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兰论文,中国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4－0131－11
一、中国式“荷兰病”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国际经济学文献中，根据Peter Neary（1984）的定义，“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开发Slochteren天然气田而遭遇的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困境。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荷兰在其海岸沿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从而使荷兰在60年代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然而，在自然资源带给荷兰巨大财富的同时，荷兰盾大幅度升值，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则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逐步萎缩的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则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十分痛苦的结构调整危机。
作为一种经济病症，“荷兰病”在20世纪80年代吸引了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兴趣，Max Corden（1984）、Peter Neary（1984）、Sweder Van Wijnbergen（1984）等就对“荷兰病”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探讨，并以研究“荷兰病”而著称。作为该领域基础性和代表性的成果，Corden和Neary（1982）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由巨额财富带来的所谓“支出效应”以及由繁荣工业诱发的所谓“资源转移效应”，从而产生其他工业因遭受挤压而不断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以及国内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的“真实汇率升值”现象。
Neary和Van Wijnbergen（1986）进一步探讨了“荷兰病”对小型开放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他们阐述了以下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一方面，如果政府维持固定汇率政策，那么国内物价水平就可能需要上涨以促使相对价格产生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实施浮动汇率政策，那么，在没有相应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前提下，国民经济就可能因资源性产业繁荣而承受通货紧缩冲击，并在短期内对产出和就业造成不利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层更多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关注“荷兰病”，这就是“荷兰病”揭示的所谓“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导政府选择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Sachs和Warner（1995）通过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联系，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有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低的社会福利水平。不仅国家层面如此，徐康宁、王剑（2006）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现象。为此，人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于某种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危险性。
众所周知，在社会财富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管理技能等四种稀缺的基本要素中，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无疑拥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笔者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大发现和大开发一样，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会产生某种形式的“荷兰病”。由于这种“荷兰病”与传统“荷兰病”产生的原因不同，其产生时机、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为了区别，我们称为“中国式荷兰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里程碑，2001年11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为中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顺利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按照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现阶段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换句话说，加入WTO就是中国大规模开发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契机以及中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迈上繁荣的开端。
按照分析“荷兰病”的传统模式即Corden和Neary（1982）模型，我们把中国经济区分为三个不同的产业，一是不能进行贸易的非贸易品行业，包括我国没有开放或者开放程度极低的产业，我们统称为“服务业”；二是在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正在历经前所未有繁荣的产业，这就是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三是在扩大开放后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并遭遇繁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后续效应影响的其他产业，这不仅包括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现代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还包括我国入世后纳入开放范围的农业等土地密集型或其他资源型产业。
为此，我们必须从实证研究角度首先验证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入世后的确经历了空前繁荣。
事实上，自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以及外来直接投资对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促使中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加工贸易空前繁荣起来；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出口以及顺差逐年大幅度增长，到2007年已高达9861亿美元、6177亿美元和2493亿美元，分别是2001年的4.08倍、4.19倍和4.74倍（参见表1）。由于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据45％—48％的份额，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一直占据约51％—55％的份额，加工贸易顺差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所以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的繁荣无疑是中国整个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见表2和表3）。
入世以来，在加工贸易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焕发了势不可挡的活力，并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到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高达2.17万亿美元，是2001年的4.3倍；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也逐步扩大，自2005年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以来，贸易顺差急剧增长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在严格外汇管制和不灵活汇率制度条件下，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涌入以及外汇储备急剧增长，无疑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了巨大的升值压力（见表2）。
因此，按照“荷兰病”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至少可以通过传统的“支出效应”和“资源转移效应”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并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一方面，2001—2007年，在繁荣的加工贸易和对外贸易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加速，几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到2006年已稳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地位；特别地，中国人均GDP也在5年间加速增长并成功地翻了一番，由2001年的1017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2045美元（见表4）。至此，中国已彻底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并自豪地迈进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业”。换句话说，中国大力开发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收获了巨大财富，所以由巨额财富诱发的“支出效应”已十分明显。
随着入世后我国居民愈来愈富裕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物价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和粮食价格指数近年来出现了节节攀升的势头，2003年以来以粮食价格和食品价格上涨为特征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已十分明显（见表5）。
另一方面，随着入世后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以及相关产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提高，我国也产生了显著的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大转移，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转移效应”：一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涌入中心城市以寻找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二是经营困难或者发展前景看淡的国有企业的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工程师等转入其他待遇更高、条件更好的其他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工作；三是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大量涌入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在入世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所带来的“资源转移效应”的双重挤压下，我国传统农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断遭受严重挑战，不少产业出现了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日益弱化以及市场份额逐步萎缩的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我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始终是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在入世后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探讨我国区域经济所受之影响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下文笔者将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证研究角度深入分析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区域经济政策调整做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二、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与传统“荷兰病”涉及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同，我国一直是世界上幅员辽阔和人口最多的大国；由于西部地区的历史原因（如过去“三线”建设时，工厂靠山进沟，社会负担沉重）、地理原因（处于国内运输网的末梢、国内大市场的边缘）以及政策原因（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被人为地滞后）等因素，东西部市场主体并非处于同等起跑线上，而且长期存在着所谓“东西部差距”问题。随着入世后全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和外来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涌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东西部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为了分析方便，笔者选择了颇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两个省份和两个直辖市，地处西部内陆地区的四川省、重庆市与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上海市。这四个省市都位于长江流域，是我国最具潜力和活力的著名“长江经济增长带”上的四个亮点。具体做法是，把长江“龙头”的上海与“龙尾”的重庆、长江下游的江苏与上游的四川分别进行比较。
首先，入世后我国加工贸易的繁荣实质上就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繁荣，而西部内陆地区的加工贸易基本上仍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
作为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的直接体现，入世后我国加工贸易特别是加工出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已超过6000亿美元，是2002年的3.4倍（见表6）。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西部典型劳动力资源大省、市的四川、重庆却并没有享受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它们在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中所占份额居然不到一个百分点，完全处于无足轻重的状态：重庆市在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未超过0.1％，而四川省的比重在入世后前四年一直稳步下降，从2002年的0.5％下降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时的0.1％，此后虽然稳步回升，但迄今为止仍未收回失去的小小阵地；目前，两省市加工贸易出口之和仍不足全国的半个百分点（见表6）。
与此相反，作为典型东部沿海省市的上海、江苏，它们在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中所占份额入世后却一直在稳步上升，上海市从2002年的10％上升至2007年的13％，增加3个百分点，而江苏省则从2002年的12％上升至2007年的21％，增加9个百分点。目前，两省市的加工贸易出口已经占全国的34％，超过全国的1／3（参见表6）。显而易见，入世后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实际上只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其次，入世后伴随并推动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的大规模外来直接投资，实际上同样青睐和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而且区位优势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但改革开放滞后的西部内陆地区仍望尘莫及。
加入WTO以来，大规模涌入的外来直接投资明显地倚重我国走在改革开放前沿而且毗邻我国主要通商口岸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像江苏、浙江等经济较为发达而且劳动力资源又相对丰富的沿海省份：2001—2007年，上海市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在全国的比重从9.4％稳步上升至10.6％，而江苏省则从15.2％剧增至29.3％，几乎翻了一番；自2005年以来，上海、江苏两省市实际使用的外来直接投资已超过全国的1／3，这个份额还在不断增长（见表7）。
与此相对应，在入世后的前3年内，重庆、四川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仍微不足道；而是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重大改革并稳步升值以来，重庆、四川两省市的外来直接投资才开始迅猛增长，在全国的份额才开始稳步提高；不过，迄今为止，两省市实际使用的外来直接投资总额仍未达到全国的5％（见表7）。尽管如此，这反而从一个侧面说明，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增强和突出重庆、四川等西部内陆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再次，入世后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和外来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涌入，在迅速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工资收入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地区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妨碍了中央政府2000年以来着力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众所周知，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职工平均工资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内陆地区的重庆、四川职工平均工资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敲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以来，东西部工资差距存在稳步缩小趋势：从1999年到2001年，上海市对重庆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由2.32倍减少为2.29倍，江苏省对四川省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由1.27倍减少为1.19倍（见表8）。
然而，自入世以来，作为我国两个典型的东西部劳动力资源大省，江苏对四川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呈现稳步扩大的趋势，由2001年的1.19倍增长为2006年的1.33倍，东西部工资收入差距扩大十分明显；而作为中国东西部具有雄厚工业基础和完善工业体系的两个直辖市，上海对重庆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基本维持在2.1倍左右水平（见表8）。
在入世后中西部工资收入差距稳步扩大的背景下，势必诱导和吸引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国有企业职工和广大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从而促使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和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中西部农村地区更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老人农业”趋势，这种状况在我国西部人口稠密、经济富裕的成渝地区尤为突出。随着中西部地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入东部沿海地区谋求发展，以及近几年方兴未艾的城市化、工业化建设又大规模侵蚀农村可耕土地，我国农产品生产特别是关系我国经济安全的粮食生产已经出现徘徊不前和增长乏力的现象（见表9）；在“中国式荷兰病”巨大“支出效应”的作用下，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粮食价格和食品价格近几年因供求矛盾出现了稳步攀升和节节爬高的势头，并由此带动了2003年以来我国日益恶化的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见表5）。
最后，我国入世后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从区域经济角度上来看，与其说是减缓了“人民币汇率效应”（即人民币升值影响）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倒不如说更多地是保护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与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增长。
2001年入世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压力，中国政府一直反对大幅上调人民币汇率，坚持汇率改革“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三原则，并制定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政策。2005年7月21日，为了顺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我国对人民币汇率体制进行了1994年以来的第二次重大改革，即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的基础上，让人民币汇率由过去钉住美元转为参考一篮子货币；人民币对非美元外汇汇率日波动幅度也同时上调至上下3％。2007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浮动范围从0.3％扩大至上下0.5％；特别是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开始明显加快，人民币很快突破7元大关而跨入6元区间，目前维持在6.82元左右人民币兑换1美元水平。迄今为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20％。
如前所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繁荣的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从整体上一直保持高速、稳定增长；从这种效果上来看，我国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它有效地把我国传统的“出口促增长”的发展机制发挥到了极致。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上看，我国入世后的汇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的持续繁荣，扩大了它们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作为典型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省市的江苏省，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8.6％迅速攀升至2007年的10.4％，上升近2个百分点，上海市先由4.8％上升至汇改时的5.0％，汇改后又降至4.9％；作为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排头兵的四川省，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由2001年的3.9％稳步上升至2007年的4.3％，上升0.4个百分点，重庆市则一直徘徊在1.7％的水平（见表10）。这说明，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依赖外贸发展的省市地方政府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都有期望通过严格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或所谓“汇率保护”来维护相关产业持续繁荣的动机或动力。
不过，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效应”已经开始明确无误地展现出来：不论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还是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下滑趋势；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典型外贸型省份的江苏省更是大幅度下滑，其2008年1—4月的外贸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率有史以来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市场适应能力较强的上海市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增长；与此相反，作为西部内陆地区省市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外贸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却反而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这充分说明，在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的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么加快产业升级换代或者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步伐，要么停产倒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为特征的“中国式荷兰病”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或者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差距。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切实推进中西部地区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国民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健康、持续与协调发展，始终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项艰巨而宏大的战略任务。
为此，笔者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防范和减少“中国式荷兰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第一，尽管汇率保护可以维持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持续繁荣，但它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滋生国家相关决策部门在制定人民币汇率政策时因循守旧的惰性，间接助长东西部差距扩大。因此，笔者认为，为了逐步提高政府部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创新以及公司企业进行发展创新、经营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我国货币当局应密切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以增强汇率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前面的实证分析表明，作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十分明显的国家，人民币汇率是推动我国产业空间结构转换的重要因素；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不仅可以加快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减少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代价，而且可以促进东部沿海地区那些国际竞争力不强的所谓“边际产业”更多、更快地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有利于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二，单靠汇率政策解决不了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国家必须对中西部地区实施更多更直接的财政补贴与政策倾斜。笔者认为，在充分发挥汇率政策以及市场机制积极效应的同时，必须加大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市场主体的政策支持力度和资金支持力度，使东西部地区能够在投资环境和政策环境上大体相同，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着力点。入世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3.8万亿元，2007年超过5.1万亿元；因此，中央政府也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实施更加倾斜的西部扶持政策。具体地说，一是根据国家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利用中央财政支持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二是利用中央财政支持保证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等社会公共产品上享有与东部地区大体持平的权益，从而为西部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三是利用中央财政支持加强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以及开发，从而确保本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利用中央财政支持西部某些优势国有企业减轻社会负担和还清历史旧账，并从税收、信贷等方面协助它们加强经营管理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中央政府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繁荣带来的财政积累反哺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无疑是必需的，但并不是西部地区发展的充分条件。笔者认为，西部地区不能被动地坐等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或者被动地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应放眼全国、亚洲乃至全球，厘清本地优势与劣势，找准本地经济的战略定位，积极、主动地在海内外招商引资。中西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不同，其付出与结果也大相径庭。作为中国的后发展地区，西部地区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三是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起点高、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四是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培育、留住和用好各类人才，同时创造条件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
收稿日期：200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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