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训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是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原因非常复杂。在我们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的关键时刻，认真总结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一、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体制性原因：传统党建模式和执政模式的积弊过深、积重难返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共表面上仍很强大，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党政不分，党与人民的隔阂日益加深，党内思想僵化，党员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动摇，组织活动表面化、形式主义化，缺乏凝聚力，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特权腐败现象泛滥。这些现象表明苏共和整个苏联社会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但这一切又给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一)党内权力过分集中和党内民主的缺失
苏共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但在苏共传统的党建模式中，形成了缺乏党内民主的党内集权模式，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完整地贯彻。苏共的集权倾向始于列宁时期。虽然列宁一贯主张发展党内民主，并身体力行，遵守党内民主原则，但是由于当时激烈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限制了实施党内民主的条件，因而列宁强调党的集中和统一、强调党的纪律多于强调党的民主。斯大林错误地把列宁时期不适宜发展党内民主的特殊情况当作无产阶级政党固有的特征继承下来，使缺乏党内民主成为一种常态。斯大林还把党内民主与党的统一和纪律混淆起来，认为：“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同意，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① 在苏共的政治实践中，斯大林滥用中央委员会开除中央委员的权力，打击政治对手；限制党内争论，搞一言堂；扩大并架空中央委员会，使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斯大林个人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缺乏基本的民主基础，成为苏共传统党建模式各种弊端的根源。
苏共党内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重大表现就是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任命制或变相任命制使得党内命令主义和同级党委中唯“一把手”是从的风气盛行，党的各级领导者都染上了个人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恶习。这种独断专行的恶习反过来又进一步销蚀了党内民主；而党内民主的被销蚀，又更容易使得党的主要领导者愈加专断。另一方面，大批怀有不良动机的人混入党的领导层内，干部队伍素质出现恶性循环。同时党内钻营、奉承、以权谋私之风盛行，不仅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和工作的开展，还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和凝聚力。赫鲁晓夫时期，曾经制定过定期更换干部的政策，试图扭转任命制的弊端，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任命制又同干部终身制结合起来，干部素质退化的现象更加严重。
传统的苏共党建模式还缺乏有效的党内监督体制。斯大林改变列宁时期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并列的制度，形成了中央委员会对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监察委员会逐步放弃了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强化了作为掌权者实施压制的工具的作用。
上述各种弊端集中到党的领袖身上表现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现象。斯大林被神化为真理的化身和苏联的象征，赫鲁晓夫虽然强烈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在他就任总书记后，也接受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听不得不同意见。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他的个人崇拜有增无减。即使是主张民主化的戈尔巴乔夫，也无法避免染上个人独断专行的恶习。苏共严重缺乏党内民主的环境，对后来的苏共民主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二)党政不分和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在苏共传统党建模式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极为严重，党被放到了权力体系中的不恰当位置，处在权力的直接腐蚀之下。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党政分开”思想，认为党政分开就是国家主权在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划分，也就是党作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来执行这些决定。这种错误思想导致苏共在政治实践中以党的机关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权力高度集中于党，通过行政手段全面控制和包办了国家和社会事务，甚至对农民种植何种小麦、批判某篇文章、某个戏剧都由苏共中央亲自作决定。党对国家、社会甚至私人生活的全面干预，使党成为矛盾的焦点，党的决策失误通过高度集权的体制不断扩散，导致严重的后果。
党包办一切事务以及任命制使干部选拔任用和施政过程失去竞争和监督，造成干部素质下降，导致党的干部数量不断增长，使得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以严格的“官本位”和等级制分享各种特权，按级别来分配信息资源，生活待遇按党内职务的高低来区分，党员应享有的平等和尊严遭到蔑视和愚弄。享受特权的官僚们背弃了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根本不关心党的前途和命运，对党的决议和号召敷衍了事，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视若无睹。赫鲁晓夫时期，曾经对特权现象进行限制，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现象卷土重来，甚至愈演愈烈。
除了有明确规则的特权之外，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腐败呈现弥散性扩散的态势。腐败现象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大肆贪污、盗窃和侵吞公有财产，即所谓的“谢洛克夫”现象。在政治领域，腐败现象与干部任命制相结合，表现为有组织的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现象。腐败现象甚至蔓延到苏联军队，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
党内特权现象、腐败现象和党政不分造成的各种失误在高度封闭的政治体制下还可以被精心掩盖，但是，只要这个政治体制稍微松懈，弊端就会不可遏制地涌现，短时间内集中曝光，形成强大的心理冲击波，造成苏共罪大恶极的印象，严重削弱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此处合法性指人民对苏共执政的认同和支持程度)，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在后来苏共的民主化改革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三)高压统治与党群关系的裂痕
尽管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斯大林倾向于从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党群关系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越俎代庖，包办一切，缺乏对人民群众起码的尊重。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国家的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党和群众之间产生严重的对立和隔阂。这种心理上的对立，在后来的改革中直接转化为针对苏共的不服从、对抗和反叛。
具体说来，在苏共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方面，传统执政模式没有意识到高度集权的工业管理体制压抑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而是指望通过抓管理、抓经济核算和强调一长制来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其效果并不好。在工会工作方面，苏共漠视了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能，把服从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作为工会的唯一职责，工会成了国家的附庸和党的传声筒，失去了联系群众的作用。此外，苏联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又纵容和放大了工人阶级中存在的落后的思想观念，把追求平等变成了追求平均主义、大锅饭，把主人翁养成了不愿劳动的懒汉。在这种状况长期沉淀形成既得利益的条件下，当戈尔巴乔夫实施经济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时，工人阶级的地位大不如前，社会挫折感非常强烈，而且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对苏共的失望最为明显。
苏共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更为紧张，斯大林倾向于把农民阶级看作是苏联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是应当消灭的阶级。斯大林执政后不久就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实施农业集体化，暴力消灭富农阶级，走剥夺农民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道路。苏共用国家权力把农民和土地隔离开来，使得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失去了对苏共的信任。苏共与农民的关系，与其说是联盟的关系，不如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丧失农民的支持，使得苏共的执政基础相当薄弱，难以经得起考验。
(四)意识形态的僵化和社会道德堕落
尽管苏共一直非常注重思想建设工作，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体系和庞大的舆论宣传工具。但苏共的思想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倾向。首先，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革命胜利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想让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可是苏共党内急躁冒进的情绪严重，不懂得用民主的、说服的方式抓意识形态工作，而是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本应用思想斗争和理论教育解决的问题简单化处理。斯大林时期，行政命令方法已经成为思想领域正常的工作方法，大批学者被剥夺科研和教学的权利，甚至被逮捕、流放直至镇压。这种状况在赫鲁晓夫时期有所缓解，但对异见分子的镇压一直延续到70、80年代。行政命令式的简单化处理，表面上使苏联成为马列主义一统天下，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80年代末唯心主义和宗教哲学在苏联强烈反弹，涌现出大批的信仰者，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问题。其次，苏共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长期以来，苏联思想理论界倾向于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固定化。教条主义导致思想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只知道为当时的政策和领导的言论进行论证和注解，只擅长歌功颂德、空话套话连篇，掩盖了苏联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苏共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僵化使其丧失了生命力和战斗力，也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再次，苏共在认识外部世界方面盲目排外、孤芳自赏，养成了妄自尊大的封闭心态。苏共只知道把苏联模式、苏共经验当成唯一正确的东西向世界推广，而对其他共产党探索自己道路大加抨击，也不认真对待西方世界发生的变化。苏共还压制国内人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导致人们视野狭小，精神世界闭塞和贫乏，丧失了比较和鉴别能力。一旦人民有条件接触到外部世界，必然会对苏共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持怀疑态度，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妄自菲薄、民族虚无主义、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导致对自己历史的否定，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
苏共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导致苏共理论创新能力的衰竭，丧失了敏锐和正确地认识、分析社会形势的能力，广大党员群众在这种环境下也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对苏联的社会发展提不出任何新的思路，苏联社会陷入停滞。到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时，虽然认识到苏共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但长期僵化的思想已经使苏共领导层无法提出适合苏联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广大苏共党员或者对党的命运漠不关心，或者在看不到改革成功的希望时为反对派的言辞所迷惑，这些都对苏共民主化改革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苏共党建模式和执政模式的专制、僵化对苏联的社会道德也产生了强烈的腐蚀作用。首先是从上到下的言行不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强调人人平等，反对特权，但不平等和特权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苏共不是对此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解释，而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导致苏共在人民心目中成为一个虚伪的、不承认事实的、说一套做一套的特权集团。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党执政的道义基础。其次，在党内和社会上，个人崇拜、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大大加深了人民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
上述情况使得苏共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民主化改革面临的形势极为不利：一方面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断降低，不得不改革；另一方面，人民对苏共执政能力和改革能力的信心已经大为下降，对改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心理承受能力大为下降，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和反对势力已经很大，一旦实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放宽政治控制，苏共就可能失去对政治局势的控制能力。
二、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操作性原因：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的改革战略选择失误，未能正确处理好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便提出改革，应当说这顺应了历史潮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心起初放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实行所谓的“加速发展战略”，与此相对应，苏共自身也推行了“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和方式方法”的改革。但是，由于缺乏改革的经验，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顽固，以及权贵阶层和习惯于旧体制的工人阶级的阻碍，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深入。从1987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讲话起，苏共开始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整个党的体制，强调发展党内民主，进行“根本革新”。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主张党政分开和改革选举制度，并重提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苏共的改革重点从经济改革全面转向政治改革。苏共政治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实行民主化，指导思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公开性。1990年3月苏联召开第三次人代会，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此后苏联局势急转直下，苏共也四分五裂，并且在各类选举中节节败退，逐渐丧失政权。1991年8月，苏联爆发了“8·19事件”，随后苏共被停止活动，彻底瓦解，苏共民主化改革宣告完全失败。如前所述，苏共传统党建模式和执政模式本来就积弊过深，政治改革启动时的局势本来就对执政者十分不利，此时推动民主化改革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更为审慎的态度，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面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缺乏系统、正确和可行的改革指导思想，举措失当，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在操作层面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
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目标定义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突出社会主义的人道特点，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只是一种手段，而人本身才是要达到的目标。尽管受到了社会民主党理论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并没有错，它比较准确地针对了长期以来苏联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人性被扭曲的现实。在苏共改革之初，“人道”和“民主”的口号得到了广大渴望自己尊严被维护、人格被尊重的苏共党员和普通群众的热烈拥护。
但是，作为改革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缺乏科学性，其基本涵义含混不清。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概念里不时地加进一些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成熟、有时还自相矛盾的内容。正如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尼基金所言：“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什么含义呢？草案中所作的描述是如此的包罗万象，以至于它对任何现代社会，甚至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社会也是正确的。”② 这个概念的抽象和不确定性使得它可以被随心所欲地诠释和使用，甚至反过来可以被反对派用作攻击苏共的武器。多党制、三权分立、意识形态多元化、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把党改为议会党等错误观点后来都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可见，这个庞杂的理论是难以指导政治改革和党的活动的，它在实践中大大削弱了苏共的思想领导作用。
由于改革指导思想的缺陷，以及“公开性”等措施的影响，80年代末，苏联的思想理论界出现了混乱：一方面，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鼓吹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另一方面，苏共党内形成一股保守势力，他们不是以列宁主义为旗帜，而是以斯大林主义为旗帜，思想僵化，抵制改革。当时苏共改革真正需要的有建设性意义的中间力量却十分微弱。尽管党内一些有理智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但在当时意识形态混乱的条件下，极端主义盛行，各派势力都在大搞街头政治，相互之间缺乏宽容和妥协。意识形态的混乱导致了苏共党内思想错乱，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支持率急速下降，右派势力逐渐得势。
(二)没有底线的“公开性”和苏共历史被彻底否定
俄文中的“公开性”一词，既有通常所说的知情权的意思，又有党和政府的政治活动公开的意思。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作了解释：“选举出来的机关和领导人必须公开活动，让群众都能看到。”③ 他还宣称“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以便扬善除弊。”④ 戈尔巴乔夫十分注重发挥公开性的作用，甚至设想把公开性作为西方多党制的代用品。应该说，公开性的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缺陷，实际上是针对苏共长期缺乏民主、普通党员和群众无法参与决策的状况提出的对策，目的在于增强党员群众的主人翁感。但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的积极作用过于迷信，没有设置舆论公开和言论自由的底线，在改革中对反对苏共领导地位的媒体和组织放任自流。公开性实际上起到了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治责任的负面作用，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反对派利用公开性彻底否定了苏共的历史，既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也形成了苏共罪恶深重的形象，颠覆了苏共执政的道义基础。
苏共长期以来一直为自己的历史问题所困扰。所谓历史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活动。这次重评斯大林不仅规模大、范围广，涉及到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各个方面，而且侧重于全盘否定斯大林。传媒则更把挖掘历史、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而右翼势力乘机推波助澜，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苏共历史的浪潮。这股浪潮从对斯大林个人的批判扩展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从对斯大林时期的批判扩大到对苏联70年历史的批判，从历史领域的批判扩展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批判的结果就是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因此要清算斯大林主义必须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身。总之，由于公开性缺乏必要的底线，导致舆论失控，各种党派团体大量涌现，它们自办刊物，大造舆论，不受任何限制和干预，致使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和苏共历史持极端主义的全盘否定看法，造成全党全社会思想混乱，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这是苏共改革失败乃至亡党的重要原因。
(三)极端民主化和党内派别活动导致党的四分五裂
如前所述，传统苏共党建模式片面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中的一面，党内缺乏民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党内生活民主化”，试行“差额选举制”和“干部任期制”，通过党委全体会议的民主方法选举党委书记，等等。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把“公开性”原则引入党的组织生活，宣布在党内没有不受批评的人和没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前，苏共领导人虽然已经放开言论自由，但仍强调改革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党章仍然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在组织上批评民主集中制原则。戈尔巴乔夫说它实际上是“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违反党员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关系，强调党的工作要“具有开放性”。由于苏共片面强调“公开性”和“民主化”，政治改革很快失控，党内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很快，在1990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立场进一步后退，全面修改了民主集中制，以“保护少数”为由，允许党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不同意各级党组织决议的意见；允许各级党组织实行“自治原则”，下级党组织的决议只要“不超出党纲和党章的范围”，上级党组织无权改变；在对待党内派别活动方面，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苏共从此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戈尔巴乔夫加强党内民主是对的，但一下子从过度的集中跳到过度的民主，既全盘否定了集中的必要性，也忽视了民主的渐进性和局限性。放弃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组织上极大的混乱，党组织沦为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党内逐渐由分歧转向分裂。苏共党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论坛，它们围绕改革的方针、目标、战略甚至对党的信念、原则、党存在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形成了激进改革派、中间派、保守派等派别。各派又在自己的阵营中程度不同地分化出一系列政治集团，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中分流的混乱局面。
(四)对反对派无原则的让步和实行多党制
由于苏共不加任何限制地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导致了成千上万个政治组织应运而生。据《莫斯科新闻》估计，1989年，各种形式的反对派组织已达6万个，政党约2000—3000个。这些组织在羽毛丰满之后，提出了和苏共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要求，主张实行多党制，取消苏联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苏共最初断然拒绝了多党制的主张，但是，从1990年起，面对迅速发展的各种政治组织和它们提出的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尽管他指出多党制不是“灵丹妙药”，但认为“如果多党制是一种正常历史进程的结果，并且符合社会需要，我们不应当像魔鬼害怕烧香一样地害怕多党制”。随后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明确地站到了多党制的立场上。最终，在1990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第六条进行了修改，新条文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的被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至此，多党制的原则在苏联正式确立，随后各种政治组织进一步增多，到1990年8月，各种非正式的政治组织已经发展到9万多个，而沦为议会党的苏共的力量却进一步遭到削弱。由此可见，由于苏共在“民主化”上未设任何防线，因而在反对派的步步紧逼之下，节节退让，丧失基本的政治原则，最终同意了反对派的要求。
应当说，苏共在当时选择多党制并非意味着共产党必然失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却过分强调党政分开，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在“还权苏维埃”的口号下走向了“党政分离”，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地被排挤出了政府部门。另一方面，激进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发挥作用的传统方式方法，而苏共又没有建立让广大党员和党组织适应“党政分离”和多党制的新的活动方式，党的机制实际上处于不发挥作用的状态，使得苏共的力量变得异常软弱和脆弱。在实行多党制之后的各类重要选举中，苏共推荐的候选人频频落选，而反对派依靠揭露苏共的历史错误不断选举获胜，一步步地夺走了政权。
(五)政治改革忽视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
1985年苏共决定改革时，改革的重点是经济方面，但苏共对自己的国情认识不足，对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没有对改革的内容、路线和战略及苏联的国情作深入的思考，而是在急于求成的超级大国心态的作用下，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由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顽固，以及苏共经济改革措施的急躁冒进，遇到挫折又朝令夕改，致使社会动荡、经济濒于崩溃。在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苏共领导并未深入分析原因，而是简单地认为是党内干部的抵制及政治制度存在着问题，急于实行政治方面的变革，妄图以此挽救经济混乱。
苏共仓促进行的政治改革使得计划经济的运行更加糟糕，新的政治规则已经不允许党再像过去那样使用政府权力，而控制这些权力的政府又缺乏行使这些权力的能力，导致了权力真空和经济领域的危机。也就是说，在体制转换时期，苏共轻率地放弃了自己应当承担的领导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责任。到政治改革的后期，无论苏共还是反对派对发展苏联经济视若无睹，只顾争权夺利，大搞街头政治。明显的例证就是1990年苏联粮食丰产，但由于苏共和苏联政府对动员和组织秋收工作不闻不问，结果使得丰产不丰收，不得不向国外大量购买粮食。在其他经济领域，问题同样严重，工业生产大幅萎缩，商品奇缺，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在经济混乱与政治动荡中，广大人民群众饱尝了失业和社会动荡之苦，生活困苦不堪，逐渐对改革、对苏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大批党员退党。总之，苏共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只能导致被人民抛弃。
(六)权贵阶层的私有化瓦解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削弱了对原有基本政治制度的经济支持
正当苏联人民饱尝改革混乱之苦时，苏联的权贵阶层却乘机大量攫取国有资产，成为暴发的新寡头。从某种程度上说，苏共就垮在权贵阶层手中。如前所述，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就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些掌握着不少党政军领导机构和广大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的特权精英们早已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而且日益不满足比普通高级干部待遇高得多的特权，开始转向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便利了他们化公为私的行动。同时，改革时期苏联法制紊乱，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权贵阶层可以堂而皇之地利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代表国家以企业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
权贵阶层的化公为私逐步侵蚀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是当时政治经济混乱的最大受益者，其中的很多人摇身一变成为今日俄罗斯的新显贵。正如美国学者弗兰克·奇福德所言：“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权贵阶层还对苏共的改革和苏联的走向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80年代末苏联各界辩论改革发展的方向时，苏联的权贵阶层意识到如果改革实现了民主化，就会减少自己的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权贵们认为苏共垮台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控制而且可以完全占有财富。正因为苏共内部这个极有权势的权贵阶层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从而主导了苏共改革的走向，导致苏共的垮台。
三、影响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其他因素：政治文化心理、民族矛盾和西方的和平演变
政治文化心理、民族因素和外部因素虽然不是影响改革成败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但是，它们却从根本上和深层次对那些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增加变量，也是我们在评判苏共政治改革进程时需要考虑的。
(一)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民主化改革的不利影响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民主化改革的混乱失序和最终失败，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受到俄罗斯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影响。政治文化心理是一个国家社会历史不断积淀的产物，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创新产生深刻的、也是无法摆脱的影响。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专制统治交替的状态，形成了独特的东正教、君主专制和民粹主义情绪三位一体的政治传统。这种民粹主义情绪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已经形成民主意识或者有民主要求，而是指在俄罗斯政治中，人民性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但实际上俄罗斯人民仍然希望有一个沙皇来领导他们，只不过这个沙皇应该考虑人民的愿望，能够倾听人民的申诉。在沙皇统治的三个世纪中，东正教、专制君主、民粹主义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思维或者民族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三种力量的互动也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心理就是从无政府主义到集权主义的极端化波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取代了东正教，苏共取代了沙皇，苏维埃取代了人民性，但俄罗斯民族仍然处于专制集权的统治之下，政治文化心理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俄罗斯民族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它在追求一种理想时容易走向极端，一旦对某个理想的追求遭到挫败，马上就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在苏共的民主化改革中，各派政治力量包括苏共领导层自身非常不善于相互宽容、和平共处，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下常常陷入极为混乱的斗争，社会动荡不安。而这种动荡根本无法建立起正常的民主秩序，随着动荡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又开始寻求秩序和稳定，渴望新的能够恢复国家秩序和稳定的强权人物。所以，尽管苏共垮台了，后来的俄罗斯也没有形成符合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制度，叶利钦和普京都实行了总统集权。显然，苏共民主化改革缺乏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的支持，成为俄罗斯历史上集权与动荡交替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
(二)延误对民族矛盾的解决是造成苏共分裂和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
苏共错误的民族政策肇始于斯大林时期，在斯大林看来，民族属于阶级的范畴，苏联共产党不仅要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也要缩小和消灭民族差别。斯大林错误地认为消灭了剥削阶级，各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会自动消失，并且可以形成新的苏联民族。斯大林还以政治运动和行政暴力甚至军事暴力处理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结果严重伤害了各族人民的感情。虽然苏共为各民族的进步、发展和民族人才的培养做了许多好事，却未能得到各民族发自内心的感激，反而招致更多的怨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具体民族政策上有别于斯大林，但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仍沿袭斯大林。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民主化、公开性”使得过去对民族矛盾掩饰、压制的黑幕不断曝光，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急剧发展，导致苏共在加盟共和国这一层次上逐渐分裂。苏共中央对于边疆地区民族冲突束手无策的状况又进一步消解了中央的权威。如1987年底开始，持续一年多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州冲突，已经预示苏共中央的权威开始下降，随后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导致的第比利斯事件再次使苏共中央威信扫地。而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脱离苏共，进一步加剧和鼓励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分离主义倾向。
戈尔巴乔夫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延误提出并解决民族问题，造成了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损失。长期以来，为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盲目陶醉的我们，一直相信，苏联民族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诚然，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各民族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但不幸的是，后来执行的总方针是在实际上抹杀民族差异，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化，践踏各民族的正常权利。我们对社会民主化本身赋予民族复兴的潜力强大的推动因素估计不足。在高涨的民族情绪中进行投机的贪婪势力恰恰利用了这一点。结果，民族发展进程在许多地方具有破坏性。”
总之，在改革的后期，苏共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党，已丧失了作为联结苏联各民族的纽带的作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自行其是，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分裂，也加速了苏联的瓦解。
(三)西方的和平演变对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和平演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策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对苏联发动和平演变攻势，对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经济、科技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交替使用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的两手政策，并通过裁军谈判和人权问题等向苏联当局施压，力求将意识形态的压力直接转化为苏联当局的政治措施，促使其向资本主义转化。如美国积极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迫使苏联在国内人权政策方面进行改革，这些人权政策包括保护宗教信仰、人员流通、取消政治犯等内容。1989年1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的人权会议集中讨论了苏东人权状况。苏联和华约在人权方面作出了“空前的让步”，同意欧洲各国和美、加两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对苏东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疑问，这些都对苏共的民主化、公开性改革起了加速的作用。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通过多种渠道，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宣传，对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舆论攻心战。在实施思想战的各种武器中，电台广播发挥的作用最大，里根就把“美国之音”称之为“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在共产主义黑暗中点火的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年青一代的分化、西化和瓦解工作更为注重，不断派遣大批人员到苏联传播“民主”思想，大量邀请苏联人去留学、访问，企图让在美国留学的苏联学生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人民的思想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等自由化政策，使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很快颠覆了苏共原有的意识形态。结果执政70多年的苏共一朝瓦解，其速度之快甚至出乎西方国家的意料之外。
四、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对我们党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的启示
总结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可以为我们党提高民主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许多启示。
第一，长期一党执政的政党要特别注意建立起相应的自我革新机制。如上所述，苏共政治改革失败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在于其丧失了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使得苏共陷入了“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一条死路”的历史怪圈。为什么苏共会走到那一步呢？
相比竞争性的政党体制，长期执政的政党自我革新的机制由于缺乏充分的权力制衡而相对稀缺。一党长期执政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在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组织体制等各方面都会附着于相应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反过来强化传统党建模式，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变得僵化，使得改革难以进行。这样往往会把党的建设中一些本来可以一点一点解决的问题积累起来，最后形成一种“欲改不能”的局势。对比苏共与中共上个世纪改革的历史，不难看出苏共党的建设在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不主张西方那样的多党制，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吸收其政党制度中的一些工具性的经验，建立起执政党的自我革新机制。一党制和多党制也被称作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和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对政党体制的这种分类有利于帮助人们认清政党作为民主工具的本质：民主和政治的革新是要靠政治组织和从政人员之间的良性竞争来维护的。事实上，采用多党制从而保持政党间的竞争并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途径，不合时宜地滥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导致危及政治稳定的先例在世界政党史上并不鲜见。通过在官员产生过程和决策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采用考试、选举等方式来选择从政人员，在公共决策中走群众路线，让有关专家和相关利益集团参与决策，同样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实现民主和提高政治体系的支持度和效率的效果。在传统的政治教育和整党整风的实际效果不断递减的情况下，更多地从引入竞争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的角度加强体制和机制建设的比重，应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新的增长点，也是中央主张实行民主执政的真义。
第二，慎重选择改革战略，正确处理好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苏共民主化改革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把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苏联人民在民主化改革的初期爆发出了巨大的政治热情，苏共领导层没有把人民的这种积极性有效地引导到发展经济上去，而是放任自流，为反对派所利用，成为颠覆苏共执政的力量，并且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矛盾激化。在民主化进程中，总的发展趋势是执政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化为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因而党的权力逐渐收缩，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落实。但是，民主化进程一定要注意保证执政党拥有必要的权威，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防止社会分裂动荡。同时，在民主化进程中，执政党还要善于引导人民合理地运用自己不断扩大的民主权利去维护和获取自己实实在在的利益，避免陷入空洞的意识形态争论。对于在民主化过程中不断膨胀的政治参与和新的政治势力，应通过立法和主动谈判等手段进行疏导和规范，减少体制外的政治行为，变可能的破坏力量为支持改革的积极力量。
第三，在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中要防止极端民主化。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它集合了民主和效率的双重优势。但是，包括苏共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没有建立起保证民主集中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机制，结果大多导致党内过度集权，缺乏民主。从各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来看，发展党内民主、逐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是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趋势。但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党内民主是有限度的民主，一方面必须建立在全党同志对党的基本纲领、路线的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否则容易导致党内分歧的扩大化和党的分裂；另一方面全党同志对于党内获得多数同意的方针、政策必须坚决贯彻实施，否则党就会失去战斗力，难以发挥在执政过程中所必需的各种政治功能。
第四，正确认识党政分开的问题，合理界定党政关系。由于政治组织本身的特性，任何政党都有一定的寡头化倾向，当政党和政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反过来又会强化政党的这种寡头化倾向，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执政党的官僚化。因此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来遏制执政党的官僚化，保持执政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执政党退化为一个官僚机构。正因为如此，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要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在苏东这样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都不断强调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执政党官僚化的制度性克服。反思苏共，应该说，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执政体制，导致党的官僚化和不受监督，以及政府没法按照法治和民主的要求相对独立地运作，治理效率低下，腐败现象蔓延，以致党和政府逐渐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其垮台的最大教训。
党政关系不合理是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的通病，很容易导致党的行政化和国家化，滋生官僚主义，堵塞人民通过政党组织表达利益要求的渠道。因此，必须实行合理规范的党政关系，强化政党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角色定位。
第五，正确认识“公开性”的问题，改善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随着社会控制的松动和人们利益要求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是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应当逐步实现政务公开，保证社会舆论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以利于人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并对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督。但是任何国家的政治“公开性”都是有底线的，特别是社会和政治正在转型的国家，必须对不利于人民团结的煽动性言论和舆论加以限制。同时，执政党要搞好自身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坚持原则性的同时，尽量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并探索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措施，实现政党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
第六，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防止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前所述，苏共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党内依靠化公为私而非法致富的权贵阶层所致。党内权贵阶层缺乏基本的政治信念，与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不仅成为发展党群关系、赢得民众拥护的障碍，而且权贵阶层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必然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背弃党。党内权贵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特权腐败现象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防止党内腐败分子羽翼丰满，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左右党的政策，毁坏党的事业。
总之，综合世界政党发展尤其是苏共兴衰的经验教训，我们能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为追求长期有效和可持续执政，执政党必须抓住有利的政治时机，适应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主动加强党的建设，对自身进行改造，主动改革政治体制。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制度化的途径逐步建立法制来规范政治运作和政党运作，把政治竞争限制在政治稳定许可的范围之内，走可控的民主化道路。当然，各国各地区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都千差万别，有志主动应付政治危机、改善政治运行、推动政治发展的执政党必须对本国政治条件、政治形势进行充分的研究，制订尽可能科学的政治发展战略，既不失时机地主动改革，又注意保持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平衡，把主动变革的精神与科学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
(课题组执笔人：朱昔群，胡小君)
注释：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1页。
②《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③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30页。
④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标签：斯大林论文; 多党制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党内民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巴乔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