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语言资本的政策选择
——基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白仲林¹， 罗 枢^1，2

(1.天津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天津 300222；2.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摘要： 语言资本，即一国整体的外语水平，是跨国经贸合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过往的研究大多关注语言壁垒对OFDI的负面影响，鲜有文献系统地研究语言资本在消除这种负面影响中发挥的作用。以2003-2014年中国在42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其英语资本和东道国官方语言资本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提高某种语言资本不仅可促进中国对相应语言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而且，中国在对非英语国家进行投资时，积累该国官方语种的语言资本显著有效于英语资本。因此，我国外语教育应实现全民英语教育的同质性策略向发展多元语言资本的异化政策转移，以积极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倡议。

关键词： 语言资本；OFDI；区位选择；“一带一路”

一、引言

自1999年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关于中国对外投资中(以下简称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是推动了OFDI研究的热潮。除自然禀赋、垄断优势等影响OFDI的传统因素外，学者们也逐渐将关注点转向制度因素以及文化距离等非传统因素。^[1]语言差异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也越来越受重视。

三是水质良好。江西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江河湖泊及地下水受降雨补给，水资源更新速度快，水质总体良好。鄱阳湖水体每年可更新20多次，是全国大湖中唯一没有富营养化的湖泊。目前，全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稳定在8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4%。全省主要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5%。

Helliwell(1997)提出，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并非因为两国是邻国，而是因为两国拥有共同的语言。^[2]换言之，语言不通是跨国合作的天然壁垒，会给OFDI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首先，语言不通会加剧两国的文化隔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差异会阻碍两国的经济合作。其次，语言不通会造成信息不对称，使得外国投资者难以像本土投资者一样了解市场，易于增加逆向选择风险。并且，语言等文化隔阂容易产生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民众间的相互不信任，也提高了道德风险。尤其，国家间法律制度及商业环境差异所导致的信任缺失会给跨国投资带来不可低估的障碍。因此，语言壁垒对OFDI的影响客观存在、不容忽视。

1）冬春季清园。冬季清园喷5波美度石硫合剂或1∶1∶200波尔多液；春季萌芽前喷5波美度石硫合剂或1∶0.5∶250波尔多液清园。

在对OFDI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考虑到了语言壁垒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通常以虚拟变量的形式考虑语言因素，只标识了两国语言是否相同。几乎所有的这类研究都表明，语言不同会减少OFDI。^[3]当然，语言间的不同也有程度之别。例如，汉语和法语间的区别就远远大于汉语和日语间的差异。因此，语言差异越大，对OFDI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

综上可见，已有文献不仅检验了语言壁垒对双边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影响，而且探讨了调整语言资本结构减少语言壁垒的途径。然而，仅通过提高英语资本积累来应对各国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语言壁垒显然过于理想。对于非英语国家和具有多样性语言的国家，语言资本积累是否需要异质化？其次，文献仅研究了东道国的投资国官方语言资本存量对OFDI的促进作用，例如，东道国的汉语资本存量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即对外汉语教育的OFDI效应。与此同时，也应该研究投资国的东道国官方语言资本存量对OFDI的效应，从促进经济合作的视角探索一国外国语言教育的结构选择。

随着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和力量的凝聚，宣传先行先导的地位更加凸显，如何做好新时期卫生计生宣传，为卫生计生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迫切课题。

另外，在研究语言资本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时，Zussman(2010)等研究发现“各国不断积累英语资本才是应对语言壁垒的有效途径”。^[5]显然，该结果忽视了非英语国家学习彼此语言以减少语言壁垒的效应，并且，高估英语的作用也导致对广大非英语国家市场的忽视。实际上，2013年Cadiff商学院向英国上议院提交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英国过于依赖英语，忽视对其它语言及文化的了解，所导致的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收益损失最高可达英国GDP的3.5%。^[6]为此，本文提出了第二个假设：“一国对非英语国家进行OFDI时，东道国官方语言资本比英语资本更为有效，即东道国官方语言比英语更有利于国际经济合作。”为了检验前面提出的两个假设，本文以中国对外投资活动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另外，本文也期望为我国外语语言资本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证据。

峨眉掌门灭绝师太的大名，相信没有读者会陌生。而青翼蝠王韦一笑也并非无名小辈，作为明教四法王之一，实力不可小觑，其前期动辄便要吸人血的邪性行为也让江湖中人闻风丧胆。

二、文献回顾

(一)语言资本的测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跨国经济活动的语言效应，并一致认为语言壁垒会对跨国贸易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7]毋庸质疑，一国跨越语言壁垒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参与。为此，本文将这种跨越语言壁垒的能力统称为语言资本，并首先梳理前人研究中对语言资本的测度。

对于跨国经济合作中语言因素的研究，最初学者们都只关注于一国是否拥有另一国的语言资本，并以虚拟变量表示。换言之，如果两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则认为两国拥有彼此国家的语言资本；反之亦然。其中，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量化了拥有语言资本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认为拥有语言资本可以提高至少7%的贸易流量，其影响几乎与消除关税壁垒旗鼓相当。^[8]尽管该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可是仅仅将语言资本用两国语言是否相同来衡量，忽略了各国语言的多样性。例如，在加拿大和南非，英语都属于官方语言且有相当广泛的使用群体。但两国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官方语言。显然，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具有相同语言来测度语言资本，则忽略了两国语言的多样性。

针对各国语言多样性的问题，Melitz(2008)提出了一种测度语言资本的新方法，将其界定为从两国随机抽取的两个人具有相同母语的概率。^[9]他统计了各国使用人数占总人口20%以上的语言(Melitz将其命名为“开路语言”，Open-circuit Language)，以此计算两国国民能直接通过母语沟通的概率。这一测度方法虽然有效解决了语言多样性的问题，但只关注各国通过母语的沟通能力，忽视了语言的后天习得。以北欧国家瑞典为例，尽管英语并非母语或开路语言，但90%的人通过学习能流利地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另外，一些学者也从语言本身的性质出发，根据语言近似度给出语言资本的相对测度。例如，Chiswick(1998)使用美国学生学习不同种类外语的难易程度来衡量英语与其它语言的相似度。^[10]Brown et al.(2008)将两种语言分为一组，根据各语种的词汇数据库测度了两者间的相似度，并且据此将不同的语言组按相似度从高到低排列，以相对度量语言资本。^[11]这种方法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两国间的语言差异。对语言资本的测度基于一个基本假定，即语言间差异越大，学习彼此语言的难度越大，语言资本则越低。但这个基本假定忽略了决定语言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一国学习另一国语言的意愿。例如，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只有21%的人口具有英语读写能力，大多数人的母语为与英语差异较大的汉语。在政府全面实行英语普及教育的政策后，现在的新加坡熟练掌握英语的人口已经达到80%。

导数应用的所有问题都以研究导函数f′(x)的零点, 即方程f′(x)=0的解为基础, 当断定方程f′(x)=0有解, 但又发现其解不能求或不易求时, 就可引导学生提出新的解题构想，即“设而不求 整体代入”的方法.

针对语言的后天习得，不少学者使用语言考试测评法来测度语言资本。分别选取GRE、托福或雅思等全球性考试的年度平均成绩度量一国的语言资本。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反映出各国英语水平在不同年份的变化，但缺点在于具有全球规模的考试仅限英语，语种过于单一，不能反映一国多元化的语言资本。

为了揭示语言资本之OFDI效应的经济机理，厘清语言资本通过哪些渠道影响跨国直接投资，需首先回顾OFDI产生的根本动机以及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一些重要因素。

(二)语言资本的结构

虽然学术界对语言资本的测度各有不同，但构成语言资本的核心不外乎是一国整体的外语能力。在诸多种类的外语中，通用语种，尤其是英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广泛关注。Selmier & Oh(2013)分析了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及西班牙语等通用语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研究发现，由于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英语更能有效降低成本。此外，Selmier & Oh(2013)还认为，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较之于国际贸易更为复杂，需要通过交流解决的问题更多，因此语言差异所导致的交易成本也将更高。^[13]作为最有影响力的通用语，英语对跨国投资的促进作用也大于对国际贸易的作用。

积累通用语的语言资本固然有助于一国的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但是，以上研究却忽视了两非英语国家通过学习彼此语言跨越语言壁垒的效应。并且，忽视非通用语种也许夸大了英语对跨国经济合作的影响。例如，Kim，Liu & Tuxhorn(2013)以一国是否有孔子学院作为虚拟变量，检验汉语教学是否促进中国对该国的OFDI，研究认为两者间显著正相关。^[14]当然，孔子学院的宗旨是传播中华文化，汉语课程多为非学历的初级培训，它们难以使学员的汉语水平胜任跨国商务交流。

事实上，在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及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了人们交流的媒介——语言。而且，不同语言间的差异难以朝夕之内缩小和弥合。为了跨越对外投资中的语言壁垒，对外投资国和东道国都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外语人才。外语作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的知识存量是人力资本的一种体现。^[4]作为跨国投资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外语人才则构成了一国的语言资本。于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不难理解“一国对某东道国的OFDI存量与其所拥有的东道国官方语种的语言资本成正相关关系”的假设。

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为例，对OFDI的语言资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选取42个具有代表性的东道国为研究样本，其中只有16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并且，中国对这42个东道国的OFDI超过其对外投资总额的80%。用2004-2014年间中国每年所拥有的各语种外语人才总量测度中国语言资本的存量(仅以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各类语言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为准)；对于非英语国家，用其托福成绩和中国托福成绩的乘积来综合衡量该国的英语资本存量。在控制了东道国英语资本存量因素下，实证研究了中国语言资本对其OFDI的影响；并且对于非英语国家，研究了中国非通用语语言资本和英语语言资本的OFDI效应，为我国调整语言资本结构提供政策依据，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减缓语言壁垒。

三、理论基础

以具有外语能力的人力资本数量或人口比例来测度语言资本是另一种客观有效的方法。Hutchinson(2002)用英语为母语或第二语言的人数比例衡量语言资本，基于74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一国学习英语的人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越高，其与美国的贸易额也越高。^[12]本文则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多个语种，按外语种类划分，统计中国所拥有的各语种的语言资本。显然，该测度方法既考虑了一国语言的多样性，又能反映出我国不同语种语言资本的变化趋势。

(一)关于OFDI成因的理论

FDI或OFDI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从企业层面解读了二战后资本跨国流动的动机。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企业所面临的都是不完全市场，跨国公司可利用其垄断优势排斥自由竞争，维持超额利润。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具有垄断势力的企业为控制不完全市场追求垄断利润而采取的一种经营模式。^[15](p56-79)而Dunning(1980)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则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三个最基本要素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16]

推行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2018年末，全省公办养老机构参保率达到100%，民办养老机构达到60%以上。2020年末，建立全省统一规范的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制度，实现养老机构100%参保。

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声响在时间中缓缓流动，所以这门学科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是最恰当的，也是最好的，音乐教学中利用音响辅助文化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收集音乐课堂需要的一些音乐，来帮助学生理解和拓展，例如在《哆来咪》一课，教师可以收集《音乐之声》中学生比较熟悉的歌曲《雪绒花》《孤独的牧羊人》《晚安歌》等音乐，通过聆听，学生对电影作品以及歌曲《哆来咪》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应用ARCHITECTURE PLUS i2000 SR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分别进行血清CA19-9、CA15-3、CEA、NES的检测，检测研究组患者在术前、术后3个月的空腹血清CA19-9、CA15-3、CEA、NES水平，并与对照组各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作对比。

自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各国逐步放松了资本跨国流动的规制，产生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新动机。例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制造业资本向新兴市场转移；政治稳定也是一国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17]Hsiao和Shen(2003)发现，因为GDP代表了一个经济体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吸引力，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GDP或人均GDP都是一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即一国的市场规模对跨国投资有巨大的引力作用，市场规模越大，吸引的投资越多。^[18]另外，与传统观点不同，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地理距离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逐渐减弱。^[19]

(二)语言对OFDI的影响机制

作为基准，首先对全样本进行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事实上，语言壁垒所导致的文化隔阂、信息不对称和低互信任程度等原因也使许多投资者对海外投资望而止步。首先，因为文化不仅仅影响个体的行为，也会影响群体间的沟通方式，以及解读信息的视角，所以文化距离与跨国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表达文化的媒介，语言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共同经历、信仰以及价值观。于是，学习一门外国语言必然增进了对另一个国家社会习俗和行为准则的了解和认识；学习对方的语言筑起了彼此交流合作的桥梁，会减少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摩擦，有助于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此外，Tinbergen(1962)也指出，如果投资者能完全掌握东道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信息，那么对该国的投资将增加60%。^{[21](P182-184)}显然，提高语言资本无疑有助于减少跨国投资的信息不对称、加速相关信息传播的社会网络构建。另外，双边互信程度的降低会导致两国家贸易及投资水平的下降。然而语言不通和对东道国文化缺乏了解难以使投资者对国外环境产生信任感。尤其，对于长期商业行为的OFDI，涉及法律制度、商业环境和市场透明度等方面，它们均不可缺少双边互信。不仅需要投资者对东道国的信任，同时，成功的跨国投资也需要当地政府和民众对投资者的信任。为了提高双边互信程度，需要大量的语言资本积累，以促进沟通、消除误解。因此，提高一国语言资本存量能够缩小国家间的文化距离、降低跨国投资的信息不对称水平和增强双边互信程度，具有促进OFDI增长的作用。

四、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设定

为推断语言资本的OFDI效应，本文对经典投资引力模型(Anderson，1979)进行拓展，设定的扩展型投资引力模型如下：

lnOFDI _i，t =α ₀+α ₁lnGN _i，t +α ₂TOFEL _i，t +α ₃lnGDPPC _i，t +α ₄lnPOP _i，t +α ₅IMMIG _i，t +α ₆lnDIST _i，t +α ₇FTA _i，t +ε _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OFDI _i，t 为t 期中国对东道国i 的直接投资额，解释变量GN _i，t 测度了中国的语言资本，其值为截至t 期末中国所拥有的专业为i 国语言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存量；并且，为了控制英语和汉语资本对中国向非英语东道国OFDI的影响，即控制东道国和中国合作过程中的英语和汉语沟通作用，本文选取了非英语东道国的TOEFL成绩变量TOFEL _i，t 和东道国i 华人人口比例是否超过其总人口1%的虚拟变量IMMIG _i，t 作为其它的主要解释变量，IMMIG _i，t =1表示东道国i 的华人人比例超过1%，否则，IMMIG _i，t =0。另外，控制变量包括了t 期末东道国i的人均GDP、人口以及与中国的实际距离；虚拟变量FTA _i，t 反映中国t 期是否与东道国i 签署自贸协定，如果签署，FTA _i，t =1，否则，FTA _i，t =0。最后，由于中国象形文字的独特性，汉语与大多数国家的语言都相距甚远，本文认为模型中无需考虑反映汉语与其它国家语言距离的变量。

(二)样本选取

在充分考虑OFDI规模、“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语言差异性以及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后，本文确定了2004-2014年间42个国家[注] 样本包括亚洲的阿联酋、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土耳其，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埃及、津巴布韦、南非、刚果(金)、刚果(布)、肯尼亚、尼日利亚、尼日尔、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欧洲的俄罗斯、德国、荷兰、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西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这些东道国的OFDI超过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0%。并且，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与中国大陆语言相通，不能体现语言资本对OFDI的影响，他们并未包含在本研究样本之内。另外，由于中国朝鲜族人口的存在以及日语专业毕业生数据的不可得，朝鲜、韩国和日本并未列入研究样本。显然，研究样本包含了“一带一路”经过的大部分亚洲国家。同时因途经东欧国家语言的专业在中国高校鲜有开设也未列于研究样本。

(三)数据说明

本研究中的OFDI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每年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选取的是中国从2004年至2014年对样本中各国的OFDI存量。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来源于GeoDist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225个国家双边贸易的航运距离，本文根据主要城市人口或经济聚集地进行加权而计算的距离。语言资本存量GN _i，t 的数据根据《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以及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语种每年专业四级考试人数等原始资料进行整理获得。^{[22](p256-278)}东道国的TOEFL成绩变量TOFEL _i，t 分别使用中国和该东道国TOEFL平均成绩的乘积。

五、模型构建和结果分析

众所周知，面板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包括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经LM检验和Hausman检验，本文确定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检验

就表面而言，语言壁垒似乎只是给跨国直接投资增加了翻译成本。但投资的“本土偏好”却说明事实并非如此。“本土偏好”是指投资者倾向于在本土而非海外市场投资的现象。尽管为了分散风险提高资本收益，理性投资者应将资本配置于多个高收益率国家或地区。但是，Obsfeld(1995)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存在高度正相关性，这恰好说明了投资的“本土偏好”。^{[20](p126-139)}一些学者从信息获取、关系网络建立和司法应对等非正式投资壁垒来解读“本土偏好”。本文认为，语言壁垒也是导致投资“本土偏好”、减少OFDI的重要因素之一。语言壁垒给跨国经济活动带来的损失远高于翻译成本所带来的影响。

表 1全样本检验

但是，自贸协定变量FTA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一些实证研究分析FTA对OFDI有着负面影响。事实上，对于外向型企业(产品贸易企业或者服务贸易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着出口与OFDI的选择，或者外包与OFDI的选择。当贸易壁垒较高时，企业偏好于OFDI。否则，企业更愿意选择国际贸易，规避OFDI风险。所以，关注于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的自贸协定变量FTA是一把“双刃剑”，政策利好一方面鼓励对外投资，另一方面又因为降低贸易成本而抑制对外投资。因此，变量FTA对OFDI的影响不显著就是容易理解的。

东道国中的华人人口比例变量IMMIG _i，t 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所以，异国他乡的华侨不仅建起了跨语言文化沟通的桥梁，而且也是有助于投资者跨越信息壁垒的社会网络，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关于其他控制变量lnGDPPC _i，t 、lnPOP _i，t 和lnDIST _i，t ，实证分析结果也与已有文献的结论相一致，投资国的经济实力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都对OFDI具有正效应，地理距离呈现负效应。

利用自由空间法检测液体危险品的难点在于容器的形状会严重干扰微波传输情况.测得的散射参数误差过大，无法计算出液体的介电常数.在实际的安全检测环境下，往往不需要精确测量出被测液体的介电常数.根据水和其他液体的介电常数的区别，将它们的危险程度做个区分即可.

由表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在全样本检验中，模型(1)的拟合程度良好，调整后的拟合系数大于0.8，即所选取变量对我国OFDI的解释力较强。并且，主要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所以，实证分析结果为理论分析提供了证据。语言资本变量lnGN _i，t 的系数显著为正，据样本数据估计，中国的语言资本存量增长1%，就可以增加1.8%的OFDI。并且模型(2)在去除TOEFL成绩后拟合系数依旧大于0.8，语言资本变量依旧显著为正。因此，检验结果印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在进行对外投资时，一国拥有的东道国语言资本存量与其OFDI呈正相关关系。

关于英语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所发挥的作用，模型(3)是从模型(1)中去除了语言资本变量建立的模型，其估计结果表明，模型(3)的拟合程度明显低于模型(1)，代表英语沟通能力的TOEFL变量依旧系数接近于0，且不显著。这很可能是由于中国进行对外投资的国家中大多为非英语国家。例如，在本样本中，非英语国家占62%，英语国家仅占38%。因此，为了验证本文第二个假设，即中国对非英语国家进行OFDI时，东道国官方语言资本比英语资本更为有效，本文将对样本按语言类型进行分类检验。

(二)分类型检验

首先，对样本中所有的英语东道国子样本估计模型(1)，由于语言资本此时代表的也是英语沟通能力，因此在检验中省略。检验结果表明英语沟通能力TOEFL对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

其次，对样本中所有的非英语东道国子样本再估计模型(1)，不论在考虑或是不考虑英语沟通能力TOEFL的情况下，语言资本变量lnGN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英语之外的各国官方语言资本对中国在非英语国家的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不论是作为辅助沟通变量还是唯一的语言变量，代表英语沟通能力的TOEFL成绩系数始终趋近于0。这就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即“中国对非英语国家进行OFDI时，东道国官方语言资本比英语资本更为有效，即东道国官方语言比英语更有利于国际经济合作”。

该水库防渗工程施工结束后，经蓄水检验，主副坝下游坡原潮湿散浸现象完全消失；据坝后量水三角堰量测，主坝为0.33L/s，副坝为0.015L/s，相比除险加固前均大为减少，达到除险加固目的。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采取托福成绩的年度均值度量各国英语水平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不能反映各国真实的英语水平，降低英语水平变量的显著性。并且，如果测量误差存在系统性偏差(如果参加托福考试的普遍是各国精英群体，英语水平将高于国内的平均水平)，回归结果也可能出现虚假显著。为此，本文用英孚教育所发布的《英语熟练指标报告》(EPI)[注] 自2011年起，英孚教育每年定期在http：//www.ef.edu/epi/ 发布各国EPI指数。 替代托福成绩，重新测度一国的英语水平。作为衡量非英语国家英语熟练度的权威指标，EPI每年制定一系列英语测试，由全世界数十万成年人完成测试，取上一年度成绩汇编成报告，自2011年起每年定期发布。由于各国熟练度的得分每年差别较小，本研究采用2011年至2014年的EPI平均值来衡量各国的英语能力。

对模型(1)进行稳健性分析，稳健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2。可见，各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基本不变，说明结果是稳健的，故不再详述。

表 2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

本文首先以2004-2014年中国高校中各语言专业的毕业生人数测度了中国的语言资本；并根据利用中国对42个国家的OFDI资料，基于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了语言资本对OFDI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国的OFDI存量与中国所拥有的该国官方语种的语言资本成显著正相关；并且该语言资本对OFDI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仅用英语沟通所发挥的作用。

显然，以上结论对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有较大的启示。长期以来，我国都将英语做为义务教育的一项必修课，在青少年一代进行全面普及，使我国的英语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点从我国托福平均成绩的提高可见一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经贸合作伙伴大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或英语沟通能力较高的欧洲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英语水平的提高对促进我国与上述国家的经贸合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正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语言资本是跨国经贸合作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大多为非英语国家，这使我国的语言政策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全民英语教育还是培养更多小语种人才？本文的实证发现，在对非英语国家进行投资时，积累该国官方语种的语言资本往往比用英语交流更为有效。因此，为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不仅要继续重视普适性的英语教育，也应更多地向小语种倾斜，建立健全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的多元化语言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董有德，赵星星.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的经验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4，(3)：81-97.

[2]Helliwel，J.National Borders，Trade and Migration[J].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997，(2)：165-185.

[3]Baltagi，B.H.and Pfaffermayr，M.Estimating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Effects on FDI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8，(2)：194-208.

[4]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8，(2)：18-32.

[5]Ku，H.J.and Zussman，A.Lingua franca：The Role of English in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2010，(75)：250-260.

[6]Peck，J.F.；Wang，Y.The Costs to the UK of Language Deficiencies as a Barrier to UK Engagement in Exporting：A Report to UK Trade & Investment[EB/OL].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09899/Costs_to_UK_of_language_deficiencies_as_barrier_to_UK_engagement_in_exporting.pdf，2013-05-07/2019-02-27.

[7]殷华方，鲁明泓.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S型曲线假设[J].南方经济，2011，(1)：78-92.

[8]Anderson，J.E.and Van Wincoop，E.Trade Cost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42)：691-751.

[9]Melitz，J.Language and Foreign Trade[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8，(52)：667-699.

[10]Chiswick，B.and Miller，P.W.English language Fluency among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1998，(17)：151-200.

[11]Brown，C.and Velupilai，V.Automated Classifica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A Description of the Method and Preliminary Results[J].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2008，(61)：285-308.

[12]Hutchinson，W.K.Dose Ease of Communication Increase Trade? Commonality of Language and Bilateral Trade[J].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52)：554-556.

[13]Selmier，W.T.and Oh，C.H.The Power of Major Trade Languages i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3，(20)：486-514.

[14]Kim，M.and Tuxhorn，K.L.Lingua Mercatoria：Languag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5，(59)：330-343.

[15]Kramsch，C.Language and Culture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6]Dunning，J.H.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ome Empirical Tes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11)：9-31.

[17]聂爱云.美日投资经验对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启示[J].金融教育研究，2018，(1)：45-51.

[18]Hsiao，C.；Shen，Y.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Urbanization[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51)：883-896.

[19]Frankel，J.and Rose，A.An Estimate of the Effect of Common Currencies on Trade and Incom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12)：437-466.

[20]Obstfeld，M.Understanding Interdependence [M].New York：Peter Kened，Ed.，1995.

[21]Tinbergen，J.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ppendix VI ，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 [M].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

[22]戴维栋.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The Policy Choice Regarding Linguistic Capital Under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OFDI in China

BAI Zhonglin¹， LUO Shu^1，2

(1.School of Statistics，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 300222；2.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China)

Abstract ：Linguistic capital，that is，the foreign language level of a country as a whole，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elements in trans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Most of the pas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anguage barriers on OFDI，and few literature systems have studied the role of linguistic capital in eliminating this negative impact.Taking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42 host countries as a sample in 2003-2014，the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its English capital and the official language capital of the host country on Chinese OFDI.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improving a certain linguistic capital can not only promote China’s OFDI to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corresponding language，but also，when China invests in non-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linguistic capital of accumulating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e country is obviously more effective than English capital.Accordingly，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should transfer the homogenization strategy of universal English educ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linguistic capital alienation policy，in order to actively promote and implement the “One Belt One Roa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linguistic capital；OFDI；location choice；“one belt one road”

收稿日期： 2018-07-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具有Markov体制转换的动态因子模型建模方法及其应用研究”(编号：71271142)

作者简介： 白仲林(1964-)，男，河南偃师人，博士，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理论及应用。

罗 枢(1988-)，女，江西抚州人，天津财经大学博士生，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理论及应用、文化的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3-0122-08

(责任编辑：余小江)

标签：语言资本论文;  OFDI论文;  区位选择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论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