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个案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5)03-0112-12 方执国政的谭延闿五十寿辰征诗时，光绪甲辰科(1904年)同年进士金梁赠诗中有“吾自著书君治国，百年再看孰功多”①，其中便昭示出清季士人群体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与理想分流。如果可以把从政治转向文化看作是清末民初士子较为典型的一种生存转型，那么就有必要以个案的形式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完整细致地考察，以展现此一转型时期士人经受着怎样的社会认知、行为应对与心理调适。笔者在梳理清季癸卯科(1903年)、甲辰科(1904年)会试存世文献时②，注意到一部由澹庵撰写的《癸卯汴试日记》，封面题签为“息云庐丛刻二·癸卯汴试日记”，下缀“澹庵署”三字，扉页有“丙寅仲冬付印”字样，“丙寅”为民国十五年，也即是说此书刊刻于1926年。作者记述了由家乡苏州赴开封参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会试的经过，其中尤其提到应试同时携带大量新书在开考前售卖。这一异常现象对于重新认知和把握清季士子的思想脉动以及“士子”概念的内生性流变具有重要意义。以下便通过三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层递考察，第一部分从士子会试兼售书的角度解读《癸卯汴试日记》独特的史料价值，同时探讨清季“士子”概念所发生的歧变现象及其后果，这也可以说是对“何为士子”问题的提出与解答，第二部分通过乡会试同年齿录的引入来考证日记作者的真实姓名与基本履历，第三部分则以日记作者为个案进一步考察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也即拆解和回应清末民初朝代鼎革与社会转型之际“士子何为”的问题。 一、“会试售书”的空白填补——《癸卯汴试日记》的史料价值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初一日，澹庵一行六人从家乡苏州分两路启程，澹庵与友人金康伯先到上海办理携带书籍事宜：“二月朔日，晴。晨钩稽行李，十一点金君康伯舟人来，下行李毕，同下船赴沪……是役也，同伴六人，约乘民船至亳州起旱。陆君守墨、管君君谟、孙君汝楫、陆君棣威……余与康伯至申地办书，期至镇江会集。”③二月初三日，澹庵与友人在上海的“新中国书社”选定各书：“初三日……星昭约同至新中国书社拣定各书，督其装好。”④二月三十日，澹庵一行由水路至亳州后，起旱换轿车，澹庵在《自界沟至毫州途中纪事》诗中有“聚谋桑下无善策，拚尝艰苦抵汴梁。遂更小艇如一叶，载书十箧衣数箱。”⑤从诗中的“十箧”表述来看，澹庵等人携带的书籍数量甚为可观。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澹庵等人终于在三月初四日抵达汴梁：“初四日……四点钟抵汴城，前月杪连日积雨，城中街道泥泞如浆，深有二尺许。余车至吴胜角，骡足下陷几不得进。”⑥甫抵汴城，澹庵等便张罗书社开始售书：“初六日，晴。料理学社书籍，以便发卖。昨日已预贴招纸，自辰至酉倦于应付。计售去五六十金，利息颇厚。惜乎迟到数日，场期已促，不能卖完耳。”⑦其中“自辰至酉倦于应付”，足见士子购买之踊跃。至于当时书籍流衍的类别，可以从王惟泰的《汴梁卖书记》中侧面读出：“各省公车约五六千人……在抡才者以为精华所萃尽在斯矣，然其间程度相去，正如七级浮屠。试将旬日间买客约略位置：其最多之多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至或问《子史精华》、《四书味根》、《五经备旨》者，此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者，为最下乘。其次则问《商榷》、《扎记》、《掌故汇编》、《九家古注》、《七经精义》等书，是为旧学中已得门径者，为次下乘。若购觅《朔方备乘》、《航海图经》及《泰西新史》、《政治艺学全书》等，则渐有新旧过渡思想，临文时能解调查者，为中下乘。至讲求公法，详考路矿，采访学制，搜讨兵政，东西各书籍者，虽不外得第起见，然已预备得第后之进步，是为中乘。若考察理化各科，工商诸业，殖民政策，建国主义者，其胸中已有成竹，特假文场为发挥地，不系心于得失者，是为上乘。至留心民约、社会、立宪、国法，则其思想已臻极点，方针已有定向，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是为更上乘。”⑧虽然士子程度分化颇大，但此种分化或者说分层也从侧面表明此时应试士子的知识负载与思维结构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以及正在孕育新的变革因素的普遍动向。清末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后应试士子兼售新书的现象，不仅对重新认识和评估清季士子的思想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士子应试身份的多重性——如此例中考生兼书商的双重身份，还导致了“士子”概念界定的模糊，也即产生了“何为士子”的问题，而这又恰昭示了作为传统四民之首的士阶层在清季正在面临着的解体危机，导致这一危机的背后推手并非惯常认为的仅仅来自作为考试既得利益方的官方改革者以及新知识阶层，而是还有来自士阶层本身的自新也可以说是自戕之举。 相似的情况并非只此一例，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江南乡试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浙江乡试中，都出现了应试士子兼售新书的场景。光绪二十八年秋，身为上海开明书店股东的夏颂莱“以长者命”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在《金陵卖书记》“绪言”中详细交代了此次应试兼售书的缘起与动机：“岁七月，以长者命赴试金陵，非始愿也。顾念文明之光辉，未普照于内地，乃者过江如鲫，萃金陵者不下二万人。之人也，又不啻各为其地之代表者，自应于是加审考而播文明之种子。”因此，“爰偕同志，选有用之书如干种，担筐挈箧，贳椽彼都，且以贸书，且以为交通文化之机关。”⑨而光绪二十九年徐锡麟则在应癸卯浙江乡试期间，在杭州青云街临时开设维新书店售卖新书。据其学生张之桢口述：“癸卯八月，伯师来杭州乡试，那时我已入浙江大学堂肄业，一同应试。伯师在附近的青云街临时开设维新书店，供应考生购买。乡试每年八月初八日开始，至十六日结束，书店也同时前后相应开歇。”⑩就在此前的1903年2月，徐锡麟曾在绍兴城中开设特别书局，“专售宣传反满革命思想的新书”(11)。至于其售书兼应试的原因，据其弟子韩澄夫回忆，一则“志在宣传文化，启迪民智，传播革命种子”，一则“藉此为进身之阶，俾得接近清廷，以实行其抱负”(12)。夏颂莱与徐锡麟两例再次表明，此一时期的应试士子应试身份趋于多重，应试目的亦趋于多样，换句话说，“士子”以及“应试”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伴随着近代政治与文化变革亦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歧变与消解，而这也同时昭示科举的废除即使从其异己的参与者角度来看也只是一个或迟或速的时间问题。 以上两例皆为乡试层次，至于国家级别的会试，此前仅见的类似一例为上海开明书店股东王惟泰等人癸卯会试期间赴汴售书的记载：“金陵卖书后，同人相约作汴梁之游，藉开风气。于正月杪，载书二十余箱，为数二百余种，趁轮启行。初四日到汉口，留一日，初六日乘火车至信阳……翌日大雪，留四日，至十一日开车。十八抵汴城，复有友人代为安寓，赁考棚街屋设肆，大书‘开明书店专售新书’布牌，并写‘广开风气，输布文明’招牌，遍贴通衢，以招同志。”(13)虽然王惟泰等人此次售书仍然以“广开风气，输布文明”为动机，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在《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江南乡试同年全录》中并无夏颂莱以及王惟泰等人的中式记录(14)，也就是说王惟泰等人在癸卯年赴汴售书时的身份已非去岁江南乡试时的应试者身份，而只是以广义的知识人或者具体来说是以开明书店股东的身份来售书，而澹庵的《癸卯汴试日记》恰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例以考生或者准确说以举人身份应会试的同时兼售新书的原始资料。 故此，从应试兼售新书的角度看，澹庵此日记可谓填补了考生在参加国家级别的会试时售书的史料空白，也正因为此，该日记便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该日记于2006年影印收入李德龙等主编的《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15)，编者在丛书“提要”中对该日记介绍如下：“澹庵撰。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铅印本。澹庵，生卒年不详，事迹阙考，从此日记中可知，著者或为江苏人，生活于清末期至民国时期。书前有著者民国十五年自序，称此日记著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清廷经过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八国联军战乱之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才又举行礼部会试，地点定于河南开封。著者即从江苏由水路前往开封应试，此日记记载了著者前往应试至试毕返家的经过，时间起于二月一日，至四月廿六日止。内容主要是沿途风景、友朋应酬等，并录有应景诗作、与同行者联句、唱和，以及有关国事之议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记载贡院内三场考试经过，并录有三场文题，这部分内容应可视作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版心下题‘息云庐丛刻’。”(16)按照“提要”介绍可知，该日记之所以被收入《历代日记丛钞》，主要是因为“是书中所记载贡院内三场考试经过，并录有三场文题，这部分内容应可视作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其实关于1903年癸卯科会试“三场考试经过”以及“三场文题”，已多散见于其他应试士子及同考官的相关著述中，例如士子甘鹏云的《豫游纪行》，士子温肃的《清温侍御毅夫年谱》，考官王振声的《心清室日记》，考官恽毓鼎的《澄斋日记》(17)，且该日记所记“三场考试经过”基本为流水式记录，并无甚特别之处。该日记最值得一提的，倒是上文提到的士子参加会试同时兼售新书之举，而按照《历代日记丛钞》“提要”的表述，作者澹庵“生卒年不详，事迹阙考，从此日记中可知，著者或为江苏人，生活于清末期至民国时期”，据此介绍不仅没有澄清澹庵基本情况，反而因“生卒年不详，事迹阙考”的表述更加重了其经历的神秘色彩。究竟孰为澹庵，日记作者为何隐去真名而化名“澹庵”，甚至为何其经历都有经淡化处理以自我隐藏的“嫌疑”。接下来便以考证《癸卯汴试日记》作者的真实姓名为楔入点，通过引入乡会试同年齿录，确定《癸卯汴试日记》作者的真实姓名与基本履历，并尝试以此为个案层递式考察和展现清末民初士人一种典型的生存模式。 二、乡会试同年齿录(18)与《癸卯汴试日记》作者考证 这里首先从日记作者的家庭住址寻找线索。澹庵在《癸卯汴试日记》“自序”中记道：“吾苏由苏至豫计有水陆两途，维时京汉铁路尚未通车，仅有材料车可附。”(19)由此可以略知作者籍贯江苏，另据癸卯年四月廿六日记：“廿六日，晴。晨起收拾行李，十点钟抵苏阊门太子码头，即步行入城抵家。”(20)进一步推知作者家居苏州府城中，大约位于苏州府首县吴县境内。而澹庵在癸卯年四月廿四日记道：“抵清江，同人相率上岸，至轮船局问榜。余方起，未及同行，而范徒葵忱已来告，言余得中。乃同至局阅报，知棣威亦中焉。”(21)可知此次癸卯科会试澹庵中式。 在《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年齿录》中，籍贯为苏州府吴县且居住地在城内者有三位： (一)第三十八名单镇：“苏州府学优廪生，吴县，民籍”，“现居城齐门内新桥巷”(22)。 (二)第七十六名孔昭晋：“苏州府吴县学廪生，民籍”，“世居横泾南首溆庄，现迁城东大柳贞巷”(23)。 (三)第一百七十八名彭士襄：“苏州府吴县廪生，民籍”，“世居城东花桥巷”(24)。 以下再从日记作者的家族姻亲中寻找线索。癸卯年二月初二日澹庵由苏州抵上海备办书籍时，“谒顾缉廷表伯，蒙赠赆八元，受之。”(25)由顾姓“表伯”推测，其母亲、祖母或者曾祖母等可能为顾姓。在《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年齿录》中，以上三人母系及妻系姓氏分列如下： (一)第三十八名单镇：“曾祖妣氏何、朱”，“祖妣母氏欧阳、程”，“妣氏何”，“本生妣母氏陆、杨”，“妻王氏”(26)。 (二)第七十六名孔昭晋：“曾祖妣氏席”，“本生曾祖妣氏金”，“祖妣氏顾”，“母氏张”，“妻柳氏，继室唐氏”(27)。 (三)第一百七十八名彭士襄：“曾祖妣氏吴”，“本生曾祖妣氏张”，“祖妣氏王”，“妣氏徐、汪”，“妻氏顾”(28)。 由于彭士襄“妻氏顾”，孔昭晋“祖妣氏顾”，故推断澹庵为彭士襄、孔昭晋的可能性较大。 另据澹庵癸卯年三月初八日会试入场日所记：“初八日……余坐西文场‘岗’字十七号，同号熟人唐景岩内弟。”(29)由“唐景岩内弟”推测，其妻可能为唐姓。而在上述三人亲族履历中，恰在孔昭晋履历中有“妻柳氏，继室唐氏”的记载，因此相对于彭士襄，澹庵为孔昭晋的可能性更大，但仍需继续寻找旁证以落实此点。 以下再从通常被等闲视之的友朋酬酢记录中寻找线索。澹庵抵汴后入闱前一日，也即三月初七日，“晚间陆君幹甫招饮，幹甫为余同年，且又同馆吴广盦廉访处。辛卯之岁，几于日日同叙，今阔别几十余年矣。”(30)在《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年齿录》中，孔昭晋履历为：“孔昭晋，字守谦，号康侯，行一，又行三，同治甲子年十二月十六日吉时生。系江苏苏州府吴县学廪生。民籍，大挑教职。”“己丑恩科乡试中式第二十名，覆试一等第三名，会试中式第七十六名。”(31)如果澹庵是孔昭晋的话，那么所谓的“幹甫为余同年”应是指陆幹甫应和孔昭晋同为光绪己丑恩科(1889年)乡试举人。 在《光绪己丑恩科江南乡试同年全录》中，第二十名举人的记录自是孔昭晋：“孔昭晋，年二十四岁，吴县廪生。”(32)而陆姓举人则有第四十二名举人陆廷祯：“陆廷桢，年三十岁，吴县监生。”(33)如果可以确定陆廷桢即是陆幹甫的话，那么就可以基本确定澹庵即是孔昭晋这一论断。 在孔昭晋和陆廷祯同年中式的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乡试后，又相继举行了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会试，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等考试，而陆廷祯的记录便再次出现在《光绪十八年会试同年齿录》第一百三十九名的记录中：“陆廷桢，谱名古桢，字福康，一字贞木，号幹甫，行二，咸丰庚申年四月十九日吉时生，系江南苏州府吴江县监生，民籍。”“己丑恩科本省乡试中式第四十二名，覆试二等第八十一名，会试中式第一百三十九名，覆试二等第七十二名，殿试三甲第一百五十一名，钦点即用知县，签分河南。族繁只载本支，居青浦县金泽镇。”(34)从这一记录可以确定，“陆幹甫”就是陆廷祯，同时也可以确证“澹庵”即是孔昭晋这一判断。且知陆廷桢于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中举后，于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考取三甲第一百五十一名进士，随即“钦点即用知县，签分河南”，此后一直在豫省为官，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孔昭晋会试来汴，两人方在分别十余年后再次见面，这也正合孔昭晋所感叹：“辛卯之岁，几于日日出叙，今阔别几十余年矣。”(35)两人一在宦海浮沉，一为举业奔波，汴城久别重逢，可谓悲欣交集。一个多月后，孔昭晋赴京殿试，中式二甲，钦定主事签分礼部，成为一名“京官”。其同年齿录履历记载：“会试中式第七十六名，覆试一等第六十五名，殿试二甲第□名。朝考入选。钦点主事签分礼部。”(36)两人的生命轨迹在汴城瞬间交错之后，又戛然而分(37)。 三、从“用世”到“淡出”——以孔昭晋为个案的延伸考察 以上通过引入乡会试同年齿录，已经考证出《癸卯汴试日记》作者的真实姓名与基本履历，以下则通过对孔昭晋中式后的人生作纵深考察，以个案形式勾勒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及该种生存模式如何在与朝代鼎革和社会转型的因应中得以成型，而这亦可以看做是继探讨士子应试身份与动机多重性也即“何为士子”问题之后，对清末民初“士子何为”问题的一种尝试解答。 (一)国政与乡政：孔昭晋的“用世”之路 孔昭晋生于“同治甲子年十二月十六日”(38)，也即1865年1月13日，参加癸卯科会试时年方38岁。据其癸卯科会试硃卷履历，孔昭晋为孔子七十一代孙：“至圣五十五世孙迁吴。始祖克信，十五世祖希安。”(39)其秉承的“圣人”血统自然使他从出生时就带有一种积极用世的胎记，这从他的1903年癸卯科会试硃卷中可以明显读出。孔昭晋在回答癸卯科会试第一场“管子内政寄军令”试题时，对于由军队废弛导致国家饱受欺凌的现象深表愤慨：“分天下之民，执戈铤擐甲胄，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而号之曰军。无事则耗费钜万，有事则退葸哗溃，国家或不收一日之用。”(40)他在试卷结尾对于强兵雪耻和称雄列邦寄予了厚望：“至于通国者皆兵，以之雪大耻而雄列强者乎。准古以酌今，取长而舍短，是在于善读《管子》者。”(41)阅卷房官对于孔昭晋的荐批为：“第一场，立论能见其大，行文亦结构谨严，无平沓浮浅之弊。第二场，合欧亚政治而观其通，二艺探原中学，三艺商务八策尤得要领。”(42)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孔昭晋对于国事的关切和“指陈时弊”的激扬之态，还可以从考官批语看到他对于世界大势以及中西学术皆有一定积累和心得。如果可以把前者大致归入“修齐治平”之属，那么后者则大致可以归入“格物致知”之类，他对于孔门学说的系统履践于此作答可以想见。 孔昭晋在考取二甲第一百二十二名进士后，又参加朝考，却未预馆选，最终签分礼部主事。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缙绅全书》中的礼部主事名单开始出现孔昭晋的记录：“主事孔昭晋，江苏吴县人(壬寅)。”(43)此后八年间，孔昭晋的名字一直系于礼部主事之下，未见有所升转。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8日)礼部裁撤(44)，当年夏的《爵秩全览》礼部主事名单中最后一次出现其名：“主事孔昭晋，江苏吴县人，进士。”(45)关于孔昭晋在此一时期尤其是辛亥前数年的行止，就目前已知资料来看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孔昭晋在此一时期，更多的不是以京官身份在京城活动，而是在家乡苏州参与地方自治运动，也可以说此一时期成为孔昭晋从国政到乡政的一个转捩期。 宣统元年(1909)五月初一日至七月初六日，江苏苏属各地先后成立地方自治公所(46)，并按部章于宣统二年(1910年)选举出议事会和董事会。在《江苏苏属自治筹办处职员表》“苏州府属参议”名单中，孔昭晋赫然在列： “苏州府属参议： 翰林院侍讲，邹福保，詠春，江苏元和县人。 法部主事，孔昭晋，康侯，江苏吴县人。 分省补用道，江衡，霄纬，江苏元和县人。 候选道，罗饴，焕章，江苏靖湖厅人。”(47) 其中将孔昭晋官衔系为“法部主事”则有误，在宣统元二年夏的《爵秩全览》中，孔昭晋之名只见于礼部主事名单而未见于法部主事名单(48)。但这一官衔误置行为可以侧面说明孔昭晋的礼部主事身份并不为乡人熟知，而这又可以从侧面证明他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地方事务而非京师部务(49)。在另一份《苏州府属城自治公所员董名表》中可以看到，孔昭晋为“长、元、吴三县城议事会”董事之一：“长元吴三县城议事会……总董：尤先甲。董事：倪开鼎、吴本齐、孔昭晋。”(50)而据郭孝成回忆，孔昭晋其间主要承担了地方自治团体“教育会”的相关工作(51)，教育会系各该城镇乡学界全体所组成，“实自治团体教育精神之所聚也。”(52)其所致力的则是以设寻常小学校或者说以实施国民教育为普及教育之根本：“民智之通塞，观国家者观其一般人民，观城镇者观其一般住民，司教育者谓启牖民智非先言强迫教育者无功，而强迫教育实以设寻常小学校为其本，务有此国民教育即不愧教育普及之称，而已尽自治团体之分。”(53) 关于孔昭晋的教育实践行为，目前已知的为宣统元年(1909)其将家乡的白居易祠堂改建为小学校，初名为简易模范识字学塾第三塾，当时学校有学生三四十人，三年后，学校改名为长洲县第三初等小学堂，民国元年改名为吴县苏州市南区第四初等小学校(54)。据1956年从平直小学毕业的韩树俊回忆：“小时候读书时就知道，学校是由一个祠堂改建的。后来在一份资料中得知，那是白居易祠。学校原是个祠堂，我们当年坐的‘牌位凳子’可以作证……这些木板都从祠堂里‘就地取材’，是祠堂里的牌位。”(55)“破祠为校”以及“牌位凳子”一方面固然体现了新式教育初创时期经费窘迫之状，但从这些带有文化象征性的行为，如“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解释”所言“破除迷信、讲求卫生，教育兴则其理自明”(56)，也可以看出孔昭晋对于传统教育的某种摒弃态度以及对于由新式教育普及塑造新国民品格的某种期许与践行。 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孔昭晋在内的诸位同仁已经认识到国民教育为地方自治的基础，而地方自治又为实行宪政的基础，按照《江苏自治公报》的表述，为“自治为立宪之基础，教育为自治之萌芽”(57)，因此孔昭晋的参与作为地方自治团体的教育会及其创办小学校之举，就不应仅仅视为单纯的教育行为，也不应简单看做是参与地方自治的行为，而应放在“国民教育—地方自治—预备立宪”这一关系链条中进行理解，从而看到其从事教育背后的政治关怀。当然，这里的政已非会试时代孔昭晋“激扬文字”时的单纯的国政，而是有了更多的乡政内涵(58)，具体来说，就是此时的孔昭晋已然把活动的重心从国政逐渐转移到乡政，并以之为措手和着力点来推动地方社会的进步。 清廷立宪未遂而武昌起义爆发，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后，居乡的孔昭晋同其他士绅联名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独立，并由孔昭晋为程德全起草自保条款，从而再度走到历史前台：“九月戊寅，上海失守，苏绅潘祖谦、尤先甲、孔昭晋、江衡等先后说德全宜自保免祸，德全允之，命孔昭晋草自保条件……民军进江苏都督印，德全受之。”(59)其实早在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苏属士绅”已经屡次协议，决定“宣告独立”，并筹划推举代表“谒见抚院”也即江苏巡抚程德全(60)。直至九月十四日，“苏州绅商得上海之信，以省城人民财产，以及全城商业，关系甚钜，当由民团绅董潘祖谦，商会总理尤先甲，往谒程抚宪，请其保全地方治安，免致生灵涂炭。力请再三，程始允可。又同日县自治所董江衡、孔昭晋亦在所内，公议自保条件，当晚进抚署，面呈一切。本日午后自治绅董吴本善、方炳勋，商会总协理尤先甲、吴理杲，钱业代表庞天笙，当业代表庞鼐君，商董倪詠裳，团董潘祖谦，教育会孔昭晋等，均便衣谒见都督，而商进行适宜。至绅士中大不以此举为然者，邹福保一人而已。”(61)虽然孔昭晋与绝大多数士绅在结果上都表现出“以光复为然”的同一请谒行为，但可以断定，他与大部分来自绅商阶层士绅的请谒动机有明显不同，换句话说，孔昭晋参与谒见更多不是出于切身的商业利益，而是从立宪诉求或者说政治理想寄托主体的转向以及国民教育理念的推广实践出发来进行考量与抉择。孔昭晋出生于1865年，辛亥鼎革之际年甫46岁，亦可谓时值壮年，从孔昭晋这一“壮举”亦可以侧面反应他对于民国肇建及其所昭示的理念期许甚深。 (二)从“用世”到“淡出”——基于孔昭晋“自序”的心理分析 此后一个时期，关于孔昭晋的直接资料一度匮乏，其晚年似乎一直以乡绅身份隐居于乡，目前唯一找到的可以间接解读孔昭晋晚年心态的材料便是他的两篇序文。一篇是民国十五年(1926)孔昭晋在《息云庐丛刻》出版时为《癸卯汴试日记》所作“自序”，另一篇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民国吴县志》修纂完成后孔昭晋所作卷首序。 民国十五年(1926)《癸卯汴试日记》“自序”是目前所见孔昭晋首次且唯一以澹庵署名的文本。按其1865年出生计算，此时孔昭晋已过花甲之年，因此澹庵亦可以看做是孔昭晋的晚年自号。至于其为何将真实姓名隐去而使用带有隐逸性质或者说淡出意蕴的澹庵一名，其中心曲颇值得探究。 他在“自序”中首先回顾了癸卯年赴汴会试的大致经过，随后笔锋一转写道：“时逾廿载，事过情迁，风流云散，沧桑万变，诚有非意想所能预料者。翻阅此册，恍如隔世，付之手民排印，聊为雪泥鸿爪之留，盖不胜今昔之感已。中华民国十五年岁次丙寅十一月澹庵氏自序。”(62)从其“风流云散，沧桑万变，诚有非意想所能预料者”以及“不胜今昔之感”的表述，可以约略读出其对于现实的某种失望之态。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那么孔昭晋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就有了对过往之我某些作为的不满与否定，从而有要与之决绝的意味。而就其此前所经历的“大事”来看，所谓“非意想所能预料者”似乎不应是类似赴汴会试一类的行为，否则连真实姓名都要“规避”的孔昭晋便没有必要将其应试日记整理刊刻。那么所剩只有一种可能，即孔昭晋对过往的不满与否定只能是指向其政治理想寄托主体转向这一事实。具体来说，其辛亥之际对于民国肇建所抱有的政治与文化期许，随着民国社会与人心的加剧动荡，使其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也即所谓“诚有非意想所能预料者”，从而派生出一种意欲否定过往的退避的心理，而此种心理外化为行为即是以澹庵为自号隐去真名并乡居不出，从而欲使过去的“孔昭晋”淡出世人也包括自己的视野。如果说这一论断还有些许揣测成分，那么一个细节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文章开头曾提到，孔昭晋的《癸卯汴试日记》刊刻于民国十五年(1926)，但其扉页标注年代时并未用民国纪年，而是使用“丙寅仲冬付印”字样。隐去民国纪年为入民国后遗老的惯用笔法，以陈夔龙为例，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亦不署真名，而是代之以同样有“庵”字的“庸庵居士”，且卷首讲述成书缘起后，缀以“时宣统三年后甲子年七月十三日也”，也即民国十三年(1924)(63)。该书前还有科举同年知交冯煦所作序言，其中年份亦隐去民国纪年而缀以“己丑立夏日冯煦时年时年八十有三”。(64)但是与冯煦和陈夔龙不同的是孔昭晋在“自序”末尾，却是缀以“中华民国十五年岁次丙寅十一月澹庵氏自序”。故从该日记的署名方式与纪年方式可以看出，一方面孔昭晋固然不能与陈夔龙诸位遗老等而视之，毕竟其曾有过向新的理想并为之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孔昭晋此时又的确对于现状有一种失望情绪以至表现出一种疏离之态。此一进一退过程当中所蕴涵的心理矛盾与情感焦灼自然是较寻常遗老更加深切与难言。 (三)“被迫放逐”抑或“自我放逐”：从孔昭晋到陆廷祯的视角转换 进一步考察孔昭晋的淡出便又会产生一个疑问，即孔昭晋这一淡出行为到底属于主动还是被迫。换句话说，到底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自我放逐还是“时殊事异，谋生乏术”的被迫放逐。关于直接反应孔昭晋此种抉择背景的资料目前仍然匮乏，当然这种匮乏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相关材料隐匿甚深而尚待研究者掘发，但更可能的情况却是作为历史“小人物”的孔昭晋本身并无过多资料留存，但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历史考察的终结，否则历史研究便常有断炊之虞而无法向前推进。这里仍可以通过对孔昭晋交游圈做迂回考察，从侧面证知孔昭晋的行藏出处，而上文提到孔昭晋的知交好友陆廷祯便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据《光绪十八年会试同年齿录》陆廷祯履历，陆廷祯为晚唐诗人陆龟蒙三十五世孙：“始祖讳龟蒙，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又号天随子，本邑崇祀三高祠。”(65)光绪十八年(1892)，陆廷祯考取壬辰科三甲第一百五十一名进士，“钦点即用知县，签分河南。”(66)而陆廷祯之名在豫省缙绅录中最早出现，却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该年春印行的《爵秩全览》商城县知县一栏中有：“知县陆廷祯，江苏吴江县人，进士。”(67)也即是说，陆廷祯在考取进士并签分河南四年之后，方授实缺，可见当时的仕途壅滞与此职位得来之不易。不过陆廷祯并未因此职位得来不易而对官场习气有所妥协：“调署荥泽，均有惠政，誓不取地方一钱。在官数年，贫不能给，朝夕乃贷其家中薄田，得钱不济。人或笑其迂，自若也。”(68)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也即陆廷祯与孔昭晋汴城相聚之际，陆廷祯时仍署商城县知县：“知县陆廷祯，江苏吴江县人，进士。”(69)而就在与孔昭晋会面后的第二年，也即光绪三十年(1904)春，此时的《缙绅全书》中商城县知县已然换为李德基：“知县李德基，江苏阳湖人……二十九年九月选。”(70)至于原因，据《江震人物志初稿》记载，则是“以不得上官意罢归”(71)。 如果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陆廷祯实署商城县知县算起，至光绪三十年(1904)春罢归，仅历八年，陆廷祯便把二十余载“寒窗苦读”(72)与四年“仕途苦候”通通一笔勾销。其后，陆廷祯返回家乡苏州，“寓居青浦之金泽镇，口不谈时事，足不履城市。”(73)陆廷祯曾经试图以惠政积极改造社会，然而现实给予他的失望之深切，最终转化为其淡出之彻底。关于陆廷祯去世的时间，《江震人物志初稿》记载是“辛亥后六年卒”(74)，也即1917年，按其出生于“咸丰庚申”也即1860年推算，年仅57岁(75)。陆廷祯的逝世以及其人生经历对于居乡的知交好友孔昭晋来说不能不有所同情和感染，而以陆廷祯的自我放逐为参照系来衡量孔昭晋的行藏出处大概也不会有太大出入。当然，自我放逐首要面临的便是生存问题。前文已经述及，陆廷祯任河南商城县知县时“誓不取地方一钱”得以实现主要是依靠“贷其家中薄田”(76)，其后陆廷祯退隐青浦金泽镇，亦应以“家中薄田”提供生活来源。从硃卷中所记两人三代履历来看：陆廷祯祖父陆日宣，监生，候选直隶州州同；父陆亙昭，监生，候选县丞。(77)而孔昭晋祖父孔继瑔，翰林院庶吉士，加三级刑部主事员外郎衔；父孔广源，吴县庠生，敕赠承德郎。(78)由此可见孔昭晋家庭情况相对来说较陆廷祯为优，家境亦可谓达致小康，孔昭晋之所以能够达致自我放逐，安然淡出并隐居乡里，亦应与此经济基础有相当的关系。 (四)从“乡政治”到“乡文化”：清末民初士人退避生存模式的成型 孔昭晋从乡政治中退身之后，尽量摒弃庶务，然而当曹允源、吴荫培、蒋炳章等以续修地方志相邀时，他考虑到“志书为一县文献所关”，最终还是答应予以义务襄助：“由曹、吴、蒋三君担任义务，并于十三年十一月商请前吴县知事郭公于垫添延昭晋同任总纂，均尽义务。昭晋以义务故不敢辞。”(79)按其1865年出生计算，民国十三年(1924)孔昭晋已经59岁，然而随后事态的发展再一次出乎孔昭晋的预料。孔昭晋本来是以襄助身份加入，可是邀请孔昭晋的曹允源、吴荫培、蒋炳章三位总纂却相继去世或病废：“正进行中，而曹绅遽闻捐馆，蒋绅旋亦病废，吴绅谓昭晋曰，二公皆去，志事危矣，吾二人不可不竭全力以赴之……尚未全竣，迺吴绅颖芝复于二十年二月遄归道山。”于是竟至于独剩孔昭晋一人支撑“志局”(80)，随后孔昭晋不得不“艰苦主持”(81)，添延同志，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将《民国吴县志》修纂完成：“昭晋旅进旅退，勉从诸君子后，获观厥成，不可谓非厚辛也……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吴县孔昭晋谨序。”(82)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届花甲的孔昭晋参与修纂，因“中更事变”屡次延宕，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志书修纂完成，已经历时九年，而此时孔昭晋也已年届七旬。 关于此后孔昭晋的履历因资料缺乏便无法获知，并其卒年亦不详(83)。不过仅就其已知的晚年分析，虽然在心态上不免趋于退避甚至可以说是消极，然而其客观行为仍勉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如果把前者的退避看作在国层面和乡层面政治上的逆反，那么后者的“勉力”则可以看作在乡层面文化上的补偿。仅以清季癸卯、甲辰科进士群体来看，与孔昭晋的“退避”生存模式类似者并不在少数。士子李玉振癸卯科年成进士后，“不营世故，官陕西，归至贫不能举火，在前清官场间不愧桐冈之凤云。”(84)士子陈度甲辰年成进士后，“官吏部，以敏称；还滇长币政，以廉著。政革，长外交，旋即辞去，终其身遂不复仕。”(85)士子施汝钦癸卯年成进士后，“用为黔中令。至则耻奔竞，仍闭户读书，久之得权龙里县……主于不扰，民大悦；胥吏失利，则大恚；同僚忌者，阴助之。浮言大起，上官骇然，不顾也。岁满，旋以盗案忤上官，上官怒，遂罢归。愈发藏书纵读……人目为书痴。先生则谓：吾何痴，吾隐于书耳，因自号曰‘书隐’。辛亥国变，姓氏愈不显于世云。”(86)李玉振著有《泪事述闻》一书(87)，陈度著有《泡影集》十卷(88)，施汝钦曾著《书隐小传》以自况(89)，从“泪事”、“泡影”与“书隐”的题名，已经昭示出作者对于清末民初政治现实的某种疏离甚至是拒斥态度。而士子钱振煌癸卯年成进士后，“以刑部主事用。时天下风气狂惑，人耻言名教，府君戒不孝振鍠毋出，出且及祸。又曰：人毋弃其长而用其短，清言赋诗，尔之所长，虽然经世之业，俗事也，非清高所能了，尔盖著书名山以老乎。”(90)钱振煌自是措意于名山事业，他在1916年出版的文集自序中写道：“先子殁十年，时代改易，不肖终不背先子之训。”(91)癸卯科进士甘鹏云晚年则以听其著述“饱蠹鱼、覆酱瓿”自嘲：“余生平无他嗜好，惟嗜读书，终岁与古人为缘。虽颠沛流离，不废书册……嗟乎!世变日新，国学微矣，焉知来者不笑我为腐儒乎?饱蠹鱼、覆酱瓿，听之而已。”(92)然而在友人卢弼看来，甘鹏云(药樵)之所以为世所重，恰在于其蒐集乡献之功：“足迹所经，东游海外，西徂幽并……然不佞之所以重药樵者，尤在于蒐集乡献，尊崇师儒，《集》中如《湖北文征例言》，不啻全省‘文苑传’之菁华，张吾楚帜，启牖来学，功莫大焉。”(93)至此，再回到孔昭晋这一个案及由此关照的问题，孔昭晋从应考入京出仕，到还乡参与地方自治，再到隐居整理地方文献，这一从“国政治”到“乡政治”再到“乡文化”的递退式嬗变，可以说是有代表性地勾勒出近代士人在朝代鼎革与社会转型之际一种伴随着焦灼与泪痕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