500名韩侨高级人才回国传授技术和知识。
位于大德科学城的忠南大学，在校研究生从1980年的774 人增加到1991年的2262人，专任教师从402人增长到669人。在专任教师中，有博士478人，其中在国外获得学位的博士有134人，占28%。 〔7〕建于1986年的韩国科技大学，全校教师70人，均是博士学位获得者，而且大部分是留学欧美的博士。〔8〕1987年开始招生的浦项工业大学， 以其优厚的经济待遇和研究条件吸引了一批在国外的著名韩国教授和已加入外国籍的韩国教授到校任教。该校目前共有230名教师，其中86%是在美 国取得博士学位的，3%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6%在日本及其它国家获得博士学位，韩国自己培养的博士只占5%〔9〕。该大学下设5 个研究中心，9个研究所，由浦项制铁公司投资巨额资金， 购置了大量的尖端科研仪器和设备。如能观察材料原子排列的电子显微镜，化学分析用电子分光仪，生产自动化机器人研究室等，还将建设研究流体力学必备的韩国最大的风洞和化学工程及生产自动化的试验厂。另外，5 年前还投入2亿美元，建设用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并指导未来尖端产业的韩国第一台（世界共6台）大型同步光辐射加速器，该加速器建成后， 可容纳600名科学家同时进行研究， 使浦项工业大学成为韩国的尖端科学研究中心。类似浦项工业大学的高校的建立，不仅为韩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为吸引海外韩国科技人才回国服务创造了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四、社会文化与人才回流
人才既是文化熏陶的产物，又是文化发展的主体，谈人才问题，若不从社会文化方面去考察是不全面的。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指韩国社会文化的全部，也不是对韩国社会文化历史的追踪，而只是对适应国际环境的变迁而发展的韩国现代文化的点滴采撷，以期管窥韩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对人才回国的影响。
现代化是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发展的结晶，传统的力量不管你承认与否都是客观存在的。儒学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儒学文化圈诸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并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来影响社会经济生活。韩国是受儒学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因此，儒学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只不过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韩国的教育热情和教育的普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韩国政府采用教育立国、教育先行的战略方针，以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为指导思想，运用自己培养和外派留学两种方式培养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不过韩国不是简单地承袭“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思想，而是在其迈向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中，将这一思想演变为重视人才、任贤使能的人才思想，为现代社会选拔任用经济、科技、教育、管理人才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韩国认为，缺乏或没有国民文化就不能具备维护和发展社会的国民力量。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只能加强国民教育。在当代，国民文化应以全球为背景，在走向国际化的今天“只有了解世界的人才能生存。”“但是，坦率地作为世界的居民来说，我们对世界太不了解了”〔10〕。现在，韩国正在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受着来自上下、前后、左右的沉重压力。现在“正是我们应该进行全天候、四季节、全方位外交，不管是天使还是恶魔都必须交往的时候。为了我们的生存，再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了解国际情况的时候了”。“为此，我们应该研究和实施意识、价值、政策、能力、制度等五项国际化课题”〔11〕。继外务部长官发表《面向21世纪的五项课题》之后，韩国总统金泳三1995年1月25 日，又提出了被韩国新闻界称为“迎接21世纪的”《世界化宣言》，设想把韩国建成“统一的世界中心国家”。无论是国际化，还是世界化，都需要具有国际化素质的人才。因此，培养和使用“了解国际情况”的人才，便成为韩国人才开发的重点。尽管目前还存在部分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问题，但韩国还是大量选派出国留学生，鼓励年轻人走向世界，了解世界。1994年又制订“以国家政策在海外培养高级人才的制度”，为今后组成优秀科学智囊团确保尖端技术人才，并于当年选拔40名合适人才〔12〕。因为韩国太需要了解世界，熟悉外国情况的人才了，这种需求在企业界尤为突出。金星社向培养世界性人才的地区派出专家，1993年向5个国家派出15名，1994年向16个国家派遣50名〔13〕。 为培养了解国际情况的人，韩国三星集团派遣大批员工去海外学习，经受艰苦的锻炼，深入了解所在国的情况，以便为三星集团的产品打开海外市场。三星集团建立了“总裁学校”，其宗旨是使850名高级经理人员接受6个月的培训，3个月在韩国，3个月在海外，而且禁止学员在国外期间乘飞机旅行，必须坐小汽车、公共汽车或火车，以便更好地了解所访问的国家。为培训有全球意识的管理人员，李健熙还推出一项培训计划：5 年内投资1亿美元，每年选派400名有发展前途的青年职员带薪加补贴去世界各国，任务就是游历各地，吸取当地的文化，了解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另外还有一项“21世纪培训计划”，选派40岁以上的经理去日本、美国或欧洲，学一门外语，参加一期短期管理研讨班，以此来改变高级管理人员的思想文化观念〔14〕。
五、几点启示
我国虽然是在70年代末才开始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政策的，但已派出20余万人，位居世界派出国前列。10多年来，我国在留学生政策上几经周折，终于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留学教育基本上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同时采取了一些鼓励留学生回国服务的办法，但就目前形势来看，效果不太理想，人才外流仍比较严重。如何做好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出国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为祖国服务，打好人才国际争夺的进攻仗，这是我们应认真探讨的战略性课题。在这方面，韩国人才回归的社会成因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1.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不要急于求成，以是否回国论成败
随着经济、科技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人才流动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只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国际人才流动与人才争夺，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到21世纪，这种流动与争夺只会越来越激烈。这就是说，无论是人才外流，还是人才回归，都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在对待人才外流问题上要保持镇静，不要急躁，尤其在方针政策上要保持稳定，切莫随意变动。人才外流现象是难以在几年之内改观的。既不会因为几项强行堵的措施而杜绝，也难以由于几项优待政策而好转。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简单地以人才是否回国评论工作的成败。韩国50—70年代，一直处于人才大量流失状态，他们也试图采取限制发放签证的办法减少人才外流现象，但无济于事，到80年代初只好完全解除限制措施，采取一系列引归办法。出人意料的是政策放宽之后，回归人才还逐年增加。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韩国始终坚持两条：支持留学；鼓励回国，长期如此。近几年韩国人才回归势头很猛，与我国台湾地区相仿。只要我们重视这个问题，设立专门的机构，拨出专门的费用，坚持不懈地做好联系、宣传、安置工作，人才外流局面总有一天会扭转的。
2.高酬吸引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高速发展经济才是正确的战略对策
我国外流人才一般都在西方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经济科技条件都比我国强得多，具有绝对优势。他们争夺人才的条件就是高工资、宽住房、现代生活设施和工作条件。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想用优厚条件吸引人才回流，只能是不自量力地加大自己的负担，到头来“人又吃了亏，戏还不好看”。韩国60年代人均月工资仅为50美元，为了吸引人才回归，他们实行回国人员月工资250—400美元，高于某些国会议员和部长的工资收入，但这个数远远比不上这些人在国外的收入，结果作用并不大，人才回归的并不多。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之后，一些留居国外的朝鲜籍人才愿以较低工资为韩国一些公司工作。这就告诉我们，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才是吸引人才回归的根本。因此，我们必须象韩国那样，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使国家快速富裕起来。
这里要说明的是，韩国当时高价吸引人才是有的，但是少而精，不是大面积地进行高价吸引，而是瞄准高水平的急需人才后才开高价。如前所述，三星公司70年代要从美国挖一名有丰富经验的研究人员，不惜花10万美元的薪水和高头衔及免费住房，因为这个人才引进后对三星电子起步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这种类型的高价吸引我们是可以学的。韩国科研院所和企业引进人才，都要求是博士毕业后有2—5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且在工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可作为学术和工程技术的带头人，而不是刚拿到学位的书生，这一经验是我们必须借鉴和学习的。我国现在在引归人才方面讲求高质量、高水平，但适用性不够，且偏重于回国的人数，这是需要改进的。同时应当看到，我国目前知识分子由于工资待遇太低，不利于鼓励和吸引人才。
3.练好内功，创造人才的发展机遇与成才环境
解决人才外流问题既要掌握海外人才的动态和所在国的形势，适时地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更要把本国的事情办好，这是能否吸引人才的关键。在韩国，一方面贯彻引归政策，加强对外流人才的联系活动，一方面加快国内建设，改善国内环境。如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人员的活动经费；实施科技大计划，形成吸纳人才的态势；兴建大德研究城，建设科研基地；支持企业公司发展科技等。上述措施使韩国在几年之内就形成了科技发展的良好势头，在吸纳海外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虽然连续实施了“星火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兴办了科技开发区，但其发展却受到经费等因素的限制，这几年研究开发经费占GNP的比例逐年下降，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 国家虽然又召开了科技大会，进一步强调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至关重要性，但能否促进科技进步，形成吸聚人才的发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科研条件的改善。如果不使海外人才感到回国后充满发展机遇，处处是利于成才的气候，人才回归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上海的例子生动说明了这一点。1994年4 月上海市发布了欢迎中国留学生回国创办事业的通告，成立了留学生服务中心，为归国人员提供帮助。让人才回国后从事非常引人注目的重要工作，而这样的工作是他们在国外根本无法找到的。亚历克斯·蔡等一二百名具有西方高学位的人员纷纷回上海谋职。蔡说：“我在中国可以处在巅峰状态。我可以无限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些归国人才对在海外谋职的可能性和在美国所受到的限制感到不满，他们对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前景感到振奋，至少目前是如此”〔15〕。这就是说，只要我国经济保持发展势头，社会保持安定，法制进一步完备，是可能尽快形成人才回国大潮的。
4.坚持双向选择，来去自由
要千方百计畅通信息渠道，及时宣传国内形势，大力增加国内人才需求信息量，通过新闻媒介、驻外使馆、留学生组织、海外华人协会等各种渠道介绍国内各部门对不同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宣传归国人才的工作成就，形成及时量大的信息网络。在引归人才时，要尽量做到用人部门与留学人员双向选择，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引聘。防止人才引进中叶公好龙现象的发生。有些单位没有具体的用人选人目标，却为了赶浪潮，凑热闹，打出优惠吸引人才的条件，其实引进人才后又难以兑现先前的许诺，使一些归国人员有受骗上当之感。因此，在引进人才工作中也要“打假”，创造真心实意地引聘人才的环境。在人才管理政策上，要坚持民主宽松原则，对回国人员坚持来去自由方针，真正做到李岚清副总理在国际大学联合会中国地区会议（专门讨论人才流动问题的）上说的那样，“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因为很多留学人员干在国外，想着国内，希望回国参加教学科研工作，或是先回国工作一段，试试自己的手脚，看看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他们担心回国后再难出国，身不由己。这就要求我们打开国门，简化手续，确保来去自由，解除留学国外人员的心理疑虑，从而促进人才的回流。
注释：
〔1〕朱耕：《1994年韩国经济状况及1995年经济形势分析》， 《当代韩国》，1995年春季号。
〔2〕[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2年10月15日。
〔3〕吴仪：《世界各国贸易的投资指南——韩国分册》，第16 页。
〔4〕《科技日报》，1992年1月25日。
〔5〕韩国科技处：《91科学技术年鉴》。
〔6〕尹传学：《韩国对外科技合作与发展对策》，《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4期。
〔7〕金基铎：《韩国忠兰大学的状况分析》，《沈航高教研究》，1995年第1期。
〔8〕郑信哲：《韩国经济发展的文化教育背景》，《当代韩国》，1995春季号。
〔9〕亚菲：《发展中的韩国浦项工业大学》，《中国教育报》，1994年9月10日。
〔10〕朴椿浩：《只有了解世界的人才能生存》，《新东亚》， 1992年11月。
〔11〕韩升洲：《面向21世纪的五项课题》，《中央日报》， 1994年1月13日。
〔12〕[韩]《东亚日报》，1994年1月12日。
〔13〕李重九：《韩国三大电子公司加快向海外进军》，《中央经济报》，1994年2月6日。
〔14〕符福渊：《韩国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的经营之道》，《国际人才交流》，1994年第10期。
〔15〕《海外优秀学子回国大潮涌现》，《参考消息》，1995 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