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季刊”与毛泽东思想研究_施拉姆论文

“中国季刊”与毛泽东思想研究_施拉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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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季刊》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期刊,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近现代问题。自1960年创刊以来,它汇集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文章,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历史等各个方面。《中国季刊》从历史的视角深入解读中国与中国文化,以研究的深刻性成为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

       《中国季刊》自创刊以来,刊载了大量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文章。特别在60、70年代,《中国季刊》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紧密相连。1960年,《中国季刊》刊载了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①与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关于毛主义独创性的争论,这场争论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后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R.Schram)曾撰文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中国季刊》还刊发文章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除此之外,《中国季刊》也刊发文章对比了孙中山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存在的差别与联系,并多次刊发评论性文章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进行总结和评价。特别在1977年,《中国季刊》主编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组织《中国季刊》编写了《历史视野下的毛泽东》②一书,从历史学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军事家、政治家等视角对毛泽东进行了高度评价。从纵向来说,《中国季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纵贯毛泽东的一生,从五四时期毛泽东参与新文化运动到领导湖南农民起义、秋收起义,再到抗战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从横向来说,《中国季刊》涉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外交思想等。1960—2008年,《中国季刊》共发表了58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文章,其研究具有多样性的研究视角和发散性的研究思路。本文将从关于毛主义独创性的争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外交思想四个方面解读《中国季刊》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成果。

       一、《中国季刊》与关于毛主义独创性的争论

       《中国季刊》发起的关于毛主义独创性的争论代表着欧美不同学派对毛泽东的评价声音。关于毛主义独创性的争论是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以魏特夫为代表的美国右派学者,对于毛主义的独创性提出了质疑;自由派学者史华慈、施拉姆对魏特夫的质疑进行了回应。魏特夫在《中国季刊》创刊号发表了《毛主义的传说》一文,批判了费正清和史华慈关于毛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费正清、史华慈所界定的毛主义的核心思想是,1927—1947年毛泽东在中国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农民力量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魏特夫认为,早在毛泽东之前,列宁在1906年和1917年就已经注意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1920年列宁已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魏特夫以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证据,证明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共产主义领导的农民支持的革命;他还指出1940年毛泽东也没有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一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魏特夫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仍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毛泽东只是在执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而已,因而他认为并不存在毛主义。史华慈在《中国季刊》第2期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一文,对魏特夫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史华慈首先对毛主义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毛主义代表着毛泽东的战略和政策,毛泽东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与以前的理论相比具有很大不同。史华慈认同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持续的影响力,但是他不认同魏特夫把马列主义作为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理论的观点。史华慈指出,任何理论都是在先前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毛泽东的理论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进行创新是正常的理论创新思路,不能以毛泽东自己没有标榜为理论家就否定他的理论独创性。史华慈批评了魏特夫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毛泽东的代表性理论的做法,认为魏特夫忽略了1928—1934年间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委员会之间关系发展的关键阶段。施拉姆在《中国季刊》第18期刊发的《1927年毛泽东政策偏离的本质》③一文中,也对魏特夫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施拉姆认为,1927年斯大林仍然拒绝承认与国民党的合作已经失败,同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要求正在准备的秋收起义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起,但国民党方面并不重视农民的革命力量。魏特夫认为共产党在秋收起义之前就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施拉姆认为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施拉姆提出,关于毛泽东思想原创性的讨论应主要围绕谁首先提出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问题和共产党的阶级成分问题展开;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提出了只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土地政策与革命政策,这表明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吸纳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想法,具有革命意义。综上分析,施拉姆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而且是世界政治运动的先驱。

       《中国季刊》发起的关于毛主义独创性的争论是在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欧美学界对苏联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魏特夫受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他在二战中因犹太人身份被关进集中营的经历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战之后魏特夫对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抱着批判的态度。从争论的过程可以发现,魏特夫没有具体分析1927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只因列宁曾提及农民的革命作用,就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革命意义。史华慈和施拉姆以事实为依据,反驳了魏特夫的质疑。以史华慈、施拉姆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反映了欧美学界中国问题研究的主流声音,他们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顶住了美国反华思潮的影响,对毛泽东给予了相对中肯的评价。正是自由派学者在学术上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使得他们在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中国季刊》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研究

       《中国季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矛盾论》、《实践论》和《辩证法唯物论》④的研究。《中国季刊》分析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并对毛泽东辩证法著作的版本进行了考证。其中对于毛泽东辩证法著作的版本的考证,涉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的真实性问题。

       1964年,《中国季刊》第19期刊载了《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一文,对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分析。⑤文章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史。该文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并运用统计分析法考证了他们的著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文章认为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与马列主义哲学具有血缘关系,但是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思想具有更深刻的影响。该文指出,辩证法思想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一致性,辩证法来源于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化环境,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带有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烙印。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于,毛泽东的认识论强调实践的作用,强调人的认识是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一文摒弃了政治因素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影响,从学术理路分析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与方法论基础。文章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研究细致入微,作者运用了计量分析法,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作用。此种分析方法体现了美国自由派学者的研究思路,即以学术研究为主,从学术探讨的角度评价毛泽东思想。

       1964年同一期刊发的丹尼斯·J.杜林(Dennis J.Doolin)和彼得·J.格拉斯(Peter J.Golas)撰写的《关于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文章的争论》⑥一文,对毛泽东《矛盾论》的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文章认为《矛盾论》不是写于1937年,而是写于更晚的时期。因此丹尼斯·J.杜林和彼得·J.格拉斯认为《矛盾论》是对斯大林和日丹诺夫著作的抄袭。文章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指出写于1940年的《辩证法唯物论》特别不成熟,而写于1937年的《矛盾论》却非常成熟,因此认为《矛盾论》不可能写于1937年,他们以此来否定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1980年《中国季刊》第84期刊载了《毛泽东〈矛盾论〉和〈实践论〉建国前版本的发现》⑦一文,此文回应了1964年第19期刊发的相关文章对《矛盾论》和《实践论》写作时间的质疑,作者尼克·奈特(Nick Knight)通过运用语言学分析、关键词分析、引用语分析等方法,证明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作者是毛泽东,而且也证明了两篇文章都写于1937年。该文认为建国前版本的发现,回应了有些学者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的质疑。

       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政治因素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研究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更是交织着政治因素的影响;美苏冷战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还与苏联因素密切相关。《中国季刊》关于《矛盾论》、《实践论》写作时间的争论,反映了政治因素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影响。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重要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背景下,欧美右派学者对《矛盾论》、《实践论》的研究不是基于哲学著作本身,而是基于“两论”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来考证“两论”的不同版本与写作时间问题,以此质疑毛泽东作者身份的真实性,并进一步否定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他们认为中国完全是在执行苏联的命令,这种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视为苏联的附庸的思想立场,是冷战思维在欧美学术界的映射。自由派学者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研究采用了数量分析、语言学分析等现代计量统计学方法,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影响和作用。他们以严谨的分析证实了毛泽东的作者身份,认为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体现了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权威性。欧美自由派学者与右派学者的不同研究思路,体现了学术因素与政治因素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对峙和交锋;两派学者之间的争论共同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

       三、《中国季刊》与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

       《中国季刊》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涉及的方面较广,其刊发的《列宁、毛泽东以及艾地》一文,将列宁、毛泽东和艾地⑧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国季刊》还刊发了《遵义会议:毛泽东政治崛起的重要一步》、《毛泽东和不断革命的理论——1958至1969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等文章,研究了遵义会议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决定作用以及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政治表现等。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将集中关注对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国家观的比较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

       《中国季刊》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由于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和重要历史地位,1977年《中国季刊》第70期刊发了罗伯特·E.白德基(Robert E.Bedeski)撰写的《国家的概念: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文。⑨文章把1954年宪法中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毛泽东阶级协调性思想的重要标志,并以此认为毛泽东与孙中山的国家思想⑩有很大联系。白德基认为毛泽东与孙中山的国家观在某些方面具有连续性,这体现在二者的国家观都强调阶级协调性而不是阶级斗争,二者都看到了国际体系对国家革命的影响。白德基指出,孙中山的国家观包含在三权分立原则中,认为中国需要组织化,而不是解放;中国需要政府和社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政府与社会的分离。对于孙中山来说,民主与自由和平等不同,民主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孙中山的国家理论包括民族社会、民主政府和发展民族经济的理论,但是并未涉及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总体来说,孙中山的国家理论把精英主义、觉悟、伦理和社会组织作为现代政治国家的基础。该文认为毛泽东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国家理论,还提出了世界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走向弱化以及民族主义趋于爆发的思想,这些是孙中山没有预见到的。孙中山与毛泽东都强调了中国的民族独立性与特殊性。白德基认为孙中山与毛泽东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能够生存和实现现代化,都拒绝民族沙文主义,都更强调民族或世界大同,都呼吁阶级协调而不是阶级斗争。

       《中国季刊》对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国家思想的对比研究,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的情形下西方学术界开始理性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趋势。白德基对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国家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深入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当中找寻毛泽东思想的来源,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视为苏联命令下的产物。但是,他在对比研究的过程中没有看到中国的革命形势对孙中山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同影响,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教条化,认为毛泽东把民族国家置于阶级原则之上,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正统和唯物史观。白德基没有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客观环境和现实基础,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他在文章中更多地是在寻找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国家思想的相同点,把毛泽东的国家思想视为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思想统一为民族主义思想,而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国家思想背后的唯物史观基础,忽视了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属性。

       《中国季刊》不仅探讨了毛泽东的国家思想,还探讨了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及其影响。1979年《中国季刊》第79期发表了雷蒙德·F.怀利(Raymond F.Wylie)撰写的《1936—1938年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1)一文,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政治和文化双重维度。从政治维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着国外意识形态融入中国现实政治环境的尝试;从文化维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国外意识形态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调和。文章以文化维度为侧重点,以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著作为切入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怀利认为,以往的革命理论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中国革命发展,而陈伯达提出用中国的社会现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文章认为陈伯达强调了爱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怀利充分发掘了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文章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正确指导了中国革命,但是由于顾及到苏联方面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起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毛泽东树立政治威信的手段,而且代表着中共对外来意识形态融入中国大众的一种尝试,它成为了中国大众探索中国历史的一种方法,代表着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季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为切入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后蕴含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1936—1938年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从现实政治环境入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因与意义,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现实语境中,分析了它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实意义。该文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在中国共产党内遇到的阻碍因素,指出了苏联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过程中的影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毛泽东政治生涯的积极作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外来意识形态融入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但是,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意义并未进行深入探讨,没有看到这一口号突破了教条主义束缚的意义,没有深入分析它对于探索中国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的积极作用。

       四、《中国季刊》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中国季刊》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毛泽东在中苏关系中的作用。由于美苏争霸的影响,《中国季刊》对于中苏关系给予了充分关注。1972年《中国季刊》第52期发表了《毛的道路和中苏关系》(12)一文,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的迹象首先开始于对理论问题的不同论断。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方面在评价毛泽东的创造性时,首先强调了列宁以及斯大林对于亚洲革命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指导性意见,强调列宁以及斯大林的指导性言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但是,苏联方面掩盖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是在毛泽东作出论断之后提出来的这一事实。苏联方面把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归功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指导,而中国方面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苏联方面在翻译陈伯达的文章时,模糊了他提出的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并未受斯大林影响的观点,从而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以此来削弱毛泽东的影响力。中国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这表明中国不仅希望毛泽东在中国具有影响力,还希望他具有世界影响力。中国努力把毛泽东推到世界理论家与领导者的高度,试图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道路变为亚洲国家的模式。中苏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差异反映了中苏在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这种差异和冲突最终导致中苏关系不断走向恶化。

       《毛的道路和中苏关系》以中苏意识形态宣传为切入点,分析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中苏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分歧从侧面反映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中苏关系破裂中所起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苏联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力图限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力,中苏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首先体现在了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面。美苏争霸过程中,美国密切关注中苏关系的发展,苏联方面对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成为美国观察中苏关系发展的风向标。

       2003年《中国季刊》第173期发表了约翰·W.贾维尔(John W.Garver)撰写的《毛泽东的对苏政策》(13),该文以吴冷西的回忆录(14)为史料,对毛泽东的对苏政策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由于吴冷西身份的特殊性,其回忆录具有很强的参考性。该文提出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有两个,原因之一是中苏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文章通过分析吴冷西的回忆录认为,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信仰者,他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对于理论问题非常重视,认为理论是引导革命成功的关键。文章指出,中苏关系破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利益冲突,即赫鲁晓夫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遭到了中国的拒绝,也就是说,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遭到了中国的抵制和拒绝。该文认为,毛泽东在1958—1960年的对苏政策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随着苏联撤回对华援助,中国的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出现了全面衰退。中苏关系恶化之后,面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封锁,中国两面受敌,困难重重。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作出了重工业向内地省份转移的决定,这使中国经济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

       该文分析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看到了中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国家利益冲突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关键作用。但是文章在评价毛泽东的对苏政策时,其侧重点在于中苏关系破裂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并以此来批评毛泽东对苏政策的失误。文章没有指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没有具体分析苏联对华政策的失误。贾维尔把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遭遇的困难都片面地归因于对苏政策的失败,没有从历史语境出发来分析在当时环境下中国面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的必要性。

       五、总结

       透过《中国季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反观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中国季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在美苏争霸、中美对峙的大背景下,《中国季刊》所刊发的研究文章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由于毛泽东的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中国季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评价不仅涉及学术层面,而且涉及政治层面。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关于其功过是非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论。《中国季刊》发起的关于毛主义的独创性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创性的讨论,都涉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的真实性问题,其中,政治因素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季刊》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在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影响下做出的价值判断。20世纪50年代,麦肯锡主义泛滥,美国反华思潮盛行,以魏特夫等为代表的美国右派学者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毛泽东的评价带有很强的批判色彩;以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等为代表的美国自由派学者顶住了美国反华思潮的压力,更多以学术视角来评价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季刊》刊发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文章中,苏联因素一直交织其中。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一度把中国视为苏联的附庸,西方学者也把毛泽东思想看作列宁、斯大林思想的翻版,他们忽视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创性,忽视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列经典的发展。美国密切关注中苏关系的发展,因而《中国季刊》刊发的文章对毛泽东的对苏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毛泽东的对苏政策和态度成为了它们研究中苏关系发展的切入点,这些文章反映了美国学界、政界对于中苏关系发展的认识。

       《中国季刊》所刊发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关注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不仅是毛泽东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也是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毛泽东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中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热潮经久不息。正像1977年《中国季刊》主编迪克·威尔逊在《历史视野下的毛泽东》一书前言中说的那样:人们可能会争论毛泽东伟大的程度,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毛泽东的伟大贡献。

       注释:

       ①卡尔·魏特夫,德裔美籍历史学家、汉学家,最初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曾积极投身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二战时期被纳粹政府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后,魏特夫开始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成为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②Dick Wilson,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rganized by the China Quarterl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③Stuart R.Schram,"On the Nature of Mao Tse-tung's 'Deviation' in 1927",The China Quarterly,No.18,1964,pp.55~66

       ④《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写于1937年,曾在《抗战大学》第6期至第8期(1938年4月至6月)连载。

       ⑤Vsevolod Holubnychy,"Mao Tse-tung'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The Chine Quarterly,No.19,1964,pp.3-37.

       ⑥Dennis J.Doolin and Peter J.Golas,"On Contradiction in the Light of Mao Tse-tung's Essay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The China Quarterly,No.19,1964,pp.38-46.

       ⑦Nick Knight,"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and oOn Practice:Pre-Liberation Texts",The China Quarterly,No.84,1980,pp.641-668

       ⑧迪帕·努桑塔拉·艾地(1923—1967),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前主席。

       ⑨Robert E.Bedeski,"The Concept of the State:Sun Yat-sen and Mao Tse-tung",The China Quarterly,No.70,1977,pp.338-354.

       ⑩本文中,毛泽东的国家思想主要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国家思想。

       (11)Raymond F.Wylie,"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1936-38",The China Quarterly,No.79,1979,pp.447-480.

       (12)Philip Bridgham,Arthur Cohen and Leonard Jaffe,"Mao's Road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 View from Washington,1953",The China Quarterly,No.52,1972,pp.670-698.

       (13)Review by:John W.Garver,Mao's Soviet Policies,The China Quarterly,No.173,2003,pp.197-213.

       (14)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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