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先行者——张闻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行者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作为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对许多经济理论问题的认识，走在了他人的前面。
建国前夕论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1948年8月，张闻天在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构成， 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相互关系和发展前途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经东北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报告中央。中央指出，这个《提纲》“很好”，准备转发全党，“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这个《提纲》的基本精神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
张闻天提出这个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之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先后解放并连成一片，已形成一个不仅有农村经济，而且有城市经济的经济体系；农村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土地改革转向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并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革命根据地已成了“国中之国”。张闻天提出的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经济问题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
值得指出的是，张闻天在苏联攻读马列主义期间，正值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后期，他对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及斯大林和布哈林围绕苏联经济建设方针而展开的一场大论战是耳闻目睹的，对苏联20年代中期开始的工业运动和后期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试点，以及采用高度集中的单一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曾作过考察。张闻天在提出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时，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论述，也没有受当时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而是从东北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写出了《提纲》，充分体现了张闻天“不唯书，不唯上”、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
对于张闻天的这个《提纲》，当时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参加过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过修改，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曾有过《提纲》中的某些提法。1949年9月， 周恩来对这个提纲写了批语，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向以及国家对它们的政策，与张闻天《提纲》中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当时中央领导人对张闻天提出的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都是赞同的，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上具有共识。
1952年，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有了一定的发展；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和肃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完成，毛泽东此时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认识开始发生变化。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完成，党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已逐渐转变。毛泽东在经济思想上的改变，与斯大林终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类似之处，即都是在实行一个短期的政策后，忽视本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实际，急于按照马克思所构想的蓝图，在中国实行“清一色”的公有化经济。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上经历了基本正确——严重失误的过程后，才重新恢复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的提法。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的
1948年2月，张闻天针对1947 年冬在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普遍出现的“左”倾错误（“循环斗争”、“永远斗争”等），并对新形势进行及时的分析之后，作出了合江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这一判断，纠正了“二次平分土地”等错误做法，并据此提出农村工作重心必须及时地、坚决地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从平分土地运动转入到生产运动。他认为，今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用一切力量，动员全体农民，发展生产。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在农村部分地区提出，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必须及时地转入生产斗争。因为“土地改革的目的，原来也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在这之后不久，张闻天又提出必须及时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指出：“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1956年9月， 党的“八大”决议对我国当时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作了正确的表述：“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可是，仅仅过去了一年，即1957年9月，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否定了“八大”的论述，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
针对这种“左”倾思想，张闻天于1964年曾三次提出：“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文革”期间，张闻天尽管身处逆境，被流放肇庆“监护”，但还是于1973年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1948年提出的农村阶级斗争结束后必须及时地转入生产斗争的思想。他写道：“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比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比发展经济更重要呀！当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请问，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吗？决不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但是，共产主义是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饥的魔术。”他又写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国家的所有部门以及各种群众团体的活动，从不同方向，直接间接地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来。”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论我国社会主义的阶段性
确定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制定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和出发点。张闻天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文革”前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当时苏联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脱离客观现实的“超越阶段”的思想，针对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短暂的过渡时期，急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又急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的思想，指出：“在苏联新宪法颁布时期，苏联只是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从那时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并且在这个时期有过很大的成就，但是事实上苏联并没有走完从社会主义初期到中期的过渡时期，更谈不上进入社会主义中期到后期的过渡时期了。”他认为，“关于苏联已经完全建成了社会主义和关于苏联现在处在所谓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内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苏联的真实情况的，是虚构和臆造的。”张闻天30多年前对当时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历史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怎样理解我国当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期，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张闻天在《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问题》这篇文章中指出，“生产关系有它的两重性。它包含有两个对立的方面……这两个方面就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关系方面。”所谓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的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理论”，“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颇具理论上的启发性和指导性”。“在所有关系落后，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发达的国家，发生革命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只是解决了所有关系方面，它们的所有关系从私有变成公有，起了质的变化。但是它们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却是滞后的，即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滞后于所有关系的变革……。所以我们把这种以全民所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滞后发展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的论述，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历史阶段的理论和我国建国后存在两个过渡时期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归无产阶级所掌握。第二阶段——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即第一个过渡时期，按另一种说法，又称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建设的任务已提到了中心的位置，民主改革所遗留的任务有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要逐步解决。第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即第二个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主要矛盾是“生产与需要”的矛盾，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第三个阶段又可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时期（小阶段），即初期、中期和后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这个阶段是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滞后发展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这对于正确规定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和任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的计划与市场问题，张闻天在认识上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许多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和瞎指挥，张闻天首先想到的是“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针锋相对地指出：“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搞经济工作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呢？
从1960年11月起，张闻天开始以“学者”身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六条总结性意见，其中第4 条是：搞经济建设，必须“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这就把“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具体化为“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提高了可操作性。在当时用单一的行政方式管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张闻天提出“要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显然是一种卓见。
为了进一步论述“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张闻天针对在我国经济理论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认为价值规律同计划经济不相容的观点，提出：“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似乎计划经济使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当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在计划经济下是受到限制，但价值规律的自觉作用，在计划经济下却是扩大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不仅在流通领域内发生作用，而且直接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相容的，是两种经济手段与方法，问题在于如何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张闻天一方面十分重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自发”——即马克思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时又十分强调对价值规律的自觉利用。所谓自觉利用，就是强调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这种作用“直接表现于它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许多具体经济措施，表现于动员和组织千百万人民为实现这些而斗争。”“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和国家可以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党和国家不能无视、取消或改变客观经济规律……党必须善于利用和驾驭这些规律为共产主义服务。党和国家愈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规律，熟练地运用它们，就愈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愈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张闻天写道：“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就是要经过党和国家的自觉行动来实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客观经济规律，一定要经过人们的自觉利用，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张闻天也反对把客观经济规律和人的自觉的能动作用混为一谈。他认为，客观经济规律和自觉的主观能动作用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区别的。他写道：“没有人的自觉主观能动作用，客观经济规律仍然起着作用。这就是说，人们在那里自发地、本能地、经验地、盲目地行动着……自觉的主观的能动作用，是说人们认识了这些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张闻天关于党和国家要自觉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的论述，实际上已初步涉及经济上的宏观与微观调控的问题。
那么，如何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市场的作用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张闻天最先直接想到的一点是发展集市贸易。1962年，他在深入研究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开放全国商品交流的城乡市场、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的重要建议和初步实施措施。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建议是：
（1）在集镇市场上，进行物资交流活动的成分可以扩大， 各种渠道都应畅通。在集市贸易中，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
（2）集市贸易应该扩大范围，除了本集镇以外，还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3）在集镇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应该扩大。 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包括一类物资和二类物资）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除配给的东西按配给价格出售以外，国家的所有的商品，不论是哪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
（4）对集镇市场贸易，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 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包括征税，加以诱导和利用。
张闻天1962年提出的这些建议，实际上已初步涉及到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之列的问题，建立统一的全国性市场问题，以及计划价格与自由价格等问题。这些建议同当时中央已经允许实行的办法相比，更灵活，放得更开，在指导思想上更为重视市场、价格等的作用。当然，张闻天上述建议中的市场，还不能同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相比，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些建议，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论“平衡、协调、稳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
“平衡、协调、稳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是张闻天于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针对当时我国经济建设中“要求太高、太急、太大”、强调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要在不平衡中发展、在实践中又经常人为地制造不平衡而提出的。他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由此得出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强调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未必对”。他认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律，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要求平衡，要求按比例”，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是个平衡的计划。在经济中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会突破，遇到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保守，消极平衡，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积极平衡也是平衡。”
张闻天提出的“积极平衡”这个概念，就是指宏观调控，就是指有计划的领导作用。他说：“国民经济的运动有两种可能：不平衡的趋势和向平衡的趋势。人们的‘有计划’的领导，就是要避免不平衡，争取平衡，如果不平衡出现，及时加以调整，使其平衡。”
张闻天同时还指出，有人说：“因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有不平衡的趋势，所以得出平衡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才是永久的、绝对的，这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作用，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混同了。”他说：“平衡本身也有相对稳定性、持续性。国民经济计划，可以有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劳动生产的提高，需要有时间。同时计划的制定、生产的安排，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计划不能时时改变（指较大的计划）。”
关于协调，张闻天在《庐山发言》第二部分中谈到“大跃进”的缺点时指出：“由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生产基建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基建战线太长，新增工人太多，许多公共产品不成套；许多公共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等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等等。”
关于稳步，张闻天在1952年给中央写的《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一封建议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稳步前进”。他在信中写道：离开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而要加速工业化，显然是一种急性病。为此，他建议要集中有限的资金用到对全国具有决定意义的建设项目上去。他在1961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文中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手工业，半机械化条件下，不可能太快。”1959年在庐山会议后的六点总结中，他更明确表示“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从张闻天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从事经济建设，应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不能一昧地从政治需要出发。第二，要正视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实事求是地估计已有的经济实力，而不能凭主观愿望和热情来确定指标、制定计划。
第三，“平衡、协调、稳步”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建设只有平衡、协调地进行，才能取得稳定、持续的发展，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结果。今天，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就是要利用“积极平衡”，使国民经济的发展走上更加有序的轨道。
本文论及的张闻天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只是他整个经济理论的一部分，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当然，他的经济理论还不能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比，今天的经济理论更不是张闻天经济理论的简单复归，而是通过不断总结比较经验和教训，在新的条件下和更高水平上，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社会在前进，新的情况在不断地出现，张闻天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只能在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认为适合当时我国国情的经济思想，并对我国的未来作一些预测，以供后来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