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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2)06-0073-07
范式理论是库恩为探讨科学发展规律而概括的重要理论，因其深刻地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成为一种影响日益深远的科学哲学。它不但对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研究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按照库恩的理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断否定的过程，而是一个否定与肯定，进化与革命交替的过程。科学发展的危机时期过后，就是科学革命时期，科学革命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建设，是破坏和建设的统一[1]。它对教育研究的启示表现在：我们要重视教育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重视对教育发展的动态模式的研究，特别要重视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发展的范式的研究。当前，特别是伴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给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给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现实的环境，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选择，是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选择，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与时俱进的现实表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只有审时度势，主动求变，转换范式，才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出路。本文拟从教育发展范式转换的视角，审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实现范式转换的成因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既不在过去，也不在将来，而是恰在当前开始实现范式的转换，是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的。
其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和教育市场巨大潜力的释放。根据马丁·特罗的理论，研究表明，当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时，同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这是精英教育；当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时，同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50%之间，这是大众化高等教育；当人均GDP远远高于3000美元时，同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将在50%以上，这是普及性高等教育。毫无疑问，社会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经济基础。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从产品主战场转移到知识、技术主战场，知识和信息技术将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的决定因素。一个国家的强弱和经济发展的快慢将直接取决于知识的创新和知识的应用能力。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产业成了许多国家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一个全球范围的教育市场正在形成。据统计，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值在所有产业中已居第三位。再如，20世纪80年代年以前，英国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直接拨款，90年代末以后，教育领域引入了市场经济理论，逐步拓宽筹款渠道，增加非政府的经费收入。英国政府对教育输出大力支持，教育已成为一个产业化市场，相当一部分办学经费来自海外学生的学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我国对教育产业化的认识也逐步开始重视起来，1999年1月，中共中央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必须转变把教育投资作为消费性投资的观念，要把发展教育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把教育投资作为重要基础性和生产性的投资。认识到教育发展对其他行业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符合扩大内需要求。
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布的结果，目前我国城市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增速为年均20%左右，我国居民储蓄的10%是作为“教育消费”预留，高于用于购房的7%；以我国现有的2亿3720万中小学生和1175万高校在校生计算，如果每个中小学生年均教育支出2000元人民币，在校大学生年均1万元人民币，则一年的教育总支出为6000亿元人民币，加上各类学校自身建设经费、教职工工资等，我国教育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在释放过程之中。
其二，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及物质需要的逐步满足，精神需要开始成为人们追求的重心，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接受高等教育，以提高自身素质。高等教育大众化有了群众基础。其实，这也正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揭示的人的高级需要，以马斯洛为代表的心理学第三思潮，既不同于弗洛伊德学派只注意人的内在固有因素，也不同于华生行为主义只重视外在的环境因素，而认为必须实现二者的结合。为此，他把“自我实现”加以界定，“说到自我实现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成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2](p.178)当然，必须看到，人们趋之若鹜的上大学愿望，相当程度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以为是精英教育。这也为以后的择业、就业埋下了认识的障碍。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超前的观念，而根深蒂固的精英教育观凸显了人们观念的滞后，表现了人们传统观念的强大惯性，实现这一转变非常不易。在中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精英教育观念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瓶颈。如何做到以观念为先导，既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又超越传统观念的藩篱，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社会平等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反映。20世纪以来，教育的功能被人们所重新认识，它不但包含文化的、伦理的、经济的价值，而且包含民主的价值。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不难看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实现都是在人民群众要求社会平等的思潮推动下完成的。高等教育理论界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存在的意义在于探索高深的学问，这种复杂高深的学问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掌握，所以，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另一部分人认为，高深的学问的探索并不在于满足少数人的好奇心，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掌握，这样，才对国家和社会有利。后一种意见逐步占了上风，这本身表明了教育平等理念的重要性。二战以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各国的重视，这是民主主义政治要求的必然体现。他们要求高等教育扩大规模，增加入学机会，实现教育公平，甚至不惜降低入学的标准，他们要求高等教育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当前需要，在现实中的直接表现就是形成了强大的要求扩招的社会舆论。在当代中国，教育平等是实现社会平等的一项重要内容。满足莘莘学子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方面，也是教育领域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行动。在我国西北地区，人们用朴实的言语表达了这一理念：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其四，社会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一般而言，社会心理包含个体社会心理和群体社会心理，由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进行着信息的传递与反馈，发生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例如，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积压了十年的人才得以被选拔出来，大学生被冠以“时代骄子”的称号，上大学成了一种时髦。也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少人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子女又面临着升学的机会，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明显地流露一种补偿心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上大学成了流行的社会现象。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追求新知识，渴望高学历，成了大家的共识。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起着引导和鼓动的作用，高等教育界的高学历热居高不下，这必然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强烈的暗示，产生了从众的个体行为。社会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客观上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推波助澜。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高等教育从政府行为向市场行为运行范式转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招生人数备受限制，严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既往的范式，引发了一场“高等教育革命”——扩招，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看，它都是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政策。扩招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数量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与精英主义高等教育不同，我们无法把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归结为一种总体的理念。作为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包括学术等一系列复杂多元的现代化进程之一，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具有多重意义。”[3](p.168)概言之，高等教育大众化除了包含着数量的扩张以外，更蕴涵着深刻的教育教学的范式转换。这种范式可以理解为某一专业工作者的共同信念，它规定了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并规定了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领域、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它们有复杂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构成了不同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范式就是科学整体性的观点在哲学中的反映[4]。范式转换的深层机理则与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向相呼应，这既是一种理论的回应，又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已经启动并将深入推进的过程，这也是一种正在实践并且也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基于此，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意义是：能拉动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在基础教育中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国内需求、刺激社会投资、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在传统的观念里，招生是稳步进行的，而作为政府行为的扩招打破了这种平衡，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与知识贡献。”大众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困惑，其实，这是一种发展中必然带来的正常现象，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分析问题的成因，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与策略以使问题与矛盾尽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5]。
回顾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是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这便是所谓的现代市场经济。高等教育走向市场，恰恰是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作为后发外生型的我国，要抓住我国加入WTO这一契机，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支持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6]。教育从政府行为向市场行为转换，本身就是WTO规则的内在要求。作为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WTO，其宗旨是防止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国际贸易，它是当今世界贸易体制的法律和组织基础。服务贸易采用境外消费、跨国交付、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方式进行。WTO本身就意味着强烈的竞争精神和竞争意识。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协定签署国都有权参与带有商业性的教育活动的服务竞争，范围涉及各级各类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因此，我国加入WTO后，教育领域内的竞争将不断增强已是大势所趋。面对国外同行对自己的正面压力的考虑以及应对入世对我国经济层面挑战的需要，我国教育体制自身也将加快改革步伐，而这些改革措施无疑将从内部强化竞争。
我国高校扩招也是缘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于更大规模的人才的需求，也是把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确切地说，扩招是一种系统工程，关涉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而更大规模的人才需求可能并不主要表现在对“精英式”人才的需求上，而是表现在对“实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上。为了加速“实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我国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制定了新的发展政策与措施。其中，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便是新的发展政策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试图以此拓展实用型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通道。然而，几年来的状况表明，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呈现的几乎“门庭冷落”的现象折射出高校扩招的重心并没有实现应有的转换。家长与考生期待的扩招依然是重点高校或本科院校的扩招。然而，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层的，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社会职业系统扩张的结果。我们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继续拓展高等专科人才的培养道路并为此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时间表。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依然是“卖方市场”。但这只是经济体制转轨的滞后效应和教育的超前意识叠加而形成的“波峰”景观。最终，随着法律赋予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得到真正的落实，高校将扮演运动员的角色，政府将扮演裁判员的角色，一个宏观调控和自由竞争的格局必将形成，目前的格局恰恰处在磨合之中。
高等学校走向市场是有许多优势的，产学研相结合的优势，教学相长的优势，是高等学校得天独厚之处。要利用这个优势，加速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如此大方正集团一年就为北大创收360万美元，正是走产学研的产业化道路，使北大原来完全由政府拨款的大学，现在1/3的预算来自包括方正集团在内的企业利润。上海黄浦集团先后投资1亿元和付出价值12亿元的房产，投入复旦大学的基因工程研究，并组建了3家与基因工程和科技开发有关的知识性企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使复旦大学的基因工程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代表着企业资金向知识资本渗透的发展趋向，它引导企业，看准知识经济的发展方向，占领新的市场制高点，也推动着企业资本与高校知识资本融合，进一步提高生产力。高校要充分发挥拥有的优势，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技术与经济紧密结合，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和知识。目前，国家直接投入高校的科研设备数额巨大，建成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高校是社会公认的“人才、技术、成果、信息”四大宝库，是中国科技的重要力量。正是从这一国情出发，江泽民特别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
中国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决定同时又需要以良好的政策指导它的健康发展与实现。在逐年扩招过程中，哪些需到纳入政府决策的议题，这需要有更清晰的甚至是更敏锐的意识。这需要更切实地将政府决策与政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条件，促使决策者和专家学者进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的对话，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我国高校招生数量及其扩招数量是以国家计划的方式确定与下达的，并冠以当年的计划指标。实际上，按计划招生早已是一种政府行为，在招生过程中早有严格的政策要求与规定。邬大光先生认为，我国的社会背景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超常规的发展思路和策略。如“采取多样化的办学机制，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进行大学制度创新；采取多元化的融资策略，教育介入资本市场；更新教育观念，采取成本分担的教育政策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调整。”[7]无疑，市场化绝不是放任自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制定科学的总体规划，遵循规律，顺应潮流，因势利导，政府大有可为。笔者以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予以积极的引导和宏观的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工作。目前应有计划、有步骤、有层次地把高校推向国际市场。这样，既可以防止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又可以保障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效益最大化。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从单一政府办学向多元化社会办学范式转换
我国现在正处于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过渡阶段，蕴涵着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虽然国家提出了2010年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目标，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达到目标非常乐观。由于政策目标是政策内容的核心，所以我们应对大众化的政策目标有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必要，以使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与稳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蕴含着对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多样化的要求。从国际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仅仅依靠政府办学或以公立学校的形式支撑大众化的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传统办学体制的深入变革，实现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从单一政府办学到多元化办学的范式转换。这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市场正在日益开放，尤其是中国进入"WTO"之后，高等教育市场的开放力度还得加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使得传统的高度集中式的高校办学体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教育的咨询服务业性质以及市场的竞争呼唤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些年来，我国高校办学体制的改革已初步展示出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与不断发展。有关统计表明，截止2001年7月，我国共有1320多所民办高等学校，其中1998年以来教育部共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等学校58所，另外还有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20所民办高校，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370余所。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国有民办二级学院也应运而生。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在校学生数已占全国各类高校学生总数的1/3以上[8]。
毋庸讳言，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一是总体比例偏小，吸纳资金偏少，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家庭和个人高涨的高等教育需求；二是师资队伍薄弱且不够稳定，办学水平不高，在专业设置、培养规格、培养质量以及管理等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尚未走上规范、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三是政策扶持不够，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指导和管理不足，尚没有形成有利于民办高校顺利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政府宏观指导与民办高校自主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四是社会和群众对民办高校的信心不足，民办普通高校招生不足，报到率偏低，影响民办普通高校的经费投入，造成部分教育资源浪费。公办高校由于连年扩招导致超负荷运转，而民办普通高校普遍“吃不饱”，严重影响办学者投资的信心，影响整个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因此，在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过程中，办学体制改革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突破口。体制改革中政策规范的不清或不明，甚至无政策无法律可依的现象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仍然形成一定的制约与障碍。政府如何制定更切实可行的政策以指导高校办学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政策方针，国家颁行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则为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保障与支持。首先，民办高校管理体制不顺，政府缺乏应有的规划、指导和调控，这也使得其办学行为陷入某种盲目性或随意性。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性的政策与法律支持，于是在社会上抑或在民办教育举办者间均有一种要求尽快为民办教育发展立法的呼吁。通过法律，明确民办高校的地位，民办高校的投资者与民办高校的关系，校董事会与民办高校法人的关系，民办高校享有的权利，兴办民办高校的方式，国家对民办高校的税收政策等等，扶持和规范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使民办高等教育在自身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要防止歧视性政策，逐步推行完全学分制，允许学生提前或推迟毕业。对教师评聘、评优等方面与公办高校相一致，调整民办高校收费标准，坚持市场取向，实行优质优价。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切实保障依法办学格局的形成。为顺利实现从单一政府办学到多元化社会办学的转换创造条件。在实践中主要有如下模式：1.其一是与民办合作模式。大力促进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联合办学，优势互补，有效地利用办学资源及公办高校在教学及管理上的优势，提高办学水平，促进良性循环。对办得较好的民办高校，在政策、经费、招生等方面予以积极扶持，使之成为龙头和示范。其二是公办高校多形式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模式。与独立设置的民办高校相比，民办二级学院具有起点高、见效快、易上规模、易上水平等特点，可有效实现良好“软件”与“硬件”的优势互补，盘活各方的资源。民办二级学院的出现，符合转型时期公众的社会心理，一出现就广受欢迎和拥护。其三是公办高校改制。目前，地方高校、中专校正面临结构布局调整，借助这个机遇，既可以把一些举办不力、前景暗淡的院校整体转制为民办高校，也可以把少数办学实力较强、社会信誉较好的高校进行改组、转制、升格，盘活国有教育资源，加大民办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尽快形成公办、民办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其四是以大学为龙头的教育产业集团模式。我国目前已出现了浙江万里教育集团、广东信孚教育集团、北京南洋教育集团等。这些教育集团以教育服务为理念，引入市场运作机制，逐步实现教育规模的集团化。以广东信孚教育集团为例，该集团是广东省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已先后成功创办了11所幼儿园、6所中学、2所成人高校，形成从中小学校到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事实证明，民办教育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和产业化的经营机制，整合社会资源，进行资本运作。这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发展代表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发展趋向，鉴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我们的现有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选择。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质量评估标准的范式转换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潘懋元先生指出：“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命线。精英高等教育要保证质量，大众化高等教育也要保证质量。但两者由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同、社会适应面不同，因而其质量标准也就不同。”[9]换言之，高等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它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及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办学的质量又急切需要与院校的市场定位相联系。以质量求生存，面向市场求发展。以往，我们接受的是精英教育质量观，但在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观应是多样化的，应使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各就其位，换言之，应以精英教育规律办精英教育，以大众教育规律办大众教育，大众化并不只是一种数量概念，同时也是一种质量概念。
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毕竟是依托院校的发展进行的。院校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载体。这不仅表现在办学规模的扩张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办学质量的提高上。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关注，这种对质量的关切之情自然应得到理解与肯定。有学者对大众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进行了新的认识与探讨，并提出了应该建构一种“发展的、多样化的、整体性的”质量观。然而，无论怎样进行讨论，强调在大众化过程中应该努力关注与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业已形成共识。只有让更多的人真实地接受到高等教育并真正具有高等教育的学历水平，才可能达到真实意义上的大众化。在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过程中，在不断扩张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努力提高其发展质量，这应是大众化的应有之义。在高等教育质量观转换过程中，重点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源质量的认识问题有待于实现观念的转换。不少院校认为，扩招后，生源质量下降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立足学校本位的狭隘的观念，是精英教育质量观的延续。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给更多的人以求学的机会，发挥高校招生的蓄水池作用，把社会的包袱作为人力资源开发，本身就是教育质量的提高。具体到每一所学校，表面上生源质量下降了，但由于把更多的上好学校的机会给了学生，让他们分享优质教育资源，不但为提高学生个体的培养质量提供了可能，而且为整体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必然。在此意义上，众多生源质量问题实际上与招生政策息息相关，作为一种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的招生录取分数线如何划定，这的确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因为怎样考试与怎样招生对于基础教育的发展也起着极为巨大的政策导向作用，我们的招生政策要体现数量发展与质量保障的有机统一。事实上，高校的录取线并非是否达标的质量线，而是国家的计划线或曰承受线，在一些发达国家，学生高中毕业即意味着具备上大学的资格，在此意义上，录取线是国家宏观调控线。
第二，高校的办学模式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多元化办学格局必然应确立多样化的办学标准，多元化办学格局主要表现在办学模式的多元化，只有拓宽办学渠道，才能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保证。这在前面有了交待，恕不赘述。
同时，需要指出，扩招是指在具备基本办学条件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之所以如此恰是为了保障质量。一所高校是否具有扩招的条件或扩招到怎样程度才为合适的办学条件，这是学校办学的物质基础，对一所新建的高校而言更是这样。办学条件包含人、财、物诸方面，而教师的数量与质量则是最为重要的条件。目前一些高校的综合办学条件与不断扩招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矛盾，有的则表现得非常尖锐。这一矛盾的解决恰恰需要有政策依据甚至要有法律规范，否则的话，提高办学质量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三，高校课程设置和教学手段质量评估的转换问题。课程设置问题与质量问题密切相关，大众化过程中的高等教育质量有着多样化的特征，尤其当我们处在科技革命加剧、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高校培养各种各样的面向新世纪的高层次人才是需要通过课程的开设来体现的。课程问题既关涉到内容，又关涉到形式，同时也关涉到开设的方式，现在，不少著名高校引进原版教材，用英语进行教学，和世界著名高校接轨，不失为确保精英教育质量的重大举措。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信息化是一场带有深刻变革意义的科技创新，网络和计算机为主体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推动教育发生深刻的变革。信息智能工具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促进生产力产生新的飞跃。以信息化推进现代化，它既是发展方向，也是革命性变革，更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适应这种大趋势。
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跨越了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将在扩大教育规模，加速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等方面做出突出的贡献，是教育发展的里程碑。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的教育资源建设将会不断地成熟和完善，并将向普及化、专业化、地方化、个性化四个方向发展。也就是说，那些没有校园网或者硬件条件较差的学校也将逐渐能够享用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大量的网络学习资源，提供理想的网络学习平台，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我们必须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加大网络教育的投资力度，吸引有志于参与网络教育的企业，加入到高等教育的行列中来。高校特别要与科技企业和上市公司加强联系、沟通与合作，组建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的大平台，在远程教育网络上扩大民办高校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高校求生存、求发展、求质量，核心问题之一是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所以，制定引导改革与创新的课程政策对于保障与提高大众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课程的研制者、执行者仍然是教师，鼓励教师进行课程开发，这也是重新思考高校质量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10]。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实质上也是质量的建设过程，它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学校的责任。同时，质量与质量标准紧密相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应有多样化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从而也应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自身发展需要在社会上营造更好的政策法律环境，确立大学的法律地位[11]，需要重铸大学之魂，使大学更像大学[12]，需要鼓励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方兴未艾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事业健康发展，最大可能地提高高等教育投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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