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及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型论文,新形势下论文,全面提升论文,经济发展水平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实质上是对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就是要把过去那种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转变为以扩大内需为特征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或称之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从短期来看，为了保增长我们需要稳定外贸出口；而从中长期来看，确立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开放观，做好应对新一轮的、以扩大内需为特征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是我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含义和最主要内容。这种新的发展方式，过去我们在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未曾遇到。我们必须做好迎接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和战略转变的各项准备。对外开放程度高、外向型经济比重大是中国沿海地区最突出的优势。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产业仍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外向型经济与区域内的产业联系不够紧密又是其中的“软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施新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扩大内需中增强国内市场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提高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虹吸能力、集聚能力和配置能力，达到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目的，是我国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必须予以重点突破的难题。
一、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形势
1992年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紧抓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FDI和发展加工贸易。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发展的硬性约束，使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和好处，称之为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来看，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几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也是中国经济需要与世界经济再平衡、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缺的国家之一，但却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国。目前中国是承接西方产业转移和相应资源消耗的主要国家。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逐步向中国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我国，其物质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西方发达国家据此可以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我国则被锁定在卖劳力、拼消耗和污染环境的生产加工环节，其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1]。
第二，中国是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穷国”在为“富国”进行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这一格局使“富国”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效应主要表现为：（1）通过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大大地降低了进口国的投入成本；（2）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投资和资本形成率；（3）对“富国”的低价出口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可以把更多收入投资于金融资产；（4）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高盈利，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虚拟经济活动[2]；（5）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回流“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泛滥，处于严重的通胀压力之中；另一方面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财富处于不断被贬值的危险境地中。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与此同时，西方部分富裕国家却一味认为中国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即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美国同类商品的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降低了相应岗位工资水平，导致了政府对失业、医疗保障支出上升[3]。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症”。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看：一方面，这种进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要素的机会！
第四，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的国际代工及无需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一方面使中国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无法生存而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另一方面，又使其逐步地得了两种病：一是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中国制造只能引进和高代价地利用人家的技术，或称为“心脏移植”；二是神经病，指“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较低，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来看，可以预料的是，后经济危机时代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因此，中国像过去那样利用欧美的市场来支持自己经济加速成长的企图，就受到了极大的抑制，不得不长期面对一个处于“不景气状态”的欧美市场。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就目前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是实现“去产能化”的最佳方略。首先，从短期来看，稳定外贸增长是保增长的主要方法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主要需求方原因[4]。由此导致我国对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依赖，在不断形成和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同时，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导向的依赖。当遇到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三个比重过低”问题，上述简单恶性循环又会出现。由于这“三个比重过低”的问题是在长期的经济结构失衡中形成的，解决它们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奋斗，因此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是防止经济大幅度下行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尤其是对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的沿海省份来说，稳定外贸对保增长的作用要大大高于其他地区，沿海地区轻易地放弃来之不易的国际市场份额，显然不可行也不可取。其次，简单地提高劳动者收入和需求水平，并不能顺利地解决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政府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需求方，其实真正的难题是在供给方。实践证明，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对国人需求能力的提升，其结果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本土产业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必然导致过剩的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另外，走依靠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对经济全球化战略的转型升级，并不是像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应该回归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恰恰相反，是要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走开放式创新发展道路。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市场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存在被阻止性。由此很多人主张国家要加大对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自主品牌的投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其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选择很难收到像过去那样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取得的实际效果。更多竞争性的民用产业发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二、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战略的主要内容
目前摆在我国最高决策者面前的重要抉择，是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争先进位的黄金机遇，在机会之窗稍纵即逝的千载难逢时刻，及时启动第二波加入或者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即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是全球产业分工依赖程度很深的国家。第一，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加上人口众多，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要条件；第二，美国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成功机会众多，成为吸收全球高级新要素最多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扩大内需”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与是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循环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扩内需”既可以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或国外销售；也可以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值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分工发生任何联系[5]。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因内部市场容量无法消化达到规模经济产量点的供给量，因此都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对于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高度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而言，必须深刻地认识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
第一，战略的前提不同。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国内低收入的市场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经济成长速度的要求，然而我国低廉的生产要素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是要素价格的不断提高，低技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正在丧失竞争力，经济发展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破坏国内的生态环境等为代价。因争夺内需市场，本土企业会对高级要素产生强大的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趋势。因此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主要创新驱动，在于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战略的目的不同。改革开放初期，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后来则更多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这种战略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说明新一轮的全球化目的，既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的核心内容不同。1992年以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逐步演化为“通过吸收FDI来增进出口”以及“用市场换技术”。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争取更多的全球高级创新要素，提高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加速发展我国的创新型经济。具体体现为：（1）利用大国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产业升级服务；（2）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形成出口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3）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中国自己的巨型跨国公司，培育价值链“链主”，形成全球垄断竞争格局。
第四，战略的路径不同。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是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基本路径。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全球化、或形成国内价值链、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链。国内巨型企业或中国的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后，它们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第五，战略的实施方法不同。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在对境外的经济要素的利用方式上，主要是单向的招商引资，即把产业和资本“引进来”。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对全球高级要素的利用重点在于技术和人才，其运行方式为内外双向关联型：（1）“走出去”，即通过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方式，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争夺利润丰厚的技术、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发展方式转型；（2）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我所用；（3）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台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
第六，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不同。第一波经济全球化中我国得以迅速成长的产业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在依靠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要依托高级创新要素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崛起为例，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一要靠汽车、二要靠高铁、三要靠飞机、四要靠重型机械。目前国产汽车处于爬坡阶段，飞机制造业还刚刚起步，重机只有个别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铁则逐步超越了发达国家甚至有登上珠峰的可能。如果这些产业在产业链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为了让世界先进国家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要素供应商或供应者，把中国市场规模提前发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市场，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综上所述，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重点，在于在转换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利用内需市场的吸引力促进企业从加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走向加入全球创新价值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发展创新经济。
三、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要有所坚持、有所转变、有所倾向、有所突破
1.坚持发展和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动摇。应该看到，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也没有改变我们利用国际市场和全球资源的大格局，所需要改变的只是我们利用国际资源的方式，以及发展方式的升级。我们要“化危为机”，继续充分地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我国有必要鼓励东部地区对外资政策作适当调整，强化鼓励高质量外资中的高级生产要素的因素。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大背景不是缺外资，而是缺少内含高技术、高人才因素的高质量外资。由于中国的市场环境相对安全，相对周边国家仍具有生产效率的优势，因此发展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将继续成为全球外资流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危中求机、危中求进、危中求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要建设各种发展平台，迎接遴选高质量外资时代的来临。
2.沿海地区要依托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反向整合制造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探索由一般商品贸易，向“制造业+资本+品牌+市场”的一体化贸易方式转变。全面衡量一个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能不能把“引进来”和“走出去”很好地结合起来；二是如何把自主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结合起来。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时候，企业“走出去”开始起步、开始成长。到了人均GDP
6000美元的时候，一些产业和企业就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目前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在发展方面超过了这个水平，如江苏省2011年人均GDP已经超过了9500美元，应该是到了“走出去”加速发展的阶段。因此这些地区应当不失时机地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引导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要鼓励企业到国外去建立生产基地及“走出去”搞研发以外，还要努力开辟一条“制造业+资本+品牌+市场”的一体化贸易新的发展之路。目前我国商贸流通企业受体制的束缚，仍然未能实现产品及其生产要素在国内外的融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企业外销受阻或增长乏力的现实，在短时期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出口企业转内销又受到国内流通体制及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与内需不足并存的结构性障碍的影响。如何使我国商贸流通企业走出困境，走上一条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这非常重要。为此我们建议制定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充分利用内外贸企业各自优势，整合国内外贸易产业链，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龙头流通企业为重点，组织类似于像苏宁、雨润、国美等国内骨干流通企业学习借鉴国际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实施流通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支持政策。调整财政、税收、金融和保险等政策，使之获得与其他行业平等的“走出去”政策支持。
3.借鉴发达国家实施进口战略的经验，立足国内外市场竞争要求，加大对战略性、资源性、技术性的要素和产品进口。受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及大宗商品价格走上回归之路，均衡价格呈下降趋势，很多大宗商品和资源的价格下跌了一半多，这对我国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国家最近相应出台了鼓励固体能源矿产品、金属矿产品、节能环保产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和产品进口的政策；鼓励各地区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国内短缺资源和节能环保产品进口；对先进技术、重要装备、重点行业、资源性产品及原材料的相关进口项目给予贴息、减免税等方式的支持。同时国家做好海外资源开发的战略规划和战术准备，保证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引导企业参与海外战略布局和资源开发。
4.充分借鉴沿海地区各项优势，加大利用高质量外资的步伐。当今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以激励为特征，即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第二代以规制为特色，即东道国在积极实施激励的同时，也增加一定的规制措施；第三代以关联为重点，即利用外资政策转向加强外商投资与当地产业关联度，实行有选择地引进。我国目前的外资政策主要还是以激励为特征。
由此我们应当逐步改变利用外资策略，将千方百计吸引外资的做法转变为优选精选外资，充分借鉴沿海地区科技优势、创新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和高科技产业生产配套优势，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使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着重鼓励外资投资研发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节能环保产业；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外包产业。在外资投向方面，应由原来单一向制造业倾斜，转为向上中下游的关联产业和农业、工业、服务业多元投资。在制造业投资方面，应针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端制造业缺乏，产业链高端环节缺失的现状，重点引进一些大、高、新投资项目，重点培育一批旗舰式高端制造企业，并尽快建设一批公共技术支撑服务平台，直接催生或带动一批原创性技术的突破。
5.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发展国际服务逆向外包相结合，从而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一方面，我们应继续大力承接国际外包，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服务业跨国投资和外包，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和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为我国制造业提供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使其产品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能够得到相关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从而占据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我国庞大的市场对全球高级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果断地在全国率先推进先进服务业对国外的“逆向发包”行动。实践证明：外包不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的、单向的游戏，发展中经济也能利用自己的市场吸引力大力发展逆向外包，以此吸引国外创新要素为我所用。利用国外创新要素加速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走得通的一条便捷的、重要的途径。
（二）狠抓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机遇，加速推进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可以与沿海地区尤其是推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基本现代化的试点结合起来，并进行适当的政策协调。
1.财政加大力度支持进口资源性商品及先进技术设备。根据国家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政策导向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客观需要，鼓励企业扩大国内短缺资源和技术类产品的进口。各级财政要对企业进口资源性商品，以及进口列入国家有关部委制定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的鼓励类重要装备、技术和产品给予贴息支持。
2.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对自营出口企业开拓国际新市场给予奖励；对在境外投资生产加工企业和资源开发企业给予奖励；对企业到境外设立经济技术园区的给予奖励。鼓励开展境外工程承包。对有外经权的建筑企业承包或分包境外工程给予奖励；对参加境内外展览会的摊位费给予一定的补贴；对境外设立营销网络机构和贸易性企业，并有出口实绩和正常营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对经有关部门认定新搭建的涉外融资、招商、出口等服务平台，给予奖励。
3.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重点鼓励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自主品牌和新兴产业产品出口。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企业给予奖励；对机电产品出口企业给予奖励；对获得省级及以上名牌的（包括著名商标、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企业，其以自主品牌出口，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生物医药化工、电子信息、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自营出口给予奖励。
4.引导企业防范与化解出口贸易风险。对外经贸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或在境外开展加工贸易、资源开发、工程承包时投保政策性信用保险，按其当年实际支付保额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对企业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贸易融资，给予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一定比例的贴息补助。
5.支持企业应对贸易摩擦。对参与应对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打破贸易投资壁垒工作表现突出，且有一定成效的外经贸企业，在应诉结束年度内给予奖励；对参加国家商务部、国家各进出口商会和省外经贸厅组织的赴国外进行抗辩、交涉、游说、听证等活动的行业中介组织、企业给予奖励。
6.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和水平。对实实在在引进外资的项目业主给予奖励，对外商投资的农业项目给予项目奖励；对外商投资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给予奖励。鼓励企业以并购、股权转让方式利用外资。在外资到位年度，按外方并购（含转让股权，下同）金额，分档给予一次性奖励。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增资扩股。对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外资扩大注册资本给予奖励。
7.建立鼓励流通业企业“走出去”扶持发展资金。在各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量的专项扶持资金，支持流通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有效支持流通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
8.对流通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行税收减免优惠。为避免流通企业对外投资的双重征税，建立并完善间接抵免税制和税收饶让制度等，对于流通企业用于对外投资的物资出口给予减免关税的待遇。
9.在金融政策方面，将已出台或即将出台的海外投资政策覆盖到流通企业，其中包括：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流通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大力开拓国内融资渠道，允许对外投资流通企业在资金筹措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允许企业内部或企业间的资金自由调剂，放宽国内母公司对其国外子公司贷款担保的数量限制等。
10.在保险制度方面，应探索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商业化运作，加大对流通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补充资本金等方式，增强其实力，扩大对外投资承保的规模，并明确其承保的重点在于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及风险级别较高的领域，鼓励并开放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流通企业对外投资保险业务。对因高风险业务给商业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可给予一定的补偿。允许没有外汇的商业保险公司自由购汇，从事外汇保险业务，大力支持对外投资流通企业的保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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