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传统伦理与21世纪”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讨论会论文,伦理论文,传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东方传统伦理与21世纪”为主题的第4届中、韩、 日伦理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0月13日至17日在历史文化名城徐州举行。这届讨论会由中国伦理学会、徐州市社科联共同主办，徐州市伦理学会承办。来自韩国、日本和中国的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发表学术论文30篇。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东方传统伦理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讨论内容大致分为三个专题。
一、关于东方传统伦理思想的内涵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教授认为，“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主要精神有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有以和为贵的和谐原则，有先社会后个人的整体精神，有重视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责任意识，有崇高理想的道德人格追求，有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的传统，有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以及对‘天下为公’的人类‘大同世界’的真挚向往等等。”在对待东方传统伦理的态度上，他强调既要反对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复古主义；既要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又要反对东方文化中心论。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的池教宪教授就继承韩国传统伦理与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导致了优秀传统伦理意识的衰弱和道德的崩溃。因而，“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不能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伴随挑战就会引起隔阂，并混沌国民的价值观，招来国民精神的分裂。这种现象威胁着社会的安定，阻碍国家的发展，瓦解伦理的本质。”超越独断、盲信、排他和挑战的态度，才是继承传统伦理与接受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
韩国国民伦理学会会长赵南国教授的发言探讨了儒家“礼”的人性论之意义以及对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只有以礼为中心来认真地进行，才能使人的行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根据礼的本意得到持续的实践。西北师范大学肖群忠副教授则重点分析了儒家的“孝”道伦理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以为孝道是中国教育、教化得以产生的根源、端点、核心和根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以社会为本位的人伦教育，以培养孝子、忠臣、顺民为封建统治长治久安服务的政治化教育，不管孝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如何，传统孝道教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孝道成为国人的国民性。这对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很有借鉴价值。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许启贤教授着重阐述了儒家的道德管理思想。他指出儒家伦理中有着十分丰实的管理思想，诸如仁爱、仁义原则，贵和、和谐原则，惠民、富民原则，重视教化原则等。同时，儒家对管理者的道德人格要求也是很高的。儒家的道德管理思想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苏行政学院的胡宁生副教授探讨了东亚文化的特质，认为东亚文化的特质并非仁礼主义，而是东亚社会所特有的“族—群主义”，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家族主义价值取向，又不同于个人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特质。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陈瑛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茂森博士的论文侧重于分析我国古代的商业伦理精神和商人道德。陈瑛认为，中国古代的商业伦理精神与西方不同，它不是天地鬼神和宗教，而是“仁”，即把人当成人，彼此尊重，救人济世；它是一种具有理性的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群众的高尚的功利主义。中国古代商业伦理精神集中体现的“仁”，包含有立身志道、兴家亢族、利国利民三种不同的境界。李茂森认为，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这一规范体现在商人道德中，就包含有四个方面的要求，即以诚为本，忠信待人；礼仪生财，以和为贵；勤俭敬业，事业有道；修身齐家，报国为德。
韩国春川教育大学李相珣教授认为，儒学以伦理为根本，儒家所说的理想社会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社会；儒学以实现人伦道德、安定社会信义的福乐社会建设为目标。儒家伦理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是极为重要的。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广神清探讨了日本神道论和中国思想的关系，认为神道思想乃日本思想的核心，其内容除了日本土生的思想外，还包括通过汉文得到的儒、佛、道等中国思想。他引用兼俱的话阐述神道与儒教和佛教的关系：“佛教者，为万法之花实；儒教者，为万法之枝叶；神道者，为万法之根本”。这一观点立即召来了几位韩国学者的批驳，他们认为这种看法实乃数典忘祖之见，日本的神道思想、日本的传统文化乃至日本的文字无不根源于悠久的中国文明。将儒教比作枝叶、神道比作根本正好是颠倒了二者的关系。
二、关于东方传统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
韩国孟子学会会长赵骏河教授在《对传统伦理的现代理解》的论文中剖析了儒家传统伦理的“五伦”和“三纲”的演变，以及“五伦”何以能够成为东方传统伦理之核心的原因，认为当今社会除君臣关系变为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外，其他各种关系均无变化。因而在今天争取自由、崇尚平等、尊重人格、解放人性的民主社会中，为了解除现代人的苦闷，避免道德沦丧的可行办法就是重振传统伦理道德。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魏英敏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以家庭为本位，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本位。传统伦理中的孝、听、悌等家庭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所包含的超越时代的一般意义，我们完全可以批判继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服务。
南京审计学院的徐少锦教授认为古代商业伦理的内容包括了从天时、地利、人性出发的经商伦理，以公平、诚实为核心的商德准则等等。而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点或核心的整体主义，这种家族主义的特色在东亚经济的崛起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今天仍可以利用、借鉴。
徐州市伦理学会会长李啸的论文挖掘了儒家修养传统的现代价值。他指出，通过修身养性确立和完善浩然伟健的理想人格，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儒家传统修养观之“性善”的理论前提，“慎独”的理性自觉，“圣贤”的价值取向的长期熏陶、浸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扬弃传统的修养观，对于今天人们的人格完善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山大学章海山教授认为，儒家的伦理精神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超越性，这种精神主要是追求一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其核心是“仁爱”。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现代化，建立适应现代化的人文精神，对于加速现代化而少付代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儒家的伦理精神有着重大的借鉴价值。
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的论文反驳了马克斯·韦伯以为儒家伦理只会阻碍资本主义经济或现代化发展的片面观点，认为儒家伦理是东亚经济崛起的伦理始因。不过，这种伦理是在儒家伦理现代化中所形成的现代化的儒家伦理。东亚地区走的本质上是一条将经济现代化与伦理现代化结合起来的路子，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关于东方传统伦理与21世纪
韩国国民伦理学会顾问宋在云教授的发言就儒教精神与未来社会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儒教的为己之学因为要求所有人类要成为世界的主体，在此绝对不可能有利己主义的人间中心论。”儒教的基本精神就是彻底警戒自私自利之心，这种精神的再生或唤起才是世界化、信息化时代中全人类跟自然和平共存之路。“21世纪要成为依节制与协合而组成的人类和平时代是今天世界性的期望，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摆脱技术独裁，就要从以世界主体来确保人类出发，这就要发扬儒教的‘为己之学’所崇尚的精神。”
北京大学陈少峰副教授认为，21世纪现代社会技术文明对东方传统伦理的挑战将更加深刻，如克隆技术对人性自然的挑战就是一例。他指出从人性论的角度分析，社会技术文明进步是人性实现的一个重要内容，过去对人性的理解忽视了人性的整体性。技术的发展同时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然伦理形式，这就要求我们调适关于保存自己伦理传统的价值观，使伦理价值的追求与社会技术文明发展和谐共进。
徐州教育学院陈延斌副教授认为，“仁爱”学说在儒家传统伦理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而“仁爱”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正是通过家训、蒙学读物这种儒学的世俗化来实现的。传统家训中爱众亲仁、救难怜贫的“仁民”精神及爱惜物命、乐善好生的“爱物”观念以及行之有效的训导形式、方法，对于21世纪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及世界和平，对于协调物我关系、保持生态平衡都是极有裨益的。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的李启鹤教授和韩国体育大学的金益洙教授分别阐述了儒家学说中“敬”和“孝”的传统道德规范对21世纪社会发展的影响。李启鹤认为，“敬”是“孝”的本质，是“爱”与“严”复合成的情感，是一切礼的核心。儒家这种以人际关系为中心、从总体与部分统一的有机体论角度发展起来的“敬”的伦理规范在未来的21世纪社会中，作为人格的实体、伦理的中心和获得卓越智慧的认识论的根据，仍具有重要的价值。金益洙认为，自儒教传入韩国以后，忠孝思想对韩民族的生存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西欧思想的污染，“孝”的优秀传统逐渐衰退了。为此，就要从家庭、社会等方面对青少年进行“孝”道教育，以拯救道德在当今社会的退败。
陕西师范大学的李健副教授提交的论文紧扣当今社会的经济生活，比较了中国古代商人的儒商人格和中国现代企业家的德商人格这两种不同的伦理人格，指出前者适应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和封建制度，渗透着儒家伦理思想和精神；后者则置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着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及传统伦理的精华。然而德商人格并非儒商人格的断裂、抛弃或全盘继承，而是儒商人格的批判和超越，未来的发展，德商人格必将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家的伦理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