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社区建设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第三条论文,社区建设论文,道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大师、英国新工党的思想领袖和“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为进一步地阐发“第三道路”的理论和政纲所著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这部近作中，鲜明地提出：“社区建设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P83)。虽说欧美人向来重视社区，但把社区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写进治国方略之中，又赋予它“新型政治的根本”这样重要的地位，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西方的政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吉登斯如此地看重社区建设？其思想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应当如何去认识这一思想？这对正在大搞社区建设的中国是否会有所启示？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区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社区建设思想主要是在《第三条道路：社区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表述的。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社区建设他概括地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1.社区建设的意义与可行性
吉登斯之所以重视社区建设，是与他对社区建设在当代西方社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分不开的。吉登斯看到，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公民素质的衰落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单纯是保守主义政治家的一种杜撰。它表现为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1](P82)。而且他认识到，像老左派那样仅从经济上，或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放弃国家干预，“公民素质的衰落”都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国家和社会所处的情境已经与从前不同了，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为了保持国家的竞争力，不可能再大规模地增加公民的福利。但是“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趋势。”[1](P110)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信念上，还是从争取选票的需要上看，社会民主党都要承认平等“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1](P44)吉登斯深深地意识到，他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他认为，只有社区建设才能解决“公民素质衰落”这个两难问题。他说：社区建设“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1](P83)。因而，它也是扶贫的好办法，“而且还会更加有成效”[1](P114)。此外，社区建设中的广泛民主参与和互助合作，还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公正”和“改善一个街区的生活质量”[1](P92)。
那么，社区建设是否可行呢？吉登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虽然在西方社会中存在着“普遍性淡漠”这一消极因素，但在市民社会内也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因素。他指出：“在美国、英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背景中，一个公民的领域正在迅速兴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组织和公民活动可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共同力量正在取代着它们。关键在于要采取既有利于当地社区，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案来利用它们，从而使之服务于更为普遍的社会利益。”[1](P94)吉登斯认为，社区建设已经不是臆想，在许多国家都有了成功的范例。
2.社区建设的内容与原则
社区建设包括哪些内容呢？吉登斯认为，社区建设“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工作质量、保健与幼儿保育、教育以及交通。”[1](P114)他比较具体地谈了以社区为中心的扶贫问题、治安问题和家庭问题。
以社区为中心的扶贫，其作法是，首先，政府要介入这一工作。“政府介入的一个主要观注点，应是帮助恢复在这些群体中的公共秩序”，引导“企业的支助。”[1](P86)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以社区为中心的扶贫方式中，首先要发挥动员作用，包括动员群众参与，动员企业向社区投入物质和财力支持。吉登斯认为，这是以社区为中心的扶贫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然后，政府应与改革者们进行合作，“采用参与式的规划技术并且与社区的各种组织见面。”每一户最贫困的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份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开设一些托儿所，由社区内受最低工资保障的自愿人员管理”。街道团体和社区组织获得一定的资源后，可以“开展小规划的放贷活动——比如，借给一位妇女一些钱，使她们可以购买一台缝纫机，从而藉以自食其力”。社区也可以自办企业，特别要发展“服务信用”，为人们提供获得工作，“接受培训和获得帮助的机会”。“参加慈善工作的自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时间——货币”应免税，“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保健以及其它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支付接受培训或失业时的费用[1](P87)。由于“在城市中心地区的持续投资可以创造相关的工作机会，使当地私营企业得到发展并为建筑物的维修提供资金”，所以，“政府不仅可以直接投资，还可以创造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引导私营公司来进行投资，提供培训项目以及培育地方的主动性。”[1](P88)
在治安问题上，吉登斯主张警察与社区合作，搞一种“合作式的治安”。吉登斯认为，这种合作式的治安“不仅意味着把公民的力量吸收到维护社会治安活动中来，而且意味着改变警察特有的思维模式。”“‘专业化治安’的侧重点在于惩治严厉犯罪”，而“合作式的治安”则是“一种经过更新的侧重犯罪预防而不是法律执行的模式。”[1](P91)它更重视解决造成积累性严重后果的“比较小的犯罪和公共秩序紊乱形式”，比如“废弃的汽车、乱涂乱画、卖淫、小青年组成的流氓团伙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1](P90)并且，这种合作治安不需要增加警力，而且在与公民的密切合作中，还促进了当地社区道德水准的提高和减少了犯罪。吉登斯强调，在执行合作式治安过程中，“应当采用教育、说服和咨询等手段而不是动不动就传讯。”[1](P91)要把“所有的经济群体和种族群体都吸收进来”。还要与扶贫结合起来，“政府和企业应当携起手来，以帮助修整破败的社区。”[1](P92)从而建立起人们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加强这种关系，使如下的现象得到改变：“人们尽可能地搬离有治安问题的社区，或者他们的门窗加上牢固的防盗锁和结实的防护栏，并且放弃去那些有公共设施的地方。”[1](P90)
在家庭问题上，吉登斯提出建设民主家庭的构想。民主的家庭，要求情感平等与性平等，要求夫妇双方在共同生活中既享有权利又要负起责任，不虐待子女，尽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无论已婚或未婚的双方都必须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与子女建立终身的家长契约[1](P99)。
吉登斯还特别指出，社区建设不能忽视公共领域，否则，“社区复兴项目就很容易使社区从大社会中孤立出来，并且很容易走向腐化”[1](P88)。
关于社区建设的原则，吉登斯的话语很少，但都至关重要。他说：“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这是吉登斯的社区建设“三原则”。同时他认为，这些也是“促成低收入社区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1](P114)
3.国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吉登斯认为，国家在社区建设中负有重要的责任与作用，即国家是社区建设的协作者与监督者[1](P83)，他反对要求国家从公民社会（社区）撤出的右派主张。相反地，他认为“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需要比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1](P84)当代社区的公共秩序处于紊乱状态，或破败的社区有赖于复兴的时候，都非常需要政府的介入，以便动员公民的参与，以便使社区从企业那里获得必要的物质和财力支持。这是社区复兴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他说：“当政府撤回自己的直接干预时，它的资源对于接受某些活动的地方群众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尤其是如此。”此外，社区引进项目，制定发展计划，都需要政府给予物质、政策、协调等多方面的支持。例如，对社区服务的“时间——货币”免税[1](P87)，对那些为社区复兴作出贡献的企业，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激励[1](P92)以及直接投资等。政府不但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为上述作出贡献，而且应当对社区自行开展的某些活动起到规范和监督的作用。“比如，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学校虽然可能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新权力，但这些权力的使用却必须受到政府的规范。”[1](P88)同时，他也强调，社区建设必须要发挥高度自治组织的作用。没有群众的广泛自主的参与，社区复兴和公民文化的复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要防止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吞没，“国家不能消解为公民社会：‘如果国家无所不在，那么它就不存在’。”[1](P88)
二、如何看待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社区建设思想
要想正确地认识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社区建设思想，必须对他的“第三条道路”有个基本认识。因为，吉登斯的上述社区建设思想是隶属于“第三条道路”的。那么，当前风靡欧美的“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本质如何呢？简而言之，它是在全球一体化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经济竞争激烈的情境下，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力图解决好国内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以便争取更多的选民拥护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与实践。从本质上说，这种新意识形态是老左派的理论主张同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主张折衷的产物，是新社会民主党人向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妥协的结果。但它又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策略创新。从美国、英国近年来经济加速发展的事实来看，它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为提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发挥了作用。但是，这是以牺牲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为代价的，其突出表现是，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不平等日趋严重。对此，吉登斯也毫无讳言。这也是他提出“社区建设”这一主题的基本原因，他企图通过社区建设这条途径和其他一些途径来尽可能地缓解贫富的分化和社会的不平等，并解决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他关于社区建设意义的说明中，人们是会看得比较清楚的。
应该说，吉登斯的社区建设思想作为政治方略来看，是一种社会创新。原因不单是西方人从未把社区建设作为重要的政治方略加以提出，还在于社会民主党在面临两难选择——既要维护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又要尽可能地平衡大众对平等的渴求时，它的确是一种较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如果社区建设真的能在西方国家普遍地搞起来，对于普通劳动大众来说，确实能在物质上和心理上冲淡一些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痛苦与磨难。从某些国家个别社区的建设经验来看，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区内部成员的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社区内部的团结。因此，社区建设是西方国家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在当今的世界，不只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社会”明显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二元社会”经过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培育也在茁壮成长。请看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密友、民主党政府权力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罗伯特·赖克的描述：“不是头脑简单的幻想，而是一定程度的盘算，使得符号分析人员（指高收入者——本文作者注）同广大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一个假设可以从符号分析人员如何择地而居得到证实。符号分析人员在支配个人收入时，并没有表现出不愿意从事集体投资。但投资产生的公共效率越来越限于同其他符号分析人员分享。符号分析人员承担着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不过他们建立起来的社区只是由与其收入相近的公民组成。这样，符号分析人员就悄悄地同美国广大形形色色的公众分离开来，形成了单一的块块‘飞地’，在那里他们的收入不必被生活境遇较差的美国人分享。”[2](P272-273)“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中，这种脱离的格局更加明显，程度也更高。到了90年代，大多数城市中心事实上已分裂成两个单独的城市。”[2](P273)“美国大多数穷困的城镇和地区相对来说变得更加贫穷；而大多数富裕的城镇和地区则变得更加富裕。”[2](P273)不一而足。其实，这种情况吉登斯也察觉到了，比如他说：“非常明显的是，大多数公民活动的增加都发生在比较富裕的阶层。贫困阶层的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非正式社会交往范围局限在近亲范围内。比起贫穷阶层来，在富裕阶层那里，出现完全得不到社会支持的情况要少得多。”[1](P86)显然，富人社区的建设正在进行。
吉登斯所想解决的，是穷人社区的建设。他很明确地将财力的投入看作是穷人社区复兴的必要条件。可是他不想增加税收，不想进一步扩大转移支付，而是幻想通过对企业减免税收的政策来鼓励企业投入。这很难普遍地满足穷人社区的资金需要。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的自利本性空前膨胀的资本主义世界，只能说很难。如果说吉登斯谈论社区建设内容时，其缺乏条理性，系统性，更谈不上完整性，是不能非议的，因为他已事先阐明，他只是在谈一种“思路”；可实现条件与思路的明显矛盾，至少说明他的社区建设思想是不成熟的。
无论如何，吉登斯用以对付市场失灵，用以对付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社区建设思想，对我们还是有许多启发的。特别是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就更是这样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经济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在有人总想搞世界霸权的情况下，为了使中国更快地强大起来，人民生活水平早日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英明正确的；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手段，而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目的。在资本主义势力占一定优势地位的世界上，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人的情境下，我们不能不利用人的自利本性，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曾经推动人类社会飞速进步的“恶”[3](P27)。我认为，这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根本理由。正因为市场经济的动力来源于“恶”，所以市场经济又是人的自利性得以生长发达的肥沃土地。倘若我们患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症候，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各种腐败现象便会急剧地发展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社会贫富的差距、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控制在广大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限度内；也必须加强对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培育。对这种培育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说教，而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良好的社会关系。吉登斯的社区建设思想就蕴含着这一要义。这充分显示出社会学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吉登斯的社区建设思想表明，中国党和政府大搞社区建设是非常及时和对头的。社区建设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的国策。
吉登斯的社区建设思想对于中国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有不可小视的借鉴意义。虽然中国早已有人研究社区建设问题，虽然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社区建设实践，但仍然有许多理论问题和操作问题没有解决，如社区建设的条件、内容、组织及社区建设与政府的关系等等，人们并不非常清楚。吉登斯的社区建设思想为我们理清这些理论问题和操作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提示。例如，在政府与社区建设的关系上，吉登斯明确地提出了政府的引导、支持和发挥社区群体自身主动性、自助性的问题，以社区为中心的扶贫问题，社区应注意发展社会资本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吉登斯社区建设思想中的很多东西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很难实现，在中国则不然。比如以社区为中心扶贫就完全可以在中国做得很好，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国有经济为社区建设提供财力保证。中国拒绝将主要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而是将其参与股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的又一体现。固然，这也要看政府是否将国有资产创造出来的财富部分地用于社区建设。倘若不用在与扶贫、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与缩小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的社区建设上，那么，国有资产对人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总之，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社区建设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