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对话还是对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以金元浦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文艺学家力倡文化研究，让不少文学研究者感到困惑：“经历了20余年的拨乱反正，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学的本体，怎么文学又向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结果文学中什么都有，惟独没有文学本身。自律的文学哪里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质疑和争议。本文拟简要分析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各自所指和彼此关系，以说明文学研究文化转向的阻力何在，对立的原因与实质是什么。
文化研究不是泛指对文化的整体研究或对各种文化形态的研究，而是如金元浦教授所言，是一种开放的视角，是一种在承认诸学科对象、理论体系和方法之特殊性的基础上跨越学科界线的研究方式，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努力；文化研究的兴起就是出于对现有学科分殊的不满，对既定学科制度的批判和对既定学术史的再认识。与文化研究相对而言的文学研究即所谓“自律”的文学研究。文学“自律”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观念，所相对的“他律”就是“政教律”。“政教律”要求文学服务于一定的政治教化目的，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前提一是这一政治教化目的和观点本身合理，二是政治并不把文艺当成单纯的工具而抹杀文艺的特性，三是一个社会不能单纯只要政治教化而不要其他，不能抹杀文艺审美价值的相对独立性。新时期的审美转向主要针对这两种“抹杀”现象，并非反对“他律”。文学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自律研究，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对文艺自身规律研究不够，所以才掀起一个借鉴西方形式——文本理论研究文艺特性与特殊规律的热潮。但是如果没有对一般文化共性和共同规律的了解和运用，文学研究必然是狭隘的。比如讲授《孔雀东南飞》时，仅仅泛泛而论封建礼教对爱情的扼杀，在当代没什么思想价值，学生也难有共鸣。如果仔细推究婆媳冲突这一古今都有的现象，学生就会感兴趣得多。刘兰芝表现那么好，焦母为什么不能容她？我们应该注意到公公的缺场，焦母可能早年丧夫，所以对儿子非常依赖；焦仲卿在外为吏，不常回来，所谓久别胜新婚，回家难免忽略母亲，所以焦母就会说儿媳坏话。她未必想要他们分手，可是焦仲卿不懂母亲心理，还为妻子辩解，这样就激怒了母亲。从后来焦母同意合葬来看，她是后悔了的，也可见出婆媳间本无太强烈的矛盾和隔阂。进一步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刘兄为什么要刘兰芝爽约再嫁？仅仅是狠心吗？问题未必如此简单。一者，出嫁女被逐回娘家，即便是今人也会觉得脸上无光，而能够再嫁太守，也是挽回颜面的一种方式；二者，小农社会积累家产不容易，女儿没有继承权，即便兄长不说，兰芝也难以心安理得的在家吃住下去，所以无法不答应再嫁。从个人心理、社会心理、历史经济结构等多角度展开分析，可以极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促进学生的理论思维，如此撰文，大概也可改变一下文学研究曲高和寡的现象。
以上是就文学研究要具有多学科联合的文化视野而言，还不算“越界”，但如果文学研究确实“什么都有，惟独没有文学本身”，即文学仅仅是谈论其他文化问题的一个引子或材料依据，那又如何对待？首先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如政治家毛泽东说《水浒传》“这部书好，好就好在投降，做了反面教材”；文学家鲁迅说水浒英雄“不反天子，所以接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是奴才”。上述具体观点也可以商榷，但他们的视角本身无可非议。问题是，在当前有专业分工的情况下，文学研究者是否不能“越界”？在进行研究之前，我们是不是先得明确自己的专业界线？鲁迅作为大学教师，经常“越界”但无人质疑。今天的越界则可能被视为不务正业。这和整个学术评价体系有关。单说人文科学，从科研发展来讲，如果普遍没有术业专攻自然不妥，但不必一刀切地要求每个人，不必反对有能力的人在相关领域充分施展。从教学来说，只有术业专攻者远不如学多思广者对一般学生的帮助更大。从社会需要来说，偏于一隅者可能间接产生深远影响，比如郑玄着力于注经，到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和了解古代文化学术的中介工具。但像鲁迅那样无事不议，即使不能与鲁迅既有直接广泛影响，亦有深远影响相提并论，至少可以有直接影响，哪怕是不够广泛，也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吧？
通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各自所指和彼此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二者本无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文学研究文化转向的阻力何在呢？一者，当前的学术评价体制正处于转型之中，总体上还非常强调专业化，教学、研究人员普遍面临科研成果的压力，而转向则有“不务正业”、成果难以被认可的风险；二者，教师、学者们的知识结构已经形成，而教学科研压力以及生活压力又使他们难以迅速接受新的尤其是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者，他们普遍对社会缺乏了解，对时代的新变认识不足，影响到对相应的新学说的理解和接受。此外，他们也没有非变不可的压力，一者，按传统方式做学问还大有可为之处，新时期以来我国科研才算进入正轨，大量基础研究还在进行当中，比如版本考证，范畴清理，古代或外国文献翻译与述评等等，都不是务必需要多学科的手段，也不必要求很多人转向其他领域。二者，大学教师教研一体，数量远远多于专业研究人员，而现在高教还是卖方市场，他们脱离实践、忽略更广泛的文化现象也好，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缺乏更新也好，都不至于影响到岗位和生计，所以能够继续因循守旧下去。金教授等人的倡议代表着理想的学术追求，也代表着未来趋势，坚持传统的文学“自律”可以说代表着现实状况，理想与现实就是文学自律研究与文化转向“对立”的实质。
文化研究除了涉及到文学研究的界线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意指是文化反思与批判，如批判科学至上的价值观，批判人为物役的现象，批判“图像化”使人类失去了想象的空间，批判大众媒介浅薄的生产制作，解构宏大叙事而倡导现象研究；反思生态伦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科技伦理（克隆、军事竞争）等等。文学研究主体可以不探讨这些话题，也可以由其独特视角进入这些话题，还可以“越界”探讨这些话题，因为这些问题本非某一学科的专利。虽然这些在西方已经很突出的问题目前还说不上是中国当前的主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关注这些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有关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争议是可以消解的，众多文学研究者们完全可以互相理解，在对话的基础上分工合作，共同促进文艺研究与教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