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之生态内涵诠释
杜龙鼎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生态语言学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并于近些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语言学科。由于它涉及生态学和语言学这两个极其重要的学科领域，所以很多人常常徘徊于二者之间而倍感扑朔迷离，对其中的生态内涵更是见仁见智。通过对生态语言学的生态内涵进行系统的疏理，可知生态语言学的生态与传统生态学的生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不同内涵：语义逻辑的生态，自然的生态，社会的生态，天人互动共生的和谐生态。旨在为该学科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多维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生态内涵；诠释
一、引言
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与工业技术、生产规模、经济增长、消费主义和资源争夺等相关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各个国家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的巨大变化。这个过程既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的共存体验，也是生命体相互之间的生存博弈。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逐渐抬头，到了20世纪上半叶，自然界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平均适容度已基本达到极限，20世纪中叶和下半叶，形势更是每况愈下，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其实，生态学这个概念早在1866年就已经被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说明那时的科学家对于生态问题已经极具前瞻性、预见性和敏感性。《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生态学”的定义是：“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005：1220）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其间的非生物环境所指称的范围极广、内容极丰。非生物环境从广义上讲就是非生命体的存在环境；从狭义上讲就是非自然环境，而非自然环境主要是指人类社会。根据百度百科，人类社会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相互交往共同活动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系统。在这一有机系统中，人是最核心的构件，而语言又是人的第一表征，所以，人与生态系统之间既有一条自然的生命纽带，又有一条社会的语言纽带。因此，语言是人类研究生态问题的工具和桥梁，同时，语言本身已成为生态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常江的这次倾诉，取得了母亲的信任。李峤汝从常江后来的信里判断，母亲可能也讲了自己的经历。这明显是一次交换，信任的交换。
二、生态语言学发凡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简称EL），又称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是由生态科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语言研究领域（范俊军，2005：110）。其实，除了生态语言学，还有诸如生态文学、生态社会学、生态翻译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教育学等与“生态”相关的学科，它们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生态的必然。从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逐渐用生态学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使得许多学科生态学化。语言生态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韩军，2013：107）。
生态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它的科学内涵还不为很多人所了解。对于非语言研究者，常常会感觉该学科玄而又玄、虚无缥缈，他们对生态语言学的学术价值也心存质疑。有鉴于此，国际生态语言学协会的中国区代表黄国文教授曾在多种场合、通过多种渠道向广大语言学习者和研究者阐述了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内涵。根据黄国文教授的解释，生态语言学是一个由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是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兴的语言学分支。它的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和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黄国文，2016：扉页）。
具体说来，语言自身的这一隐形生态就是语义逻辑生态。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也不能忽略这一生态，而是要研究语言与其语义逻辑生态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过程。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语言的文体特征，语言形式的存亡，语言表达的不断变化，语言措辞的优劣之分等，这些现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其外因是指语言系统与外界系统的兼容问题，其内因就是语言与自身的语义逻辑生态的互动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这一隐形的语义逻辑生态比它外在的自然和社会生态更加稳定。自然和社会每天都在变化，但是语言的语义逻辑一般只是悄然发生着缓慢的变化，常给人风过无痕的感觉。生态语言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正是要研究语言与其隐形的语义逻辑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虽然生态语言学产生于上个世纪，但是其兴起和发展却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在中国，生态语言学是在最近几年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从2016年开始，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黄国文教授让它的发展搭上高速列车，进入迅猛发展的轨道。2016年，黄国文在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同时创造了多个第一：在华南农业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生态语言学研究所、申请获批了国内第一个语言生态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主办了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组织了第一期生态语言学讲习班。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蒸蒸日上，各类成果如同雨后春笋般绽放。有人进行理论探讨，有人进行语篇分析，有人进行翻译实践，有人进行案例实操，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已经迈入一个全面发展的崭新阶段。
语言是人类认知的最重要载体，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也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最重要纽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进行多维度的界定：语言是符号，语言是工具，语言是载体，语言是媒介，如此等等。然而，在人的认知基础之上，语言其实是自成体系的，这个体系就是语言赖以存在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纽带。换言之，语言除了建构现实，还建构了一个隐形的语言生态系统。
三、生态语言学之生态内涵
因为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也是一个新兴学科，所以很多人会一直受到生态学的影响而基本不谙生态语言学的本质属性。要弄清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学的差异，就必须把生态语言学的部分构件从生态学的学科范畴中提取出来。我们只有彻底剖析生态语言学的“生态”二字，才能真正厘清生态语言学的“生态”与传统生态学的“生态”的本质区别，也才能让我们对生态语言学有更加系统和深入的了解。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生态”的定义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2005：1220）显而易见，这一定义完全是针对传统的生态学而做出的。生态语言学作为生态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它当然具有传统生态学的部分基因，同时也肯定具有和传统生态学不同的生态内涵。W.Trampe指出，语言、语言使用以及与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环境构成了语言的生态系统（Fill，2001）。这一关于语言生态系统的定义与传统生态学的生态系统定义确实存在很大的共性。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多样性，多种语言在系统中共存，并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周文娟，2012：56）。这一关于语言多样性的表述与传统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表述更显异曲同工之妙。然而，生态语言学的“生态”与传统生态学的“生态”在共享一些普遍属性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不同内涵。
令xzi为[xi-1,xi]区间内绝对误差最大的一点，易知此点处误差函数的一阶导数为0.设εs为相位相对误差的最大值，基于最佳一致逼近理论，并结合反正切函数的性质，则在端点xi-1与xi处误差也为最大值εs，由此可得出式(10)：
供应贸易部负责统一调度协调，做好稻谷检测，质量监控，场头运转和收获条田及品种流向日报表和信息平台数据记录。指导大队应用场头临储仓，负责大宗烘干和仓储入库。积极协同苏垦米业、苏垦物流等，做好仓储加工和物流营销等工作；做好对外调拨销售和苏垦米业及大华种业的品种对接调拨，形成水稻从种到销、由田间到餐桌的闭环全产业链。
（一）语义逻辑的生态
网络的出现拉近了人与人交流的距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和空间起到了延伸的作用，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教育者要在网络文化的背景下，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不断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
丹麦学者 JØrgen Chr.Bang、JØrgen DØØr（1993，2000）认为，语言环境就是包含意识—逻辑（the ideo-logical）环境、生物—逻辑（the biological）环境、社会—逻辑（the socio-logical）环境三个结构层面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生物层面、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环境复杂体（范俊军，2005：111）。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意识—逻辑环境在其根本上就是指语言自身的生态系统。虽然Haugen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但是他并未否认这一隐形语言生态系统的真实存在。相反，他对此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Haugen将语言生态一分为二：心理学意义上的语言生态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语言生态（蔡永良，2012：213）。
凡是提到一门学科，我们对它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模式是不能不谈的。奥地利生态语言学家Fill（1998，2001）多次提到，生态语言学研究有两个模式，一是豪根模式(Haugen，1970、1972)，另一个是韩礼德模式(Halliday，1990)（黄国文，2017：586）。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Haugen（1971）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概念，他在《语言生态学》中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1990年，M·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告诫语言学家不可忽视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他的报告促使语言研究者对语言和环境问题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即把语言和语言研究作为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从而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的另一研究范式（范俊军，2005：110）。这两种研究模式一直被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奉为圭臬。1993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A·Fill出版了《生态语言学引论》，对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范俊军，2005：111）。
其三，从其所处的“位置”来看，他们直接面对老师与学生，他们是学校教学、科研和育人的排头兵，他们的能力如何，德性怎样，最受师生关注。在高校，尤其是“教学型”或者是“教学科研型”的地方大学，其“主业”就在于培养人才。何况就任何大学来说，大学的竞争就等于学生的竞争；大学的竞争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学生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说“学生培养质量是大学核心竞争力”是恰到好处的[3]。作为育人基本“单元”的院(系)，它的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和学生工作的“终极目的”就是人才培养，而院(系)和其他部门的中层管理者，正是人才培养一线的“排头兵”，他们的优劣，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所高校的“成败”。
（二）自然的生态
功能派语言学家一般都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在于建构现实。语言所构建的话语和“故事”（Stibbe，2015）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也影响了整个生态系统（黄国文，2017：586）。人类是在生产劳动中得到进化的，也是在生产劳动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最初的生产劳动是人和自然界直接和纯粹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语言。语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效率和效果得到了大大提升，也因此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劳动的效率。人最开始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但是劳动、语言和交流把他们从中提炼了出来，使之成为大自然范畴之外相对独立的一个群体。
依托北川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发展马铃薯精深加工业。只有深加工才能使马铃薯生产有高的附加值，最终使农民真正受益，从而推动马铃薯生产。发展马铃薯精深加工业是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迫切需要多方引资，吸引从事马铃薯精深加工、开发的企业落户大通，以加工为龙头来带动整个马铃薯产业的发展，这是大通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豪根的论述指明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但是这并不能说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唯一对象。Haugen所指的“环境”，其概念与“语境”有类似之处，是指语言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蔡永良，2012：213）。虽然社会文化大背景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语境，但是从根本上脱离了自然界的社会环境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豪根所言只能说明社会环境是语言的直接语境，语言间接语境的内涵和外延实在是至深至广。其实，豪根所说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已经埋下了伏笔，因为“文化”本身就包罗万象，而这个“大背景”所涵盖的范围更应该能囊括一切。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谈生态语言学的社会生态内涵，刚才的论述只是想说明社会生态不是语言所处的唯一生态，就连世界著名的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也不认为社会环境是语言的全部语境。前面已经讲过，生态语言学研究有两个基本模式，一个是豪根模式，另一个是韩礼德模式。豪根模式把语言生态学作为一种隐喻来看待，而韩礼德模式则把语言当作社会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黄国文，2017：586）。
如果只是为了生存，人和自然只需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之上保持相对平缓的基本互动。然而，随着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人类在认识世界之后还想改造和征服世界，在背后支撑着这种企图的也正是人类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这从《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即可见一斑。语言虽不足以开天辟地，但它却足以改天换地。因此，语言对人和自然生态的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生态语言学，一种粗浅的解释就是：语言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为我们的所思会影响我们的所为，所以语言会致使我们去毁坏世界或鼓励我们去保护世界。那么，生态语言学的使命就是去批判那些致使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语言形式，同时又帮助搜寻那些鼓励人们保护自然界的新的语言形式（Stibbe，2015:1）。有鉴于此，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语言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生态语言学的自然生态内涵。
（三）社会的生态
作为生命体的一种形式，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但是，人类是生命体的一种高级形式，所以人在自然环境之上又构建了一个社会环境。在社会环境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Einar Haugen，1970、1972）把语言和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的关系比喻为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语言生态学要研究的就是“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 between any given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ments）。豪根在这里所说的“环境”是指“使用某一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the society that uses a language as one of its codes）（黄国文，2016：扉页）。
此外，我们都知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中的一个显著特征，那么，生态语言学在研究语言与自然生态的互动过程中也必须要关注并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在米尔豪斯勒看来，语言的多样性“反映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复杂环境状况的适应性”（范俊军、宫齐，2004:10）。语言与生态是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关系，不同的语言记录和影响着不同的生态，不同的生态也承载和滋养着不同的语言。所以，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和保护濒危语言是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在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能够做出且应该做出的重大贡献。
虽然社会环境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语言的唯一语境，但是它一定是语言最重要的一个语境，因为社会环境是人类最直接的生长和活动环境，是语言最直接的使用场所，也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交流的最大平台。因此，社会的生态是生态语言学的生态内涵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同时，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研究语言与人类社会的互动。
（四）天人互动共生的和谐生态
人类同时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也同时与自然和社会频繁地互动着。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人类最初的、最根本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在生存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类有了其他需求，其中最根本的两个需求就是：提高生活水平、认识和改造世界。在满足和实现这两个需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开始出现：首先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然后是人与人的矛盾，最后是人类社会的混杂矛盾。这些矛盾之中最为严重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人类自身发展的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人们渴望和谐的生态环境，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也在积极寻找各种途径以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王晋军，2007:53）。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语言与生态的的深层次关系并构建出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已经变得迫在眉睫，因此，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完全大有可为。
其实，要想保护生态环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少人与环境的互动频率。也就是说，人类应该多去认识世界，而少去改造世界。我们要少些向大自然索取，多些关爱和保护。但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不可能彻底化解的，我们只能走一条折中的道路去寻求和谐共生。
国际生态语言学协会中国区代表黄国文教授在2016年的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上率先提出了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因素相结合，突出语言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也突出话语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和谐（黄国文，2017：588）。黄国文教授（2016，2017）曾论述说，保护环境不等于不发展，我们既要保护环境，又要合理利用资源，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才能和谐，环境也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因此，生态语言学的另一个生态内涵就是天人互动共生的和谐生态。根据黄国文教授（2016，2017）对于和谐话语的解析，这里的生态不仅指自然生态，也包括社会生态。这也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在其本质上就是天人和谐。人类既要与自然和社会互动，又要注意到彼此的共存双赢。作为研究语言与生态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生态语言学的一项中心任务就是要研究和构建和谐生态话语并努力达到人类与所处生态环境的最大和谐。
在21世纪的今天，生态问题日渐突出，全球化视野下的生态保护更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顺应时代的呼唤，产生已久但沉睡多年的生态语言学猛然醒来，生机顿展，历久弥新，快速步入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轨道。作为语言学习者和研究者，我们一定要心存生态意识，怀揣生态理想，让语言在健康、稳定与和谐的生态环境中绽放和盛开。作为生态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生态语言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构建一个语言与生态良性互动的最优模式，并最终维护和促进人类与生态的共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Fill,A.Ecolinguistics—State of the art 1998[A].In A.Fill & P.Mǜhlhä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C].London: Continuum,2001.
[2]Stibbe,A.Ecolinguistics: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London: Routledge,2015.
[3]蔡永良.关于“语言生态学”[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4]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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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外语,2016,(1).
[8]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现代外语,2017,(5).
[9]王晋军.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域[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
[10]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周文娟.现代生态语言学的回顾、反思及本土化探索研究[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Interpreting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in Ecolinguistics
Du Longdi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
Abstract : Ecolinguistics is a language discipline which arose in the 1970s bu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Owing to the fact that it involves the two extremely important disciplines—ecology and linguistics, many people are always wandering between the two, feeling far too complicated and confused, and hold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it. In view of this, the present paper is about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and interpret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ecolinguistics, aiming to provide its learners and researchers with multidimensional views and helpful references.
Key words : ecolinguistics; ecological connotation; interpreting
作者简介 ：杜龙鼎，男，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
标签：生态语言学论文; 生态内涵论文; 诠释论文;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