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初论文,之战论文,银币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初的大上海， 许多人把刚刚投放市场的人民币视同烫手的“热山芋”，不敢在手上多捂一会……有人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94年5月27日，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上海解放后，制度变了， 币制也变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作废，银元等将退出流通，人民币为人民政府发行的合法货币。上海军管会公布了1∶100000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 在全市120多个行庄开始收兑工作。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几天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和隐蔽在地下的敌特分子，利用他们屯积的大量银元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刮起了一场黑色的“龙卷风”，他们利用市民们解放前饱尝通货膨胀之苦面对外币、银元存在的盲目依赖心理和对刚刚使用的人民币尚未建立信誉的客观条件，进行大量非法的黄金、外币、银元的投机交易，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 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人们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手中的人民币换成黄金、 银元、外币等“硬通货”。一时间，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银元贩子在叫卖。据当时华东财委的统计，仅上海市城内就有30多万人参与了买卖银元的活动。
不法分子的破坏不仅严重损害着人民币的信誉，而且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在短时间内，大米、面粉、食油、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二至三倍，一些中小企业摇摇欲坠。而此时市面上又相继出现了大量伪造人民币，更是给这场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上海的反动残余势力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早在上海即将解放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就对不法奸商和敌特分子进行金融破坏活动的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采取了相应措施。1949年5月8日，华东局就颁发了《关于禁止银元活动办法》，指出：银元买卖和在市场的自由流通，“造成物价波动，市场混乱，并破坏人民币信用与购买力，因而使人民蒙受损失，妨碍人民币的发行，对我极为不利”。要求新解放城市“在排斥与禁用伪币后，应紧接着对银元钱贩进行斗争”，禁止以银元为计价单位和买卖货物，对继续利用银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要予以惩诫。
上海市军管会在其第一号布告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6月3日，华东军区司令部也颁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6月5日，市军管会金融处根据市军管会指示，责令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市证券大楼的投机者立即停业。同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及其他主要报纸也纷纷刊文谴责金融投机活动，并告诫投机分子，立即停止作恶。
但是，利令智昏的投机者们，对此置若罔闻，他们继续以上海证券大楼为中心，变本加厉地从事金银外币的非法交易，哄抬物价。统计数字显示，人民银行为平抑物价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又全部回到了银行里。与此同时，在上海淮海路等商业密集区，有人使用大量伪造人民币套购紧俏商品，使原来已经十分混乱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物价更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个劲地往上窜。由于老百姓吃够了解放前通货膨胀的苦，人们往往不惜血本盲目地将人民币脱手，人民币一拿到手就赶紧去买米或从银元贩子手上兑换成银元。这样人民币每周转一个轮回，银元贩子都要狠狠赚上一笔，物价也跟着上涨一截。人们对人民币的不信任程度还在增加，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滑坡，失业人数增多，经济滑坡又导致了社会形势的动荡，社会形势十分严峻。
1949年6月10日上午10时整，上海证券大楼被准时查封，250名投机商被扣压，老百姓称：这下“大亨鼠”完蛋了。
事实证明，仅仅使用纯经济手段和舆论告诫已经不能有效地制止投机买卖活动。
据此，6月7日晚，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下举行会议，华东局财委会主任曾山向与会者报告银元投机活动的严重情况时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会议决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以控制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惩办为首的投机犯罪分子，坚决打击金融投机捣乱活动。
位于九江路上的上海证券大楼是当时上海市金融活动的中枢，其中光市内电话就有一千多部，每天上午九、十点钟，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市场的“大亨鼠”便来到这里，他们敲定的银元、美钞、黄金价格一公布，聚集在大楼内外的成百上千的行情掮客便一哄而散，分散到市区的各个角落，所有的银元贩子都参照这个行情进行交易。这里成为上海市金融黑市的信息中心，也是上海金融动荡的根源。
上海市人民政府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强调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会议决定，由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负责查实应扣押处理的人员名单，市公安局负责调集警力，配合实施取缔行动，华东军区警卫旅（1949年6 月后改编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警察总队）负责行动时对证券大楼实行武装包围。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继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另一方面采取举办折实储蓄、发放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措施，解决基本群众因货币波动而引起的实际困难，为杜绝银元买卖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由淞沪警备区军法处负责具体实施侦察破获人民币伪造案。
毫无疑问，查封证券大楼的行动牵扯面和影响面更大一些，应该先行一步，并且周密部署。
华东局的决定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各项准备工作随之迅速展开。市公安局局长李上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和华东局决定精神，并请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代表向公安干警介绍证券大楼和银元投机活动的情况，市局抽调了400余名干警参加行动， 由刑警处负责同志召集和进行政策纪律教育。6月8日、9日， 市公安局派遣少数侦察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熟悉地形，了解情况。其余人员留局待命，为防止泄密，所有人员禁止与外界联系。金融处则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秘密活动点和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的人员名单。市政府同时召开工商界座谈会，郑重声明政府取缔银元投机活动的决心。全市各界群众纷纷集会，响应政府号召、声讨银元贩子的罪行。
6月9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6月10日上午采取统一行动， 查封证券大楼。
6月10日上午8时许，上海证券大楼的大门一打开，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便率领4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楼内，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宣布禁止一切买卖活动。上午10时，华东军区警卫旅一个营的官兵，分乘十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前，在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的指挥下对整幢大楼实行包围，12000 名有组织的工人、学生则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向市民作宣传解释工作。当时正在这里进行金融交易的二千多人立时傻了眼。
取缔行动主要是针对不法投机商的，公安人员对各投机商号逐个进行了盘查，登记了所有人员及被查封财物，然后将全部人员集中到底层大厅，由人民银行代表进行守法教育，并宣布“惩办少数，宽大教育多数”的处理原则。根据金融处事先的摸底和查证，经过逐个审查、具结登记后，陆续释放了1863人，最后只将250 名从事不法行为的主犯扣押起来。这期间，大楼周围聚集了许多市民，人们对政府的行动无不拍手称快：“大亨鼠完蛋了！”“共产党有办法！”
在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的同时，各公安分局也出动大批干警，在全市范围内对银元贩子非法买卖银元活动进行了取缔，拘捕了一批从事银元贩卖的不法投机分子，也教育了大批偶尔或少量买卖银元的人。
6月10日取缔行动当天， 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了《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重申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和私下买卖，规定了处罚原则。 根据这一法规， 市公安局继续查处金银外币非法投机活动， 至1949年8月初，共查处金银投机案件239起， 查没银元12745 枚， 黄金119两，美钞250元，计处罚金995万多元。
打击金融投机的行动，不仅震动了上海，也影响到江浙两省甚至波及到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大头”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第三天（12日）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那些提着米袋子、拎着油瓶子的大娘、大嫂看着店门口挂出的当天的价格牌时，无不喜上眉梢，也有不少受到压抑的市民还明知故问地对店主说：“侬的价钱是不是搞错了？”
此次行动，使上海市金银元、外币非法交易活动得到有效的控制，投机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人民币走势开始趋于坚挺，并开始在金融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当然如果指望靠一次突击行动就可以长期控制物价的上涨问题，未免过于天真。当时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对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银币之战”并未结束。
然而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人民政府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平息这场金融风暴，与我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指战员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出色工作，上海市的金融危机不会那么快得以平息，民心不会那么快得以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淞沪警备区和上海市公安机关联手成功地破获与粉碎的三起重大国民党特务伪造人民币案，是功不可没的。
白崇禧：“找到了一把对付共产党的软刀子！”
接管一座城市与攻占一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应该说，对于像上海这样一些大中城市解放后在币制“转轨”过程时所可能出现的金融动荡，在这方面，国民党比共产党有更多的“先见之明”。早在1948年冬季，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开始筹划一项制造大量假人民币的计划，其目的在于破坏解放区金融秩序，引起经济金融动荡，造成社会混乱，从而配合其正面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时任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直接授命华中行政长官公署交际科长徐亚力，率第二处上校参谋兼特工组长黄浩及少校副官艾中孚，秘密实施一项印制假钞破坏新解放区经济的计划。从1948年底开始，上述人员便悄悄地来往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探索印制假钞破坏民主经济的可能性，结论是“行之有效”。
1949年初，黄浩与艾中孚在南京开始秘密伪造人民币的试验，后因水印需时过长等技术问题不过关，未能得逞。当年3月，艾中孚、 徐亚力和黄浩等人将伪造人民币的地点从南京移到上海。徐、黄等人在受命后，率4名宪兵，携带活动经费赶到上海， 艾中孚通过一个名叫周月英的女人认识了曾在造币厂干过的张锡芳，张锡芳找人购置了4 架印钞机并招募3名印钞工，于是位于汾阳路150号的白崇禧公馆成了他们开机造假币的理想场所。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在即，白崇禧命令艾中孚必须加快印制伪钞的速度并寄去了5000块银元作为他继续活动的资金，艾中孚感到要在短时间内赶制出大量假币必须通过印刷厂解决，他让周月英以150 块银元的酬金聘请了照相师王兴贤，让其代制了100元与50 元两种票面人民币的印版。然后艾中孚找到了上海金山印刷厂工头李安庆，又通过李牵线认识了该厂的经理翁滋和，艾许以30两黄金和800 块银元的代价由该厂承印这批假币，为了工厂的生计翁居然承应下来，5月10 日假币正式上机开印，仅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就印制出假人民币1.69亿元。
1949年5月下旬开始，艾中孚和黄浩两人开始向社会投放假币。 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将假币分发给各级投机商，通过这些投机商再将假币散布到市场和社会上，同时也使一大批人卷进了这场黑色金融漩涡之中。
快刀斩乱麻，将制造、贩卖假币的窝犯一网打尽
共产党人从来不惧怕任何挑战，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在打击以证券大楼为中心的金融犯罪的同时，也以另一只重拳向伪造人民币的敌特分子狠狠出击。
1949年6月上旬，一些商家反映， 有人多次使用伪造假人民币在淮海路、四川路的商店里购买大批物资，受骗的商店叫苦不迭。这一情况立即上报市委，市委责成由淞沪警备区保卫、侦察部门对此案作全权处理。担负侦破任务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得悉这一情况后，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立即展开了缜密的侦察取证工作。
6月16日， 上海警备区接到报告：有人用大量崭新的人民币抢购紧缺商品。军法处侦察员立即赶赴现场，经商家指认，两人中一个名叫黎明，是一名平时从事各种生意的商人；另一个名叫平仲秋，是淮海路上中南水果店的老板。两人遂被带回进行进一步调查，在铁证面前，黎、平交待了这些假币是从一个名叫周月英的女人家拿来的事实。根据黎、平两人提供的地址，军法处立即派人前往周月英的住处，从其家中查出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原版纸币钢印4套、假币号码16枚及一部分假人民币、假中州币共上千万元，还搜出藏匿的3支手枪和150发子弹。周月英不得不交待，这些武器是艾中孚的，并说艾已去徐州推销假币。
军法处的侦察员们顺藤摸瓜，又将承担印制假币的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长翁滋和、厂主翁滋友和知情不报的该厂的管帐翁文清（翁滋和之子），同谋印制假币的照相师王兴贤、制版商林子道、地痞流氓张锡芳，用假币收兑黄金、银元的倪槐庭、姚企范，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庇匪特隐情不报的卢家湾公安局留用便衣警士宋世珍等20名涉案人员一一捉拿归案。
7月17日，当艾中孚从徐州返回上海刚刚走进周月英的家门时， 便被戴上了手铐。
此后不久，淞沪警备区又相继破获了另外两起制造收兑假人民币案。
11月30日，经上海市军管会核准，淞沪警备区军法处经过认真调查取证后依法对三起制造贩卖假人民币和促销币案作出宣判，依法判处艾中孚等6名伪造人民币案主犯死刑，其他23名罪犯有期徒刑。
1949年12月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将6名主犯押上刑车，执行死刑。为震慑敌特，教育群众，执刑车队途经四川路、南京路、西藏路、金陵路、外滩、吴淞路，沿途散发了对这三起案犯的判决书。车队所到之处，马路两旁及沿街的阳台、窗口站满了观看的群众，他们欢呼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扫除了这些害群之马，有的还当场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上午11时40分，车队驶入江湾第一公墓墓区，随着6 声清脆的枪声，6名罪大恶极的制假贩卖人民币的主犯受到正法。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评论和照片，称这是全市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敌特及破坏分子的斗争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1950年4月，一直负案在逃的黄浩认为时过境迁， 再度潜回上海伺机活动，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察员发现并缉拿归案，同年7 月18日黄浩被判处死刑。
解放初，上海市委采取的对证券大楼的突击搜查和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等一些有影响的措施与行动的实施，以及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连续破获的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在上海引起很大震动，既震慑了敌对分子，也教育了广大群众，同时也使上海市黄金银元、外币的非法交易活动得到了有效控制，投机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使人民币不仅起势坚挺，而且完全占领了市场，一度动荡不安的金融经济秩序趋于正常，物价得到了稳定。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人们看清了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是真诚为着老百姓着想的，人民币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有了希望，民心得到了安慰，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如今，上海外滩那一座座高高耸立的金融大厦和浦东一日千里的发展，谁能说没有当初那场银币大战胜利的积极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