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论者老李与李国文先生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疑论者论文,老李论文,小说论文,李国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此文涉及李国文先生的两篇小说：《垃圾的故事》（《上海文学》97年第七期）和《缘分》（《人民文学》97年第九期）。
《垃圾的故事》和《缘分》都是“我”所讲述的，而这位“我”碰巧也姓“李”，按照叙事分析常规，这位也姓李的“我”并非李国文先生，小说中的人们称他“老李”、“老爷子”、“老先生”，我们也就称他“老李”。李国文先生可能年长或年轻，但“老李”就是“老李”。
老李也真是老矣，有了老年人的各种毛病，比如喜欢作媒，比如小俩口闹别扭，他喜欢作和事佬。《垃圾的故事》里的杨菲尔玛和丁丁、《缘分》里的吴爱爱和瓷器康，他老人家都不辞辛劳，从中撮合调和。当然调和之后常常自叹多事，每次作媒最后都会反悔——“这种以为是成人之美的愚蠢行为，其实是早期老年性痴呆症的发作，好好地敲你的电脑，写你的小说，多好，干嘛要做这种背晦的事呢？”
英国十八世纪的小说，人物讲究对称，比如某甲是理智的，某乙是情感的；某甲是傲慢的，某乙就是谦逊的，等等。某甲和某乙当然要打架斗嘴闹别扭，于是就有故事可讲，讲到最后，某甲和某乙一般都成了朋友或夫妻，也就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取长补短，达到团结的目的。在那些十八世纪的老先生眼里，各种冲突着的人性因素是可以平衡的，世界可以方方正正地在一个很稳当的地方摆好。
而二十世纪末的老先生，比如老李，发现摆平这个世界是件很难的事，所以，尽管老李辛辛苦苦地奔走，杨菲尔玛和丁丁还是眼看着各奔东西，而瓷器康和吴爱爱更是一照面就互不对眼。于是老李叹道：“每个人都有其这样作的道理，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都有其不能以简单的得失成败来衡量的标准，也许，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我得说我对这位老先生有点失望，他显然没能从这么一大串故事中引出一点硬梆梆的道德教训，比如，他应该对我们说，杨菲尔玛、吴爱爱这样的人应该向丁丁、瓷器康学习，或者他应该指出两条道儿来，生存还是毁灭，让那些不懂事儿的男女走着瞧，看着办。但现在这位老李只是告诉我们，生活是复杂的，各有各的路，有什么法子呢？这倒像一个溺爱孩子的老人自嘲的叹息。
世道真是变了，过去是老年人好教训，如今老年人竟不好教训了。但人活着总不免于被教训，于是，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大多时候是受中年人的教训。比如《垃圾的故事》和《缘分》中，这位老李就得经常接受杨、吴、丁、康等半大不小的中年人的“启蒙”，老爷子听一回开一回眼，经常醍醐灌顶，由衷叹道：“毛主席早说过，这世界是他们的，真是英明的天才预见。”
《垃圾的故事》和《缘分》中的人物也是大致对称，比如杨菲尔玛和丁丁和高田有司，瓷器康和吴爱爱和汪襄，都在不同层面上构成对称、对比的关系。老李周旋其间，他本能地偏爱丁丁、瓷器康，也就是喜欢这些有理想、有追求（当然是精神追求），因而照例有点傻，有点倔的人物。但他是不是不喜欢杨菲尔玛、吴爱爱之类没理想、没追求，行动起来一往无前，直扑其功利目的的“强人”呢？从“政治正确”着想，老李应该不喜欢她们，这样我解释起来也更方便，我可以说这两篇小说是在弘扬什么，批判什么，而且批判得如何如何深刻。
但我总觉得老李的态度暧昧、复杂，他对杨菲尔玛、吴爱爱这类手眼通天、鬼精鬼精的小女子实在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叹赏。当然，老爷子嘟嘟嚷嚷，加批加注，对杨吴之流常有腹诽，这其中或有“忧思”在，这忧思也可以说是在“关怀”她们的“精神质量”，但老李的心里其实明镜儿似的：她“想把地球当陀螺来转。在她眼里，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棋盘上由她驱使的棋子而已。”老爷子哪顾得上“关怀”人家呢？
冲向哪里？这该算是最大的“忧思”了吧？但《垃圾的故事》和《缘分》中的老李对此其实也不很认真。尽管《垃圾的故事》指出了这个世界或有被垃圾掩埋之险，但我看来看去，似也不能由此推论，杨菲尔玛等人未来将使大家惨遭活埋，不是还有丁丁之类的人为这事操心吗？而且老李颇有信心地预言，“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时代，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也就是说，即使有杨、吴这样的小姐呼风唤雨，中国也不会陆沉，世界也不会毁灭，前途是光明的。
我曾想打个电话给李国文先生，向他打听打听那位老李究竟是怎么想的，是满怀忧思，还是老了，无所谓了，还是……？但我终于没打，因为我觉得李国文先生也未必猜得透老李的心思。首先我断定老李对杨菲尔玛、吴爱爱之类人有一份叹赏，我估计李国文先生恐怕就不会同意。但作为读者，正是老李那一声一声骂而带笑的惊叹带动着我兴致勃勃、行云流水地读完了这两篇小说。一个老人骂道：这个小猴崽子啊，她怎么这么精啊！这里边是有忧虑的，但也有对一种巨大活力的赞叹。对于老李，杨、吴这些人纯属异类，她们体现着正在来临的商业社会中无所畏惧、无坚不克的活力和自信，这使杨菲尔玛和吴爱爱旋风一般穿行在故事中，使读者、使老李劈头盖脸地遭遇一个又一个震惊，这种震惊肯定不是痛苦的，不是忧愤的，它有着一种隐密的愉悦，我们似乎在窥视商业都市的万花筒，欲望、活力和聪明尽情舒展，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奇迹。尽管老李对此有些不适，有点替年轻人担心的紧张，但他的眼光和语调在紧张中流露出兴奋。
我知道，在这样一通歪批之后，我给我自己还有老李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立场问题，我们怎么能如此没有人文精神，如此没有批判意识？我的看法是，不管你是什么立场，你都应该懂得欣赏真正的性格和生活。当然杨菲尔玛和吴爱爱本来就是可爱的女士，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对一切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事的敏感，是不是成心把自己搞得了无生趣也把别人搞得了无生趣，一个精神质量足够高却没有杨菲尔玛、吴爱爱的世界是不是就真的如彼美好？最后一点，我们究竟是读小说还是读福音书或启示录？
所以，无论是《垃圾的故事》还是《缘分》，我们都得充分地估量这位老李的语调的复杂性，老爷子老奸巨滑，指南打北，夹枪带棒，正话反说，庄谐杂陈，就我而言，我始终提防着别让老爷子给蒙住，你以为他站在你面前，其实他早抄到你背后去了。老李是深刻的怀疑论者，因此他的眼光常常是挑剔的、嘲讽的，但由于怀疑论者对人性不抱奢望，他们对人、对世界其实更为宽厚，更能感受和欣赏生活中有趣的、可笑的人和事。而且，最终，一个怀疑论者充满了自我怀疑，他不相信任何人手里操着向别人发放天堂或地狱的通行证的权力，他尤其不相信自己有这份权力。小说中的这位老李碰巧也是一位小说家，李国文先生没有告诉我们这位老李的小说写得如何，但一般来说，我相信，这样一位老李，他的小说一定是丰饶的、智慧的、生趣盎然的。
老李的形象、老李的语调表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姿态，这些老人没有什么末世情怀，或许是因为任何末世神话都已经唬不住他们，——比如老李就从没有真正相信过被垃圾活埋的前景，我觉得他甚至对丁丁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激情也怀有一丝疑虑。——这些人世故而超脱，刻薄而宽厚，乐观而悲观，尽管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你不能说他们有“人文精神”，但是我觉得，他们或许更接近于那种约翰生博士之类的十八世纪老式人文主义者，虽然很难把世界摆平，但仍在这个世界无比纷繁的差异中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感。
谈完了老李，该谈李国文先生了。李国文先生是1957年一代作家，写到现在，1997年，按说是老作家了。但这世上其实只有写好小说的作家和写坏小说的作家，并无年轻作家或中年作家或老作家，所以，李国文先生是现在依然元气充沛地写着好小说的作家，这有《垃圾的故事》和《缘分》为证。
大概从《危楼纪事》起，李国文先生就一直发展着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平实地说，一种杂文笔法。
宋人以文入诗，李国文先生以文入小说，效果是一样的峭刻、复杂。但再峭刻也未至于阴冷，再复杂也未至于幽深，李国文先生以怀疑和嘲讽的眼光看着世界，也以怀疑和嘲讽的眼光看着自己对世界的怀疑和嘲讽，在这一点上，他和老李相同。这使他的小说立场游移，甚至圆滑。这种尖锐的圆滑非常准确的表达了57年一代人中最有魅力、也最令人恼怒的一种文化态度，似乎他们比任何人都能更坦然地正视价值的不确定，更达观地正视世界和人性的差异，他们从中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一种活力，一种难以言说的辛酸的温暖。
但李国文先生的文章与《危楼纪事》甚至《涅槃》时相比是不太相同了，不那么细密了，更松驰了。松弛是一种难得的境界，或许只有岁月能熬炼出一份随心所欲的松弛。只是我有一点担心，担心松弛会变而为疏阔，成了无节制的随便。实际上，对于因为成就辉煌、因为创造力依然高度活跃而十分自信的年长作家，“随便”是最大的诱惑。所以，尽管人们普遍比较喜欢《垃圾的故事》——我猜想，那是因为杨菲尔玛这个人物比《缘分》中的吴爱爱更为复杂、独特，后者过于突出的女性魅力光环般遮蔽了她的性格。——但我还是更喜欢在这之后的《缘分》，在《缘分》中，李国文先生若无其事地把一个头绪纷繁的世界编织得如此紧密、严整，步步机心而舒展、自然，他向我们表明，松弛是一种高难度的技艺，是泰然自若地在钢丝上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