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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哲学发端于五四时期，到1949年为止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历史。但中国哲学没有成为历史，仍旧保持着发展的态势，已迈入当代中国哲学的新阶段。中国当代哲学究竟应当如何讲？这无疑是一个宏大话题，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回答的。但是，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中国当代哲学的出发点在哪里？笔者认为，讲中国当代哲学，可以有两个出发点：一个出发点是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倘若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就谈不上“当代”二字；另一个则是先哲已取得的理论思维成果，倘若离开这个出发点，就谈不上“中国”二字。从后一点来看，当代中国哲学理应接着五四讲，即接着中国现代哲学传统讲。
当代中国哲学是指中国哲学传统在现时代的新开展，是指能够指导现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活学问。它不是历史上某种哲学理论的复兴，而是当代中国人在当下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精神创造。只有当代中国人，才能讲当代中国哲学。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才是讲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笔者的理解是，中国哲学传统并不是指历史留下来的遗迹，而是指现时代中国人对已有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传统”中的“传”是个动词，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对先哲留下的思想资源做出的选择、诠释和发挥。对于已有的思想资源，能否“传”下去，“传”哪些内容，不“传”哪些内容，取决于我们自己，并不取决于先人。先人已经成为历史，不再拥有创造力，有创造力的是依旧活着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不属于既定的过去时，而属于正在形成中的现在时乃至未来时。简言之，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时代性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中的“统”是个名词，是指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共识以及核心价值观，并不是以往儒家所标榜的道统，也不是现代新儒家所标榜的“道德形上学”。按照生命科学的说法，基因可能变异，但不能抛弃；同样道理，哲学基因可能变异，也不可以抛弃。当代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传统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所谓继承，是指延续、弘扬优良传统；所谓发展，是指突破原有的传统，增加新的内涵。讲当代中国哲学，不能照着中国现代哲学讲，而应当接着中国现代哲学讲。所谓“接着讲”，就是要讲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意，搭建我们的精神世界。当代中国哲学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问。它不是某种哲学的翻版，必须集中体现出当下时代精神的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理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指望“返本开新”，也不能指望“全盘西化”，必须是我们的理论创造。
一、适应现代化，走自己的路
当代中国哲学必须适应中国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当代中国哲学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化事业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可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由于研究方法的落后，由于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前些年当代中国哲学似乎没有很好地发挥这种作用。
关于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中国哲学传统对于现代化只有负面作用，只有清除这种负面影响，才能推进现代化进程。马克斯·韦伯发现西方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有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他把儒家伦理同新教伦理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儒家伦理无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受到西化思潮和“左”的思潮的影响，把中国哲学传统视为现代化阻力的观点长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有相当多的人把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哲学传统，热衷于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传统的思想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传统的呼声达到了顶点。可是，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反而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我们不遗余力、大反传统的时候，曾受中国哲学传统影响的“亚洲四小龙”，不但没有反对中国哲学传统，反而成功地利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思想资源，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事实雄辩地证明：那种把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直接前提，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这种看法的合理性在于肯定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兼容，推翻了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偏见，但缺少历史事实方面的根据。如果正视历史事实的话，应当承认，从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的确没有“开出”原发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起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原发型现代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有体制的原因，有生产力水平的原因，有历史机遇的原因，不可能仅仅用某种哲学理论来解释。如果硬把现代化现象归结为某种文化形态，恐怕已经落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
在看待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恐怕不是能否从中国哲学传统中开出现代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再作学究式的讨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面临的真问题是：中国选择了后发型的现代化道路之后，能否从中国哲学传统中找到精神动力？能否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尽管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起步的，但不等于说一定要采用西方的发展模式。现代化不等于西化。道理很简单，因为历史从来不可能再现，此其一；其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是理想的模式，已暴露出诸多“现代病”。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大概都可以看做是“现代病”的诊断者。不过，他们仅限于“看病”而已，并未开出医治的药方。在中国，“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我们应当从中国哲学讲究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道德价值、和谐团结的思想资源中，寻找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精神支撑和理论指导。事实证明，中国哲学传统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现代化的动力。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哲学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民主法制建设，有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二、适应全球化，拓展发展空间
当代中国哲学必须适应全球化的大趋势。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成为现今世界哲学论坛的组成部分，应当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有自己的声音，回应全球性的哲学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联络越来越快捷，地球似乎变“小”了，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球村”。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思考不可能再限制在本民族、本国家的范围，全球化已成为必然的大趋势。一些令人普遍感到困惑的世界性哲学问题，吸引了全人类的目光，成为各国哲学家研究的共同课题。例如，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世界伦理？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情况下，如何重建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如何排解人们在精神上的焦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后现代的视角看待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何纠正科学主义的偏颇？
面对这些世界性的哲学问题，许多西方哲学家感觉到，西方原有的哲学思想资源已经不够用了，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哲学，重视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希望在双方的对话中激发新的哲学智慧。海德格尔很看重老子的思想，在同日本哲学家的《在通往语言的路上》的讲话记录中，他对东方的“非概念性语言和思维”表示钦佩。他重新思考本源性问题，很可能受到老子“无”的思想的启发。环保主义者在纠正西方人“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时，常常引证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理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第二次世界伦理会议”，高度重视儒家哲学，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世界伦理宣言》。哈贝马斯在访问上海期间，向他的中国同行表示，希望中国哲学在推动世界哲学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出现，当代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哲学特别关注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似乎更贴近当今时代世界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历来重视道德价值问题，可能对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的重构有帮助。我们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坚持正确方向，把握发展契机
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主线。当代中国哲学接着现代中国哲学讲，首先就是接着这条主线讲。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中国哲学提供精神支撑和理论指导，世界性的哲学问题需要中国哲学作出回应，这两种需求将有力地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发展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将近90年了。它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同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宣告“解释世界”的哲学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实践哲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可是，我国的哲学教育由于受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太深，对此似乎没有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有些教材仍旧停留在“解释世界”的理论水平上。我们不能再延用“以苏解马”的模式了，应当解放思想，敢于独立思考，直接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提高我们的哲学理论思维创新能力。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虽属西方哲学，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发生着特殊的重大影响，这是谁都承认的。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中国化，解决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能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中国哲学的因素，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②
注重实践历来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发扬这种传统可以消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陌生感。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来说，是个突破；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却可以产生共鸣。中国现代哲学史表明：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同步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仍旧会延续这一方向。
出于实践的需要，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相结合，已经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开创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事实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它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最辉煌的理论思维成果。在当代中国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将占有主导地位。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中国哲学，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有了连续多年高速度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必然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总结概括实践经验，论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哲学基础，回答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这无疑会不断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向前发展。
其次，世界局势的巨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又是一次发展的机会。自1989年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急剧变化，东欧和苏联相继改变了社会政治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落入低潮。面对这种巨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因此而动摇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这种巨变向我们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也向我们提出了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任务。东欧和苏联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思考研究。中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承担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勇敢地迎接挑战，抓住发展机会，尽快地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完善，为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日走出低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再次，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推动哲学的发展，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把握发展的契机，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面临着新的飞跃，从而改变人们的哲学思考方式。西方那种“征服自然”的观念业已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中国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切都充分地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或者说当代中国哲学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回应中国实证哲学，化理论为方法
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中国实证哲学思潮也可以成为讲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接点。在20世纪前50年，尽管中国实证哲学发展不充分，但毕竟还不失为一种有较大影响的思潮，在思想界保持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鼎足而立的地位，与之并称三大思潮。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证哲学在港台地区还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大陆的历史却已经终结了。
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人们把中国实证哲学当成错误甚至反动的思想加以拒斥，这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研究走上正轨，人们才摒除偏见，开始认真研究这一在现代中国颇具影响的文化现象，力图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中国实证哲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著作得以重新整理出版，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在西方哲学界，近年来人本主义抬头，实证主义不再时髦，已经走上下坡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常常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在各种批评面前，实证论者自己似乎也有些底气不足。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是西方实证主义最成熟的产物，但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已趋于衰微，割裂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企图不得不宣告破产。在对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的众多支持者实际上离开了原来的方向。在今天，这种哲学不仅提不出重大的、有影响的论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信，并愿意承认“形而上学”存在的合理性，不得不承认，那种把哲学从科学中分离出来变成一种专门的技术学科的说法，实在是一种无稽之谈。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哲学界贬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风气，也吹到中国哲学界。有些喜欢跟风的人，时常发表文章，对实证哲学进行口诛笔伐。笔者认为，在如何看待实证哲学的问题上，我们不必跟在西方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因为我们的情况与人家不一样。从19世纪开始，西方哲学界就发起批判形而上学的运动，实证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对立物，越来越极端化，已经走入死胡同。于是，以拒斥形而上学出名的实证主义反而遭到人们的拒斥。实证哲学在中国的情形与西方不同，它先天不足，后天不利，没有经过长足发展，更谈不上极端化了。所以，我们不能把西方批判实证主义、批评科学主义的观点照搬照抄过来。在“左”的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实证哲学作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无人去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今天虽然“左”的思潮不再占主导地位，可是我们对实证哲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得还不够透彻、不够深入。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的当代中国哲学决不是狭隘的学派，它不会拒绝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其中自然包括实证哲学阐发的有价值的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封闭的体系，它将永远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对话和互动，乃是它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实证哲学思潮在当今中国仍有积极的意义。当代的中国哲学可以不采用中国实证哲学思想家的讲法，但不能放过他们触及的重要哲学理论问题。这个重要哲学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培育适应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的工具理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同工具理性是相容的。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找到在当代中国培育工具理性新的、正确的讲法。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教授，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的主张，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讲法。他作为金岳霖的学生，已经突破了老师原有的思路。1957年，他同老师彻夜长谈，探讨如何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他事后回忆说：“正是那次讨论，使我明确了一点，为要把认识论的研讨引向深入，我应该从老师自己肯定为‘讲对了’的地方出发，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这些发挥当然不一定是金先生自己的主张，但我以为，如果我的发挥中有某些合理成分，那便可以说明金先生著作是富于生命力的。”③
五、回应现代新儒家，化理论为德性
中国实证哲学思潮触及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如何培育适应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工具理性，而现代新儒家触及的重要哲学理论问题是：如何培育适应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的价值理性？诚如冯契教授所说，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需要“化理论为方法”，培育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化理论为德性”，培育价值理性。他说：“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过去的大哲学家如孔子、墨子都有这种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要求如此。”④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新儒家思潮也不失为讲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接点。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片面夸大工具理性、消解价值理性，造成二者之间的失衡。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随着现代化的实现，而人却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科学主义的掌控之下，现代人失落了意义的世界或价值的世界。我们搞的现代化事业是后发型的，而后发的优势就在于可以接受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现代新儒家对科学主义思潮做出回应，致力于儒学的现代转化，对于培育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理性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完成此项任务。在他们关于儒学现代转化的哲学思考中，所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个体意义上的人，并非是中华民族群体。在民族精神向度上，他们并没有取得值得称道的进展。现代新儒家建构的各种本体论学说，可以说都是对儒家伦理普适性所作的本体论证明，都在为现代人安顿价值努力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价值本体论，大都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希望人们认同这个价值的本体界，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对治失落意义世界的现代病，提升恪守儒家伦理的自觉性，提升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他们价值本体论，大都有浓重的准宗教的色彩，希望自己的学说发挥“以哲学代宗教”的作用。他们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是，他们的构想毕竟是抽象的，毕竟脱离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因此，能否真的获取人们的普遍认同，便成了问题。在普通人的眼里，这样的本体界恐怕只有欣赏的价值，实际上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家伦理的普适性，强调儒学实行现代转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儒家伦理的普适性是否一定要借助某种本体论来证明？笔者认为，儒家伦理的普适性的根据应当到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中去找，应当在社会实践、生活实践中得到证明，而不必费尽心机地到形而上的本体界中去寻觅。
如何开发儒学思想资源，用以培育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理性？这不是现代新儒家的专门话题，而是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话题。关于这个话题，现代新儒家的讲法只是一种讲法，绝不是唯一的讲法。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可以找到新的讲法，创立当代儒学的新形态。笔者主张把“现代新儒学”同“现代新儒家”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学”当然包括“现代新儒家”，但不仅仅限于“现代新儒家”，它的外延比“现代新儒家”大得多。无论站在怎样的学术立场，无论抱着怎样的学术观点，只要是从现时代的视角研究儒家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的学问，都可以构成“现代新儒学”的组成部分。郭沫若、侯外庐等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家思想，寻找促使儒学实行现代转化，寻找儒学适合现时代新的表达方式，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的精神家园。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属于“现代新儒学”的范围。这意味着，现代新儒学思潮虽然发端于现代新儒家，但并不仅仅局限于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历史，而现代新儒学仍在参与创造历史。我们不必以“当代新儒家”自诩，但可以讲出当代新儒学。张岱年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不是现代新儒家，但他对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发挥了独特的推动作用。他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讲，时至今日，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了研究孔子的新时代。他所说的“研究”，其实就是从新的视角、以同情的态度诠释儒学，就是建构同新时代相适应的新儒学。张岱年写了《孔子哲学解析》、《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孔子与中国文化》、《评“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评论》、《孔子的评价问题》、《儒学奥义论》等多篇文章，阐述他关于儒学的新见解。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代中国哲学接着中国现代哲学讲，仍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中国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见，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葆有鲜明中国特色、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大趋势、回应中国实证哲学思潮和现代新儒家思潮触及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当代中国哲学，将会活跃在世界哲学论坛之上。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②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2006年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页。
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编：《理论、方法和德性——纪念冯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④冯契著：《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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