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首先胜利”与“几国同时胜利”新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首先胜利”与“几国同时胜利”的关系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即“对立论”和“统一论”。前者认为，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几国同时胜利论”；后者则认为，“一国首先胜利”的思想原本就是马恩的观点，而“几国同时胜利论”是根本不存在的。看来，这两种认识各执一端，都有偏颇。
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先说“统一论”。“统一论”者之所以否认“同时胜利”理论的存在，其主要根据是：(1)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而并没有说“同时胜利”；(2)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过“同时胜利”的思想，相反，他们在许多论述中却一再提到“首先发动”和“首先胜利”的问题；(3)“同时胜利”的思想是《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强加在马恩身上的。由此便得出结论：“本来并不存在的‘几国同时胜利说’，因为《联共（布）党史》的造作和斯大林的定论，从而以讹传讹，以误传误，谬传了七八十年。”①如此说来，偌大的中苏两国，岂不无一人真懂马列？两国的共产党岂不一直被“同时胜利”的谬论所蒙骗？看来，这恐怕有些武断，因而，“统一论”的根据就很值得研究。
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那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②这里的“同时发生”，从字面上和表层意义上看，的确不能理解为“同时胜利”，正如“统一论”者所说：“革命的发生与革命的胜利是两码事，一是事物发生之伊始，一是事物发展之尾声。”③但是，如果从事物的发生与结果的辩证关系上看，或许就不能说是“两码事”了。应该肯定，恩格斯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在论述“事物发生之伊始”时，是决不会忽视“事物发展之尾声”的，相反，恩格斯正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这个“尾声”意义上来论述“同时发生”的，他说：“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④可见，恩格斯并没有把革命的发生与革命的胜利当作两码事，而恰恰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不过，人们仍然要问：“同时发生”、“联合的行动”就意味着“同时胜利”么？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同时发生”的结果不一定就是“同时胜利”，也许是“一国胜利”，甚至“同时失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恩格斯“同时发生”理论的目标模式，决不是“同时失败”，也不是“一国胜利”，而是“同时胜利”。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事变的影响，而且，大工业的发展，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不相上下，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他们“不相上下”的共同利益，必然会联合起来共同镇压某一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基于对这一历史条件的深入考虑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得出了科学的共识：共产主义革命既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也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首先胜利”，只有“同时发生”和“同时胜利”才是历史的必然。早在1845年，他们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⑤1850年，马克思又说：工人的任务“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⑥后来，巴黎公社的斗争实践及其失败的教训，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同时胜利”目标模式的正确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⑦这里的“同时爆发”，无疑是“同时胜利”为目标导向的，因为马克思懂得，只有“同时胜利”，无产阶级才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和战胜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否则，即使是“同时爆发”，也仍然难免失败。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1893年《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说得更明确：“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⑧既然“不能单独赢得”，那只能是“共同赢得”，反映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赢得”，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从写《共产主义原理》到致保·拉法格的信，其间经历了46年之久，而“同时胜利”这一目标模式在他心中却从未动摇，历久弥坚。这能说是“凭空的臆造”和“以讹传讹”吗？
其次，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论述过“首先发动”和“首先胜利”的问题。譬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⑨又如，恩格斯晚年曾设想；未来的革命可能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⑩他还说：“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11)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马恩的这些论述，仍然是以“联合的行动”为前提，以“同时胜利”为目标模式的。其一，马恩说得很清楚：“一国范围内的斗争”，“首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是“就形式来说的。”因此，如果就内容而言，“一国范围内的斗争”，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的斗争，是无产阶级联合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首先打倒”，则是指联合行动的“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应该首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从而使“联合的行动”变为“联合的胜利”，即“同时胜利”，并不是说某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单独地去“首先打倒”，“首先胜利”。其二，恩格斯在论述“法国人发出信号，德国人解决战斗”的时候，并没有认为德国人可以首先胜利，这里的“解决战斗”，也不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终意义上的胜利，而是指联合行动中的阶段性的小胜利，是走向“同时胜利”的具体步骤。因此，恩格斯强调指出：“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12)并告诫法国工人党领袖保·拉法格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13)在恩格斯看来，“最终的胜利”是联合行动的胜利，是联合行动的各国“解决战斗”，“打出结局”的总和。这样的胜利只能同时取得，而不可能为某个国家所首先取得。
再次，“同时胜利”的思想并不是斯大林强加在马恩身上的，而是当时国际共运中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一般都认为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或全欧洲同时获得胜利，而马恩在世时也没有对此提出过异议。倒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福尔马尔曾有过独到的见解。他在1878年写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文提出：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可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被其他社会主义者所接受，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不仅说明“同时胜利”的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已经占了统治地位，而且从反面证明了“一国首先胜利”的思想既不是马恩的本意，也没有被马恩所肯定。
二
与“统一论”相反的是“对立论”。“对立论”起源于前苏联。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斯大林就不止一次地说过：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抛弃了“同时胜利”的旧公式，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的新公式。《联共（布）党史》更是宣称：“一国首先胜利”粉碎了“同时胜利”的陈腐方针。这就是典型的“对立论”观点。70多年来，这一观点在我国广泛传播，以致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同时胜利”的预言是过时的，是马恩在个别结论上的失误；而“一国首先胜利”才是唯一正确的论断。那么，这种观点究竟正确与否呢？不妨让我们看看它的根据如何。
“对立论”之所以确凿否定“同时胜利”理论的真理性，其根据有三：(1)“同时胜利”理论是马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提出来的，是用来指导19世纪革命斗争的，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其理论也自然过时了；(2)“同时胜利”理论的正确性至今未能被实践所检验；(3)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与“同时胜利”的形势要求相违背。笔者认为，这三者都不足以为据。
首先，“同时胜利”理论虽然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但它决不是仅仅只适应于那个时代的理论。应该看到，这一理论的提出，有两个客观依据：一是生产力状况；二是阶级斗争状况，即“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段，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14)这两个依据对“同时胜利”理论的决定作用是不同的，前者决定着一般意义上的“同时胜利”；后者决定着特殊意义上的“同时胜利”。而“对立论”者在认识这个问题时，恰恰忽视了前者，而把后者当成了唯一的决定因素，因此，他们只看到与19世纪阶级斗争状况相联系的“同时胜利”过时了，而没有看到与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状况相联系的“同时胜利”还远远没有到来。我们认为，100多年来，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状况发生了种种改变，但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得不相上下”这一生产力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恩格斯当初预言将同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如今，其生产力状况仍然保持着“不相上下”的领先水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不相上下”的生产力，必然决定着“不相上下”的生产关系，未来的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一旦在发达国家产生，就必然会出现连锁反映，形成“同时胜利”的历史潮流。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状况的改变而否定“同时胜利”预言的科学性。
其次，近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只是“一国首先胜利”理论的实践，而“同时胜利”理论却一直未能付诸实践和被实践所检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同时胜利”理论是错误的或过时的。我们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有一定跨度和张力的，这种跨度和张力决定着理论变为实践的时间和空间。“一国首先胜利”理论与“同时胜利”理论之所以不能同步实践，是因为它们与实践之间跨度和张力不同，因而，它们的实践条件产生的历史阶段也不同，前者的实践条件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而后者的实践条件则产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现实情况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时期，无论其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都还远远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因此，“同时胜利”的实践条件也还远远没有产生。看来，我们没有理由把尚未实践的理论说成是“旧公式”和“陈腐方针”，也没有理由以“一国首先胜利”的现实性否定“同时胜利”的可能性。
进一步说，“一国首先胜利”理论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同时胜利”理论揭示的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两种不同规律所产生的社会形态，分别是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和一般形态的社会主义，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范畴，其联系在于二者都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制度，都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其最终发展目标。其区别在于，前者产生于资本主义之初，其经济文化落后于资本主义；后者产生于资本主义之末，其经济文化领先于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决不能盲目地把当代社会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对立论”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认为，“同时胜利”理论的历史使命已经由“一国首先胜利”理论所代替了，马恩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已经以“一国首先胜利”的方式实现了，因此，不可能再有什么“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了，将来的历史，只能是“一国首先胜利”的社会制度不断发展的历史。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主义概念，抹杀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区别，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盲目。因此，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十四大召开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致在实践中盲目地照搬照抄马恩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实践要求，诸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计划经济、非商品化生产等等，这种做法，实质上是犯了“跨形态”的错误，即把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当作一般形态的社会主义去实践。
再次，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70年代进入高科技发展阶段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些马恩所始料未及的新情况，即由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和改善，如国家福利化，股份社会化，工人白领化等等，这不仅适应和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而且使发达国家的阶段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缓和，使以往那种风起云涌的罢工和起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据此，“对立论”便认为，发达国家的这种发展趋势与“同时胜利”的形势要求是相违背的。这种观点，实质上仍然是“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反映，其所谓“同时胜利”的形势要求，也仅仅是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要求，并不包括对生产力形势的要求，因此，他们把当代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上升趋势当成了“同时胜利”的否定因素，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阶级斗争并不能决定生产关系，它只是生产关系变更过程中的实现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实现方式，因此，“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最终只决定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而并不决定于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相反；生产力愈是发展，阶级斗争就愈缓和，人类历史也就愈接近于“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
注释：
①③王圣宝：《“一国首先胜利说”与“几国同时胜利说”考辨》，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1期第5－8页。
②(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④⑤⑥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40、468、26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⑧(11)(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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