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晋论文,情结论文,人士论文,理极滞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代名士嵇康于曹魏景元四年（263）被害。 被害直接原由一是他为吕安辨冤，触犯人面兽心的“相国掾”吕巽；二是因态度高傲，开罪名门公子司隶校尉锺会。而“相国”者司马昭也，时正大权在握，加紧准备篡政。吕巽“有宠于司马文王”（《魏志·杜恕传》注引《世语》），锺会亦为司马昭心腹，遂进谗言诬陷嵇康。嵇康被害的根本原因，则是他为人正派，对司马氏的篡权阴谋和杀戮异己深为反感，又加他原为曹氏皇室姻亲，政治上颇为司马昭所疑忌，以致横遭杀害。嵇康被害，为司马昭严重恶行之一，是对于时代文化精英的摧残，是司马昭“莫予于毒”黑暗凶残本质的暴露。此事当时即极不得人心，事后嵇康更受到人们长久怀念。尤其在两晋，对于嵇康之怀念心祭，竟成为当时重要文化现象，成为一大批知名人士一个难以化解的情结。研究此一情结，对于深入了解两晋士人心态和文化精神演变，颇具意义。
嵇康被害一事，其无辜受祸性质极为明显，以故当时除司马昭及其鹰犬外，社会同情全在嵇康一边。史载：“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喻解，一时散遣。”（《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又载：“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世说新语·雅量》）如此众多人士起而公开表态，并以“随康下狱”“请以为师”的强硬方式，来声援解救嵇康，可谓兹事亘古未闻。嵇康受到如此众多人士以如此激烈方式的支持，也表明了他作为一代名士的个人魅力非常强大。不过这种出于人类良知的支持声援，在怀着黑暗心理的司马昭面前，无疑难以奏效。实际上，这种支持声援，不但不能救助嵇康，而且适足以速嵇康之死。因为司马昭从中看到了嵇康的社会影响力有多么巨大，使之对嵇康的潜在力量怀有更大的恐惧。
司马昭虽然以野蛮手段消灭了嵇康的肉体，却无法消灭嵇康的精神。最初的怀念就发生在嵇康被害之魏末，怀念者即是嵇康知友向秀。秀撰《思旧赋》，所谓“旧”，即指嵇康。赋有序，为文学史上名篇，兹不赘引。要之，序中对嵇、吕二人之“才”之“志”之“心”，皆予称扬，而对于嵇康“临当就命”的镇定自若表现更表钦佩。序中又“追思曩昔游宴之好”，表示了对故友的深情怀念。赋中写出一片凄厉情绪，哀婉动人。此赋之作，在向秀赴洛阳见司马昭途中，“余将西迈”即指其行。向秀到洛阳见司马昭，其事由及过程据载：
……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说。（《世说新语》注引《向秀别传》）
向秀原是竹林七贤之一，玄学修养甚精，向秀对于嵇康夙敬佩，康好锻铁，秀即为之佐排。锺会往访嵇康，秀亦在场。自某种程度上说，向秀亦一嵇康追随者。康被害后，作为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的好友，向秀肯定受到极大压力，他的“乃应岁举”，当是不得已而为之。关于向秀应举时间，《向秀别传》云“诣大将军”，而司马昭由“大将军”转拜“相国”，在景元四年十月，见《晋书·文帝纪》；又赋序云“寒冰凄然”，可知应举并赴洛时间，当在其年十月，亦即在嵇康被害当年（263）不久。按一般情况，州、郡“岁举”人士颇多， 且未必为重要人物，以故未必皆能受最高统治者接见。向秀于此时间受到荐举并受“大将军”亲自接见，意味着他事实上早被司马昭注意，此行的实际意义绝非一般性人才荐举，而是强迫他向司马昭当面作出政治表态。看来向秀性格上有其弱点，在司马昭淫威逼迫下，不得不屈服，以“不达尧意”云云，表示愿意改变态度，接受在司马昭之下任职，以致司马昭及其部下们“一坐皆说”。然而高压下的表态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一切问题，相反，向秀内心的痛苦悲伤更加深切。《思旧赋》即是他内心思想情绪的真实表露，他对于嵇康的友情与景仰，是永远不能消除的精神存在。“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深深悲愍发自肺腑，表明他对挚友的深长思念，故国《黍离》《麦秀》之思，又暗寓对司马氏篡政的不满。这才是向秀真正的态度。《思旧赋》虽然写得较为含蓄，且如鲁迅指出“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甚是短小，未予发挥，似乎意犹未尽，但是应当理解到，此赋的写作，是在严重政治恐怖气氛之下进行的，向秀在即将晋见司马昭前夕，特地“经其旧庐”，作此“思旧”之赋，本身便是一件颇冒险的行动，表现出相当的勇气。须知当初嵇康被下狱，当作口实的也就是吕安的一封稍含不满之词的书信。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况有此“思旧”之赋乎！以故此赋实在是向秀在赴洛见司马昭（此行意味着屈服）前的内心独白，是向故友英魂求得理解的心祭之文。此为嵇康遇害后仅数月产生的怀念之赋，是表现“嵇康情结”文学作品之第一篇。
嵇康被害之后仅二年，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即通过“禅让”，全面夺取政权，建立了晋皇朝。此时司马昭已被追尊为“文帝”，其作为本朝“先帝”神圣地位已正式确立。在西晋皇朝体制下，有关司马昭的种种表敬及避讳规制，亦得以正式推行。即如在称呼问题上，便不得直言司马昭之名，须称庙号，凡称“昭”之人名，皆须讳改，吴国人韦昭亦须改称“韦曜”（见陈寿所撰《三国志·韦曜传》等），甚至历史上王昭君亦须称作“王明君”（见石崇所撰《王明君辞》等）。任何对于“先帝”司马昭的不敬，此时皆意味着对“今上”的冒犯，对“皇统”的不忠，此不言自明。然而即使在如此政治大背景下，人们却仍未“忘却”被司马昭所杀害的嵇康。纵观西晋五十年，不断有人在触犯禁忌，言及嵇康，以或明确或隐晦的方式，念念不忘嵇康，而态度中包含着肯定和赞美。
西晋人士怀有“嵇康情结”者，除向秀外，尚有山涛、王戎、夏侯湛、陈寿等。先述王戎。据载：
王戎曰：“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容止》）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王戎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发表此类言论时间，无从确考，要在西晋前期晋武帝世。自其所说内容看，则既有关于嵇康品德修养的赞颂，亦有关于嵇康风度容止的叹美，以及本人与嵇、阮等人一段亲密交情的回忆。总之这些言论足以表明王戎对于嵇康的敬仰与思念。关于第三则所记，内容不尽可靠，《世说》注引《竹林七贤论》曰：“俗传若此。颍川庚爱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文康”为庚亮字，作为出身世族的东晋大臣，所辨或有一定依据。然而即使庚亮之辨属实，此则内容为“江左”“好事者”所造，亦适足以表明江左人士对于嵇康等“七贤”的“伤逝”心态。“情结”所在，方有“好事者”出而“为之”。
再述山涛。据载：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世说新语·政事》）这里有对嵇康容止风神的赞美，更有对于康子嵇绍的荐举。山涛其人，亦“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等为“忘言之契”（《晋书》本传）。山涛曾举康自代吏部郎一职，而嵇康拒绝，并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剖述出处问题上见解。山涛虽亦“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晋书》本传），但他四十岁后出仕，颇得司马氏信用，以致与嵇康等产生分歧。不过尽管存在分歧，彼此友谊并未根本动摇，以故“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本传）可知事实上嵇康对于山涛为人，始终信任不疑，所以临终托孤于山涛。而涛亦不负故友信任，始终在为嵇绍前程着想，“为君思之久矣”，话语中蕴含的感情份量，可谓一语千钧！又据王隐《晋书》载：“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发诏以为秘书丞。”（《世说新语》注引）可知由于嵇康之事，当时其他“选官”皆“不敢举”嵇绍，而山涛出面荐举，这是颇冒风险的。从嵇绍方面看，他初受举时，颇存疑虑，“绍惧不自容，将解褐，故咨之于涛”（《世说新语》注引《竹林七贤论》）。嵇绍作为“罪人”之子而受到荐举，此时不能不存有疑惑，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山涛，请教指陈利害，决定去取；由此亦可见嵇绍对于山涛的信任。要之在荐举嵇绍一事上，山涛的表现是颇值得称道的，而他的基本出发点即是要不负嵇康。其心苍天可鉴！
王戎、山涛二人，品德或作风上各有瑕疵，此为事实。但二人（尤其是山涛）在对待嵇康问题上的表现则颇著信义，他们虽皆不敢言及嵇康之死，更不敢涉及司马昭等加害于嵇康，但都正面赞美嵇康，思念嵇康；当时如此言行，实际上已经触犯大讳。
再述夏侯湛。湛为西晋著名文士，诗文皆擅，尝与潘岳同游，洛阳人称“连璧”。湛曾祖为曹魏名将夏侯渊，故与曹魏皇室有亲，或许因此之故，他在西晋仕途偃蹇，仅备位郎署，时人咸以为屈。夏侯湛的“嵇康情结”表现颇特殊。所撰《猎兔赋》，述田猎驰骛过程甚详，而赋末则作：
息徒兰圃，秣骥华田。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游哉游哉，聊以永年。
按此前四句皆出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第十四章，为袭用成句甚明。夏侯湛于此盖别有用心，其意恐与本人身世及遭遇有关，以袭用嵇康诗句，曲折表示内心不满愤慨。
再述陈寿。嵇康被害时，陈寿尚在蜀汉。蜀灭数年后，入洛为著作郎，撰写《三国志》。书中不为嵇康（及阮籍）设传，唯于《王粲传》中述“建安七子”之后，附说数语：
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此又西晋前期人慎言嵇康事一例。所写“坐事诛”三字，既无致死事由，亦无有关人名（如吕安、锺会、吕巽、司马昭），甚浑沦含糊。然而此外所说“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皆正面赞颂语，显示陈寿对于嵇康实颇景仰心仪。夏侯湛、陈寿情况与前三人不同，他们与嵇康本人并无交往过从，无直接关系。尤其是陈寿，可以说完全是局外人。但他既欲撰写三国“信史”，即难以回避嵇康问题。他深知此事利害，为此他表现谨慎，文章极简略，且对敏感问题不措一语；然而他也不禁要为嵇康的才情、风神表示赞叹，因为他毕竟是一位“事多审正”（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明乎得失”（《晋书·陈寿传》）的史学家，他要对历史负责。
在西晋政权盛时谈论嵇康，无疑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此上举诸人有关言论也就显得颇为态度谨慎，尤其不谈嵇康之死问题。然而无论如何谨慎，人们在言及嵇康，思念嵇康，“情结”的存在不容置疑。在以上五人中，向、王、山三人“情结”表现比较强烈，此可以从他们与嵇康的个人关系密切得到解释，他们原是嵇康故友。而向秀与王戎、山涛之间，亦存在微妙差异，即向秀的“情结”以悲悼为主，王戎、山涛的“情结”以赞颂为主。表面看，王戎、山涛公然发表赞扬嵇康言论，为之高唱颂歌，胆量显得甚大。此中实有原因，主要是王戎、山涛处境与向秀完全不同，二人政治上皆深得司马氏信任，在魏晋之交政治斗争关键时刻，山涛曾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中郎，王戎曾为司马昭相国掾，堪称心腹，以故二人以功臣身份入晋，政治地位甚高，且颇稳固，山涛历任吏部尚书、尚书仆射、侍中、司徒等，王戎历任预州刺史、光禄勋、太子太傅、中书令、司徒等。晋武帝司马炎对二人皆颇优宠，王戎曾因受贿为司隶校尉所纠，得帝亲自出面袒护，终不加罪；山涛更是数次受到司马炎优渥表彰，待若先辈元老，事皆见《晋书》本传。以故二人有恃而无恐，发言议论也就较少忌惮。至于夏侯湛、陈寿二人，“情结”表现比较隐晦，原因则是二人并无政治实力，更无靠山，对于政治敏感问题自然需要小心处理，谨慎表态；又二人与嵇康本无特别关系，以故感情色彩相对淡薄一些。不过也正因此，夏侯湛、陈寿的“情结”就更值得重视，他们官职稍低，主要身份是文士，地位更接近于百姓，他们只凭个人的是非感和道德心来对历史作出判断，所以他们的好恶爱憎，也就更能代表社会良知，代表民心。
西晋皇朝只维持了五十年，便在“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未寿而正寝。紧接着的便是僻处江左的东晋皇朝。东晋士人的“嵇康情结”并未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断绝，相反有增无已，主要表现为涉及人数的增多和情绪力度的加大。人数增多和力度加大的原因，无非是因在西晋毕竟存在政治忌讳，“嵇康情结”没有得到应有的释放和宣泄，而东晋的社会政治环境，则较有利于这种释放和宣泄。东晋政治环境的最大特点，即是司马氏政权虽得延续，但皇室的衰落式微极为显著。东晋百年中，实行的是典型的士族政治，王、谢、桓、庚等大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控制着朝政。强臣执政，皇室缀旒，甚至皇帝被撤换，此在东晋司空见惯。司马氏皇室也尝到了其祖先曾在曹魏后期所干过的勾当的滋味。当时朝野某些人士，对于西晋覆亡这一重大事态不能不有所反思，对于西晋政治得失也颇有检讨。既有反思和检讨，便不能不涉及皇室的政策和行为，同时也不免要涉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祖”的行为。如此追根溯源的结果，只能增加人们对司马氏父子当初阴谋篡政、杀戮异己行为的憎恶。据载：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世说新语·尤悔》）
这是两位大臣与皇帝之间所作反思和检讨。丞相王导直叙司马氏父子当年种种恶行，包括大逆不道弑君之事在内，使得明帝听了竟羞愧难当，无颜见人！自王导能够在皇帝面前“具叙”司马氏祖先种种恶行来看，司马氏皇室权威的沦落确已够惨，并且也证实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此事在西晋绝无可能，即使如丞相三公者流，亦断不敢当着君面“具叙”帝室先祖丑恶。此则记载，实表明东晋政治忌避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在程度上已不能与西晋相提并论。皇室威势既已去，政治忌避亦已减小，在此背景下，“嵇康情结”遂更形发展。连“高贵乡公事”都可以谈论，嵇康事有何不可说？
这里首先要说及的还是王导。据载：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婉转关生，无所不入。（《世说新语·文学》）
此则本意在言王导玄学修养深湛。所说“三理”，皆玄学重要命题。然而三理之中，前二理皆嵇康首先提出并予辨析论证，见其所撰《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王导“止道”此三理，表明他对于嵇康（以及欧阳建）思想著作的喜好和熟稔。王导既“止道”此三理，则亦不能不“道”及嵇康。刘孝标注此则，即引出嵇康名字及相关著作要旨，表明凡道此三理，必连带道及嵇康。王导对于嵇康及其玄学理论的爱好，标志着“嵇康情结”已感染到了这位丞相。联系到上述王导对明帝说“前世”之事，可以推想，他在所“具叙”“诛夷名族”项内，无疑亦“叙”及杀嵇康事，因嵇康为魏末名士中最著名者。
其次应说李充。充为东晋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有诗、赋、文等，所撰《翰林论》，为文论史上重要著作。李充有《吊嵇中散》文，文中对嵇康极表景慕：
先生挺藐世之风，资高明之质。神萧萧以宏远，志落落以遐逸。忘尊荣于华堂，括卑静于蓬室。宁漆园之逍遥，安柱下之一得。寄欣孤松，取乐竹林；尚想庄蒙，聊与抽簪。……嗟乎先生！逢时命之不丁。冀后凋于岁寒，遭繁霜于夏零。灭皎皎之玉质，绝琅琅之金声。援明珠以弹雀，损所重而为轻。谅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营。
文章清切沉着，悲风萧瑟，在赞颂嵇康“邈世之风”及“高明之质”同时，亦对其死于非命深表痛惜。文中谓嵇康“遗大以出生”、“殉小而人死”，“援明珠以弹雀，损所重而为轻”，此处表现出对嵇康被害一事理解尚欠深刻，虽指吕巽、锺会等为“雀”，却以为嵇康与之计较，事有不值。不过此为嵇康身后第一篇吊文，文中不仅赞美嵇康，且明确为嵇康之死鸣不平，此点已经超越西晋诸人。李充又有《九贤颂》，“九贤”指汉魏间九位名士，包括郭泰、管宁、陈寔、华歆等，亦含嵇康。这些人物或服膺儒术，或宗奉道家，思想倾向不尽一致，但有一共同点，即皆以“有道”、“懿德”闻。李充对“九贤”礼赞有加，谓其“慧心秀朗”、“履信依仁”、“诞纵淑姿”云云，就中以对嵇康赞颂最高，谓：“肃肃中散，俊明宣哲；笼罩宇庙，高蹈玄辙。”其措词之高，无以复加。李充在二篇作品中写及嵇康，此点亦颇说明嵇康在其心目中崇高地位。需要指出一事，李充曾任王导丞相掾，其“嵇康情结”之形成，可能受到王导相当影响。
其次又有孙盛。盛年寿颇长，生活年代自西晋末直到东晋中期，先后曾任陶侃、庚亮、庚翼、桓温等大臣掾属，官至长沙太守。他是东晋前、中期著名学者及史学家，撰有《魏氏春秋》、《晋阳秋》二部重要史书。在此二书中，孙盛述嵇康事甚详，有关嵇康生平、思想、作风，皆有所载。而对于嵇康得罪及罹祸经过，更有具体记述，文多不能全引，归纳言之，则有以下五事：（一）“……（锺）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二）“大将军尝欲辟康，康……避之河东”；（三）“山涛……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四）“（吕）巽淫（吕）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五）“锺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应当说，关于嵇康被害的有关人、事及其过程，皆已写出，司马昭（“大将军”）及其走狗锺会、吕巽等的丑恶面目，亦已暴露无遗。由于《魏氏春秋》原书已散佚，此段文字，今存于《三国志》裴注之中，附于《魏志·王粲传》内。以孙盛此文与陈寿《魏志》写嵇康之文相比照，则成明显差异：孙文详而陈文略，篇幅相差几三十倍；孙文态度明朗而陈文态度隐晦，读孙文则全部事态基本皆已明白。今存有关嵇康的最早较详史料，主要出自孙盛之手，由此不妨说，孙盛为嵇康事迹传世之大功臣。当然，与王导对明帝所“具叙”内容相比，也许孙盛所纪并不更多，但王导只是口述，孙盛则是文字记载，故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孙盛能够做到此点，当然与前述东晋政治忌避减少，大气候宽松有关，同时亦是他坚持史家直书传统表现。《晋书》本传谓孙盛“《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又载他为写东晋当代史事，竟不怕开罪大军阀桓温，即使桓温发出威胁，仍坚持不肯改写。此亦见其“良史”本色。
与孙盛先后大略同时之西晋末东晋初史学家，尚有王隐、虞预、朱凤三人，皆撰有同名《晋书》。三书皆已散佚，今仅存佚文，自佚文观，王隐、虞预二家皆有嵇康传，然所存文字不多，不及孙盛《魏氏春秋》所写详尽；朱凤之书则佚文更少，已无关于嵇康文字。总观孙、王、虞、朱，四家所撰魏晋历史著作，至少有三家为嵇康立传，而且基本倾向明确，皆持批判司马昭、锺会、吕巽立场。可知至西晋末东晋初，有关嵇康之历史是非，大体上已形成社会共识，一般史家亦有定论。司马氏皇统的存在，对于此时一般史学家已经不起很大制约束缚作用，此点与西晋初陈寿情况有根本不同，故不必隐晦其事浑沦其词了。
其次应说及孙统、孙绰兄弟。二人实孙盛从兄弟，皆孙楚之孙。统、绰二人，为东晋前、中期著名玄言诗人，名声不小，王羲之兰亭雅集，皆为坐上客。孙绰有玄学论文《道贤论》，文中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而以帛法祖方嵇康。其词曰：
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锺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
按帛法祖本姓万，少发道心，出家于长安，研习佛经，妙入幽微，为西晋名僧。惠帝末，中原大乱，遂依秦州刺史张辅，辅令法祖反服还俗，任己僚佐，法祖不允，由此构隙，又受管蕃所诬陷，终于被害。帛法祖才情经历，颇似嵇康，方之颇为切合。而文中称之为“二贤”，又赞扬其“俊迈之气”，同时又斥管蕃、锺会起衅、作祸，是非分明。作为玄学家的孙绰，颇致力于儒道佛之融合，所撰《喻道论》中明确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以名僧与名士相比拟，其意皆出于赞颂甚明。东晋时期援佛入玄风气甚盛，为东晋玄学重要特色之一，孙绰的做法，实为嵇康情结在东晋的特殊表现形态，带有明显东晋时代特点。
孙统言及嵇康文字，据《陶渊明集》所收《集圣贤群辅录》“七贤”条云：“袁宏、戴逵为传，孙统又为赞。”知统曾撰《七贤赞》。查今存孙统文（《全晋文》卷六十），不见此赞，盖已佚，据此又知戴逵亦曾撰《七贤传》，然亦不存，唯知有其事而已。
其次应说及袁宏及其妻李氏。宏为东晋中期著名文士，所撰《东征赋》《三国名臣序赞》等，文章绝美，颇收时誉。宏有《七贤序》，为所作《七贤传》序文，今存仅有阮籍、嵇康、山涛三则，其序嵇康曰：
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致自高，故伤之者也。
这里首先说嵇康“最为高绝”，推崇备至。然后说嵇康罹祸原因，为“直致自高”，意谓高者易折也。此虽未指名司马昭、锺会者流，实际上已表达了对于置康于死地的势力的否定。袁宏《七贤传》，实即《隋志》所著录《名士传》中一部分（据严可均说，见《全晋文》卷五十七）。而关于《名士传》，有记载谓：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世说新语·文学》）
可知袁宏撰《名士传》，是受了谢安的启发，其中不少素材可能即自谢安处听得。谢安身为太傅，位高言重，对于“江北事”包括魏末之事持论稍为谨慎，不愿公开发表，只在非正式场合“与诸人道”，且自谓“特作狡狯耳”，意为“讲讲笑话罢了”。不过无论公开不公开，“狡狯”不“狡狯”，谢安总是“道”过“江北事”，然后由袁宏写出。所以看来谢安同样也熏染上了“嵇康情结”。
袁宏妻李氏，撰有《吊嵇中散文》。其文曰：
宣尼有言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自非贤智之流，不可以褒贬明德、拟议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为人，可谓命世之杰矣！观其德行奇伟，风韵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若夫吕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钟会者，天下之恶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恶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显。夜光非与鱼目比映，三秀难与朝华争荣。故布鼓自嫌于雷门，砾石有忌于琳琅矣！嗟乎，道之丧也！虽智周万物，不能违颠沛之难。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怀；检乎迹者，必以纤芥为事。慨达人之获讥，悼高范之莫全；凌清风以三叹，抚兹子而怅焉！闻先觉之高唱，理极滞其必宣；候千载之大圣，期五百之明贤。聊寄愤于斯章，思慷慨而炫然。
吊文对于嵇康推尊诚服之意，又过于袁宏之文，“德行奇伟，风韵劭邈”，“达人”，“高范”，“可谓命世之杰矣”，所下皆极高级赞语。连及吕安，亦以为是“良友”。对于钟会，则直斥之为“恶人”。吊文又以为嵇康对于吕安及钟会之态度亦极正确，因为“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恶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显”。文末对嵇康之死极表痛悼愤慨，而“闻先觉之高唱”四句，明白表示要翻此冤案，历史必将作出公正判断。在嵇康之死此一敏感而激动人心话题上，东晋文士颇有所说；然以是非之鲜明、态度之强烈论，则李氏此文超过李充《吊嵇中散》文，亦超过其夫袁宏《嵇中散赞》，为东晋一代之最。而文章本身亦流贯畅达，气韵充盈，骨力强劲。不意闺阁之中，竟有此义肝侠胆奇女子！
由李氏而应说及另一位才女谢道韫。道韫才情，世所盛传。而亦撰有《拟嵇中散咏松诗》：
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腾跃未能升，顿足俟王乔。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摇。
说不尽的嵇中散！而且作者又是一位闺阁中人！不过此诗非直写嵇康故事，而是“拟”嵇康之作。所拟者实为嵇康《游仙诗》：“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摇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锺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梧桐。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嵇康之诗咏神仙，实咏本人出世“长与俗人别”理想。谢道韫之诗题虽作“咏松”，实亦咏嵇康生不逢时，“大运”不济。而前半“遥望”“瞻彼”云云，比兴之中充满景仰企羡之情。此诗表现出谢道韫强烈的是非感和豪杰气。
最后应说及东晋末著名艺术家顾恺之。恺之以“三绝”名世：“画绝，文绝，痴绝。”（《世说新语》注引《文章志》）恺之与嵇康亦颇有因缘，首先他爱好嵇康诗，并为之作画，曾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世说新语·言语》）所云“手挥”“目送”二句，出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之十四），此语既道出绘画中形似神似关系，得丹青艺术真谛，亦表明恺之为嵇康真知音。其次，恺之又曾以己赋比嵇康之赋：
恺之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晋书》本传）所谓“嵇康琴”，当指嵇康《琴赋》（《世说新语·文学》亦载此事，正作“嵇康《琴赋》”）。恺之以己作《筝赋》与嵇康《琴赋》相比较后，认为可能得到两种评价：一为“不赏者”评价，因己赋比嵇赋后出，所以将被“相遗”（即“不取”之意）；一为“深识者”（即“赏者”之意）评价，将因己赋“高奇”而被“见贵”。由于顾恺之是在以嵇康作品为样板来作对比性评估，所以其“高奇”评语，实亦自嵇康《琴赋》发出。恺之本人之意，当然是后一种评价，亦即他的《筝赋》可与嵇康《琴赋》相埒，同是“高奇”之作。可知顾恺之至少在辞赋创作上，自拟于嵇康。谢道韫、顾恺之的表现，说明“嵇康情结”至东晋后期，已由对于嵇康的人物仰慕、冤狱同情，扩展而及于作品模仿和比附。
至于《陶渊明集》中所见《集圣贤群辅录》，其中有“竹林七贤”之条，亦有嵇康之名。然此“录”是否为陶渊明所撰，颇存疑问，姑置而弗论。以上缕述东晋“嵇康情结”，所涉及人物有王导、谢安等朝廷首辅，亦有如王隐、虞预、孙盛等史学家，尚有如李充、孙绰、孙统、袁宏、戴逵等文士，更有如顾恺之这样的艺术家，甚至还包括袁宏妻李氏、谢道韫两位女作家，诚可谓各界人士，皆在彀中了。“情结”的传染力，不可谓不强！
司马氏父子于魏末杀戮异己颇多，而最令人愤慨扼腕切齿者莫过于杀害嵇康。嵇康受到自向秀直至顾恺之如此众多人士同情缅怀，非偶然也。除了案情本身显为无辜蒙冤受害外，更重要的是嵇康为人，魅力巨大，在当时以及两晋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名望声誉。
嵇康其人，颖慧过人，学不师授，博洽多闻，工诗文，才名早播；在魏末玄学潮流中，他是中坚人物之一，其思理精微，妙绝时人；他又善音律，为当时最著名音乐理论家及演奏家；他又是一位造诣甚深的书法家，据唐代张怀瓘谓：“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书断》）他又是画家，据载，唐代尚存其两幅作品《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要之，嵇康是位全能式才士，此其魅力所在一。嵇康又是美男子，史载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世说新语·容止》；“（康）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世说新语》注引《康别传》）嵇康相貌被誉为“龙章凤姿”，此为最高级赞语，可知时人心仪推许到何等程度。按“容止”为汉末兴起的人物品鉴之一目，备受魏晋士子重视，名士领袖如郭林宗等，皆以“容貌魁伟”（《后汉书》本传）为人所仰，以为容止中可见风神。所以时人看嵇康，“正尔在群形之中，便知非常之器”（《康别传》）。此其魅力所在二。当然，嵇康魅力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人格。山涛谓“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此非仅形容其外表，实亦概括其品格：高洁，正直，孤傲，独立特行。孤松独立，作为理想品格象征，在刘桢等文士笔下，早有歌咏赞颂。其所体现的孤高精神，向为汉魏以来名士所崇仰追求，并成为汉末以来人物品鉴中最受推重品格。汉魏间清流名士，大率如此。如汉末“三君”之首陈蕃，“性方峻，不接宾客，士民亦畏其高”（《后汉书》本传）；“三君”之一窦武，“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后汉书》本传）；“八俊”之首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世说新语·德行》），等等。嵇康孤高人格，正与诸清流前贤略同；而其表现则主要是与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颇有“抗节王侯”之风。总之，嵇康天才卓出，“风姿清秀，高爽任真”（《北堂书钞》引臧荣绪《晋书》），又独立特行，其风采魅力，实汉末以来诸名士所难伦比。加之其悲剧结局，更增添人们无限景仰同情，遂成为诸多士子包括闺阁中人的偶像式人物。此为“嵇康情结”产生之基础及出发点，诚如袁宏妻李氏《吊嵇中散文》所云：“理极滞其必宣”！而两晋“嵇康情结”的不断发展及演变，自以上所勾勒大致脉络中可知，亦已成为不同时期时势变易人心趋向和文坛风尚的晴雨表。由于嵇康事件为司马氏一手制造，所以在两晋时期，它作为一“本朝”事件倍受人们关心，“嵇康情结”遂不绝如缕，无法割断。到了两晋之后，虽然叙说、题咏嵇康者代不乏人，但因“本朝”事件已经变为历史事件，政治忌避又已完全不存在，所以“嵇康情结”反而逐渐冷却淡薄，再无两晋人士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嵇康情结”实为两晋时期特殊文化心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