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清史》传记撰写工作纪实（2003～200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传记论文,纪实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11－0132－09
新修《清史》继承历代修史的优良传统，设传记，与通纪、典志、史表、图录并列为清史纂修工程的五个主体工程之一。在五大主体工程中，传记所处地位独特，是新《清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来，5年中，在国家清史编委会的领导下，传记组全体专家与工作人员团结一致，奋力开拓，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传记组的成立与初创新局面
2002年12月12日，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即着手组建五个主体工程的修史机构。至次年6月，始成立传记组，陆续特聘一批专家，专做传记成果的评审评估、传稿的修改及组织工作。因为情况的变化，组内专家与学术秘书也几经变动。现在，组内有专家8人，他们是潘振平、李治亭、张杰夫、罗明、赫治清、杨东梁、赵珍、马忠文，还有一名学术秘书。潘振平任组长，根据工作需要，2007年6月，以李治亭为副组长，协助组长做好本组工作。
继承中国史学传统，由国家组织修《清史》，专家们都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传记组初期工作，边研究，边摸索，很快理清工作思路，就从筛选清代入传人物开始。筛选的目的，即为刚刚承担责任项目的作者们提供一个“工作名单”。这些筛选出来的人物，亦成为传记修史的基本内容。此项工作，由传记组专家承担，既有利于统一入选的标准，选准人物，又避免人物重复入选。
粗略统计，清代设国史馆自撰本朝人物传、私人编写的人物传以及《清史稿》所收人物，总计数万余人。如果将载入其他典籍，包括笔记中的人物计在内，其人数就会更多！从这些数以万计的人物中，选多少人物入新修《清史》为宜？选入的人物标准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最终确定入选3500余人。入选的标准是，以人物在清代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与影响为主要依据。选录的范围，涵盖清代社会各个阶层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选录入传人物是一项十分繁难的工作。一方面，要从各类典籍所载的数以万计的人物中进行筛选，工作量浩大；一方面，还要挖掘被湮没而失载的重要人物，亦非易事，例如，工商人物历来被轻视，从不入官修正史。其他还有少数民族（满族除外）、宗教、华侨、外籍人士等，在《清史稿》及其他等典籍中多失载。有些人物，是在大量方志、笔记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甚至在杂志中寻找其踪迹。例如，“诸艺”——生活在社会底层，身怀某种“绝活”或绝技的民间艺人，名不见经传，更是难觅其行迹，尤费工夫寻找。
传记组专家们分工负责，各自承担一个时期的人物选录：将有清12朝划分为15个阶段，由部分专家分工选录，部分专家负责选录各类传人物（指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实具特色的人物）。此项工作，自2003年8月开始，至次年6月，历时近1年，反复比对，八易其稿，终于提出了一个3500余人物的大名单。然后，进行传记结构的总体设计，按时间顺序与按人物类别划分相结合，将3500余人物分解成30个项目，分别如下：
（1）太祖、太宗朝人物；（2）顺治与康熙初人物；（3）康熙朝人物（上）；（4）康熙朝人物（下）；（5）雍正与乾隆初人物；（6）乾隆朝人物（上）；（7）乾隆朝人物（下）；（8）嘉庆朝人物；（9）嘉庆朝与道光（指鸦片战争前）人物；（10）道光朝人物；（11）咸丰朝人物；（12）同治朝人物；（13）光绪朝人物（上）；（14）光绪朝人物（下）；（15）光绪、宣统朝人物。以上为清12朝皇帝与大臣传，以每朝选录的人物多少划分项目，每项目收录百人上下不等。以下为类传，计有：（16）学术人物；（17）文苑人物；（18）循吏、孝义、忠烈人物；（19）工商人物；（20）科技人物；（21）少数民族人物；（22）宗教人物；（23）华侨人物；（24）农民领袖人物；（25）革命党人；（26）妇女人物；（27）遗民人物；（28）外籍人物。
迟至2006年冬，又续增“诸艺”（一）（二）人物两个小项目，总计为30个项目。类传各个项目所收人物，多数为60人左右不等，人物最多如学术、文苑各收250人左右。完成传记人物的选录，为即将开始各项目的招标与撰写做好了准备。
与选录人物同时，传记组为取得传记撰写的经验，特提出22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邀请北京及各地对入选人物研究有素的学者撰稿，称为“试写稿”，实际就是在立项前做一次尝试。2004年3月26日，特邀的专家们来到北京，由传记组主持讨论如何撰写传记。这次研讨会是传记组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学者们讨论撰写传记的实质性问题。会后，传记组专家分工，分别担任撰稿人的联系专家。此后，稿件往返，不间断修订，至8月，22篇试写稿如期完成。最后，由联系专家亲自动笔，为传稿定稿。首次试写，传记组取得了撰写的实际经验，初步掌握了评审与修改传稿的基本方法。
为保证《清史·传记》撰写规范，体例一致，文风统一，传记组赶在立项前即实际操作前，尽快地制定出《清史传记编写则例》，为即将开始的全面展开传记撰写工作做好准备。
传记分为大小30个项目，列为22卷，在计划中的新修《清史》3000余万字中具有700万字，占总字数的四分之一。3500余人物传，需动员大批学者撰写。这就必须制订可操作的《则例》，设计传记撰写的模式，以规范传稿按统一规则撰写，这是保证传稿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这项工作始作于2003年11月，从开始酝酿，到具体制定，特别是上述试写稿提供的经验与启示，《则例》不断修订、完善，经时1年，于2004年底完稿，次年3月即发给各项目组试行。在试行中，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并结合第一批传稿中出现的问题，于2006年10月完成对原《则例》的再修订，原试行稿《则例》即停止使用。《则例》从理论指导思想、撰写方法、传主的撰写内容，到语言文字、注释等15项70余条具体要求，都做了具体规定。这是迄今有关撰写人物传最为系统、最为详尽的编写则例，最大的特点是，实具可操作性。在则例实行后，已证明其切实可行，有效地保证了传稿质量。
在传记组成立初期，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立项，组织全国清史学者撰写清代人物传。遵照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主任办公会议关于项目招标及具体实施办法的决定，采取委托与招标两种方法，从全国各地选取有造诣的清史学者，参与纂修人物传。委托，就是不经评审投票，由编委会直接将相关项目委托给某一学者承担。这只有国内著名的专业学者才具备委托的条件，如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祯先生专攻近代史，尤其关于林则徐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被委托主持道光朝人物传项目。鉴于学术界状况，委托者很少，第一批委托的也只有5个学者，而大量的是向社会公开招标。如前已指出，传记组共设计了30个项目，按招标规定，这些项目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布，由各地愿参与修清史的学者自主申报相关的项目，填写申报书，详细论证申报人对此项目的论证。申报人必须具有教授、研究员职称，担当项目的主持人；同时，要合理组成3—5人专业学者的项目组，是申报的一个重要条件。招标调动了广大清史学者的积极性，纷纷申报，形成公开竞争的局面。
申报者首先申报到传记组，由组内专家初审，择条件最优者录取。然后，将初审合格者报到编委会主任办公会复审。最后，特聘一批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初审合格者进行全面评估，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取舍。通过的项目，再返到主任办公会进行“决审”。至此，申报的过程才全部完成。
在办理申报项目的过程中，全组专家投入，不间断研究申报情况，审阅申报书，还要联络各方学者，真是函电交驰，忙不胜忙！从2004年3月申报工作启动以来，历时约1年，至2005年初，已完成共28个项目的招标工作。第二年冬，又新增《诸艺传》，为方便工作，将其分解为两个小项目，合28项，总共30个项目，撰写3500余人物传。至此，30个项目组与传记组形成一种新的工作关系：传记组是在编委会直接领导下的二级组，其所属的30个项目大部分为三级组，少数的小项目为四级组。30个项目组成员，约110人。按地域，除部分在北京，大多在外地，南自广州，北至呼和浩特；西北至兰州、太原，东北至辽宁、吉林，还有天津、石家庄、济南、合肥、南京、上海、厦门等地的专家，皆来自高校或社会科学的科研机构的学者。
动员全国如此之多的学者参与一个项目——清代人物的撰写，这在建国50多年来尚属首次！
传记组成立不到两年，仅七八个专家，就基本完成了编委会所规定的任务。进展是顺利的，成效显著，开创了工作的新局面。
一、传记组工作思路及实践
传记组成立后，诸如选录入传名单，组织部分学者试写传稿、制定《清史传记编写则例》、招标立项等，可视为第一阶段。在立项之后，即转入第二阶段：传记的撰写工作全面铺开。如何组织各项目组撰写传稿，既保证进度，又保证质量，如期完成既定的任务，是摆在传记组面前的一项更复杂、更艰巨的工作。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传记组必须调整与前段不同的工作思路，以新的工作方法开展工作。
按照编委会的要求，传记组新的工作思路与方法是：
首先，确定各项目组工作进度的时间表：清12朝立15项，从立项之日开始，应在4年内分阶段地完成撰写本项目的人物传稿；其余15项为类传，个别项目如文苑与学术两项目，人物偏多，同为4年期限，其余各项目因人物较少，大多在60人左右，则以3年为期；
其次，传记组内专家分工负责，各承担或3个项目，或5个项目，最多承担7个项目。各专家就定为该项目的“联系人”。其职责是：与被联系的项目主持人保持联络，经常沟通信息；督促检查进度，帮助解决他们提出的实际问题；审阅或修改传稿，把好质量关；对其成果进行评估等。
第三，传记组重视各项目的启动，每于立项后，由组长带队到项目组召集其成员，调整入选人物的工作名单，研究如何撰写。约一年半时间，分别召开了28次项目组启动会议，直接起到了指导与督促作用。
第四，在各项目组完成了阶段性成果后，先由“联系人”评审，写出评估意见，按较好、基本合格与不合格三个等次加以区分。
第五，“联系人”评审后，即进入组内各专家的评审阶段。仍由联系人主评，其他各专家参评。评估的结果，其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视为该阶段成果基本合格。其剩余部分，有不合格的、或需作大的修改的，则返给项目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稿改好，再交给传记组。
搞好审稿与评估，是撰稿阶段的一个中心环节。能否发现问题，正确评估，至关重要。不能马马虎虎，更不能敷衍了事，关键是，要把握评估的标准，实际就是传稿质量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并非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经过一段时间，不断总结、摸索，逐渐形成一套评价标准。概括地说：
一是史料。史料是撰写传记的基础，是传主人物一生行迹的记录。因此，史料就成为评估传稿的第一要素，也是第一标准，具体要求是，皇帝后妃，王公大臣、军政人物，首重档案，如《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其他各类档案性质的史料；其次是《清实录》及官修史书；再次，清国史馆及民国时期所撰清代人物传多种；第四，专主的墓志铭、行状、年谱、家谱等；第五，方志、清人笔记小说，以及传主本人遗留的诗文集与学术著述等。其他类传人物，非官吏，在正史及档案中难见踪影的，亦应在能见的范围内找到相关的史料。要求用史料之品种要多样，“多多益善”。运用史料必先读懂史料，正确解读，然后才能取舍得当。
二是人物的定位。经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已认识到：所谓定位，并非专指传主盖棺定论，而是对传主人生历程各个阶段及具体实践的定位。例如，家庭出身定位：是官宦之家、还是耕读之家，贫苦人家，抑或富人之家？等等。入仕前定位：就学就读，还是自学自读，受父母之教？入仕定位：是通过科举而入仕，还是为人所荐？或者是捐纳，或者以军功始入仕？官职定位：传主一生为官，经历很多，如到户、吏、工、礼、刑部任职，又到地方任过督抚，等等，就要确定传主在哪个职位经历最久，实践活动最多，哪项活动最突出？是非定位：传主一生做事，哪件事做得对，哪一件做错了？主次定位：在一件事中，如出征，如政治或经济的案件中，涉及多人，传主在其中是处于主要地位如称“主角”，还是“配角”？以出征为例，传主是全军统帅，还是统帅之下的一员将官？传主的品味与才能定位：官员以清廉与贪官为界限，非官员则以善恶之区分；才能则以优劣、平庸而比较，等等，最后，则盖棺定位。坚持“定位法”，一则正确陈述传主的历史，一则避免遗漏，一则确定何者要详述，何者要省略少叙。
三是传文之体例。传记要求记言记行。客观地记述与描述传主一生之历史。再现传主的历史真貌。故其体例应为记述体。不能用论文体，如同写论文，将传记写成论文，又议又论，还有分析，已失传记本义；如把传记写成传主的大事编年，亦失传记体例；如以其官职为主要线索，按其职历写下去，就成了传主的履历表，与传记亦不合。
四是语言文字与表述。按修清史的规定，应用当代典雅的书面语，务求语言生动、形象。但传稿的语言风格不一：传文有的用文言，有的文白相间，半文半白，还有的用口语，这些语言都不符合要求。如使用西方语言结构，失去中国语言文字的传统，同样不符合传记的要求。
在实践中，逐渐形成这一评价标准，又在实践加以应用，行之有效。就是说，用此四个标准，是可以把握住传稿的质量的！事实上，在评估时，举凡传稿存在的问题，都不出这四项标准所界定的范围之内。归纳评价标准，就是一个基本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国家修史不同于个人著述，传记又区别于写论文，必须按要求操作，按标准撰写，是达到质量要求的基本保证。
有了共同的标准，作者撰写、专家审读与评估传稿就有了共同的依据。这四条标准与以上工作的程序，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作思路。
传记组的工作实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真审读各自联系项目的传稿；一方面是督促检查相关项目的工作，与他们或当面或电话探讨有关传记撰写中的问题。
撰写传稿，是一件十分辛苦而又很困难的工作，但是，审读传稿，还要做适当修改，同样是一件苦差事。就说审阅传稿，要做到“四看”：首先，要看传文；其次，看3—5倍于传文的《资料长编》，看其资料是否全面、准确；再次，看《清史稿》同一人之传，将两传进行比对，以比较出新旧传的异同；第四，看当代学者编写出版的《清代人物传稿》等，与之比较，有何进展。
其实，何止“四看”，如《清史列传》也是一部重要的书，也须一看。还有，清AI写作了多种清人传记，如《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碑传集》、《国朝先正事略》、《满汉名臣传》，以及《八旗通志》中的人物传，等等，也不能不看，既使不能全看，也力争看其部分。看过之后，须将各传记进行比较，找出其差异，各有多少新材料。通过几个传记的比对，可以初步判定新的传稿是否超过了旧传。然后，再研究新传稿给传主的定位是否准确，史料是否有误，文字表述是否达到了要求。如此等等，还要做适当的修改。审读一篇传稿颇费时费工。
以2007年为例，全年召开了12次评估会议，评估了20个项目，494篇传稿。其工作量之大，亦可想见。传记组的工作实践，主要体现在联系人对被联系项目的具体工作。评阅其传稿，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工作，也是整个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联系人对传稿的评阅，直接关系传稿的质量。而联系人的工作态度，认真与否，又关系联系人的工作效率与工作的质量。实践已经证明，组内专家们的工作颇有成效。他们积极开展对被联系的项目的工作。如，及时将组内对传稿的意见反馈给项目组，定时询问工作进度，项目组提出一些困难问题，联系人及时给予解决，如解决不了，再向有关部门反映，以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重要的是，组内专家与各联系的项目组保持精诚团结，和谐一致，以真诚和热情取得他们的信任。个别项目抓得不紧，进度慢，传记组专家或下去或请主持人来京，进行面对面地交换意见，更表现出耐心，既指出问题，又多方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从不轻言“撤项”，亦不随意批评。即使有个别撰稿专家意见很大，组内专家亦保持冷静。例如，有的项目的经费不能按时拨付，引起项目主持人大为不满，不断向传记组发牢骚。组内专家仍是耐心听取意见，给予合理解释，并及时与有关部门反映，促使经费尽快拨付。
又如，评审传稿，提出修改或者重写的意见。为使项目组成员心服口服，联系专家事先都做好了认真的准备，多方核实史料。对每条意见，都做到准确无误，有的放矢，大都让对方诚心接受。但也遇到对方想不通或不愿接受的时候，联系专家就不厌其烦地反复解读，反复分析，既不争吵，也不强加于人，直到对方认可，解决问题。
实践证明，组内专家不只是专门评阅传稿，这里面还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专家们就结合具体评阅一道去做思想工作。迄今，组内专家与各项目组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即使做得质量较差，也以最大的耐心和热情，鼓励他们赶上来。同时，也替对方出谋划策，出主意，克服进度慢的问题。思想工作做好了，其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工作就有了起色。
传记组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以及计划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予以调整。如，关于三四级项目的进度与计划指标，参差不齐；一些项目已接近完成，一些项目进展迟缓，差距甚大，传记组专家与进度慢的三四级项目组反复协商，从实际出发，于2007年底即着手调整进度与计划指标，确定一些项目，适当后延时间，所说“后延”，是指在规定的4年期限内，对其阶段性任务做小幅度地调整。这项措施也得到了三四级项目组的欢迎与支持。
截止到2007年底，已完成1206篇，占总数的41％。其中，清代12朝共15项，入录1552篇，已完成47％；类传人物13项，入录1434篇（诸艺分为两小项，迟于2007年上半年才立项，尚未出成果，未计入内），约占总数的32％。进展顺利，如期完成的项目，有遗民、民族、宗教三项类传，共170篇初稿，现已转入修改与统稿阶段。
统计以上各项目完成的传稿，尚不及总数的一半。按规定时间，各项所余时间不多，但任务还相当繁重。传记组的专家们表示，继续努力工作，配合三四级项目组，一定将剩余的传稿如期完成。
三、新型人物传稿坚持学术创新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新修《清史》能否赶上或超过《清史稿》，重在学术创新。新修《清史》传记（以下简称“新传”），可以说是一种新型人物传：它既不同于26史中的传记，又与现当代通常所写的人物传相区别。换言之，一方面要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须适应当代史学发展的要求，因此，学术创新就成为新传成败的一大关键。
传记组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学术创新，向所属各项目组一再强调创新极端重要。坚持创新，是提升新传质量的重要标志。为督促各项目组积极创新，传记组明确提出：在撰写传记前，一定要深入研究《清史稿》同一人的传记《以下简称“旧传”》，反复比对，以确定超越旧传的创新处。抓住创新，也就有把握超过旧传。
总结以往，从入录传主，到写成近1300篇传稿，传记组始终贯彻学术创新的精神。概括起来，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新旧传的理论指导思想，旧传贯彻唯心史观，沿袭历代修史的史学观，以帝王为中心，主要论述统治阶级包括各级官吏的实践活动，反映他们的历史。
旧传收入5700余人物中，他们占了大多数。还有一部分是文化学术界的“精英”。一些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却不见踪影。所列“畴人传”——科技人物，其正传与附传，不过40余人。清代主要是中叶以后，商业颇发达，已形成晋商、徽商、粤商等各行帮，涌现出一大批巨商；至晚清特别是办洋务后，又涌现出一批民营工业企业家。旧传因循历代贱商的观念，不给这些巨商、工业企业家立传，拒绝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旧传视农民起义领袖为“异类”，如太平天国、白莲教大起义、义和团等等人物，统统打入“贼匪”之列，称“长毛贼”、“教匪”。这又反映了旧传编纂者的正统观念，如此等等。
新传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不带任何政治偏向，面对清代整个社会，从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选录人物，尤其关注社会中下层的各类人物，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选入传记。故新传力克旧传之局限，突破其旧传统观念，全面反映清代社会风貌。如宗教、民族、华侨、工商、妇女、革命党人、外籍人士、农民起义领袖、忠烈（指反抗外国侵略的死难者）、“诸艺”等，旧传予以排斥的悉数入传。如“诸艺”，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间怀有绝技，或有特殊技艺的人物，记述他们的实践活动，以反映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前已指出，旧传收入科技人物不过40余人，新传收入的人物是前者的数倍。新传总计上述各类人物，与皇帝后妃、王公大臣及各级军政人物，基本各占一半，与旧传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关于评价标准，新旧传完全不同。
旧传的评价标准，简言之，就是忠君亲上、孝义节烈。旧传的编纂者以此标准，选人入传；又以此标准，评述传主的功过是非。旧传入传的军政人物，大体是三种人：一种是忠君的功臣、能臣；一种是反叛或犯罪而致死、革职的罪臣；一种是无能、无作为，但又忠君的庸臣。虽有此标准，但属于同一类、级别又相同的人，也并非都能入传，故漏载的人，也是历历可数。例如，姜镶原为李自成的将领，后降明朝，再降清朝，出镇大同总兵，不出几年，举兵叛清。此事件不算小，多尔衮亲自征讨。姜镶最后兵败被杀。若论道德，姜镶为人实不足论。旧传不载此人，新传收录立传。旧传设“列女传”，新传设妇女传，同属女性，新旧传的价值取向大不同。旧传以封建道德为准，专以尽孝、贞节取人，故“列女传”取入400余人，皆属此类女性。新传以女性的社会实践及其影响为据，如，办教育、搞实业、文学艺术创作等，包括旧道德的叛逆者，追求自由的女性，选其代表性人物入传。即使如赛金花，虽属妓女，被视为最卑贱之人，因其社会影响之大，也予以立传。旧传立“忠义”，亦同出忠君报国之义，新传予以调整。
旧传评价传主的功过是非，也贯彻忠君的思想，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举凡皇帝所言所行皆正确，即使错误，又为君者讳，为亲者讳，隐而不书；臣属之错处，都因违背皇帝的意旨所致。新传突破旧传这一评价的思想体系，确立以传主的实践活动并检验其社会效果为评价的基本标准；同时，考察传主的思想品格、作风、才能优劣等各个方面，给予传主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和公正评价。因此，新传比旧传更深入地揭示了传主的历史真相。
第三，新旧传记所持立场，尤其表现出两者的原则差别。
旧传的编纂者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这就是毫不隐晦地站在清朝统治者的一边，为其歌功颂德。连其行文方式、礼俗、习惯、称呼等，悉如清朝，他们就像是清朝的臣民，诚惶诚恐，竭诚侍奉。在他们的笔下，凡是清朝反对的，他们都反对。如，密谋反清的“革命党人”，清朝诬为“乱党”、“贼匪”。旧传或不予立传，或予谴责，涉及革命党人之事，即照同清朝的态度，一律诬为“乱党”，像秋瑾这样著名的革命家，也被以“贼党”，“匪党”对待。甚至连孙中山也不放过，在写到民国成立之时，连孙中山的名字也予以回避，或改诬称。而旧传的作者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恰恰是扬清朝而抑民国，时间已进入民国，由民国政府组织修清史，却痛骂现政府民国，这是历朝修史所不曾有之事！作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竞与叛清的“叛臣”吴三桂等人同列！政治倾向何其露骨。按清朝的政治价值观处理问题，就使其旧传连同《清史稿》难成信史！
新传的立场同样是鲜明的：这就是既不能站在清朝一方，亦不取当代的政治立场，坚持中华民族一体与历史发展趋向的视角。历史地考察从皇帝及臣属，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公允的评价每一个人，真实地再现他们的历史面貌，迄今，已完成近1300篇传稿，可以说，作者们所采取的观点立场是一致的，与旧传“忠清”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新旧传成稿的过程截然有别，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做法。
《清史稿》的传记即旧传是如何成稿的？的确，今人并不知道。至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传记组专家前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国史馆所撰本朝满汉大臣传记，因将若干本传稿包裹起来保存，故称“传包”。将“传包”部分传稿与《清史稿》同一人之传进行比对，很快就会发现：其旧传是将“传包”即清国史馆传稿改造而成，或改写，或压缩文字。总的情况是，旧传比“传包”中的传稿都要简略而文字少了许多，经过改写的痕迹十分明显。受时间限制，不能逐个比勘，但粗略可知旧传的成稿过程，大体如此。
清国史馆并不给本朝大臣以外的人作传，如“列女”，远离国家政治，又不参政，没有人给她们作传。《清史稿》所收“列女传”主要来源于清历朝地方官为本地的节妇烈女们请求旌表。朝廷对此类事十分重视，往往赐建牌坊。修《实录》时，她们又被载于清历朝实录中。旧传之作“列女”，大致依据《清实录》。
新传全属新作。传记组规定：新传不得因袭旧传，亦不许抄用当代的研究成果，必须在占有详细资料的基础上，对传主深入研究，重新设计结构，重新撰写，写成一新传。其成稿之过程，作者们用力之多，用功之勤，又非旧传所能比拟。
第五，新旧传记使用的史料，新传远胜旧传。
占有史料多少，实关传稿的质量与成败。传记组评估每篇传稿，评估其史料占有的程度，尤其重视发掘新史料，看成是对旧传的一项重要突破。为鼓励和督促各项目组对史料多下工夫，规定每篇传稿于传文后附3—5倍正文的《资料长编》，作为评审传稿质量的主要依据。
清代遗留史料之多，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前已指出，围绕撰写传记之需要，新传首先重视档案史料，如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宫中档、满汉文殊批奏折，入关前的《满文老档》、《天聪朝臣工奏议》等，还有数量浩繁的未刊档案，分藏于中国一史馆及地方档案馆；其次是官修史书，如《清实录》、《起居注》、《大清会典事例》、《皇朝经世文编》、《方略馆》所撰专题史书，如《平定罗刹方略》、《开国方略》、《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其三，清官方与私人所撰清人传记，如清国史馆传稿，《八旗通志》、《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碑传集》、《国朝先正事略》等。至于民国时期，编撰清人传亦不在少数，如《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畿辅先哲传》等；其四，清代笔记小说极盛，种类繁多，留有大量名人名臣之轶闻轶事，历史信息甚丰，足资参考；其五，方志中亦存有清人活动的踪迹；其六，传主本人的年谱，行状，墓志铭，书信、日记、诗文集，遗稿遗著，以及家（族）谱之类，都是不可少的史料。最后，当代研究清人的成果，虽不足以引为史料，亦当引为参照。
以上所列几类史料，是各项目撰写人物传常用的基本史料。实践证明，搜集与研究史料，是撰写传记过程中一件最繁难、最吃力的工作。在这方面，各项目组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重大进展，获得了重要成果。与旧传相比，已占有显著的优势。
如前已指出，旧传大多是对清国史馆传稿的翻新改编，其执笔者不必花大量时间去查阅清代档案，事实上，他们并未做这项工作。一些项目组在核对旧传时，发现所列史实无法找到档案还原，甚至与《清实录》也核对不上。在个别旧传中，有些史实与传主的年谱吻合，可知其作者读过该年谱。可以认为，旧传的作者们阅读了一些史书，吸取了相关史料，却没有大规模地展开史料的搜集工作，故其旧传史料来源不清，亦没有进行考异，故其错讹在在皆有。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清国史馆为尚可喜作传，开卷即书“辽东人”。此传如作于康熙初年，笼统写籍贯亦可，几于同时，经筵讲官、户部尚书梁清标为其作墓志铭，即明书“海洲人”（今辽宁海城），当《清史稿》作传，就抄用“辽东人”，而不书“海州”，显然，其作者没有查阅梁氏所作之墓志铭。尚可喜生前，第一次主修《尚氏宗谱》，至民国初已历五次修，并在社会流传；又，记述尚可喜一生实绩的《元功垂范》，亦广为流传，可惜，旧传作者没有详阅这些史料，故传文中失误随处可见。
旧传搜集史料不足，于史实考订乏力，是其明显缺欠。新传远胜旧传，适可传信！
以上所列五个方面，通过新旧传对比，已见新传贯彻了学术创新的精神，为将来定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2008年传记工作取得的新进展
自传记组成立6年来，与30个项目的百多名学者、专家共同努力，传记撰写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传记组面对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组织与协调各方面一道修史，如何评估传稿等，经历了一系列工作过程，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工作管理与运作的秩序。各项目的专家、学者按修史的要求撰写新型人物传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经历了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已掌握了撰写新型人物传的基本方法，传稿的质量逐步提高。
但是，传记组的领导与专家也清醒地看到，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两大问题与两对矛盾：
一是撰写稿的进度。国家清史编委会对各项目的完成时间已作出严格规定，传记组为方便计，对其规定的时间，又划分为3—4个工作阶段，项目组要按阶段完成阶段性成果即一定数额的传稿。实际情况是，一些项目不能按规定的时间完成既定的传稿，立项2年半甚至3年，尚未完成任务的一半，或者刚达到一半，所剩时间无多，而撰稿的工作量很大，压力也日增。
分析进度迟缓的原因，主要是承担项目的人，大都在教学或科研第一线，身兼数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撰写传记，工作时间不能集中，精力亦不能集中，从主观上说，确有部分项目抓得不紧，组织不力。
二是传稿的质量。比之旧传，新稿确多有创新，但并非不存在问题。比如史料，最近以来有部分项目或部分传稿搜集不足，还有的解读史料有误；对传主人物的研究，似嫌力度不够，对其定位尚欠准确；体例与结构，似与要求有距离，部分传稿有编年、履历表的倾向，还有的写的如论文，不像传记，语言风格与文字表述问题较大。新修《清史》对语言文字的规定是：应用当代典雅的书面语，务求文字生动、活泼。传记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语言风格不一，有的用文言，有的用口语，还有的文白相间，文字表述也是参差不齐。与旧传相比，新传的语言确有不足。旧传问题不少，但语言文字却是做到了一致，形成了统一的语言风格，数千个传记，仿佛如一人所写，出自一人之手笔！我们写新传的语言传还须细细打磨。
一对矛盾，是指进度与质量，如何将两者协调起来，既保证进度如期完成，又不降低传稿的质量，能做到两者两不误。实际情况是：顾了进度，只注意赶时间赶任务，却忽视了质量，难免粗疏，若深入细致地研究，认真撰写，费时多，又难免拖期。
另一对矛盾，就是评估某个项目的传稿，提出许多修改的意见，有些稿子不合格，需要重写。但项目组的学者专家如修改旧稿，便延误新稿撰写，又推迟阶段性成果的完成。
两大问题和两大矛盾，已给传记组造成重大压力。到2008年底，已完成传稿1700余篇，有近半的项目到期，至2009年，大部分项目也将到期，只有很少的项目立项晚，须到2010年全部完成。从目前的进度和期限，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面对严峻的形势，必须调整工作思路，采取有力措施，如期完成传记的纂修任务。具体做法是：
第一，分别轻重缓急，抓住重点，着力解决难点。2008年4月下旬，召开了第二次传记大会，总结前段工作，研究传稿的撰写问题。清朝12帝及慈禧太后等，是传记中的一个难点，如何写好，亦非易事。应各项目组要求，又于7月下旬在大连召开“清帝传记撰写研讨会”，以推动突破难点，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还于11月初在昆明召开了明清之际至清初降清人物撰写研讨会。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人物、如何表述其降清这段历史，同样是个难点。通过共同研讨，在主要方面达成共识。
第二，强化责任意识，端正态度，加强督促与检查，保证进度不拖。从实际出发，调整一些项目的工作进度计划，帮助他们具体落实。
第三，传记组专家加强与其分管项目的联系，勤沟通、勤督促，多见面，共同讨论传稿中的问题，帮助他们把住质量关。
第四，传记组抓紧评估工作，加快传稿评估的进度，不拖期，及时将评估的意见传给各相关的三四级项目组。
第五，传记组多做思想动员工作，多方鼓励，调动其积极性，振奋精神，增强信心，传记组专家进一步加强同三四级项目组专家学者的团结，坚持和谐一致，如期完成传记撰写任务。
2009年，将进入传稿审改阶段，任务更繁重，工作将更紧张。传记组专家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全力迎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