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摘 要：长久以来，在经济理性价值观指导下，物质发展过分超过了精神发展，人们在消费主义带来的“狂欢”中逐渐迷失自我，对自然界近乎掠夺式的索取和破坏使得自然不堪重负。如果现代文明不能改变价值取向，转变认识与利用自然的角度，人类的生存发展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以生态理性价值观为主导，引领社会共识和文化导向，进行积极的、进步的价值观建设，并且将这种价值观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中，使人类逐渐走出经济理性的泥沼。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性批判视角，转向生态理性价值观，是顺应生态文明社会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生态理性；经济理性；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
当前，世界各国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同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关乎人类文明的延续。不可否认，工业文明是迄今为止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在其经济理性价值观主导下，物质财富迅速积累并日益丰富，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升并没有让人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反而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更加迷惑不安。与此同时，地球资源的消耗与污染也急剧加速，大自然频频敲响的生态警钟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类的未来。
一、工业文明与经济理性批判
（一）工业文明的双刃剑
长期以来，经济理性引领下的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1。与其经济理性相适应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一时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似乎成为人们获得幸福的途径。工业文明运用它的“法术”使世界经济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达到新的高度。
根据馆藏《麦华三小楷书黎畅九李铁夫生轶事并跋》内容，文中提到的李铁夫的9幅水彩画作品现均藏我馆。②这组水彩作品材质均为宣纸，但构图和用色方式与其它水彩画一致。此外，归入水彩的藏品中还有2幅也确认是在宣纸上用水彩完成。
科学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敬畏自然、依赖自然转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517的确，西方国家最早享受了工业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富足，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八大世界性公害事件”揭示了人类活动的失范正在使我们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中国当前也正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压力和挑战。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曾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无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大自然的严重警告。
美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如果一种制度追求无限度的几何式增长和无休止的攫取财富，无论他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坚持多么严格的理性原则，从长远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种制度使地球的生态环境产生出“贫”与“富”的差距，那同样是不可接受的。经济理性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种主导价值观，严重误导了人们追求幸福人生的方式，遮蔽了“文明”的实质，使人们深陷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的泥沼。消费的目的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作为补偿其艰辛劳动和自我慰藉的唯一手段，似乎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感到幸福，“为了商品而生活”，把“消费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
（二）经济理性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经济理性，即资本主义以利润为生产动机的理性，是近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其所奉行的是“不增长就死亡”的资本主义逻辑，依靠最大限度地开发、消耗能源与自然资源，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从而获得最大经济收益。简言之，其最根本特征就是增长财富和积累资本。以经济理性价值观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有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3]。
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是成为自身社会关系以及自然界的主人。“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认识越全面、彻底、正确，人们就获得更多改造自然的理由和能力，人就可以从自然中获得更多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将越成为可能。
Sharmila Parmanand用六句话(六个话题)阐述了本场辩论的总话题(实行帮助妇女在立法机构保持一定席位的特殊政策)拟解决的问题，即妇女在当地或国家层面的政治机构中仍然没有足够的代表的问题。
首先，经济理性价值观使人们沉溺物质追求，缺失理想信念。资本主义在其所奉行的资本逻辑的经济理性价值观指导下，“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1]60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人们在消费中，无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真正需要，为了显示自身的地位、炫耀财富、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尊敬”，专注于对占有欲的满足，甚至认为对物的占有就等于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拥有。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指引下，在琳琅满目而又生产过剩的商品刺激下，人们由“实用”到“奢侈”，由追求精神超越转向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异化为“物”的奴隶，在造成资源极大消耗和浪费的同时，更扭曲了人生真正目标及奋斗的意义。
其次，经济理性价值观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瑞·高兹采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明经济理性的危害。他说，“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所有从经济角度看来不合理的价值和目的，这样的结果是，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什么也没留下，除了各阶级之间存在着的暴力关系什么也没有，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样势必导致工人无产阶级完全被剥夺，仅仅沦为劳动力的交换者，他们任何特殊的利益都被剥夺了，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4]19经济理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再没有其他关系；使人与自然之间的除了无尽索取和肆意掠夺的工具关系，再没有其他关系。同时，经济理性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也使人们从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了大量的自由时间。当整个社会还沉浸在经济理性“越多越好”的狂欢中时，它所造成的对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不平等的分配，使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产生了“新奴隶主义”，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一部分人可以从另一部分人那里购买到额外的闲暇时间，而后者则沦为了为前者服务的人。”[4]6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奉行的经济理性价值观，其反生态本性对全球生态恶化难辞其咎，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积累是以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剥夺为代价而维持的，自然成为满足需要的资源库和倾倒废物的垃圾场。而以萨默斯“让他们吃下污染”这一观点为代表的“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生态剥削与压迫，是经济理性价值观指导下资本积累的必然逻辑。为了给资本扩张扫清障碍而把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外在化，向贫穷国家倾倒垃圾和有毒废料；为了使人们麻痹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营造的高度发达社会借此缓和社会矛盾，进而过度的消耗资源而向自然界大量排放废气，造成全球温室效应和污染并让发展中国家共同买单，这一切都加重了贫富差距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可调和的矛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外在的、绝对不可超越的经济条件，即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而经济理性主导下的工业生产是以掠夺开采自然资源为特征的“成本外在化、收益内在化”逻辑。这样的生产破坏了原始的、天然的生态循环，破坏了不可再生的资源，以致在其继续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面临“生态障碍”和“环境瓶颈”，最终在“不增长就死亡”的命运下自掘坟墓。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理性
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人类对其与自然关系的背离，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我们始终应该强调的不仅仅是技术、制度和经济问题，还应该进行观念和文化的思考。当代生态问题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一样，植根于代表自然观和价值观的传统哲学、伦理学以及宗教之中。如果现代文明不能改变其认识与利用自然的角度，不能改变其价值取向，自然资源与人在供需关系上的根本矛盾就难以协调，其后果也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建设生态文明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文明的出场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文明形态，每一种文明形态都为人类进步添加了丰富的营养和动力，同时也遗留下相对不足的遗憾：原始文明具有盲目性，农业文明具有依赖性，工业文明具有掠夺性。当前，工业文明已然危机四伏。如何传承各个文明形态的优良特质并弥补其缺憾，需要用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说道，“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时，习近平主席再一次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9]这些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应该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将生态理性价值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文明社会倡导生态理性价值观，表现了现代人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生态系统完善的和谐环境的期盼与希望，力图尽量少地消耗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东西和耐用品，提倡正确的消费观。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自由”“自觉”活动来改造自然、社会及自身，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来获得自身的发展。生态理性价值观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物质丰富与精神富足的关系，逃脱经济理性价值观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控制，使人类“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树立生态责任感，使生态环境更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和对抗，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在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下，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境界、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等都会发生良性变化，通过不断的认识与实践丰富和完善人的本质力量，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理性的关系
⑯Frederic Wakeman，“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Confucian Fascism”，The China Quarterly，No．150(1997)，p．428．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思想观念或思维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决定了生态理性意识出场的必然性。与生态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应该是内含高度生态责任感的生态理性价值观，它能够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文化繁荣，提升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当前，在理论上承认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体制上建立保护措施，在行政上实行惩治措施，或许都不是最难的事情。难的是无法解决自然资源与人类供需方面的矛盾，因为这是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现代文明无法协调的矛盾。经济理性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对理性的僭越，如果不及时改变，人类必将失去自己的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因此，必须矫正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脱离经济理性的禁锢与束缚。这样的理性，既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价值观，也包括将这种价值观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和物化建设中。使人们走出经济理性的泥沼，转向生态理性价值观，这已成为与时俱进、引领社会共识、顺应生态文明社会要求的必然选择。
粪肠球菌ATCC 29212菌株(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实验室)；脑心浸出液培养基(Brain H eart Infusion Broth，BHI)(北京奥博星)；D-AA(Sigma，美国)；1 g/L结晶紫染液(北京索莱宝)；722型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SynergyMx 多功能酶标仪(BioTek，美国)。
生态理性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经济理性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洞察下，对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所给予的生态维度、生态思维的理性导向。安德瑞·高兹曾经这样阐释：“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外部的条件。特别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5]。与经济理性不同，“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6]。生态理性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自由的发展，即改变经济理性主导的价值观，代之以“更少但是更好”的、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生态价值观，其价值属性不仅表现为人类对于自然生态规律的尊重，还表现为在审视人与自然关系时，对于自身行为价值取向的自觉矫正。
生态文明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是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文明建设成果，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生态文明社会必然要依靠全体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来实现。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树立生态理性价值观，培养自觉的生态意识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行为习惯，在生态理性价值观的引导下发挥参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主观能动性，使每个人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者，更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享用者。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重新确认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些变化并不是单纯文字上的调整，而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发展新高度，根据我国社会发展新阶段新情况新挑战做出的审时度势的战略调整和新的工作部署，体现了以人民满意为中心、以人类长远利益为宗旨的全新发展理念。这既是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和体现，也是用生态理性思维指导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澄明，是对这种“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的当代回应。
三、生态理性价值观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对无限性的追求集中表现在一定价值观指导下的对最高价值的追求。价值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核心内容。“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即提高对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产生的内在的挑战和责任，以及对策略和手段的理解，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7]生态理性思维方式是在对现代思维方式批判反思过程中形成的，是对人、自然、社会的整体论和主体论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生态理性摒弃了传统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唯经济理性马首是瞻的思想导向，是真正站在人类生存角度的新时代价值观的转向，其根本宗旨和价值导向高度契合生态文明社会的价值需要，对美丽中国建设以及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一）生态理性价值观是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思考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我们党充分汲取了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环境危害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所导致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认真思考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对高速公路进行标准化的设置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对各项内容进行具体的标准设定。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自然生态的变迁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习近平在阐述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时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则不容乐观。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与《增长的极限》使西方世界开启了对经济发展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热切关注。随后西方各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态讨论、绿色运动，还有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的生态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也被正式提出。1987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叶谦吉教授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引起了强烈反响。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体现出我党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对民族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远见卓识。
（二）生态理性价值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维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科学地论述了人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自然经济形态下“人对人的依赖”阶段，商品经济形态下“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产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阶段。当前，我们正处在马克思所论述的第二阶段，即在工业文明的经济理性价值观引导下，物质的发展过分地超过了精神的发展，而使人们沉迷在虚假需求所营造的异化消费中，遮蔽了社会差别的鸿沟和真正的幸福。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异化消费使人们陷入“温柔的消费陷阱”，“人们在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落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10]8－9消费不是为了满足真正的需要，而是为了占有和炫耀，创设出“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在这里，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的同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轿车，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10]8－9异化消费下人类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进而引发精神萎靡、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危机产生。著名文化哲学家阿尔贝特·施怀泽指出，“我们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11]。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А.В.布兹加林教授则认为：“消费型社会实质上是没有出路的。当然，人的生存发展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准，需要保证居民的衣服、食物、住房等。比如，应该有漂亮的衣服，重点是漂亮的，而不是昂贵的和时髦的。应该满足居民住房需求，保证人的正常休息、生活、养育子女等，但这就已经足够了。一件衣服，因为挂着奢侈品的商标使得价格已经从500美元一跃到了5000美元，安装金质零件的加长汽车，镶满钻石的百万金表，豪华奢侈的宫殿……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多余的。”[1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消费异化使人类作为人的主体性逐渐沦丧，以至消费逐渐成为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被消费所控制，沉浸在“越多越好”的理性狂欢中，失去了“自由”，从而导致人与他的类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之间的背离。
黑水虻可以对家蝇的滋生产生抑制作用。Sheppard推测黑水虻幼虫可能会产生驱避家蝇的物质，研究发现，家蝇幼虫不适合在经黑水虻幼虫取食过的粪便中生长，黑水虻幼虫生活的粪便中也不利于家蝇成虫产卵，经黑水虻处理后鸡粪对家蝇具有100%的控制率，对小家蝇具有99.9%的控制率[11]。因此利用黑水虻处理畜禽粪便，有利于解决畜禽养殖过程中家蝇滋生的问题。
生态文明的内涵十分丰富，从时间上来说，是在先前文明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努力改善和优化、并且用更文明的姿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野蛮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的更高程度的文明形态。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新的发展战略高度，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概括而言，可以理解为：生态文明既是文明发展的阶段性形态，又是构成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首先，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对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随着社会实践仍在不断提升。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使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纠正错误，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步建立协调、和谐、互惠、共荣的良性互动关系。其次，生态文明体现着文明社会的真正本质。生态文明社会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与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生态文明一方面能够促进社会的平衡和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没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做保障，经济建设就成为无米之炊，难以为继。生态文明呼吁人类树立生态理性的价值观，用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而社会文明建设也必然要着力于生态文明的发展与提升，只有如此，社会文明才能发展到更高水平。
“是我。”楚墨站起来，将茶壶碰翻。茶壶滚落地上，发出一声钝响，砂片飞溅。一生里从未如此慌乱，楚墨变成手足无措的小男孩。
（三）生态理性价值观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生态问题关乎人类的共同责任与共同利益。人对生存与发展的忧虑促进了人的价值观的生态转向，从构建外部人与自然整体的平衡到人类自身包含生态意识、生态责任、生态思维等生态理性价值观的生成。“根本利益”的内涵是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切实保障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理性价值观，必然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电子设备机箱内的各部分均采用模块化设计，在调试完成后集中布置在机箱内，在布置过程中尽可能使各部分安排紧凑、合理，在满足系统使用性能前提下，使电子设计机箱内的空间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减轻系统重量缩小空间尺寸，将电子机箱重量控制在2 kg以内；同时，机箱在结构设计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系统电磁屏蔽要求和强度要求。电子机箱结构方案如图6所示。
首先，在价值层面，生态理性遵循最优化原则。长期以来，在经济理性价值观的驱使下，人们普遍遵循“最大化”的原则，即“越多越好”的逻辑——“利益最大化”“经济增长最大化”“财富积累最大化”。其结果正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在《文艺复兴运动文学的普遍意义》一文中发出的感叹：“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和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中化为一滴泪水。”[13]如果将人类对无限的追求放在对地球资源的占有和享用上，即使生态系统具有自我恢复和平衡能力，其破坏后果在短时期内也是不可逆、不可修复的。生态理性是一种“最优化”思维，即“怎样最好怎样做”，奉行有限度与合理性，最大限度提高有用性，引导人们面对自己自然的、真实的、多元的需要而摒弃多余的欲望，从功利性的逐利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单一的功利性经济目标转向获得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丰收。
其次，在生活层面，生态理性澄明幸福的内涵。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提出：“幸福是人最难拥有、也最希望拥有的财富。世上任何财富都是手段，唯独幸福这种财富，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幸福，是指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喜悦快乐与稳定的心理状态。弗洛姆说，“现代人具有贪婪地占有和使用新物品的欲望，并理智的认为，这种贪婪是自己所向往的一种美好的生活体现”[14]。他所说的“美好的生活”，应该是对于幸福最直接的描述。寻求物质享受是人的一种需求，但并非真正使人成其为人的本质的需求。当然，通过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料就使人过上的所谓“美好生活”，必然也不能称为是幸福。
人类永恒而真实的普遍福祉不是狭隘的个人需要得以满足产生的愉悦心理，而是人与其对象世界——“自然”之间的合理性、正当性、合宜性关系。正如布兹加林教授所说，“正是由于人类在物质生产、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创造性活动按照真善美的规律改变着这个世界”[15]，作为人的幸福的体验便更加丰富和立体，也才能通过人的创造推动社会向文明前进。当前，对幸福的理解应该纳入生态文明社会的大格局中，给幸福加入“生态”维度，这是基于生态理性价值观的一种人类整体生存利益之上的至善理念。生态理性的意义在于对自身存在及超出自身却客观存在的自然、社会使命负责，始终把生态意识与生态思维作为社会活动的指针，将具有生态责任感作为对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人的基本要求。这使我们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感受到人的尊严，并产生持久而真切的共同幸福体验。
最后，在实践层面，生态理性践行“平等”“公正”的核心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包括社会公平和环境公平、社会正义和自然正义的“平等”与“公正”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美好社会的表述。以往我们总是着眼于对人的利益的过分强调，而新时期生态文明社会的“平等”“公正”的理念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相互依存、平等共荣”。唯有如此，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并最终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言，“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2]518
当前，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着许多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比如，以利润无限增长为目的忽略自然承载力和资源有限性的肆意掠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生态责任转嫁、设置贸易绿色壁垒，区域、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利益群体凭借优势侵占共同资源并践踏他人生存环境等，这些现象都影响着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生态理性是基于整体、共存、忧患意识的价值观，代表了人类长远、共同的利益，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理性认识加入生态维度的思考，以破除资本、特权为前提，着力于引导生态权益公平分享、生态责任共同分担、遵循合理需求为目的的适度消费、有效利用资源以实现代际生态公正，确保人与自然永续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生态理性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构筑了生态文明社会的理性之维，使人类的共同利益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列著作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1页。
[4]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
[5]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London：Pluto，1980，p.16.
[6]Andre Gorz， 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Pluto，1994，p.32.
[7]A.佩切伊：《在“21世纪的全球性课题和人类的选择”会议上的讲演》，福瑞斯特：《世界动态学》，北京：中国环境管理、经济和法学学会1984年，第99－107页。
[8]《习近平谈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01/c164113－25580891.html。
[9]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新华网2013年5月24日。
[10]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11]阿尔贝特·施怀泽：《文化危机和它的精神原因》，《敬畏生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2]陈红：《布兹加林的马克思主义再现实化思想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13]乔伊斯：《文艺复兴运动文学的普遍意义》，《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6期。
[14]埃利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15]陈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访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布兹加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4期。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3－0008－07
作者简介：孙雯，1982年生，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