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3-0158-11
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关心民瘼”的优良传统,具有强烈的家国兴亡的使命感,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关头,救亡与变革的的共同信念就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结成统一战线,协力搏击。但是,由于各自社会经历、知识结构以及接受新事物能力等差异,又使他们产生分歧乃至截然对立的思维观点,导致最终分道扬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嬗变就是一个显证。论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嬗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正确认识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并且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
开展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每个学者研究角度各不相同,观点纷然杂陈。我以为,西方学者中,曼海姆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这表明: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诸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用曼海姆赋予知识分子的特定含义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颇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向以儒家思想为知识的核心,兼采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家和后来传来中国的佛学。“儒治学、道治身、佛治心”。由于儒家思想核心是“明道救世”,所以在这种传统熏陶下,中国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不但讲究个人才德修养与培育,更强调如何以一己既成之才德,任重而道远地具体实施于现实社会之中,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一批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先揭示“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注:《论语·泰伯》)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塑造产生重大影响,孔子也怀抱“仁政礼治”的治国方案,一车二马周游列国。墨子也是古代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对民众疾苦有着异乎寻常的终极关怀,他猛烈抨击当时“国相攻”、“富侮贫”、“贵傲贱”。为了宣传这些主张,也是仆仆风尘率领弟子四处游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注:《孟子·尽心上》)
从《礼记·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强音,都是古代知识分子关心民瘼的真实写照。
当中国的历史演进到近代以后,伴随着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科学技术逐步转变为生产力,近代人愈来愈重视知识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了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具有与古代知识分子所未有过的新的特征。
在知识结构方面: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伴随着近代新式工矿企业的兴办,新学堂的开设,留学生的派遣,以及一些西方图书的翻译,等等。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改变传统知识分子治学所重在先代圣贤的经典早已明示的各种谟训和教条,中西会通,他们知识体系转向开放型。
在价值观念方面:他们更面对现实,富于思考与创造性。知识的不断积累与扩大,见多识广,使他们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起了变化。他们否定宗法统治,向往个性自由,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走上了与传统卫道行道效忠于一人一姓的君臣大义的旧知识分子相异的道路。
在心理特征方面:从安定型转为焦虑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浓烈的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感,自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鸦片战争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的耻辱,都极为痛苦地刻印在他们心中,强烈地震撼着他们,使他们心中充满了强烈的紧迫感和焦虑感,纷纷投入政治运动,或者投笔从戎,或者留洋出国,苦苦探索救亡自强、振兴中华的方案和道路,不惜牺牲性命。
尽管五四前夕的知识分子具备了这些新特征。然而,笔者认为,他们毕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受过传统知识滋养与熏陶,而且经过累代师承,自然塑造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形成了稳定的性格与风范,即它是入世的面对现实的,而不是出世的逃避现实的;它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民族危机的年代更加明显。我们发现,与古代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的爱国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即他们的立足点是力求使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免遭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同古代爱国一般以维持汉族政权职志的观念比较,确有大的进步,他们自信地把挽救民族国家的义务毫不置疑地担在自己肩上。特别是当我们把眼光统摄到五四前夕外侵内腐、多灾多难的中国时,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他们不为“恶社会所征服”,不“逃遁恶社会”,他们自发地产生了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他们要奋发进取,要求变革社会。李大钊在《青春》中写道:“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长久之历史,极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败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辨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注:《新青年》第2卷第1号。)周恩来曾回忆说:“自己和大家一样,接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机,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注:丁守和:《周恩来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中国现代史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所以,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远大的抱负的五四前夕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救国,要探求摆脱中国现状的出路。但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最后打击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实实在在是渺茫不知路途所在了。
二
在沉闷、万马齐喑的气氛里,陈独秀可以说是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率先冲出封建营垒的第一人,一场以《新青年》为阵地,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猛然而起。
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及当时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在反思历史时,痛感未批判传统旧文化和民主思想未深入人心,是社会无法变革的最根本原因。陈独秀指出:“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制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高一涵也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单换一块共和国的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注: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所以,他们对新文化的选择是自觉的,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上,陈独秀相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术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第32页。)
《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过,最初几乎是陈独秀一人在孤军奋斗,前进的步履也比较艰难。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来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会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这样《新青年》队伍扩大了,从一个由个人负责的刊物,发展到建立一个像委员会的集体。从此,它有了一定的集体领导,有了一支队伍,形成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他们共同抵抗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扑,而且正是有了进步力量的这种集结,才壮大了向封建文化作斗争的力量,才能在提倡白话文或世界语时,你呼我应,配合默契,并使运动一步步扩大。特别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新旧思潮大激战中,取得伟大胜利。在这些运动中,统一战线突出显示它团结战斗的积极作用,表现出空前的声势。
所以,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那么这一批思想锐敏而阶级属性和世界观迥异的知识分子缘何走在一起?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共同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
第一、爱国主义和救亡意识是共同的思想内涵
启蒙运动、文化的改造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改变中国政局,使中国富强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肇始拓展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变迁,而思想本身的改变是最根本的变迁,其它变迁是以思想的变迁为泉源的。所以有趣的是,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都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优良的传统,承续着关心民瘼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我们看到的是,钱玄同对旧道德、旧文学进行猛烈的攻击,是基于对腐败社会痛恨和“忧心如焚”的心情。“而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也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言之,今日犹是戊戍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注:《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胡适也不止一次说过,“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注:《我们走哪条路》,《胡适文学近著》,第4页。)即面对与理想脱节的黑暗现实,知识分子应自觉担负起革新社会的责任。他一再主张:“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注: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第2集第4卷,第1056页。)胡适在《文学改良刍义》中还批评了那种消极悲观,无病呻吟的“亡国之哀音”,提出了“奋发有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反映出他提出“文学改良”的爱国主义愿望。胡适的高足傅斯年1919年5月给鲁迅的信也表达了他当时沉重的心态:“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住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傅斯年:(答鲁迅),《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第946页。)救国理想加上青年天赋的热情,使他们在五四前夕携手起来,协同并进。尽管他们的阶级、阶层属性各有不同,世界观复杂多样。但是,只要面对现实,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建造一个全新中国的共同信念就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又如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前夕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会员成份较复杂,既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田汉、郑伯奇),同时还有一批后来成为国家主义者的人物(如曾琦、李璜)。笔者以为,尽管他们政治思想倾向不同,颇具复杂性,但在救国理想的召唤下,却有集结求友的意向。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黑暗贫困的旧社会深感不满,具有改革中国社会现状的迫切要求,满怀期望注视着“少年中国”的未来。“他们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都感到现状不能容忍,老一辈的人已不可靠,甚至迷惑人已久的所谓‘泰西’所走的路子也未必可靠。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既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样的抱负,所以彼此间的会谈讨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而且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具体。但不是说其中便没有分歧和较激烈的争论。”(注: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539页。)
学会会员宗白华回忆道:“第一次欧战的结束和俄国革命的成功对于中国青年的刺激是难以想像的。青年们相见时,不论识与不识,都感到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热望,胸怀坦白相示,一见如故。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们就是这样集拢起来,组织起来,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新中国的创造,是弥漫在许多青年心中的基调。”(注: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554页。)
第二、必须通过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和介绍西方的思想观念,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不同类型知识分子达成共识
民主与科学,曾经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和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五四时代不同类型新知识分子皆认为经济落后、民智低下,国民素质较差的中国,只有依靠这两位先生,才能改变状况。陈独秀说:“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的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胡适也极力强调,在“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个人不仅要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对自己的所行所为负责任,“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注:胡适:《易卜生主义》。)《新潮》的年青知识分子也主张,中国应该走“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之路(注: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出版。)。
五四前夕从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子作他们搞政治复辟活动的工具。针对这股尊孔逆流,不同类型新知识分子不约而同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1916年10月至12月,陈独秀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对康有为这位孔教教主的谬论,进行有力的驳斥。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注: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参见《李大钊选集》。)因此,要批制封建专制就必须打倒孔子的偶像。鲁迅以小说和杂感等文艺形式,对孔教及尊孔派,封建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狂人日记》是他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他开始用鲁迅笔名射向封建礼教的第一支钢枪。“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胡适作为新文化阵营内的一名战士,发表了反对孔丘及儒家礼教的激烈言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注:《吴虞文录序》。)新文化阵营同仁们都认为,要彻底反封建,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都是前锋人物。《文学改良刍义》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他主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进行一次新的改革,认为文学应该遵循“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原则。陈独秀迅即响应,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通俗的社会文学。(注:《新青年》第2卷第6号。)由此在文学领域里开展了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在语言文字讨论中,钱玄同是一个激烈的改革者,他说:“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注:《新青年》第4卷第4号。)钱玄同的分析虽存偏激之外,但改革精神的坚决,显而易见。积极赞助白话文的,还有刘半农。他和钱玄同关于王敬轩来信和复王敬轩书的“双簧信”,是文学革命中的著名事件,深刻反映了他们对旧文学和旧文学卫道者的仇恨和发展新文学的决心。而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最好的,仍然是鲁迅。在反封建斗争中,他的攻击是凌厉无前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文小说的陆续出现,做出了典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些小说颇激动了一部份青年读者的心。”(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馆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5页。)
所以,不同类型的新知识分子不仅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方面共同奋斗,而且在攻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破坏旧学樊篱,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批判封建主义,倡导文学革命等方面,也是在同一战线上协同并进。但我们也同时认识到,新文化统一战线知识分子们所共同认可的民主、科学,反对孔教、文学革命、妇女问题、家庭问题、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等等问题,均未超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围。因此,尽管当时统一战线内部有分歧,但矛盾并未显露。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已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使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因素。因此,这时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分歧就明显化了。1919年夏天,李大钊、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一论战影响到整个文化界。继李、胡的论战之后,许多社团内部都展开类似性质的讨论,“少年中国学会”在1921年初召开的南京大会上进行了关于确立主义和应否参加政治活动的激烈争论后解体。
三
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感叹道:“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注:《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45页。)昔之称为战士者,“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们后来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员;有的变成反动政客或官方的御用文人;有的则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有的由激进变颓唐,直到最后堕落,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自己的历史。
那么,导致“五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向不同转化的因素是什么?“五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群体,疾速嬗变的根源又是什么?这当然不能仅从知识分子个人的品质、特点去寻求答案。笔者将试图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作一整体的社会群体进行考察,探寻这一群体分化的共同性原因。
1.阶级基础与思想基础不同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不像近代西欧国家那样简单化、明朗化,而是多元化、多层化,形成了复杂的阶级关系。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外,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由于知识分子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主要依其为哪个阶级服务,代表哪个阶级利益而从属于哪个阶级。如果将参加《新青年》阵营的知识分子加以区分,大体上有三种情况:①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刘半龙、沈尹默、钱玄同、吴虞等人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新潮》的大多数成员,也属于此类。②激进民主主义者:如陈独秀、鲁迅为代表。③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夕,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过渡,似乎只有李大钊。(注:参见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少年中国学会情形大体也是如此。既有李大钊、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田汉、郑伯奇);同时还有一批后来成为国家主义者的人物(如曾琦、李璜)等。不同的阶级意识与政治立场,使五四之后知识分子队伍内部分化为不同的派别。况且,五四时期中国历史正处于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关头,缺乏一个成熟的、足以统率整个时代的强有力阶级,资产阶级地位逐渐衰落,而无产阶级尽管在“六·三”运动中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但它还需要一个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这样,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无法找到贯穿整个时代的阶级依托,因而也无法产生深刻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因此他们在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时感到自己力不从心,而不得不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器库中借取思想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在那场历时长、规模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们能携手并进。但他们毕竟分别代表不同阶层和不同社会集团利益,难免有原则分歧与是非之争。五四后形势激变使这些原则分歧冲突到不可调和时,知识分子分化为不同派别就在所难免了。
处在东西文化相撞的五四时代,中与西、新与旧的对抗与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化,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在中西交汇、多元并存的各种学说中挑选出自己认为能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并能为中国人民共同接受,用以拯救社会的最佳理论。但是伴随五四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和形势迅速发展,种种学说在中国大地上从新鲜到陈旧、从进步到反动的变迁往往只经历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处于思潮激变的时代,知识分子接受了不同的思想学说,其理论思维根据不同的思想学说而被建构了起来,最终的结果,是不同派别的形成。
2.政治态度不同和救国方略理解分歧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面临“主义”的选择。由于各自社会经历、政治信仰、知识结构等差异,使他们思想面貌迥然不同。五四以后,关心民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表现不满,提出个各种救国方略。由于各种救国方略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解不同,最终形成不同的政见。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政治只能暂时解决问题,长远的方法应从文化方面入手,他们埋首于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如王光祈、李四光等。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觉察到只有俄国式革命才能使中国对从帝国主义威逼中解放出来,于是倾向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恽代英等。有的执意走政治改良途径,如胡适、丁文江。
五四时期一大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之道,绝非偶然。五四运动以前,《新青年》并没有发表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中国“似可缓于欧洲。”(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到1918年2月间,中国的报纸上登载了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近百年来,中国都是受着帝国主义侵略,还没有一个国家像苏俄那样能主动与我国建立平等关系,对中国人民表示如此的友谊。这对五四之后知识分子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吴玉章回忆道:“‘苏维埃政府’这一宣言发表后,使中国人民对苏联和帝国主义认识了谁为友,谁为敌,而知其采择……广大人民对苏联的胜利表示无限的欣喜与真诚的庆祝。”(注:杨如岱:《吴玉章教育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375页。)鲁迅受十月革命影响,也极其深刻,他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与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注: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8页。)陈独秀也变成了一个俄国式革命的拥护者,宣称:“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注: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99页。)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予思想锐进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方向,藉着俄国式的革命,可以拯救黑暗中国。并且开始应用马列主义观点看待问题。毛泽东认识到:“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急激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注:《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6页。)蔡和森明确指出:“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注:《蔡林彬给毛泽东》,《蔡和森文集》,1980年3月版,第51页。)
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看到:“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注:任鸿隽:《中国科学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而且经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后,他们对民国初年政治极度失望,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中既不信仰共产主义,也不信仰国家主义,相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之一。他认为从政治方面去寻找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已经无望了:“国内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失望”,主张脱离政治斗争,通过“音乐化人”、“寓教于乐”,用音乐“谐和”精神感化人心,改革社会。“五四”后,他旅德学习、工作16年,埋头著述,潜心研究,写作和翻泽了近20种音乐文化等方面著作。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对政治也极度失望,再度去英国留学。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他当时沉重心情:“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注:陈静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有鉴于此,五四以后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政治见解差异,走上与参加革命相异的科学之路。
在从事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岗位上埋头钻研,潜心研究,期望个人的奋斗有益于国家以胡适为代表知识分子又是一类型。胡适在美国接受了6年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和美国社会生活熏染,使他牢固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的观念和方法论。作为杜威的高徒,他在美国,深入地研究了杜威实用主义,且一生信守不渝。他崇拜美国式资产阶级民主与文明,认为它完全是靠一点一滴不断改良取得的。他深信自由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提倡“好人政府”,认为“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椿一件一层一层渐渐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立时消灭的。”(注:《胡适文存》卷二,第106页。)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时,胡适极为反感,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实际上正是他政治和平改革思想一以贯之的结果。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胡适的意识深层,确实存在着变革现实的理想与信念,五四时期,他倡导组织的“好人政府”,实际上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实践,其结果并没有带来胡适所希望的西方民主而短命夭折了。因此,胡适在比较正规的“西学”教育及熏陶之下形成的思想体系虽带有鲜明的西方近代化发展模式的色调,却与中国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缺乏必要契合点,无法起到改造社会现实的功效。因此,理论选择的错误,是造成胡适主要悲剧之一。五四以后胡适的向右转化也缘于学派政治见解的不同。《新潮》社大多数会员如傅斯年、罗家伦,作为胡适高足,也选择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方向。
3.实践受挫使一些知识分子改变了信仰
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大多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他们后来之所以信仰了科学社会主义,扬弃了无政府主义,应该说,与这些知识分子亲身参加实践活动有关。
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军阀横行和残暴的压迫,最容易使人们对于国家、政治、法律、权威等极为憎恨,对于大生产经济基础上大一统集权制也存有抗拒心理。所以,强调个体主义,实现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颇受急于改革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广泛欢迎。所以,五四前后许多追求革命的青年大都接受并热衷过无政府主义。早期共产主义者几乎都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在他们早期的著述和生活里,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影响的痕迹。而且,他们不仅思想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且行动上也热心实践新生活。1919年底在北京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就是一个典型。该团体规定的原则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注:《少年中国》1卷7期。)“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的方法,不必去理会别的问题和别的主义。”(注:胡适:《工读互助团问题》,《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03页。)但是,几个月实践使他们发现:他们做工都不是就有饭吃的工作。工读互助团并没有按照知识分子的主观愿望而发展,而是在几个月之后就瓦解了。曾经有数百人报名参加,有些外地的青年学生也闻讯赶来参加的理想组织,就如此短命,完全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的矛盾,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中,这两个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这也是一切新村式的乌托邦组织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工读实践猝不及防的受挫意识使许多知识分子醒悟到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注:《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57页。)他们中间有的人吸取了工读互助团的深刻教训,彻底放弃了新村的最后一点幻想,对应用革命方式根本改造社会经济制度,倾注了高度的热情和寄以厚望,走上了革命道路。施存统说:“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拿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注:《存统复哲民》,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4月11日。)恽代英曾反思这时期的思想。“我记得我以前痴想以为我开办了一个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样的发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会,于是做了一篇《未来之梦》,打发其狂热,……但是事实上证明我只是一个荒谬的空想,一个荒谬的空想,改革社会决不像是这样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注:《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第339页。)毛泽东也反省道,“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注:《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新民学会文献汇编》。)
一言以蔽之,五四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带着一种强烈的功用主义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们希望一蹴而就地改变生存环境,达到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社会,也希望尽善尽美地独立发展自己,而当他们借用外国武器来改造世界工读实践失败后,一大批新知识分子便开始怀疑甚至抛弃了这种“批判的武器”,改变了信仰无政府主义初衷,走上了革命道路。
4.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不同
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五四运动尤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们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所蕴藏的力量,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开始把眼光投向人数众多的人民大众。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歼人,我们起而一呼,歼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的。我们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4号。)瞿秋白也说:“俄国已经家喻户晓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我们相信在中国也将很快开始,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加入世界运动,我们就应该接近他们,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诚恳地希望承担起这一责任。”(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吴玉章在剖析自己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化时说:“以前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社会力量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的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显然,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注: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对旅欧华工的参战,给中国赢来‘战胜国’的光荣,也有所感触,1918年11月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他发表的宣言中高呼“劳工神圣”。这口号在知识分子特别青年学生中很快流传开来,并成为很多报刊的时髦用语。这样,先进的知识分子满怀改造社会的抱负,抛弃成见,积极向劳动者靠拢。他们到民间去、到农村去,举办补习学校,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劳动人民,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在回忆他同工农接近后所产生的深刻的思想变化时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作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脏的,脚上有牛粪,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1-852页。)毛泽东亲身的实践和体会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正是与工农相结合,与工农建立感情,阶级立场发生了变化,使他们逐渐认识自己的不足,放弃了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要求,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最后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终于成为人民的战士。正像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共产主义,以至加入共产党。”(注: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3月版,第9页。)
勤工俭学留学生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范例。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通过劳动实践,使他们与各行各业处在各种地位的劳动者融洽了感情。同时,在资本家工厂里劳动,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便是能够从所在国更直接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使他们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感到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像前人那样亦步亦趋,全盘端进,丢掉了原来迷信和幻想。在行动上,从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例如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朱德、赵世炎、陈毅、聂荣臻、王若飞、李立三、李富春、李维汉等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
五四之后向右转化的胡适,五四时期,他既鼓励青年人反封建传统势力,但又不赞成他们联系群众。他崇尚美国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歌颂那“最孤立的人”,“穷则独善其身”,“救出自己”,一个青年不要怕作“孤立的人”,“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成群结伙”。(注:《五四运动文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62页。)他的追随者罗家伦也说:“世界上的运动很多,而群众运动不过是各种运动的一部分——并不是唯一的部分。现在我们把其它的一笔抹煞,而只知道群众运动,实在错了。”(注:《新潮》第2卷第4号。)他认为,群众运动:“不及个人运动”,“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智识没有”。若学习十月革命,中国将变为“生番的世界”。(注:《新潮》第1卷第1号。)正是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相隔的太远,就使他们听不到人民的呼声,一生信守杜威实验主义,终于走上向右转化道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之与胡适同乡、同学,是很知己的朋友,“起初也是杜威的门徒,但后来他与工农群众接触,走到人民群众中去,逐渐改变了观点,变成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注: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68-69页。)胡适与他恰恰相反,走向倒退,走向错误,两人也就分道扬镳了。
5.是否跟上时代的潮流
历史如大浪淘沙,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和世间的人事一样,在其中沉浮兴衰,最终形成千变万别的结局。有的与时代同脉搏,前进了,有的则拉车往后,有的则停滞不前。新文化阵营中反封建斗士吴虞、高一涵、刘半农等人,五四运动之后他们都逐渐地从战斗的前线上退却下来。五四时期的思想光芒和声名,成了历史的陈迹。被人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攻击封建礼教是相当激烈的,五四之后由于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脱离了现实群众斗争,不久这位老英雄就落伍了,后世青年早已忘记其人。鲁迅后来曾经这样评论过他:“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的战斗者。”(注:鲁迅:《趋时与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页。)鲁迅曾称赞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狠打了几次大仗”。五四运动之后,刘半农失去了斗争的勇气。鲁迅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注: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胡适,作为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开拓者,五四时期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不能与时俱进。陈独秀在狱中曾对濮清泉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察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个大思想家,有独到见解。但考虑几次,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注:石原皋:《闲话胡适》。)五四以后,当无产者已成为一种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历史需要的已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通过革命以建立人民民主政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在这种背景之下,胡适以“完政”、“法治”为其改良目标,显然已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
不过,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与上述知识分子相反的,还有一部分人在开始时候,并不怎么进步,或者还是比较落后,他们逐步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告别了那些违反时代潮流落后的思想,一步步接近真理,成为人民战士。
鲁迅先生,他最初去日本学医,是为了救治病人的痛苦,但他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任人宰割,于是他改变初衷,决心以笔当刀枪。唤醒沉睡的国民,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成为毕生替人民鼓与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确实地,鲁迅一生都在战斗的途中,充当一名革命的“小兵”,而且“是一个终身从不复员的征人,毕生荷戈而绝不解甲的一位能征惯斗的战士。”(注: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卓越古生物学家杨钟键早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少年中国学会主要负责人,后来投身于科学救国。1956年(解放后)入党时,他的一位好朋友来信,向他表示祝贺。他看完信,大笑地对次子说:“我思想先进,愧不敢当,只是大丈夫只能向前,哪有退后之理。”(注:《“大丈夫只能向前”——回忆古生物学家杨钟键》,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学家马叙伦奋斗半个世纪,追求光明,道路曲折艰辛,但始终“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注:《人民政协报》1985年4月25日。)成为我国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楷模。
毋庸置疑,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本世纪举足轻重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少年中国”的锐气和进取,救亡自强、振兴中华,在20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最为光彩照人的思想活剧,以至于有人将20世纪称之为“五四”的世纪。“韶光留不住,容易成秋暮”。波澜壮阔的“五四”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重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和向现代化迈进的征程中,继承和光大他们的光荣传统,克服他们的局限性,对知识分子本身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当代知识分子必须热切关注现实;勇于参加社会实践;与广大工农大众共命运,同呼吸;永远站在时代脉搏的前沿,与时俱进;这些应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走的曲折坎坷道路留给后来者的启迪和教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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