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儒学论文,清代论文,人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49“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5）02-0034-05
一、清以前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
早在蒙元时期，儒学便传入蒙古地区。1206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即位，1271年（至元八年）将大蒙古国改称大元。汉文文献则习惯称为“大朝”[1]。蒙元时期，随着契丹族和汉族知识分子如耶律楚材、郝经、许衡等人在朝廷中地位及作用的日益提高，儒家思想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271年大蒙古国改称大元，国号之渊源出自《易经》，“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朱熹注曰：“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为始也。”忽必烈及其继承者采纳儒臣主张，大力推行“汉法”，设立学校、讲授“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宣扬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传播渐广，上至皇帝，中至官员，下至民间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儒学的影响。元朝宫廷里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等蒙古文译本，现存的《孝经》蒙古文译本就是供宫廷当作教材用的。元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多种类型的学校，皇帝本人包括皇子在内的贵族都接受儒学教育；另外，设立蒙古国子监学、国子监学、回回国子监学、诸路蒙古字学等，讲授的教材主要有《四书》、《五经》、《大学衍义》、《世祖圣训》。元朝十分重视科举，忽必烈“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元代开科共16次，录取进士1136人。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遂派遣大将军徐达等进行北伐，攻占元大都城（今北京），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逃离大都，经居庸直奔上都，后在应昌继续执政，史称北元。北元时期，儒家思想仍在蒙古人中传播。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落向明朝进贡，明廷回赏物品中有一部“夷字《孝经》”；有的蒙古王公贵族还学习《忠经》、《孝经》（注：参见张帆等《蒙古民族通史》第2卷，页361；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委会编《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05751条。笔者查阅《元史》卷22，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辛亥，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2册654页载，元代刊刻的蒙古畏兀字与汉字对译的《孝经》，今藏北京故宫图书馆。笔者以为此书可能是《元史》所记之《孝经》。）。此外，明代还有汉译蒙的《五伦规范》、《五伦图说》等儒学资料在蒙古人中流传（注：参见张帆等《蒙古民族通史》第2卷，页361；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委会编《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05751条。笔者查阅《元史》卷22，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辛亥，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2册654页载，元代刊刻的蒙古畏兀字与汉字对译的《孝经》，今藏北京故宫图书馆。笔者以为此书可能是《元史》所记之《孝经》。）。儒学影响仍存在，但应是有限的，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有的学者提出“自元朝灭亡，除了留滞中原或归降明朝的蒙古人以外，塞外蒙古人对儒学的传承基本已经断绝”的论断是有一定见地的（黄丽生《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清代的台湾儒学与蒙古儒学》（未刊稿）学术研讨会计划简介）。
二、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
北京既是清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儒学教育和传播的中心，更是儒学向蒙古地区传播的大本营。清代，蒙古部落大体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内属蒙古，主要地区有呼伦贝尔八旗、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等地。外藩蒙古分内扎萨克蒙古和外扎萨克蒙古，内扎萨克蒙古是指科尔沁等蒙古24部落49旗，又称漠南蒙古，或称内蒙古；外扎萨克蒙古又分为喀尔喀蒙古4部86旗，或称漠北蒙古，或外蒙古，青海蒙古5部29旗，还有西套额鲁特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杜尔伯特蒙古、土尔扈特蒙古、和硕特蒙古等10部34旗，它们统称漠西蒙古。有清一代，清朝所辖蒙古地区东至东三省，西至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北至大漠，南至长城沿线。儒学在这些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
满、蒙两个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上居住区域相邻，衣食相类，语言上关系密切，生产和生活上有许多接近或相仿之处。以科尔沁为代表的蒙古诸部落，与满洲贵族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反抗到与之联合，再臣服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十分看重蒙古地区和蒙古民族。认为蒙古“风气刚劲，习于战斗，恒不肯服属于人”，若“威德不足以慑之，故不为用，反而为患也”，为了达到变“为患”为“为用”之目的，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包括法律）[2]。力图把蒙古部落作为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大清王朝的北疆“屏藩”，利用这个“屏藩”，“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3]（卷22）。授以种种特权，封官赐爵，并以联姻巩固其政治上联合。可见满蒙关系特别是上层之间关系之重要，因此，蒙古要接受儒家文化和思想，离不开满洲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早在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依据蒙文创制满文，此举为满蒙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和环境。在清廷推动下，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
儒家思想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清王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但为了适应和联络汉民族信仰和感情，为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极力推崇儒学。将它作为大清王朝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思想。
早在后金时，满洲统治者就开始接受并在满蒙民族中推广儒学，并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这都为入关以后大规模的广演儒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尚存的《天聪朝臣工奏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对满洲蒙古贵族进行汉化或儒化教育的教科书。《天聪朝臣工奏议》分为上、中、下三卷，这是皇太极执政的天聪六年（1632）正月至九年三月间诸臣的奏疏，共97篇（注：辽宁大学历史系《天聪朝臣工奏议》（清初史料丛刊第四种，未刊本，1980年12月。）。《奏议》由范文程、宁完我、王文奎、杨方兴等50余人撰写而成，他们大多数是前明文人，充任后金国礼部侍郎、书房秀才、书房相公等，他们的奏疏内容广泛，涉及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风俗等，从治国安邦之策，到养狗、开当铺等，纷纷谏言献策，疏中充分体现出儒家思想。
关外时期儒学的传播，从时间上讲，不算长，从地域上看，也不宽广，接受儒学教育和影响的人数，远比不上入关以后，但它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从意义上评价，可谓不小。
从顺治帝入关至乾隆年间，在一个半世纪中，清廷大力传播和宣扬儒家文化思想，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1）在京城和蒙古地区及蒙古八旗驻防将军、都统所在地区设立学校。据《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一书不完全统计，有如下学校：蒙古义学、八旗学堂、蒙古清文学、八旗教场官学、绥远城蒙古官学、盛京蒙古官学、热河蒙古官学、吉林蒙古官学、八旗蒙古官学、国子监八旗官学蒙古馆、咸安宫蒙古官学、布特哈官学、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官学[4]（292）。清制，凡学皆设学官，如山西归化厅总官七厅，又称口外七厅，它们是归化厅、丰镇厅、宁远厅、萨拉齐厅、和林格尔厅、托克托厅、清水河厅、还有多伦诺尔厅（隶赤城县），每厅设教谕一人[4]（257-258）。
（2）科举考试，主要在京城蒙古人中和口外七厅举行，廪膳生：京师八旗满洲、蒙古60人，盛京满洲、蒙古6人；丰镇、宁远二厅为一学，每学2人，归化、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五厅为一学，亦2人。附生：京师八旗满洲、蒙古60人，盛京满洲、蒙古11人；丰、宁二厅为一学，归、萨、和、托、清五厅为一学，每学7人，七厅共14人。直隶热河围场、多伦诺尔、独石口、张家口四厅学，每学2人，共8人。岁贡：此乃贡生之一种，按年取府州县学中食廪年深的生员挨次升贡，送国子监学习，京师八旗满洲、蒙古一年二贡，盛京满洲、蒙古三年一贡；丰、宁二厅为一学，归、萨、和、托、清五厅为一学，皆五年一贡，各地儒学生员升贡有额[4]。
清朝众多士子参加乡试、会试、殿试，中进士者必定是少数，据有关资料显示有清一代举行开科总次数是112，中进士者26000人（注：《中华状元卷》第1册，第13页；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研究》：清代共取进士26391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其中蒙古人中一甲一名者，据已知资料只有崇绮一人。《清史稿·崇绮传》：“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子。”同治三年（1864）“是岁成一甲一名进士，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5]（243）。
新近出版发行的《清代科举家族研究》一书，对清朝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从新的视角进行探索与研究，书中提出“科举家族”这个新概念颇有新意。该书以《清代朱卷集成》为基本史料，书中亦记述了蒙古族著名科举家族，他们是正白旗蒙古巴羽特·尚贤家族，正黄旗蒙古来秀家族，正红旗蒙古衡瑞家族（注：《清代朱卷集成》：尚贤（1845- -？）字亚珍，又号雅真，一字颂叔。盛京驻防正白旗蒙古人兼隶都京正白旗蒙古第七甲喇拴禄佐领下，由附生中式顺天庚午（同治九年，1870年）科二百六十三名文举人。后会试中式一百二十八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八名。来秀（1819- -？）乌齐格里氏，字实甫，号子俊，一号鉴吾。内务府正黄旗蒙古全义管领下监生。殿试三甲第十七名。来秀是乾隆进士法式善的外孙。衡瑞（1855- -？）正红旗蒙古文翰佐领下附贡生，殿式二甲第五十二名。业师为前文所述之崇绮。他是道光进士倭仁之孙，其父福成，道光拔贡，母何氏，台湾海防同知允恭之女。第37册，页127、140。）。尚贤等三人及其亲属被称为科举家族，足以说明他们是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一举成名而成为蒙古族文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继而成为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宣传者和捍卫者，衡瑞之祖父倭仁即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注：倭仁著、张凌霄校注《倭仁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拙文（署名宝日吉根，下同。）《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法式善》，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12月。）。考中进士和未中的士子以及芸芸儒生，他们学习或者应试的考题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默写《圣谕广训》及《五经》一段，科试卷分六等[4]（269）。皇帝崇儒，举行科举，下至地方州县官员，在每月朔望之日集士民于文庙、关帝庙等处，宣读《圣谕广训》及律条、乡规民约[4]（253）。
（3）清代儒家思想还贯彻在礼乐祭祀活动中，既要祭天地、太庙，还要祭孔子、颜子等四子。清朝对孔庙大修15次，中修31次，小修数百次，超过历代王朝[6]。在祭祀列祖、列后时，清太宗皇太极的福晋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顺治帝生母），清世祖福临的福晋孝惠章皇后，三位皇后位列其中，她们三人都姓博尔济吉忒，皆是蒙古科尔沁部落女子。顺治皇帝即位，尊孝庄文皇后为皇太后，顺治帝秉承皇太后之训，“撰《内则衍义》”，并亲自写序进太后[4]（8902）。康熙即位，尊孝庄为太皇太后，遂“命儒臣译《大学衍义》进太后，太后称善”，孝庄勉励康熙帝：“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同时亲自“作书”告诫康熙帝如何“为君”的道理，明白治国之道，“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我们从孝庄皇后既能著书，又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首家思想教育和告诫康熙帝，可见其人儒学修养之高。孝庄病重，康熙帝亲自祝文，并步行至天坛祈祷康复，死后割辫服衰，以表孝心。三位皇后死后，朝廷以特有的“皇后丧仪”举行葬礼（注：详见《清史稿》第8902、223、2698、2699、2700页。《清史稿·后妃传》：孝庄“作书以诫曰：‘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只承祖考遗绪，俾予亦无疚于厥心。’”。）。
（4）清廷征服并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把蒙古各部纳入大清王朝的法律统治秩序之内，法律制定者因受汉儒礼法思想的影响，所定法律中明显的表现出来。略举几例：例1，《理藩院则例》和《蒙古律例》等一系列法律是清廷为统治蒙古的需要，继承、修改、增减蒙古原有的法律，重新制定并颁布的法律。其中仍有汉儒礼法的条款，“存留养亲”是儒家“亲亲”原则的具体表现，内扎萨克蒙古因偷窃四项牲畜拟死罪及发遣人犯，符合条件，俱准留养[7]（卷50）。例2，清制，“凡孝义忠节者，察实以题而旌焉”。在京和各省驻防八旗包括蒙古八旗在内，符合规定者，均在旌表范围之内，并设忠义孝悌祠、节孝祠等，给予表彰（注：《清会典》第254页；另参见寥杨《论清代蒙古地区的民族立法》载《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3期。）。例3，伊犁所属蒙古部落守节之孀妇，理藩院按规定准其旌表[7]（卷27）。例4，依服制论罪和保辜制等（注：《理藩院则例》卷35，载蒙古属下官员等擅用金刃等物伤人、杀人者，照刑例定拟，其有服制者，仍依服制论；“斗杀”：凡斗殴伤重，五十日内身死，殴之者绞监候，其共殴者，照刑例定拟。）。
（5）清廷统治者深知儒家文化思想的潜移默化之效应，因而大量编辑、刷印、颁布各种儒家经典作品。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统计孝经类104部，四书类562部，二者合计666部。经部共11类，有作品5408部。仅经部内小学类所属“译文所属”一项内有富俊3部著作（注：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经部：第132、137、188页。）。为了读经、解经和普及儒家思想，清廷编辑出版了许多普及性的读物，如《三字经》等，还有《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雍正十三年八月，无名氏作序，序文称：作者“陶公”云云，系陶姓之人所作。无名氏序文开宗明义指出：“三字经者，上自天时之五行四序，下及人事之三纲五常，以至历朝之统绪，经史之源流，与夫蒙养之方，上达之序，嘉言善行之可循而可法者，罔不备载。”[8]这里把“三字经”的功能效应说得很明白。这部书在道光十二年，有了新镌本，由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书坊（板藏）。八旗蒙古富俊有序，将陶氏所译满文，富俊偕二三友人，由满文译成蒙文。翻译目的是学满洲翻译者，有钦定的《四书》、《五经》诸书可为法程，“而蒙古翻译则缺焉。”“学者病之”；又考虑到《三字经》是“童蒙必读之书”，于是费时二三寒暑，方成此书[8]。乾隆间有一部《御制翻译四书》，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制序文。乾隆帝认为旧译满文《四书》，文义、意旨和语气有未能吻合者，于是“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考寻译，单词双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要求上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凡民之俊秀，皆要学习，要“穷理正心修己”，懂得“治人之道”；告诫“学者慎毋以浅尝自足”[9]。将此由汉译满的钦定《四书》，后有土默特人噶勒桑译成蒙文，在世间流传。至同治间土默特一位学者[按：无名氏]“偶得”此书，“欣喜之余，想若满汉蒙三体文合璧刊刻，雕板刷印，日后于吾旗众学子必有裨益”。于是无名氏向本旗富家、官人求得施舍，筹措资金，自同治八年（1869）始刊刻，至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历经二十余年，完成此书。无名氏并为此书撰写序言，赞赏乾隆帝亲自指授翻译诸臣，完成汉译满《四书》，同时又指出“虽然如此，只有通晓满汉文字之人，方能习读此书，我等蒙古人焉能理会”[9]。另有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御制劝善要言》（满蒙汉三体）；汉译蒙《三圣训言》，道光二十五年由内扎萨克蒙古喀喇沁中旗参领僧东格等翻译，卓索图盟土默特人拉锡彭楚等人编辑而成；关于《三字经》及其注解，有蒙汉、满蒙和满蒙汉三体文字，《中国蒙文古籍总目》著录66种[10]。
三、儒学传播的影响
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逐渐传播开来，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影响：清军入关以后，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皇帝率先倡导儒家文化，因之儒学的传播在大清王朝统辖范围之内，从中原到边疆，由城镇至乡村，朝廷势力达到之处，无不有儒家文化的影响。简括之有以下几点：（1）皇帝倡导，国家推行，官民人等力求修身、齐家、治国安邦，使社会稳定，利于经济发展，最终达到巩固清廷对全国的统治目的；（2）学习儒家文化思想，在蒙古人上层中培养了一批文臣武将，文臣如富俊、崇绮等，武将如僧格林沁等。这些人忠君爱国，为清朝的巩固发展做出了贡献。下层民众通过学习蒙文、满文儒家经典，学文识字，知书达理；（3）教养内廷的蒙古王公子弟，受皇帝崇爱，学习儒学，环境优越，有人甚至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注：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290页。杜书引《啸亭杂录》：蒙古敖汉部额驸彭楚克林沁，因“习汉俗，不乐居本土，故典宿卫数十年，卒于京邸。”）。（4）儒学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双向或多向交流的过程，这其中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蒙古人接触、学习儒家文化思想，主要途径是通过学满文和蒙文实现的，这种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5）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态度，至今还在蒙汉等各族人民中传颂和传承。（6）儒学创始人孔子“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某些精神形态（如“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着精神联系的作用”[11]（136）。
儒学在蒙古地区和蒙古人中传播之后，其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其表现：（1）禁锢人们思想，不论是“三纲五常”还是“三从四德”，培养人要顺从、服从、遵从；君权（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这四种权代表了清朝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政治上有保守思想，有复古主义倾向，等等[11]（135）。
需指出的是儒学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在京城和有文化的上层人士中传播较广，而在下层民众中影响较大的还是佛教，即学界所称藏传佛教。
蒙古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从她形成的那个时代始，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为中国和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接受、吸纳儒家文化，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后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文化。蒙古民族是个开放的民族，她会继续保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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