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深化理论及其主要理论派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派别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70年代初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较系统地提出关于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的理论后，国外许多经济学者就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金融深化理论得到了不断地发展，逐渐形成了五个主要的理论派别。
大多数学者沿着麦金农—肖的假设对麦金农—肖的理论进行完善和补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模型，另一些学者则从新凯恩斯主义、新结构主义、新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金融深化作出了新的解释，或者提出了与麦金农—肖理论不同的见解。
一、麦金农—肖学派
麦金农—肖金融深化理论是建立在他们对金融压制经济的分析基础上的。麦金农和肖认为，对利率的限制一方面减少了投资数量，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投资的质量，因此，金融深化的核心就是提高实际利率水平，放开金融市场，以提高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但麦金农和肖在金融深化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实际利率水平对储蓄、投资与增长的传递机制上。麦金农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在实际利率的一定范围内，货币与资本为互补关系，因而，提高实际利率将提高货币积累率（或者说提高储蓄倾向），从而提高投资与收入水平。（麦金农1973，pp.141—147）肖则认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一种债务，而不是财富，因而货币与资本之间不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对货币需求的基础是货币在清算和支付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利率提高后，在投资者和储蓄者之间的金融中介活动得到了加强，降低了中介成本，改善了投资的平均收益和投资结构，并导致收入、储蓄、投资和就业四大效应。（肖1973，pp.54—81）
继麦金农和肖之后，B.K.卡波（Kapur，1976，1983）、V.加尔比斯（Galbis，1977，1982）、D.J.马依森（Mathieson，1979，1980）、M.J.弗莱（Fry，1978，1980，1982）、L.E.摩洛（Molho，1986）、N.罗比尼与X.萨拉—依—马丁（Roubini & Sala—i—Martin，1992）、福知高尾（Takao Fukuchi，1995）等在麦金农—肖假说的基础上，对金融压制、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补充和丰富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
卡波（1976）研究了劳动力过剩且固定资本闲置的欠发达封闭经济中金融深化（自由化）的影响，卡波认为，金融深化（通过提高存款利率和降低储备要求）将促进资本积累，达到稳定与增长的双重效应。卡波还将他的封闭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卡波认为，在初始时期，大幅度汇率贬值政策是不适当的，这会产生过度的短期资本流入（Kapur，1983）。
马依森的模型（1980）与卡波的相似，也是从投资数量的角度考察金融深化的影响。马依森认为，利率上升有助于消除信贷配给，扩大投资数量。他指出，适度的资本流入将降低国内的贷款利率，增加资本供给，减少信贷配给，因此，在初始阶段应大幅度降低汇率（Mathieson，1983）。
加尔比斯（1977，1982）则主要从投资质量的角度分析了欠发达国家的利率政策。加认为利率上升将使资金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提高投资的总体质量。
弗莱（1978，1980，1982）也从投资效率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利率、储蓄与货币需求等问题，弗莱认为，低利率引起的对资金的过度需求将导致非价格配给现象，其结果使得经济扭曲。弗莱指出，提高利率将减少低收益投资者对投资资金的需求，提高投资的平均收益，引起产出／资本比率上升。
摩洛（1986）提出了一个消费与储蓄的三阶段生命周期模型，摩洛认为，在金融压制经济中，储蓄和投资过程有三个重要的方面：（1）利率对单个资产持有者决策的影响存在时滞；（2）从总量水平上看，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与储蓄流量密切相关，并受利率的影响；（3）储蓄与投资决策紧密相关，任何储蓄行为理论都应该考虑投资的动机。
罗比尼和萨拉—依—马丁（1992）提出了一个关于铸币税、金融发展与外生增长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选择金融压制政策的原因是为了增加货币需求并获取通货膨胀税。罗等指出，资本积累率是长期增长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因而金融部门的效率对长期经济绩效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福知高尾（1995）构建了一个双元金融市场模型。该模型假设：（1）政府采取扶持公营部门投资的政策；（2）在压低利率的情况下，政府对公营部门的支持表现为两个方面：市场分割（给予公营部门低息信贷）和强制储蓄（以提高投资量）。福知认为，在金融压制经济中，公营部门的投资和福利将增加，而储蓄者和私营部门的福利下降，总社会成本增加。而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公营部门的福利短期内将下降，长期内则会上升，储蓄者和私营部门的福利会上升，而且从长期看其增长幅度将大于公营部门福利的增加幅度。
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麦金农—肖学派关于金融深化的观点渗透着浓厚的新古典经济学气息，他们认为，如果市场不受到任何干预，储蓄与投资将自发均衡。麦金农—肖学派的这一基本观点受到了来自其他不少学派的批评，包括新凯恩斯学派、新结构主义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等。
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并不必然是自发均衡的，储蓄的上升并不意味着投资的上升。储蓄和投资不会通过利率的运动而自动平衡，因为投资是在货币市场上决定的。而且，投资不仅仅取决于利率，也取决于对未来需求和“景气”的预期。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市场并不总是在充分就业水平自发均衡，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扩充和发展。就金融深化理论而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有效需求的作用。新凯恩斯学派认为，有效需求受到收入分配的影响，而这又将影响到资本积累。如伯克特和达特（Burkett & Dutt，1991）指出，存款利率上升一方面会使存贷款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储蓄的边际倾向。第二方面的效应将超过第一方面的效应，因此总需求和产出将下降。新凯恩斯主义还认为，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的实际利率可能是负值，因此，政府提高实际利率水平到正值，有可能导致“向上的金融压制”，引起银行体系的不稳定。（Beckerman，1988）
二是认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信贷配给也不可能消除，因而否定了麦金农—肖理论认为提高利率、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会消除信贷配给，从而提高投资质量的观点。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提高对借款者的利率可能会逆向影响银行贷款的质量，其原因是存在着逆向选择效应和激励（或道德风险）效应。激励效应是指那些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借款者可能会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因而偿还的可能性较小。逆向选择效应指的是银行认为高利率将使借款者选择高风险的项目，因而宁愿选择风险低、支付利率低的借款者（Stiglitz & Weiss，1981）。
三是认为由于市场的失败，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和规模经济的存在，竞争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将增加不稳定程度。斯蒂格利兹概括了金融市场中市场失败的七个方面：一是作为公共品的监控问题；二是监控、选择和贷款的外部性问题；三是金融机构破产的外部性问题；四是市场不完善和缺乏的问题；五是不完全竞争问题；六是竞争性市场的帕累托无效率问题；七是投资者缺乏信息问题。斯蒂格利兹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监管标准（Stiglitz，1994）。
三、新结构主义学派
新结构主义学派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模型与新凯恩斯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的模型本质上也可以说是凯恩斯主义的，他们强调通过产出的变化调节经济，而不是通过价格调节。新结构主义模型中，价格是由成本加价决定的，而工资则是工人与资本家谈判或斗争的结果。新结构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信贷供给与非正式市场的重要性。新结构主义学派倾向于认为，金融自由化将会导致潜在的滞胀。
泰勒（Taylor，1983）和范温伯根（VanWijnbergen，1983）较早地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问题。泰勒认为，如果银行新增存款的来源是从非正式市场吸收过来的，则资金总量并没有增加，相反，由于正式市场会受到准备金要求的限制，信贷总额还会减少。范温伯根认为，政府提高存款利率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取决于若干因素，一方面，存款利率上升会增加定期存款，因而增加信贷供给；另一方面，也会引起非正式市场的存款转向银行体系，从而减少信贷供给，其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正式市场准备金要求的高低。范温伯根倾向于认为，后一方面的效果将超过前一方面，因而提高利率将导致总信贷供给的减少。范温伯根还认为，提高存款利率还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较高的存款利率增加了企业流动资本的成本，从而导致供给下降，假定利率上升的供给效应超过储蓄欲望上升所产生的总需求效应，则国内商品市场会产生过度需求，故通货膨胀率上升。
四、新制度主义学派
新制度学派也对新古典主义传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批评，新制度主义认为，麦金农—肖传统忽略了制度的作用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新制度主义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市场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如国家、企业、雇员联盟、工会、银行等进行运作的，这些制度在收集信息、降低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帕特里克（Patrick，1966）区分了需求引致型金融与供给主导型金融，他指出，人们通常认为金融调整是根据需求被动进行的，因此，只要政府不干预、限制金融机构的行为，合适的金融体系就会自动生成。帕特里克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更强调金融的供给主导角色，即金融机构能够主动地促进工业化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帕特里克的观点得到了戈德史密斯等人的认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6）通过对墨西哥经济发展的研究，指出，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在墨西哥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吉布森等（Gibson & Tsakalotos，1994）对韩国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吉布森等还认为，麦金农—肖认为金融自由化是唯一要做的事情的观点并无助于事，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是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及制度以何种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自由化的战略应与发展已有的金融机构和创建新的金融机构结合起来。
库拉奇（Courakis，1984）和德密特里得斯等（Demetriades & Luintel，1996）则强调金融发展中的市场结构与银行行为因素。库拉奇指出市场结构将影响政府的金融压制或金融深化政策，如在银行业垄断情况下，贷款利率上限能够提高存款量。德密特里得斯等认为，在金融压制的各种模型中，金融机构的作用要么被忽略，要么是完全被动的，除少数例外，金融机构被视为是完全竞争者，存款转为贷款是没有成本的（如麦金农和弗莱等）。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通常是为少数银行所垄断的，加上信息的不对称，银行业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因此，金融压制政策对存款的影响还将取决于市场结构，如银行可以通过扩大行销努力或增加分支机构来增加吸储量。德等于是得出结论：存款量的增加，从而贷款量的增加可以在不改变利率的条件下实现，也就是说，在利率不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深化也有可能会出现。
五、马克思主义学派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研究金融深化问题，在西方学者中间可谓独树一帜。保罗·伯克特（Burkett，1987）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伯克特认为，新古典主义关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太过乐观，其理由是，新古典主义没有认识到，工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及资本积累的竞争动力学，包括资本积累过程内在的资本聚集与集中和不平衡发展。伯克特认为，第三世界金融不发达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发达，第三世界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政策要适应于这些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以及由于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分工的不平衡发展。伯克特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因此，金融压制便成了这些国家摆脱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引导资金向工业倾斜、促进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伯克特认为，在金融压制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的，因为金融压制政策需要对工资实行严格的控制。因此，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国家大多是那些政府获得了较高程度的“自治”、对劳动阶级的压制或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严重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国家。伯克特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采取既能促进工业生产，又能增加工人和农民储蓄的实际收益的金融政策，为此，应大力发展金融机构，并通过金融机构的建立与运作，把政治与经济权力转移到工人和农民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