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成长之困，并不只是在新闻事件里
□杨司奇
又到一年秋季开学，在无数的话题和讨论中，孩子本身常常是寂静的。他们总是作为某个名词、某种社会问题出现在各种新闻事件里。然而，他们真实的心灵状况却常常不为我们所知。好在还有人去回应这种寂静，并将寂静背后的语言尽力翻译出来。从2015年3月开始，作家袁凌一直在默默参与一个探访乡村儿童的公益项目。他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走访了内蒙古、新疆、贵州、广西等十余个省份的近百个孩子及其家庭。2017年项目结束后，袁凌又继续独自探访，走访了更多的省份和地区。
他写下了其中的36个故事，将其命名为《寂静的孩子》。
重访地下室进入这些孩子的世界是困难的
袁凌多次讲起他在四川大凉山探访时的一次经历。
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袁凌趁着村里的人们还没有出来，去外面方便。因为南方的山区普遍没有厕所，这是袁凌和赵俊霞两年来不得不多次面临的窘境。就在他准备方便时，突然从田地里蹿出十几条野狗，向他围拢过来。袁凌一下子就蒙了。
后来，这个场景久久地停留在袁凌的记忆中，它所造成的冲击，与袁凌对中国很多乡村没有厕所的震惊体验缠绕在一起。
探访的过程中，常有类似的外在困境。因为地理距离遥远，常常要不停地换乘，不停地翻越雪山，甚至贴着万丈悬崖行路，沿途气候变化剧烈。在偏远山区，缺水缺食是常态，没有床的时候，袁凌就睡在木板、草堆或者烂棉絮上，还睡过顶着猪圈的床。有时候，不缺食物也是一种折磨。在内蒙古探访时，没有蔬菜，只能吃肉，吃到第四天的时候，袁凌看到草原上有专门给牛羊过冬种的青储饲料，便冲上去，抱着饲料大嚼。
这四年的采访与写作，对袁凌的身体损耗极大。高血压、肠胃病、甲状腺等等问题都找上来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再也不年轻了。
可以看出(图1),淮海经济区各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呈现非均衡的空间格局,耦合度值从0.258到1.000分布不等．3个年份最低的分别为枣庄、蚌埠和商丘,最高的分别为济宁(2005，2010年)和临沂,说明其分布极不稳定．淮海经济区3年的耦合度均值分别为0.926,0.898和0.947,表明淮海经济区旅游经济和城镇化复合系统整体上还处于高水平阶段．省域对比来看,耦合度由高到低分别为豫东、鲁南、苏北和皖北地区．
除了这些外部的困难，进入这些孩子精神世界的内部困境尤甚。他还在试着写出那些没有收录书中的孩子的故事。但是很难，因为需要再次全身心地浸入到当初的情境中。
袁凌的探访笔记记得很详实，厚厚一大摞，每一个他认为有价值、有表现力的细节都会记下来。顺着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所形成的记忆隧道，他得以最大可能地重返心灵现场。虽然这些故事如今看起来很平静，但实际上袁凌在写的过程中费了巨大的心力。在这许许多多个孩子中，他一直没有能够将第一个探访的孩子写进书中，因为太过沉重。
袁凌将那种感觉形容为重访地下室——地下室太过黑暗，下去一次就再也没有勇气下去第二次了。
有时候，就算没有什么悲伤，只是呈现欢乐也很疲惫。
不只是乡村那些被动陷入寂静的孩子们
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被袁凌写下的孩子。在《寂静的孩子》一书前面的儿童探访档案里，保留了部分没有写入书中的名字。
总体上来看，对于中高端酒店的研究，国内大多以星级酒店为主，而实际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度假酒店、主题文化酒店等虽未评定星级，却是名副其实的中高端酒店，这部分研究主体被忽略，未免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偏差。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省会等较为发达的城市作为实证对象，对于广西等西部地区的研究较少。而广西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沿海沿边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中高端酒店的发展对于国内大多数中西部欠发达省区的酒店发展有着一定意义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比如周莉莎，这是袁凌在云南遇见的一个蓝嘴唇病女孩。头一年探访时，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袁凌的笔记本上，清清淡淡的，如同茉莉花瓣。第二年再去，女孩却已经去世。这个面容很清秀的女孩喜欢文学，死前的遗愿是让爸爸把她参加学校作文竞赛得的奖状带回来。
临床试验合同经费必须覆盖临床试验的所有开支( 含检测、受试者营养/交通费补贴、研究者观察费等)，应具有明显的受试产品信息。合同的合规性检查是为了确保试验顺利进行，没有经济纠纷。《规范》同时规定：质量检验结果包括自检报告和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一年内的产品注册检验合格报告，所以合同时间应在产品检测报告有效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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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书写中，“我”是次要的，只是作为生活的见证者，自然表露一些感情，但不能强烈带入。这样的书写方式对于这些孩子们，刚好是适宜的。
比如谈到留守儿童，我们往往以为留守的只是乡村孩子，但是在城市里，在城乡之间，都是一样的处境。而在这诸多问题中，留守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它往往和贫穷、单亲、大病、失学等等叠加在一起，困扰着孩子们的未来命运。孩子们成长所面临的困境，有时候超越了我们固有的认识和想象。
那些写下的孩子，每一个都有曲曲折折的故事。有患有癫痫病，时时需要忍受电击之痛的女孩；有患有白血病，日日忍受化疗之苦的男孩；有父母重病、去世或者远走，和年迈的奶奶叔叔或者孤儿院的其他小朋友相依为命的孩子们；有为了一根光秃秃的肉骨头发生争执，一遍又一遍交替啃吮的兄弟姐妹们……患有纤维病的小男孩明泽像个诗人，看到山雪会说，“好多白头发，没了，就变成绿头发”；患有鼻窦炎的牧羊少年宝安与袁凌站在一起时，说的却是“我们的话被风吹走了”……
袁凌写下他们，也写下了背景中另外一些寂静的孩子：因哥哥患病而习惯于不受注意，讲话声音轻到听不见的小妹妹；同住化疗病房，突然就消失不见的长胡子的小姑娘……有大峡谷的孩子，有山脚下的孩子，有布满地雷的遥远国境线的孩子，有窄窄的河西走廊移民村的孩子……还有大火后田里剩余的青色，阴雨后地上冒出的蘑菇，炎热阳光下被催黄了的忧郁的香蕉……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我不是要去提供一个解答、一种探究。我感受到的只是这些孩子本身的状态，他们需要我们去倾听，去理解。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态势，我们平时可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到的只是各种概念，如今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接触他们，写下他们，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生活、故事、状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写作目的。”
当大家谈起袁凌的写作时，常常在阅读开始就是一种苦难的预见，因为觉得沉重，所以不愿翻开去看。《青苔不会消失》《世界》等几本书常常得到这样的评价，甚至还有读者批评袁凌是为苦难而苦难。
然而以英语为例，也许是受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太深，国人在英语的学习和应用中，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阅读上；再加上多数东方人偏含蓄内敛的个性，虽勤劳、睿智，却思想保守，重理论而轻实践。中国的外语学习者往往在英语的听、说、读、写、译这五项技能中最畏惧说，哑巴英语占了大多数。
“大家都知道乡村要沉没了，所以人们都去城市，哪怕在城市没有位置，也要先撤到去往城市的船上，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沉没的乡村。”
但并不只是乡村。袁凌后来意识到，不仅仅是乡村有留守儿童，城市也有。还有那些跟随父母漂泊在城市边缘，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的孩子们，他们都被迫陷入了某种寂静。
并非象征“不想将这些孩子作为晦涩中国的一个样本”
谈到城市的孩子，袁凌并不看重宣传时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标签，包括乡土、底层，还有书里的章节名“异乡”“大病”“留守”“单亲”等等。袁凌觉得，这些名称与标签并不是核心问题，它们只是各种社会状况之下产生的症状，在这本书里，只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孩子。
由这些孩子的故事展开，城乡之间的巨大分裂、造成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社会经济因素、家庭亲子关系的缺陷、社会福利制度的某些欠缺等等，确实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袁凌的出发点。
看着这些孩子，袁凌常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就像尼采所说的超人之后的末人，没有权利也没有信心要孩子。整个社会及文化上有意无意的忽视，使得真实乡土的痛苦与衰亡，孩子们的成长困境被遮蔽了。
袁凌的写作，常常被视为特稿或者非虚构，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等同于特稿写作，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中有大量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写作，袁凌的书写方式溢出了这种书写传统。
在他的写作中，常常有细腻的情感表露，一切自然风物皆含深情，但袁凌却又把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以至于读时常常想流泪，却又被袁凌克制的文字给逼回去。袁凌不避讳这种情感表达，只是要看这种情感表露到什么程度：首先不能虚构情感，再者不能用情感去评判、去定义对方的生活。
3.1 微波消融术后细胞与组织的病理变化 微波在生物组织中传播并导致组织与细胞内部生热是微波消融治疗肿瘤的基本机制。迅速而剧烈的升温致细胞快速失活，发生不可逆损伤，继发坏死过程。在坏死的早期阶段如微波消融术后即刻，细胞呈凝固性失活状态，坏死尚未开始，此时细胞形态可无改变；细胞死亡数小时至 10 h 后逐渐出现核固缩、核碎裂、核溶解、细胞质嗜酸性及间质崩解等坏死的形态学改变。研究发现，活体猪肝脏在微波消融后 2～5 d，出现大片细胞坏死，坏死周围组织充血、水肿，炎症细胞浸润逐渐增多；7～10 d 坏
其中，NG和NPV分别是常规发电机的数量和光伏发电机的数量；ξ是过载概率限制；OLPk代表线路流量k的过载概率；矩阵T表示调度法则。对于无法执行快速调度的发电机，矩阵T中的关联元素值可以设置为零，这意味着只有具有高缓变率的发电机才被视为最优调度策略。
袁凌不喜欢承担某种社会功能的写作方式，不喜欢特稿式的以小见大，不喜欢去写一个可以作为社会参考的样本，不喜欢强情绪引导，不喜欢故作深沉的“零度写作”。
“我写这么多孩子的故事，也没有想那么多终极的问题。孩子们并不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有价值，这本书的意义也并不在于那么形而上的东西。这些孩子，真正去了解他们的时候是很难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心灵状态没有呈现出来的机会，呈现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在新闻事件里。”
不只是中国孩子们的处境总有共通之处
重要的是孩子本身，而非样本。在进入这些孩子的世界之前，我们总是会有很多概念性的疏离与陌生。一位豆瓣读者读完后说：“夜读，几令人抑郁，觉身边世界不真实。”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真实感？他们难道只是存在于平行世界中？这些孩子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他们所面临的境遇、他们的心灵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和我们的状况又有什么不一样？要回答这些问题，亲身亲历的考察总会比我们脑海里的概念更真切一些。
目前，我国会计人员队伍相对年轻化，理论知识和实际会计工作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依赖于会计人员对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而我国的基本现状是会计信息化人才极其缺乏，相关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社会供给完全不能满足现阶段的人才需要。这降低了工作效率，导致了会计信息化不能及时跟上其时代发展趋势的同时增加了发展风险。
谈到这四年经历的重要感受，袁凌说，第一个感受便是这些孩子的处境是共通的。
没有根本意义上的阶层、人种之分，没有纯然的地域、城乡之别，孩子们面临的问题都是相似的。
比如谈到新疆，谈到维吾尔族，我们总是会想到别的宏大的问题上，宗教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在留守和单亲问题上，新疆的孩子和其他地方的孩子是一样的。他们的苦闷，他们的痛苦，没有什么区别。
在探访完这个女孩准备离开时，袁凌在无意中拍下的照片里发现了另外一个孩子，一个看起来很孤独很忧郁的男孩。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的身体一直停留在六岁，乳牙也因此不退，和新牙齿散乱地挤在一起。虽然时常呕血，忍受灌肠的痛苦，但他依旧充满着调皮男生的活力，还给班上的女生写情书说要保护她。
有些处境是超越国籍的。在书中《远方》那一辑的家庭里，好多中国孩子的母亲都是越南人，在中国南部很多地方，从云南到海南到广西，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甚至湖南也有这种情况。
在一项关于子宫癌肉瘤的大规模研究中发现，术后辅助放疗可有效控制复发、延长术后生存周期，而这其中受益最大者为子宫癌肉瘤Ⅳ期的患者[16]，但考虑到放疗的低效性及其严重的并发症，术后是否行辅助放疗还应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及疾病的期别等一系列因素。
由于城市化，乡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被彻底割裂，女人们都到城里谋求更好的生活，乡里的男人只能跨境结婚。这些中国男人和越南女人结合生下的孩子没有户口，未来无所凭依。这种无所凭依的感觉同样存在于城市边缘的孩子，他们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乡村儿童，与大城市疏离，也和乡村疏离，即使强行回到老家，也终究是格格不入。
还有一个住在河西走廊移民村的女孩，见到陌生人总是会自言自语：你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袁凌对此感到很意外，他看到，即使是一件公益组织送给小女孩的衣服也会被村主任收回去，因为小女孩和奶奶是村里的外人。
并非苦难看起来可悲的事物其实并不那么可悲
从各站各月的平均风速情况看(图5),各个站点都存在同样的季节变化。平均风速最大的站点为国家气象站(58449),其各月的平均风速基本都高于其它3个站点。
还有一个内蒙古的女孩张菁菁。她患有骨癌，笑起来很可爱，袁凌采访过她好几次，也写过某些文字，但终究没有写成更长的文章。
这似乎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感受。
实际上在这本书中，充满了种种我们不曾预料到的快乐与欢笑。比如《花房少年》中，苗寨少年赵江虽然需要出门辛苦打工，但回到苗寨后，他依旧是那个黑衣怒发、天真蓬勃的花房少年。
比如描写北京郊外家庭的《“王子”和四个“公主”》，虽然是多子女家庭，在外人看来，似乎觉得过不下去，但其实他们彼此扶持、彼此照应，比起留守儿童、独生子女，反倒其乐融融。
治理河道淤积与保护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河道清洁对生态保护有重要意义。为了改善河道淤积现状和做好后期防护工作，应在河道周围建立绿化区域，通过植物抗逆性来降低后期防护成本。
比如《缝纫机与大富翁》，写的都是孩子的懂事，母子之间的那种爱和心灵的交流，充满了各种温馨的生活细节。
954 Progress in imaging evaluation of ischemic penumbra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袁凌觉得，不仅仅是懂事。虽然生活被挤压到那样小的空间里，但他们并没有去怨恨，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去报复，也没有“丧”，没有“佛系”。可能现实中很多人很丧很佛系，所以在阅读中也会带入这种情绪。
浮萍是一种颇为常见的植物，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均有生长。当你经过湖泊或者水塘的时候，如果看见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绿色的植物，那十有八九就是浮萍了。也许你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浮萍，但其实它们很有趣。
“其实这本书里面的孩子的精神状态比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强得太多。你能说它就是苦难吗？显然是远远不够尊重他们本身的。他们活得充满了希望，没有向生活认输，很多人已经向生活认输了。”
在他的另一部小说集《世界》中，袁凌写过一个因矿难失明的矿工刘树立。这个在别人看来只能苟延生活的人，不仅通过锻炼恢复了在屋里活动、户外干活的能力，还种了别人不愿种的地。他的身上所呈现的那样一种强健的精神，那样一种努力，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时常可以见到。
四年探访下来，袁凌和其中一些家庭建立了比较长期的联系，有些孩子和家长至今会经常联系他，《不敢骑马的牧羊少年》里的宝安常常会给他打电话，《车间里的母女》里的可心经常汇报自己的考试成绩。
有几个孩子的现实问题也得到了帮助：内蒙古的一个小男孩做了先天性心脏病和巨结肠手术，生命得以延续；湘西一个九岁孤女和奶奶风雨飘摇的老屋得到捐款翻修，生活开始有了活力；辽宁葫芦岛矽肺病区一个失去父母的小姑娘也在袁凌的帮助下补办了户口。
在这些不被大家所注意的孩子身上，保留了人性中某种湿润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有时候这些阴影的部分会使我们感到无力，在袁凌看来，整个人类都是“病人”，都需要被照顾、被抚慰，但这并不能用可悲与苦难来形容。“我们谁也不是超人，有能力上的困境，但我们既然选择去互相接触，互相接近，就是对人类有信心的。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有赖于每个个体的行为，通过我们心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世界会有一些好的改变。”而这也是写作里面特别需要节制的，对于他们，我们要始终怀有一份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