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德林小说“许佩龙”或“希腊隐士”中的对立观_希腊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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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酷爱古希腊哲学与文学，他经常与大学同窗黑格尔和谢林探讨哲学问题，认真研读康德与费希特的哲学作品，这都培养了其非凡的哲学思辨能力。作为一位抒情诗人，他的诗歌细腻且具有超常感受性，其中蕴含了精深的哲学内涵。而在其唯一的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中，荷尔德林则把哲学概念中的对立统一运用到小说的人物塑造、人物设置、主题探讨和结构安排上。荷氏的对立观既受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思想、同时代批判哲学家康德、费希特的二元论，席勒美学中对立观的影响，同时也是对古希腊哲学、现代批判哲学以及席勒美学的对立观的继承和发展。

       赫拉克利特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名言是，“他们并不明白，如何对立地彼此交融：对立的统一，就像琴弓与琴弦一样”(Heraklit 87)。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讨论和解对立的艺术时，引用了赫拉克利特这一关于“琴弓与竖琴和谐的搭配”的关系来探讨音乐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在音乐中，不同声音的齐奏发出谐音，“一在自身中争着聚在一起”(Platon259)。而荷氏正是通过阅读《会饮篇》了解到赫氏的名言。施密德认为，柏拉图“把该名言纳入一种对荷氏小说颇有教益的内在联系中”(1037-1038)。这种看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该名言成为荷氏对立统一与和而不同思想的重要基础。他在小说中将这句名言稍加改动，改为“在自身相区别的一”，并称之为“美的本质”：“在它被发现之前，还不存在哲学”(StA 3：81)。①

       魏伯尔认为，“康德的实践哲学表现的义务与喜好的二元论，费希特《论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自我与非我的对立……都启发荷氏保存对立力量，以追求统一”(Waibel101)。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把人的“义务”(Pflicht)与“喜好”(Neigung)当作对立的概念来解释(Kant 173)；费希特在其哲学著作《论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把“自我”(Ich)描述为“非我”(Nicht-Ich)的对立面。费希特的“自我”指理智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其知识学的基本原理：“纯粹的自我只能从反面加以设想，只能被想象为非我的对立面”(12、27)。费希特在自我意识的能动设定活动这个前提下，建立了自我与非我这两个对立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辩证法。笔者认为，荷氏“在借鉴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与席勒美学的同时，试图通过柏拉图美学观中美的客观性与感性，来克服德国批判哲学的不足”，实现主客体的统一(120)。席勒在《论秀美与庄重》中，试图突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放弃美的客观性这个局限。荷氏充分肯定“席勒为纠正康德美学缺陷所做的贡献，但他觉得席勒还不够彻底”(赵蕾莲 121)，用荷氏自己的话说，“席勒只差一步就超越了康德的界限”(StA 6.1：137)。

       荷氏见过歌德，其诗歌也得到过歌德的积极评价，但歌德的两极对立思想是否影响了他，目前尚无学术研究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在1800年左右，对立观成为广为德国知识精英接受的思想。由此来看，简单回顾歌德与席勒的对立观，旨在以管中窥豹的方式说明那个时期关于对立观的哲学思想背景，这对我们理解荷氏的对立观提供了另一个维度。

       在歌德的思想中，“由两极对立确定的状态就是，把世界理解成，处于对立中”(Günther 670-671)。歌德在1814年4月25日致信施魏格时流露，他自己的、以对立为标志的世界观与康德的对立观不谋而合：“自从我们卓越的康德用干巴巴的话说：想到任何物质时都要想到吸引和排斥(但是，这意味着不无两极对立)，我非常平静，能在这个权威下继续我的世界观”(Goethe 335)。歌德在作品中常用对立的人物设置。例如，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和阿德尔贝特；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中的葛兹和魏斯林根、玛丽亚和阿德尔海特，而最著名的人物对立设置要数诗剧《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梅菲斯特，格雷琴与海伦娜。歌德作品中主题上的对立也很典型。例如，浮士德与魔鬼分别代表善与恶，格雷琴与海伦娜分别代表现实与理想中的女性形象。

       席勒的对立观体现在戏剧中的“身体与精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爱与恨的对立”，其哲学文稿中“自由国家与专制主义”的对立，还有其晚期美学著作中“秀美与崇高、理想与生活、形式与素材、人与状况、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单纯与感伤之间的二分法”(Hinderer 66)。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通过“中间力量”、“审美状态”或“游戏本能”等表达的第三条道路化解对立。席勒在美学和诗歌创作上对荷氏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几易其稿，终稿版于1799年出版。作为“德国小说的杰作”，它博采众长，“集多种小说传统于一身”，如“书信体小说”、“拟古小说”、“哲理小说”、“成长小说”、“政治小说”(任卫东等181)。笔者认为，该小说还是一部理想主义小说。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荷氏把哲学的对立统一运用到小说的人物塑造、人物设置、主题探讨和结构安排上。小说涉及的很多对立关系都充分体现了荷氏的对立观，例如苦与乐、生与死、日与夜、年迈与年轻、和谐与不和谐、众神的无限性与人的有限性、神圣的轨道与偏离中心的轨道、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的现今等。

       荷氏小说中体现的对立观的典型特征是，纷争与和解、分离与统一等对立并非绝对地彼此分离，而是构成辩证的统一。荷氏借许佩里翁之语，表达了他的辩证思维方式：“我知道，谁轻易与这世界决裂，谁就更容易与之和解”(StA 3：134)；“我们分离，仅仅为了更真挚地统一……我们死去，是为了活着”(StA 3：148)。这里，“纷争”、“不和谐”和“分离事物”等表达分离的同义词，与代表统一的概念“和解”和“重聚”形成对立。这也正是荷氏在小说中演绎对立观的独到之处：他在呈现事物的对立面之后，还强调统一与和解，使对立的双方达到平衡。荷氏的小说不仅在人物设置上，而且还在主题方面充分体现了其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

       我们首先来看小说中三个人物的对立设置。主人公许佩里翁是一个单独个体，然而他正是由他的朋友阿拉邦达与女友狄奥蒂玛所体现的两个对立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换句话说，他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完善自我：“啊，狄奥蒂玛!啊，阿拉邦达!高贵、宁静而伟大的生命!如果我……躲开你们，我得怎样完善自己呢?”(《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102)主人公的恋人和朋友具有对立的性格特征，正如瑞恩所言，狄奥蒂玛和阿拉邦达处于“彼此的两极对立方式中”(“Kommentar”181)，他们体现主人公自身的对立。许佩里翁逐渐克服他们性格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对立双方和解的代表。他承载并平衡了“狄奥蒂玛和阿拉邦达之间的对立”(Luk

cs 205-206)。

       阿拉邦达是激进的革命者，他充满革命热情和行动欲望，勇敢好斗，具有较强的反抗精神。研究界普遍认为，阿拉邦达体现了费希特思想纲领的特点，即对有为哲学和主观哲学优势的强调。阿拉邦达“具有费希特的特征”，他“尤其代表武装起义的倾向”(Luk

cs 170)。在费希特的影响下，阿拉邦达偏好不餍足地追求“偏离中心的自决”(Ryan，H

lderlins Hyperion 207)。阿拉邦达表达的自治以费希特的有为哲学为标准(Bay 194)。荷氏“让费希特绝对的自由激情及其对自治的个体的崇拜，在阿拉邦达身上活跃起来”(Schmidt 950)。“太阳之子从他们的行为中摄取养料；他们依靠胜利生活；他们以自己的精神振奋起来，其力量是快乐”(StA 3：29)。这段话反映费希特的“有为哲学”以及“对人的力量的极大信任”(Schmidt 998)。阿拉邦达的自由观充满对人类的自信：“我感觉到，心中有一种生命，没有神创造它，没有凡人孕育它。我相信，我们由于自身而存在，只有由于自由的兴致，才如此真挚地与万有生命相联系”(StA 3：141)。阿拉邦达一再强调自由的崇高和不可摧毁性：“我在最高的意义上是自由的，因为，我感觉到没有始初，所以，我相信，我没有终限，我不可摧毁”(《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133)。许佩里翁也强调自由的意义，“没有自由，万物皆亡”，“生者不灭，在他最深的卑贱形式中仍然保持自由，保持为一”(StA 3：141)。受阿拉邦达影响，许佩里翁“超越自身”，“在果敢的思想中，在言语的火焰中”“与他的心灵相遇”(StA 3：39)。在他的感召下，许佩里翁决定参加希腊人为争取自由而抗击土耳其人的战斗。

       狄奥蒂玛则是美的象征。这一名字源自柏拉图的《会饮篇》，书中女祭司狄奥蒂玛向苏格拉底解释爱神厄洛斯的本质。尽管早在《许佩里翁的青春》中荷氏使用了“狄奥蒂玛”这个名字，但值得一提的是，终稿版《许佩里翁》(1796-1798)的创作期间，恰逢他在法兰克福银行家夫人苏赛特·贡塔特当家庭教师，并爱上了苏赛特。由此我们可以猜测，狄奥蒂玛这个人物的理想化特点，很大程度上出于荷氏对苏赛特的爱和对美的渴望。她是“生来即美的生命”(StA 3：133)，她抚慰许佩里翁，把他纳入其“和睦”中(StA 3：132)。作为精神导师，她为他指明正确的道路。她认为，许佩里翁是“为更伟大的事业而诞生的”(StA 3，87)。他的天职使命是成为“人民的教育者”、“一个伟大的人”(StA3：89)、“自然的祭司”和诗人。因此，她反对许佩里翁贸然参与战斗，甚至能预料到他的最终失败。

       狄奥蒂玛构成与阿拉邦达有极大反差的与他对立的另一个极。二人构成主人公动静结合的特点。她代表万有和谐的理想存在，因为她“代表现实的现象世界中生存的完美，许佩里翁通过她才找到有效的、历史的感知”(Schmidt 953-955)。狄奥蒂玛能和谐地平衡许佩利翁偏离中心的情绪状态(Bassermann-Jordan 132)。她偏好宁静，受此影响，许佩里翁一再提及他对内心宁静的追求：“宁静!宁静!这是我最美的梦，我最初的和最后的梦”(StA 3：131)。正是她的宁静综合并且和谐了许佩利翁的狂热情绪。

       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都较早死去。阿拉邦达在战斗中阵亡，丧失了在许佩里翁身上体现的美和爱；狄奥蒂玛失去宁静禀性，在对许佩里翁的爱中耗尽生命，回到与自然生命的统一中。阿拉邦达和狄奥蒂玛两个极端性格人物都因“其片面性”而毁灭。但是他们所代表的两极对立在主人公身上延续，因为“他们仅仅被夺去那种片面性和不平衡”，但却“继续活在许佩里翁身上”(Ryan，H

lderlins Hyperion 204-205)。这种延续虽然蕴含对立，但在小说的结尾却得到了统一：主人公实现与万有为一，各种纷争得到和解，这种对立也得到了平衡。

       众神与人的对立是小说第二卷中“命运之歌”着力表现的。这首诗一共有三个诗节。在第二个诗节的描述中，众神在苍穹之上，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受命运的左右。第三个诗节则描绘了与众神截然相反的人类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命运安排，受可消逝性的困扰，茫然忍受尘世的痛苦：

       但我们命中注定

       没有一处栖居，

       受苦的人们

       在消逝，在沉落，

       茫然从一个时辰

       到另一个时辰，

       像山涧从岩石

       被抛向岩石，

       长年坠入杳不可知。

       (“许佩里翁命运之歌”8-9)

       荷氏把这首“命运之歌”安排在阿拉邦达和狄奥蒂玛与主人公告别之间。他通过人的有限性与众神的无限性的对立关系，表达了对丧失朋友与恋人的悲痛。

       在小说的结尾，和解姿态扬弃了“命运之歌”中众神与人之间的所有对立：“世界的不和谐犹如爱人的纷争。在争执中和解，而所有被割裂的事物又重新聚拢”(StA 3：160)。荷氏以“一即万有的”一元论和解众神与人以及生与死等许多本来无法和解的对立，这正是其对立观的独到之处。正如约翰·施密特分析的那样：

       “命运之歌”描述了偏离中心的两极最大程度的对立。“命运之歌”完成了人生的完全分裂，分裂成没有时间概念的乌托邦理念以及充满痛苦的现实感受。这两个空间毫不和解地对立。与这种人与众神的二元性相反，叙述者最后还了解一种唯一的存在，它包括所有对立，生与死，悲哀与幸福。他以此消除了所有对立。众神与人不再彼此分离。他们在一种包含万有的自然法则上成为一。(Schmidt 963-964)

       这里所指的叙述者正是许佩里翁。作为一个作家，他扮演众神与人之间的传授者。费格斯认为，他是柏拉图笔下厄洛斯的拟人化代表，因为厄洛斯具有“用辩证的方法把被分离的事物传授成整体”的能力(Firges 7)。许佩里翁在书中反问道，“难道神圣的自然不也要忍受痛苦吗?”(StA 3：150)他以反诘句的修辞手法，淡化了众神的万有权力和无限性，仿佛缩小了人与神的差距。

       需要说明的是，在荷氏毕生的诗文中，“众神”这个概念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泛神论者，他的“众神”大多指称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荷氏对希腊语的熟练掌握，对古希腊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对西塞罗的著作《众神的本质》的阅读，都促进了他对希腊众神的崇敬。“众神”这个概念几乎成了他审视并批评现代、留恋过去、憧憬未来的一个标志。对他而言，众神只出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理想状态中，而现代异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众神的远去。因此，面对远离众神、毫无生机的现代，荷氏渴望众神的复归。荷氏“尤其作为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他的人生之路是通往众神之路”(Schadewaldt 174)。在荷氏的观念中，众神与人的“本质的对立”“在和谐中消解”(Otto，Der Dichter 45)。

       荷氏还强调古希腊雅典人与现代德国人的对立。许佩里翁赞美古雅典人卓越的天性：美、自由、接近众神和自然性。“古老的雅典民族的优越性”(StA 3，77)给许佩里翁留下了深刻印象。雅典人是自由的民族，“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自由”(StA 3：77)。雅典人来自“自然之手，身心皆美”(StA 3：79)。雅典人接近众神：“这个民族热爱他们的孩子，众神，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展现在他们眼前。”“对自然必要的意识来自雅典人的精神之美。”(StA 3：80)荷氏用理想的画面美化古希腊，表现升华的人生、社会的和谐以及快乐而兴奋的个人：

       当我们登上山顶，东方破晓。在很久以前，古老的太阳神居住于此，在众神的节日中，那时，集合在一起的希腊就像金色的云朵一样，使太阳神光芒四射。在快乐和兴奋的热潮中，希腊的小伙子……就像半神一样，孕育而生。在小树林中，在神殿中，他们的心灵觉醒，并且发出声响，而每个人都保存着令人欣喜的和弦。(StA 3：15)

       在古希腊，个人成为有壮举的英雄，用言语表现自己的诗人和智者。在荷氏看来，古希腊是“美丽的、和谐快乐的集体”。许佩里翁美化古雅典人，脑海里浮现出“始终如一的和谐”(Bay 116)。这种和谐渗透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在赞美古希腊文化的同时，荷氏无情抨击现代德国人的实用主义，批评他们丧失了人的社会完整性。远离了自然和众神的现代德国人，被现代化社会分工肢解成只适于各种功能的、高度专门化的职业人：

       自古以来的野蛮人，由于勤奋和科学甚至由于宗教而变得更野蛮了，完全没有能力产生任何神圣感，已经堕落到了骨髓……愚钝而没有和谐……我无法想象，还有比德国人更支离破碎的民族。你看到工匠，但看不到人，看到思想家，但看不到人，看到牧师，但看不到人……德国人喜欢守着最必要的事情，因此，他们身上保留如此多拙劣的东西，却如此少见自由与真正令人愉快的品质。可是，但愿这些人别那么对所有美的生活都麻木不仁……他们要是不讽刺神性该有多好!……他们那里之所以毫无繁荣景象，是因为他们并不尊重繁荣之根，神性的自然。(StA 3：153)

       这段抨击现代德国人的话成为德国文学中的经典文字。如果说现代德国人代表全体现代人，荷氏则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所有现代人的缺陷。我们可以用荷氏的三阶段历史发展观，来进一步衡量古雅典人与现代德国人的对立。被荷氏理想化的古希腊具有社会和谐的特征，代表该历史模式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指异化破碎的现今，远离众神、自然肃杀、弊端种种。第三阶段指具有诗艺和谐的人类未来。古希腊典范式的过去与荷氏想象中的人类未来，构成与现今的对立。

       向往和赞美古希腊，这在荷氏的诗文中一直占有重要席位。他在《许佩里翁》倒数第二版前言开头就坦言：“希腊是我的第一爱”，“也将会成为我最后的爱”(StA 3：235)。他对古希腊根深蒂固的爱源于他对那段人类已逝的黄金时代的向往。在其观念中，古希腊是医治现代病的一剂良药，众神的复归会终结现代的弊端，“会重新开启”“一种处于纯真无邪而统一的”的生活(Schadewaldt 181)。强烈吸引他的，不仅是古希腊人“和谐的-美的特征”，而且还有“希腊的全部现象”中“那种神性”(Otto，H

lderlin 51)。“在荷氏的思想中，由温克尔曼、歌德、席勒和赫尔德开启的对古希腊的爱与崇敬，取代了主观唯心主义”(赵蕾莲122)。

       上述三组对立关系体现了荷氏对立观的不同侧面，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对立统一、以一元论为标志的统一。荷氏主张，由诗艺统领一切，让柏拉图意义的美学观充当统一哲学的重要途径(赵蕾莲120)。对立统一、一元论、统一哲学，这些是荷氏克服二元论弊端的法宝。在许佩里翁与朋友和恋人之间对立的人物设置中，处于核心的主人公最后和解了其他两个人物对立的性格矛盾，克服了其片面性，日臻完善，成为一名成熟的诗人。而众神与人的对立，既在主题上渲染众神存在状态的美好、不受局限与人类痛苦的可消逝性和局限性之间的对立，又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和对主人公的塑造上，为下文进行铺垫，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主人公最后依据“万有在一”或曰“一即万有”的泛神论思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视死为生的补充，并宣布准备赴死，与死去的恋人成为“一”。他以此超越了人与众神、生与死的强烈对立。这表明，他在“万有在一”这种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死亡。第三组对立由完美的古希腊人与代表现代弊端的现代德国人构成。荷氏在审美层面上渲染古希腊人的和谐完美，发现了美的客观性，发展了他的平衡主体与客体的美的学说。同时，他把这组对立纳入其三阶段历史发展观中。他以这组对立加强了对现代弊端的批评，同时视古希腊为人类未来的目标，把古希腊放到其诗艺理想主义的未来。在诗人憧憬的理想的未来，人类曾经的辉煌时期古希腊会复归，自然恢复生机活力，众神返回人间，人们克服现代异化弊端，即未来会和解过去与现在的对立矛盾，达到一种统一。概言之，对立统一思想、一元论、统一哲学是荷氏演绎种种对立的基础。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矛盾，同时借助统一哲学，克服二元论弊端，平衡与和解对立因素，从而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这就是荷氏对立观的独到之处，也是其强调和而不同的和谐观的精髓。

       注释：

       ①Friedrich H

lderlin,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Friedrich H

lderlin.S

mtliche Werke.Stuttgarter H

lderlin Ausgabe,ed.von Friedrich Bei

ner (Stuttgart:J.G.G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1957) Bd.3,S.81.StA即国际荷尔德林研究界公认的迄今比较权威的荷尔德林全集的缩写：Friedrich H

lderlin.S

mtliche Werke,Gro

e Stuttgarter Ausgabe.Hg.von Friedrich Bei

ner,Adolf Beck und Ute Oelmann.(Stuttgart 1943-1985).为简略起见，下文凡是荷尔德林的作品都引自该版本，因此随文统一用其缩写形式StA，不另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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