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危机与学者身份重建：当代中国学者的现实与超越_社会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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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识经济和知识驱动型社会（Yang，2012）的背景下，学者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前期研究指出，通过知识提供者、信息沟通者、其他群体领导者、代理人和合作者及自我利益追求者等角色，学者参与型治理可帮助人们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促进问题解决（Yang & Wu，2009；Yang、Lan & Wu，2010a；Yang & Wu，2010；杨立华、杨爱华，2011），而有本土知识的实地学者在当地事务解决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Yang et al.，2010a；Yang & Wu，2010）。成功学者型治理需满足七项原则：（1）稳定有效的实地学者的广泛参与；（2）联盟化组织结构安排和具体分层的目标体系；（3）民主化和协作性管理及有效的联盟性奖励和惩罚机制；（4）稳定的地方学者性领导精神；（5）期望利益的实现；（6）试点——推广模式；（7）有效的外部支持（财政、知识技术、制度和精神性的）。这七项原则满足得越充分，治理越成功。另外，第一项原则下的学者行为还须满足六要素：（1）相对独立的身份认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2）高度的热情和能力；（3）充足和易于理解的具体和实际知识；（4）和其他行动者关联的高社会资本；（5）高度的社会责任感；（6）尊重其他行动者及其地方知识（Yang & Wu，2010；杨立华、杨爱华，2011；Yang，2010）。同时，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缩小了学者和民众在政策过程中的差别，促进了双方合作（Yang & Lan，2010）。

      但与此同时，以学者身份角色和学术道德等危机为主要表现的学者危机不断加剧，导致学者面临社会的广泛质疑，制约了学者作用的发挥。因此，解决学者危机，进行学者重塑，提高学者作用，再造学者形象，是当下中国刻不容缓的课题。虽然社会和网络对此问题已有不同讨论，但还缺乏系统研究。

      本文试图应用规范分析方法，回答如下问题：（1）学者基本概念和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2）学者危机的表现与原因；（3）学者危机消除和重塑的途径。

      二、学者基本概念和社会作用

      （一）新五民论和广义学者概念

      1.社会结构划分的历史流变

      中国自古有“四民”的说法。《春秋毂梁传·成公元年》指出：“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自管仲在《管子》中改变排位而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士农工商”的说法沿用至今。《说文解字》指出：“士，事也”，是有知识和才能的人。早期的“士”不仅指有知识和懂礼乐的专家（文士儒士），也指打仗专家（武士侠士）（冯友兰，1976）。晚清时，梁启超提出“五民”论：“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夏晓虹，1992）；钱穆（1988）则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遂成“士农工商兵的新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分层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后，学者地位被削弱。“工农商学兵”说法被采用，“工”排在了第一位；“学”排在第四。改革开放后，工、农、学的结构都发生变化，地位规模也随之剧变。可到目前为止，新结构仍处于形成期，尚未形成稳定状态。

      2.新五民论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春秋以来的最大转型。与传统的“四民”相对，应确立新型民众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新需要。

      以群体优势资本为标准，可将社会分为五个平等单元：一般公民、企业（商界）人员、学者、伦理道德性组织人员和政府人员，简称“民企学德政”五民，其优势资本依次是：权利、货币、知识、社会和权力（杨立华，2007）。与梁启超“五民”论相区别，谓“新‘五民’论”。伦理道德性组织是大类，可细分为宗教、非营利及宗族组织等（见图1）。

      

      3.广义学者概念

      “新五民论”的学者内涵与“士”相近，但含义更广，是指在知识和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人（Yang & Wu，2010）。在此意义上，专家、教授、技术人员、各种科研人员及有较多知识的组织、媒体成员等都是“学者”（Yang et al.，2010a：154）。需注意的是：（1）学者的身份是动态和相对的，如在一事件中，甲是学者乙是民众，但在另一事件中，乙则可能变成学者而甲则变成民众（杨立华、杨爱华，2011）；（2）学者的社会地位往往由民众认同表现出来；（3）学者的知识是多方面的，不一定局限在某一特定领域，这是和专家概念的区别。

      （二）学者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1.进行知识生产，促进科技文化发展

      学者的本分在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两方面（艾佳慧，2007）。由于其具有知识信息的比较优势，能较好地进行知识生产，推动科技创新和文化理论的突破。

      2.专业知识传承、教育和传播主体

      学者不仅通过专业知识学习研究实现对其延续传承，且是其教育和传播主体。特别地，师者也是学者的一部分，故“传道、授业、解惑”被奉为千年师道。

      3.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知识和信息

      学者作为信息提供者（Yang & Wu，2009），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决策信息知识（Yang et al.，2010a），帮助其解决复杂问题，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4.形塑社会基本价值

      顾炎武（1983：98）谈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作为社会良心和社会批判者，学者运用专业知识对社会基本价值追求提供建议和批判（艾佳慧，2007）。学者是文化精英（许纪霖，2011），能以著书立论、授课讲学、实验实践等对社会舆论、主流价值进行适当、适时地引导。

      5.作为第三方，参与调解其他社会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

      学者作为第三方，不仅有比他人更丰富的知识信息，而且有相对独立的身份和与冲突各方较好的社会关系，可在冲突调解中发挥作用（Yang & Lan，2009）。传统乡绅阶级就在群众中拥有极大权威，与打官司相比，民众更倾向于绅士调解（瞿同祖，2011）。

      6.在特定条件下，和其他社会成员合作，成为其合作者、领导者或代理人，促进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学者可凭借知识优势与其他社会成员合作，并以合作者、领导者或代理人身份，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Yang，2010）。古代乡绅阶层就凭借声望和知识，在组织慈善活动、巩固防备、发展教育、促进治理创新等方面与地方政府和民众合作，发挥合作者、领导者甚至政府代理人的作用（瞿同祖，2011）。

      三、学者危机的主要表现和原因

      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1991）指出：危机是对一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和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学者危机不仅是指一些事件，也是指一种状态；但这些事件或状态都对学者基本价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要求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应注意几点：（1）危机诱因一般是学者的态度和行为等；（2）危机发生的领域一般是学者擅长且社会影响较大之处；（3）危机影响的范围一般在社会或自身领域引起较大反响，对社会系统造成冲击；（4）危机结果一般会引发一定范围的社会讨论和社会对学者的不信任。

      （一）学者危机的具体表现

      1.身份危机

      身份危机是指学者与其他成员存在身份重合、界限模糊问题，突出表现为学者官员化、企业家化，多个身份重合等。由于身份重合及定位模糊，使其学术价值观不再纯粹；并因应酬增多导致学术热情、精力下降，并使学术行为政治化和经济化。

      院士官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和工程管理学两部门共144名院士调查发现，有领导职务者占97.9%，其中高级干部（厅局级正职及以上）占总量的42.4%（顾海兵等，2009）。可见高比例院士兼任官员，学者官员化现象普遍存在。

      2.社会角色危机

      社会角色危机是指学者社会角色定位混乱。传统士大夫角色较为明确：“在朝廷辅帝王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许纪霖，2011）。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学者地位下降，角色和地位边缘化。改革开放至今，学者地位有所提高，但定位仍然模糊。因此，存在大量学者公共意识淡薄、社会游离化（张灏，2004）、政治边缘化（余英时，1991）和少量学者媚俗化、浅薄化和不务正业等问题，消减了学者身份的独立性（古德纳，2006）、专业性（赵睿，2008）和道德性（班达，2005）。

      学者是社会治理问题的解决者（Yang，2010）及公共领域的关怀者和批判者（余英时，1987）；但自“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大批学者开始学院化（许纪霖，2003），部分本应更多关注社会公共意识的学者在现有学术评价体系规训下，逐渐将“生产专业化的知识产品，追求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权威”（许纪霖，2003）作为唯一追求，把专业研究仅作为谋生、谋利手段，不再关心公共领域事务，放弃了普遍的公共关怀。

      3.道德危机

      道德危机是指学者道德水平滑坡。道德水平滑坡之所以被称为“危机”，因其可导致一系列社会影响恶劣的学者行为失范，如论文抄袭、学术造假、学术腐败、期刊或会议敛财等。

      学术腐败，即权学、钱学、学色、情学交易等，违背了交易媒介的“相异不相易原理”（杨立华，2003），直接体现学者道德危机。例如2009年武大副校长、副书记受贿案与2011年院士候选人涉贪丑闻（李博、王建坤，2011）等，无论真相如何，都对学者形象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4.学术危机

      学术危机是指学者学术态度失范、学术水平堪忧、学术成果价值走低等问题。学术态度失范是指学者丧失治学应有的严谨踏实、实事求是态度，具体表现为剽窃、造假等功利化行为；学术水平堪忧则体现为对学术理论掌握不正确、不系统，对问题分析不到位、不深刻及研究缺乏方法和规范等；学术态度失范和学术水平堪忧自然导致学术研究成果价值不高。

      2010年的一项统计表明，“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约占全球研究出版物论文发表总量的8%，预计到2013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论文产出国。然而，中国科技论文的单篇引用率仅排名全球第42位，78%的论文为零引用”（任荃，2010）。虽然引用率受多因素影响，高引用率不代表高质量，但大比例科研成果缺乏学术价值，创新不足，部分学者学术能力走偏和退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5.信任和社会认同危机

      信任和社会认同危机是指社会对学者及其行为、观点或成果等的质疑与不认同。它是学者身份、道德、学术危机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作用下，频发的学者失范行为使学者形象大打折扣，使公众对学者的信任度和认同感降低。

      近年学界频频爆出学术造假、剽窃等丑闻，使其在整体上陷入社会信任和认同危机。例如，面对肖传国“反射弧”成功率涉嫌造假（廖军，2010）、井冈山大学百篇论文因大规模造假被撤（黄辉，2010）等事件，公众表现出高关注和讨论参与度，显示了对学者的整体不信任和不认同，甚至通过公开撰写博客等声讨学术造假。因此，科技部部长万钢在第12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也明确表示：要对学术造假“零容忍”（胡奇峰、高建进、万钢，2010）。

      6.发展危机

      发展危机是指学者自身和学术可持续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的发挥等受到限制。它是学者身份、角色等多方面危机综合作用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学者发展受阻、学术大师匮乏、学术水平停滞不前及社会作用发挥受限等。

      大师匮乏是其突出表现。在诸多危机综合作用下，学界长期不能形成去功利化的踏实学术氛围，使学者自身及学术创新能力不能良好发展，导致大师匮乏（吴毅华，2007）。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曾指出，“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师，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周惠兰，2007）。

      （二）学者危机的产生原因

      1.集权传统和社会文化政治化

      学术过度政治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社会高集权传统和社会文化高政治化历史的延续。封建社会从发端开始，就保持了高集权传统；统治者掌握国家的绝对权力，用其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别地，通过科举制度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和人（尤其是社会精英）的政治化，以保证统治的长期延续（杨立华，2004）。时至今日，由于社会发展的惯性，封建集权与社会文化政治化传统仍有影响，加之现有体制的局限性，使学术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和行政化倾向。

      2.学者社会定位混乱

      古代学者作为“四民”之首，一直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原有学政合一的学者型治理社会逐渐解体，新型现代化学者治理型社会却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建立。新中国成立以来，学者始终找不到在社会中的准确定位，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地位急剧下降和改革开放后地位逐渐回升后，学者学术独立性仍然不足，社会地位仍然不高，待遇仍然较低，这使得学者社会定位混乱不明，促生或加剧了学者危机。

      3.社会主流价值观缺失

      学者自古在社会主流价值塑造方面起重要作用。先秦诸子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到晚清科举制度废除前，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士大夫”思想，“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贯穿了封建社会始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学者地位下降，学者对主流价值观的形塑作用被消减。同时，由于封建文明自身的惯性、社会体制发展非成熟性、“文化大革命”及改革开放后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冲击，使当下中国陷入了主流价值观全方位缺失的窘境，映射到学术界，加剧了学者道德滑坡及学术价值观混乱等问题。

      4.学术政治化、经济化倾向严重，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和严肃性

      这一方面是政治经济系统过度干扰造成的，是社会治理系统不合理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学者学术自身地位不独立和能力弱等造成的。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看，由于政治系统过强及学者学术地位过弱，影响了其独立性和严肃性，造成了学术政治化、行政化及各种领袖、领导学术等现象（杨立华，2004），强化了学者学术对政治和官员的过度依附。从学术与经济的关系看，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现象固然改变了学者经济观，但更重要的是因学者学术的制度性待遇较低，经费来源单一（马强、付晔、郑志雯，2008），使学者在科研中因追求经济利益而淡化学术意义，加之制度保障缺失，使研究打上了政治和商业印记，削弱了学术的独立性和严肃性。

      5.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背离

      从与社会的关系看，学术与社会现实差距较大。学者不是为了知识生产或追求真理而做学术，而是为了职称、为了经济而做学术，使学术和社会现实脱节。从与民众的关系看，一方面由于学术发展的高级化和专业性，学者和普通民众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差别加大，另一方面由于学者自身和民众远离，使学者失去了为民众服务的方向，加剧了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背离。

      6.学术评价体系错位，重数量轻质量，重等级轻贡献

      现有学术评价注重论文数量、等级、引用率、项目和科研经费多少等数量指标，忽视学术价值。例如，在《2011年教育部关于教授/副教授的评定条件》中，对论文数量、项目获奖级别做了详尽规定，但对研究质量甚少提及。由于受行政干预，本该属于追求学术价值和质量的科研成果，被数量和级别管理制约。长此以往，研究自然会出现重数量轻质量、重等级轻贡献的浮躁风气，导致学术成果可观但学术质量堪忧的恶果。

      7.学科间发展不平衡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重理轻文”思想十分严重。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大力发展理工科院系，很多文科类院系被停办或取消。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深入人心，理工类学科备受推崇，人文类学科虽被恢复，却一直在制度设计上受到制约，在经费支持上不受重视。时至今日，还大量存在认为人文学科发展不需要经费，只要一支笔和几张纸就行的观点，严重制约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事实上，很多社会科学由于研究的是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经费和制度支持。学科发展不均衡影响了社会知识构成体系、治理制度及主流价值观念等，抑制了人文社会科学本应发挥的修身养性、道德重塑、增加社会弹性和活力、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及发挥国家软实力的作用，使学界和社会陷入“短视”的发展怪圈。

      8.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

      就学者个人而言，没有形成自身规范制约机制，研究的随意性大，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亟待提高；就群体而言，没有形成行业自我净化和约束机制，行业自治和同行评议制流于形式；就社会监督而言，学者学术的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民众、媒体等对其的有效监督有待提高。

      9.学者修养淡化

      重修养是中国学者的优良传统。《礼记·大学》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古代士大夫阶级是社会道德楷模；即使在礼乐崩坏的情况下，仍然充满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许纪霖，2011）。及至当下，由于学者地位下降、身份和角色定位不清、社会主流价值观缺乏及制度约束不健全等原因，使学者修养淡化，道德水准滑坡，丧失了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社会热情，也放弃了自我道德、行为和追求的内在约束。

      四、学者重塑的基本途径

      学者重塑即全面重构学者身份地位、学术能力、道德修养、社会认同及形象和发展能力等，同时全面改革学者学术与政治、经济、社会、民众等各方面的关系。

      （一）降低社会文化政治化和政治对学术的过度干预

      首先，从政治和社会系统而言，应消减集权传统的影响，建立现代政治和社会治理体制，减少政治对学者学术的干预，保证学术独立性和严肃性。其次，从学者自身而言，要摆脱和抵制集权思想和政治对学术的控制影响，提高学术独立性、自由度和创新性；且要继承古代学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秀传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古人在“齐家”后直跳到“治国”，与其“家国同构”的思想一致，忽略了学者对于社区或组织——统称“乡”（包括村、乡、镇、县、区、市、省及各种组织、单位等，是多层动态概念）的责任。所以，在“齐家”后可加“荣乡”一环；如此，新学者的理想应是：修身、齐家、荣乡、治国、平天下。

      （二）重构学者定位，增加学者的群体独立性

      首先，就学者自身而言，要认识自己的资本优势和地位（杨立华、杨爱华，2011），在利用知识资本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Yang & Wu，2010），界定和其他成员的边界，明确身份定位；同时通过个体的自觉、自律和群体的自治加强身份认同（Yang，2010），将学术与政治、经济、宗教等区分开。其次，从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而言，学者的社会任务为：从事学习和学问研究教育，服务人民，扶助企业发展，协助政府管理社会，协调不同伦理道德性组织间关系和推动其发展，通过知识和道德发展维护、塑造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良知。具体可概括为：从学、事民、扶企、协政和众教。再次，在制度安排层面，应将学者、官员、企业家、一般民众和伦理道德性组织成员在制度上区分开，保证学者的独立性（Yang et al.，2010b）。

      （三）重塑社会主流价值，端正学术价值观

      社会主流价值观缺失部分是由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滞后造成；要建设符合转型期和未来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必须通过综合创新，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现代化。首先，要以诸子文明复兴为基点，通过诸子复兴运动，向上追溯诸子文明的来源，向下梳理诸子文明的延续，重建当下文明传统；其次，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弥补中华文明固有的缺陷，实现中国文化文明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和谐、包容等概念思想，完成新国民启蒙运动，为中华文明全面发展和复兴开辟道路。在文化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重塑道德及民主、公正、自由、法治、宽容、和谐等主流价值，建立求真、创新、严谨、务实、自由、诚实、为民、责任等基本学术价值。

      社会主流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主要有两种：政治性和社会性。前者往往由政治家、政党或国家决定、选择和掌握，并通过国家机器宣传，使人接受，以规定政治和国家目标、理想和行为等，是国家制度层面的价值观（如民主、公正、自由、和谐、包容、人权、发展等）。后者则为社会自发生成，规定民众一般社会生活目标、理想和行为等，是个体和群体行为层面的价值观（如道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政治性意识形态不能替代社会性意识形态，政治家或政党等也不能通过类似于建立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建立社会性意识形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诸种通过政治方式强行推行社会价值观建设屡遭失败的根源。

      （四）研究机构去政治化和经济化，增强研究独立性和严肃性

      首先从体制上，改变政治行政对科研机构的过度干预，改变政治行政对学术的过多控制和干涉，取消学者学术依附政治行政的体制性根源，落实学术自由、独立原则。其次从财政上，提高学者制度性工资待遇，保证学者可依靠工资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并鼓励多元经费渠道，改变学者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依附于政治和商业的现状，从根源上避免学者行为的商业化和经济化，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和严肃性。

      （五）增强学术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构建民众与学者之间的良好沟通渠道

      首先要加强学者学术与社会实际和民众的联系沟通，提高学者民本化学术意识（Yang，2010）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建立学者与民众的稳定和牢固联系（Yang & Wu，2010），提升学者对民众意见的尊重和理解（Yang et al.，2010b），培育学者与民众间的高社会资本。其次要加强学者学术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和联系。例如借鉴日本“产学研”机制下企业科研双赢经验（时临云等，2010），在保证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学企合作，使研究贴近生产和市场需求。

      （六）重建学术评价体系

      首先，要结合学科发展特点建立切合学科特色的学科评价体系，形成具体学科的具体评价模式。其次，在成果衡量上，由重数量向重质量和贡献倾斜。再次，完善同行评议机制，由学科同行评价学术成果，减少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促进学术健康发展。

      （七）学科均衡发展，提高人文素养

      要解决学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须打破学科区别对待的现状，根据学科的内在要求，均衡发展不同学科。对不同学科，要一视同仁，制定符合其特点的学术发展制度。相关部门应研究实际情况，完善和丰富不同领域学术支持体系，给人文社科类研究更多的政策和经费支持。同时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增设人文社科类课程；采用多种方式将其引进校园和研究机构，提高学者的人文社科素养，培养有道德、有素养、具“以天下为己任”的当代学者。

      （八）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

      首先，在尊重科研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规范，将随意研究导向规范研究。其次，在学术规范的引导下促进学者自觉自律，增强群体自治和自我净化约束，建立和完善学术自治体制和同行评议制度，营造尊重知识、创新和学术道德的学术氛围。再次，结合学者自律和群体自我净化机制，重视社会监督，增强学术透明性，发挥民众、媒体等对学者学术的能动性监督。

      （九）规范学者基本道德水准，提高学者修养

      道德重塑不是让学者成为道德化身，而是主张学者必须坚持基本的道德规范，并有意识地塑造和引导社会道德体系（杨立华、杨爱华，2011）。首先，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在道德水准和思想文化境界上不断提升。其次，应将自身道德修养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重建相结合，不仅做到社会示范的榜样作用，而且要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进行研究、提供建议、积极参与。

      老子对知识持否定和怀疑主义的态度，所以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这和《圣经》中上帝不让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树上的果子的隐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孔子则不同，孔子至始至终都对知识抱有一种乐观肯定和积极主义的态度。所以他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他还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如此等等。同时，孔子认为“士”，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学者”是社会的基石，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以，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这不但强调了“士”的社会责任，也为实现其社会责任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路径；但同时也将“士”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了一起，为政治权力对“士”的超强控制和干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样地，虽然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孔子则不但将学者和权力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将学者的道德修养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中庸》则进一步提出“修身则道立”。《大学》甚至更进一步地总结道：“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有这些都表明，自古至今，知识、权力和道德之间就存在着甚为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更因经济等其他要素的介入而变得更为复杂多样，由此也就导致了在当今中国社会尤为严重的学者危机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学者的地位究竟如何，学者的身份又是什么，学者在社会治理中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学者又当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和学术研究，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如何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当如何处理自己和知识、权力、道德、经济等各种要素或相关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自身的重塑呢？

      总之，学者危机和重塑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缺乏系统的学术研究。本文在规范分析层面，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期待更多研究者和实践者在今后逐渐关注此问题，对其深入研究。亦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在宏观层面上为学者提供更加宽容、自由的发展空间，倡导和引领学者重塑之路，促进学者和学界的良性发展。同时希望学界能自发进行学者重塑运动，主动改进自身在学术和修养上的不足，借助群体自治和社会监督从根源上改变学者发展的不利现状，消除学者危机，重建学者形象，使学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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