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目标与政策体系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重构论文,中国人口论文,体系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将卫生部的职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保留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从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算起，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运行30多年。其间，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运行体制发生巨大变化，行政管理体制不断优化，社会人口结构发生根本转变。但30多年间，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却一直保持稳定运行的态势。
近年来，学术界和公众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对人口政策调整持谨慎态度。当前中国人口政策改革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口政策应当遵循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主动变革。
一、中国人口政策运行的基本事实
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是计划生育政策。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存废之争是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实质问题。如何认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将向何处去？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几个基本事实。
(一)人口政策：计划还是市场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主要依托家庭生育决策来实现。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负责节育宣传、技术指导工作。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目标，再次确认以国家倡导和宣传教育为主，并未通过计划手段严格限制生育数量。
改革开放后，面对复杂的人口形势，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基本国策”。在这一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体现了强烈的计划管理思想：计划生育的目标是达到一个“适度人口数量”，然后以这个数量为人口上限，以计划手段确定未来一段时期人口增长控制目标，并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执行。有研究指出，计划生育所确定的“适度人口数量”目标并不科学，生育决策不能简单套用工程管理的方法来管理，计划管理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命令管理”。[1]与其他领域一样，对生育行为的计划管理存在缺陷。事实证明，计划手段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科学决策，更无法达到决策均衡。
(二)危机管理政策引致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危机管理政策。[2]中国人口1964年达7亿，1969年超过8亿，1974超过9亿，增速惊人。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商品短缺较严重。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得不采取独生子女政策等针对人口数量危机的危机管理政策。
长期执行危机管理政策将影响正常市场预期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危机管理只能是临时性措施。一旦危机状态解除，危机管理政策就要尽快退出，同时要对危机管理中的受损者给予补偿，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秩序和状态。
调整中国人口政策是否必要？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短缺经济已得到根本解决，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危机管理是有代价的，以人口老龄化为例，据预测，中国老年人口将于2014年突破2亿，于2050年达到4.4亿，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3以上。[3]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无助于老龄化危机的解除，反而会加剧这一危机。
(三)中国人口转型谁在主导
现阶段，没有证据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主导人口转型。如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并未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在短短10年中，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左右孩子下降到生育2～3个孩子，其下降速度甚至要大于执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再如，日本、韩国等国家在近50年间都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急剧的人口转变过程，生育率都从很高的起点上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甚至低于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未采用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根据“现代化人口转变”理论，生育率下降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据蔡昉的研究，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有互为因果的促进作用，而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推作用。[4]
(四)全球范围内的低生育率潮
20世纪70年代是全球对人口增长充满恐惧的年代。以“人口爆炸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口理论被广泛接受，并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
然而，随着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人口爆炸危机并未真正出现。相反，出乎人们的意料，继欧洲之后，世界各国都先后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生育水平下降浪潮。据统计，1960-2006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2.4倍，而生育率水平从1962年的5.4下降到2006年的2.5，减少了54%。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已经有一半人口生活在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的国家之中了。[5]这一趋势还在迅速发展，即便是非洲地区，其生育率水平也下降了30%左右。人们开始认识到，人口爆炸只是人类历史中一个短暂的篇章，“低生育陷阱”才是未来人口领域的主要威胁。低生育陷阱理论认为，生育率一旦下降到1.5以下，由于价值观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生育率将继续下降，很难甚至无法逆转。
(五)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走向老年
在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已经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领域和政策效果大不如前。尽管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行政管理、生活水平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计划生育政策却鲜有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政策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老龄化使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走向全面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老年”阶段。
计划生育政策走向老年符合政策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为保持中国人口政策的活力，步入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被赋予新的内涵。显然，中国人口政策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其再次焕发青春，而不改革则将被时代抛弃。
二、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证据支持
中国人口政策运行中的若干事实清楚表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现实存在一定的偏差。那么如何更好地完善中国的人口政策，阻碍和延迟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是什么，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驱动力来自何处？
(一)来自政策目标的实践证据
探讨一项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要看政策是否有效。而观察政策是否有效，要看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在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初期，降低人口生育率、缓解人口数量危机是首要目标。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生育率仅为1.18，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显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从长期看人口数量减少已经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已经达到。
当前，中国人口政策目标正悄然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不再强调“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明确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显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人口再生产模式的稳定，而长期低生育率水平必然导致人口结构的激烈变化，无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策目标的实现。以老龄化问题为例，应对或延缓老龄化问题无非是采用鼓励生育或人口迁入的方法来解决，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从长远看，只能通过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来解决老龄化问题，而坚持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加剧这一问题。
从国际人口发展经验看，城市化、生活方式变化、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结构变化、婚姻、生活和工作风险等都促使低生育率难以逆转。[6]在此情况下，即使采用鼓励生育的方法也未必能改变低生育率状态。可见，计划生育政策与当前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存在内在不一致性，应适时调整。
(二)来自政策循环的理论证据
公共政策运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其政策循环要经历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终结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不断对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进行评估。一项人口生育观调查表明，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每对夫妻平均意愿生育人数也不超过两个孩子，因此没有必要为将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而担忧(陈岱云、胡令安，2011)。也有学者经计算提出，即使全部放开二胎生育，中国人口数量减少的总体态势也不会改变。总之，来自学术界的调整生育政策的呼声一直高涨，但这些评估信息并未对推动政策调整有实质性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信息不足以推动政策调整，二是信息无法进入政策循环决策中。
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和前提条件。在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合一的情况下，大部分政策评估信息要由政策执行主体来解释，而由于政策执行者是政策执行的最大受益者，在政策上传下达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容易利用自身优势寻租，截留和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信息使之无法进入决策环节，进而影响政策的优化。
政策循环理论指出，政策停滞不前不等于政策不需要调整。中国人口政策的政策循环有可能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一假设成立，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紧迫性就更强了。
(三)来自政策变迁的经验证据
一个政策能长期执行，必定有其内在稳定因素。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而言这些因素体现在：
经济增长偏好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保持稳定。有研究指出，人口变化能够解释人均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人口变化引发的人口红利使政府积极地尽可能长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管理体制也强化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客观地说，现行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就是为生育政策落实而设置的，计划生育部门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一规模庞大、依附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管理机构是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内在稳定器。
(四)来自政策对照的实验证据
判断政策是否可进行调整，还可以从政策对照中获得实验证据。
包蕾萍使用一系列指标对存在生育政策差异的两个历史时期和两个地点的政策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独生子女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人口控制效果与其他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比如，1980年以后，四川和云南虽然实施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两地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并无明显差异。同时，过于严厉的政策还有可能对生育意愿起到逆反作用。独生子女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诱发逆反心理，造成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的反弹。[7]
顾宝昌依据长期以来对酒泉、翼城、承德、恩施二孩生育政策试点地区的跟踪观察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地区一直允许生育二孩，但在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了低增长，生育率始终保持在2以下。宽松的生育政策推动了这些地区出生性别比向自然平衡的水平均衡发展。[8]
一些国家的经验也可为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提供借鉴。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韩国也曾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和计划生育宣传引导的作用下，生育率迅速下降。且在生育率水平降到更替水平之后，各国政府都调整了生育政策导向，新加坡于1984年在生育率降到1.62时提出了鼓励生育政策；韩国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至1.58时废止了控制生育政策。即便如此，两国的生育率仍在下降，到2010年，新加坡为1.1，韩国为1.22。[9]
与此相对应，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生育率水平就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在之后20余年的时间里，计划生育政策仍在试图“稳定低生育率”水平。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转向。政策对照的结果告诉我们，人口政策要顺应人口发展规律。
(五)来自政策冲突的补充证据
人口政策本身往往具有多目标属性，执行过程中需要跨部门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项好的人口政策，要避免政策冲突的发生。
有研究者指出，大量的征地补偿、教育扶助、劳动保障、户籍管理、工商管理、牧业管理、民政管理、医疗卫生管理等政策措施与当前人口计生政策不兼容。[10]比如，计生部门指出一些惠农政策，如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都会对农民生育意愿产生不利导向，因而要求调整相关惠农政策(杨文庄等，2007)。
计划生育政策的另一项政策冲突来自社会公众，主要表现为政策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的冲突。在当前意愿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都低于自然更替水平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人为制造政策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之间的冲突？二胎政策既能保持低生育水平，也能避免绝大多数生育政策冲突，这样的政策就优于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从这个标准看，未来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是消除现有的政策冲突，而只有切实深化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才能做到这一点。
综上所述，诸多事实说明了现行中国人口政策存在缺陷和不足，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国人口政策改革势在必行。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深入推进中国人口政策改革。
三、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行动路径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实现了思想突破和制度创新，正是这些思想突破和制度创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口政策改革不只是生育政策调整的问题，而是与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同等重要的重大改革命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设计和重点突破。
(一)人口政策改革的思想准备
人口政策改革牵涉面广，历史包袱重，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首先明确。
1.人口政策改革是对基本国策的维护和强化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强调人口政策的变革不是要否定基本国策，而是要维护和强化基本国策。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确立为基本国策，意味着人口政策正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基本国策只能加强，但加强基本国策不是说基本国策要一成不变，而是要实施与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基本国策。根据国情变化维护和发展基本国策是加强基本国策的最好方式。
2.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人口越少越好政策
现在一提到基本国策，人们就联想到生育控制和减少人口，这是不正确的。计划生育的本义是国家运用政策工具使人口发展与其他发展目标协调运作，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计划生育中的“计划”也不应等同于计划经济中“计划指令”的“计划”，它应被理解为国家人口发展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政策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也有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把计划生育政策等同于人口控制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强制节育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些国家实行的鼓励生育政策也是一种计划生育政策。
3.人口政策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实践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事实说明，改革要服务于全社会的基本利益。判断一项改革措施是否要推行，其基本标准是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否有助于实现中国梦。在此前提下，改革无禁区。改革是社会主体权利与义务重新定位的过程，改革必然要触及利益，因此，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有阻力。应该指出，当前人口政策改革的阻力不会小于其他政策改革领域，但显然人口政策改革不能因为有阻力就不推进下去。
(二)人口政策的调整边界
确定人口政策的调整边界有助于把握未来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1.尊重生育决策权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以促进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双赢为目标，只倚重其中一方的结果必然是双方利益都受到损害。[11]在人口政策领域，公权和私权要分开，不尊重家庭生育权也必然损害政策自身的可持续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育意愿并非是一个完全受政策控制的变量，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才是生育意愿的根本影响因素。在此情况下，只有在尊重生育权基础上制定的人口政策才能借助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力量对人口发展施加影响。
2.建立一元化的政策体系
中国人口政策长期实行二元政策。正如改革开放之初的二元价格体系一样，二元政策体系会割裂社会资源的配置，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公。中国人口二元政策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都有所表现。以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为例，其不合理之处在于，是否为独生子女是由夫妻的父母决定的，而生育政策是由夫妻承担的，这是权利义务不对等的表现。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要改变当前二元化的人口政策，建立一个统一、公开、透明的政策体系。
3.以激励导向为主
人口政策改革要处理好利益导向问题。利益导向有两种思路，一是以制约为主，二是以激励为主。从接受度上看，激励比约束有着更好的效果。应设计一个利益导向，使家庭能得到一种收益，使遵守人口政策的效用与没有人口政策干预时一样好，而不是单纯加大家庭非理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从客观上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措施是公共财政资源不足条件下的无奈选择，这种政策思路显然不利于充分发挥人口政策的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公众负担。随着公共财政资源的增长，人口政策应走向以激励导向为主。
4.人口政策改革的时间边界
一般说来，人口政策通常都是延迟于人口运行的。也就是说，当人口问题出现时，人口政策的调整其实已经太晚。不容乐观的是，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信号早已出现，人口政策改革迟缓不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三)重塑立体化、制度化的人口政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塑立体化、制度化的人口政策体系是必然选择。
1.走出人口危机管理的政策状态
从长期看，只有尽快走出人口危机管理的状态，才能制定出符合长远发展目标的人口政策。为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国人口政策目标的选择要符合人口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政策的制定实施不能损害社会长远利益，更不能损害社会的公正性。
2.重构大人口政策体系
人口政策除了生育政策外，还包括抚育、教育、迁移、流动、婚姻、就业、医疗、福利、养老、伤残、死亡等政策环节。在国家强调服务民生的大前提下，要把人口政策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建设。在生育政策与其他人口政策不完全兼容的情况下，要协调生育政策与其他人口政策的政策目标，而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子政策要服从整个人口政策的政策目标。
3.在全球化视角下考虑中国人口政策
一方面，低生育水平一旦出现就很难逆转。这个规律与产业发展、城市化发展规律一样，都是人类共同的发展经验，中国要从其他国家发展实践中吸取教训，制定更有远见的人口政策。另一方面，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改变了人口增长的约束条件。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世界人力资源配置也将越来越一体化。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和物质保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容易实现。这说明人口政策不仅要有改革思维，还要有开放视野。
(四)深化人口政策改革的行动领域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这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正在从共识走向行动。在这一时期，要本着科学、务实的态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人口政策改革的各项工作。
1.实现人口软着陆
当前，中国人口增长问题已经不是“缓和”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新出现的人口结构矛盾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央提出的“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人口政策有其长期运行规律，当前的人口政策改革已经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亡羊补牢的问题，如何避免人口发展硬着陆的严重后果是改革的核心任务。
2.回归“晚、稀、少”的政策目标，恢复“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生育导向
走出人口危机管理状态的中国人口政策要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策目标。回顾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历程，曾提出“晚、稀、少”的政策目标，只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人口形势过于严峻，才被迫采用了更为严格的政策目标。当前，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中止独生子女政策，回归“晚、稀、少”的政策目标，将政策执行由数量限制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导向转变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需要指出，回归“晚、稀、少”的政策目标不只是放开二胎的问题，从长远看，应在尊重家庭生育权的基础上使人口政策回归其公共政策本义，为将来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或转向提供制度基础。
3.为人口政策改革提供法律准备
在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中国已经建立从《宪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等在内的多层次计划生育法律体系。人口政策改革不能不面对法律基础问题。
人口政策改革有其法理基础，当前的人口政策改革设想与相关法律中提倡和鼓励计划生育的表述并不矛盾。当然，为促进人口政策的进一步改革，对于那些明显具有历史痕迹，不能适应人口政策改革的法律条文也应适当修正，从而为人口政策改革创造更好的法律环境。
4.继续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改革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中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不分的问题。但这只是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中，还有一些问题亟待理顺。要利用计划生育管理机构与卫生部合并的机会，整合现有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着眼于提高人民整体健康水平(包括人口出生健康水平)。同时，要把计划生育基本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改善服务水平，提高行政效率。
另外，在深化人口政策改革过程中，需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人口政策执行机构。除了计划生育工作外，还应统筹考虑抚养、迁移、流动、身份管理、婚姻、就业、医疗、福利、养老、伤残、死亡等人口工作环节。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将有关人口管理行政资源进一步整合，以更好地承担相应职能。
5.把老龄化和极低生育率管理纳入人口政策体系
受前期人口政策影响，中国的老龄化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即使现在放开人口政策，老龄化问题仍将在二三十年后集中出现。与30年前的人口数量问题相比，人口老龄化危机同等严重。如何正确评估与应对老龄化挑战，不仅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且事关当前正处于工作年龄这一代人的切身利益，必须成为当前人口政策干预中的核心问题。极低生育率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人口现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已进入极低生育水平，而部分城市如上海，生育率已经在1以下，情况更加严重。然而，中国目前在应对极低生育率方面还没有行动，令人忧虑。显然，下一步的人口政策改革要把老龄化和极低生育率管理问题放到更加优先考虑的地位。
6.建立适应人口减少的人口政策体系
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中国人口减少问题已经开始局部出现。早在1998年，中国小学在校人数就开始减少；2003年，处在20～39岁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民工荒问题出现；2008年，17～20岁的男性兵源数量开始负增长；2012年育龄妇女人数开始减少；预计到2016年购房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到2018年总人口开始负增长。[12]
人口减少将导致巨大的社会问题。比如，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和相对减少，将可能影响经济中劳动投入的水平与质量，由此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社会负担加重，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也可能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汪伟，2010)。当然，人口减少在其他领域如文化传承创新、城镇化、国防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影响也不容乐观。
建立适应人口减少的人口政策体系是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重要任务，它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国防等诸多领域的政策，但根源还是抑制极低生育率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人口政策还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创新。
中国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体的人口政策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进行调整。相反，一系列的人口现象和政策证据说明，中国的人口政策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显然，人口政策不只是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政策也不能依靠计划手段来实现。世界人口发展和中国人口转变的新特点显示，计划生育政策的政策目标、政策环境、作用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步入老年，人口政策再不改革将面临新的人口危机。
来自公共政策运行的证据给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这里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缺失和利益关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口政策的改革进程，而出于对经济增长的偏好和对政策调整的畏难情绪使人口政策变迁停滞不前。来自政策冲突和政策对照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人口政策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改不改和何时改的问题，而是如何立刻从共识走向行动的问题。
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思想准备已经完成。人口政策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深化人口政策改革有利于强化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而计划生育政策绝不是人口越少越好政策。人口政策的改革是有边界的，人口政策改革要在尊重家庭生育权、改变二元化的人口政策、建立利益导向机制的大框架下立刻行动。立体化、制度化的人口政策体系的建设目标要求在反思计划生育危机管理的基础上形成全球化背景下的大人口政策体系。具体说来，人口政策改革的近期目标是通过改变人口管控方式引导人口政策实现软着陆；从长远看，对老龄化、极低生育率和人口数量减少的干预必须成为人口政策进一步改革的重点。当然，为确保人口政策改革的顺利推进，相关的法律准备和管理体制改革也必不可少。
与当年的经济改革相同，人口政策改革将面临思想束缚和利益约束，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和波动，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口政策运行的事实和证据再次确认了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前人口政策改革的实质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事关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又一次伟大实践，要本着“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历史责任感深入推进人口政策改革。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人口政策改革：事实、证据与行动》。
标签：中国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老龄化社会论文; 人口政策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生育年龄论文; 计生证明论文; 危机管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