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与新时期文学秩序——“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读者来信”之辩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来信论文,读者论文,短篇小说论文,新时期论文,全国优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作品的读者来信，是读者在读过作品之后，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把自己的感想、看法表达出来的信函式写作。它具备诸多功能，其一是直抒胸臆。文学的读者来信有直接的针对性，它面对的是文学作品，是虚拟的非实存的人生故事，所以这“胸意”更多的是读者个体对作品的感想。其二是上传下达。列宁更把报纸的读者来信称之为“最好的政治晴雨表”，关于文学的来信虽说并非是政治政策性的读解，但同样有意识形态的味道在其中，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期或某个政治时期的发生发展阶段。其三是佐证意图，编辑的意图，政治大环境的意图，意识形态的意图等。抗日时期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也都注意用读者来信来传递信息，反映舆论。作家、编辑、读者之间的来往使创作风尚、政策宣传、阅读潮流之间形成循环互证的关系。读者在信中除以某个作品为契机抒发感情外，还会自拟一些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提出并分析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以达解决问题的目的。从实证角度来说，读者来信是比较切实的文学接受反馈，因为它落实到了笔端，并且反馈给了编辑，甚至作者，从而实现完整的交流互动过程。现代报刊滥觞之时，出版界便有了“读者来信”的传统。文学性读者来信与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读者来信相比，有着超越现实生活实在性、功利性的艺术特征，这也使其成为出版界、传播界倾听民众好恶、把脉文学动态的主要途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发轫于1978年，是当代文学以制度的形式确立文学评奖的开端。那么，关于文学评奖的较为集中的“读者来信”与那些自发的、发散的、零碎的来信有哪些不同呢?这一时期的“读者来信”有哪些独有的、无可复制的特征呢?这特征与80年代的文学现场有哪些关联?它是否能够印证文学接受理论的实践条例呢?我们将一一探讨。 一、读者来信的真实性 研究读者来信，它的真实与否的问题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这一点无法确认，其余的研究都只能是空谈。文学史上不乏编辑、评论家或文艺部门的领导“化名”读者发声，定制“读者来信”的先例。从《新青年》《现代评论》到《文艺报》，作家、编辑、评论家或为扩大杂志的影响，或要引起政府、社会的关注，或试图宣扬某种文艺观念，常常煞费苦心地策划几番争论。这就使本应来自群众的真实呼声的读者来信蒙上了面纱，假借读者的“来信”带有相当强烈的目的性，并不能真实反映读者大众的感想和意见。但在70年代末，“写真实”成为官方、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一致倡导——高扬现实主义大旗，以扫荡当代文学三十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假大空政治文学话语。“讲真话”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呼声，也是整个民族的向往。尧斯说：“接受的审美理论不仅让人们构想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历史的理解中呈现出来的意义和形式，而且要求人们将个别作品置于所在的‘文学系列’中从文学经验的语境上去认识历史地位和意义。”①为了探讨1978年以后数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读者来信的真实性，我们需要重返评选的现场，对这一个时期的“读者来信”进行简单的回顾。 从数量上看，其时的读者体现了极强的参与热情。翻阅那几年的《人民文学》，可以得到这样的资料：“1978年的评选，收到读者来信一万零七百五十一件，评选意见表二万零八百三十八份”②；1979年，“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五张，比上次增长十二倍以上”③；1980年，“共有四十万零三百五十三张，比七九年增长近六成，为七八年推荐票数的二十倍，真是盛况空前”④；1981年，“收到三十六万九千一百八十六张”⑤，比上一年度稍有减少；1982年，“收到推荐票三十七万一千九百一十一张，略高于去年”⑥；1983年的评选，没有印发专门的推荐表，但仍收到了二千多件推荐信函，八千多篇次的推荐作品。 读者来信最多的时候有四十多万，几年间的数量呈现出由上升到趋缓的路径。如果扩容进那些读了作品但没有写信的人，这个数字就更加惊人。所有这些读者的热情反响，在今天这个期刊和小说一起被读者遗忘了的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是文学在80年代辉煌的灿烂回响。 从读者的身份看，几届读者来信表现出了广泛的公共性。以“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推荐表”为例，表格大致分为两大块：推荐作品的“篇名”“作者”“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每份表格可最多推荐5部作品；另一大块是“推荐人”部分，需填写“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职业”。表格虽然简单，却一目了然，推荐人、作品都无需赘言。在1980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上，署名为“本刊记者”的文章《欣欣向荣又一春》详细记录了该年度的评选活动：“据粗略统计，‘投票’的读者中工人约占百分之四十；其次是学生，超过百分之二十；各级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接近百分之二十；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中学教师对文艺作品的社会职能尤为关注，他们踊跃参加评选，竟站投票总数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十为农民、战士和其他行业的文艺爱好者。”“来信”不仅票数很惊人，而且读者的比例分配也值得注意。选票的主力军是工人，从欣赏角度来讲，他们对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甚至是作家宣扬的主题会较为关注；而教师群体则对作品的“职能”感兴趣，他们是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文学爱好者，也就较为关注作品的社会功能。读者来自方方面面，对作品有着各自的感想，“来信”也就不会像以往文艺思潮中由评论家“定制”的那样集中于对某一文艺观点的解说。 从来信的内容看，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接受和感悟有着不同的兴奋点。如果把文学接受分成这样几种：情感型接受、评判型接受和理论探讨型接受，那么在短篇小说评奖过程中的来信大多是前两者。情感型接受及其反馈是读者来信中最普遍的表达方式，约占总数的八成以上，这样的信中总会有读者自我的情感体验，将心比心的情绪流动。读者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镜像式的照影，这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或者实现对以往经历的抚慰，或者形成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读者大都态度真切、言辞诚恳，借作品来说明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比如《小说选刊》上专门开辟的栏目“读者三言两语”⑦选登的针对1985-1986年获奖小说的来信，就类似的读后感写作： 署名“张家口地区52983部队郭克勤”的读者在信中说他“爱作品中那些精神、品质、情操高尚的人物。……他们使我对自己的懒惰、自私、无所作为感到内疚，也使我奋发向前。”署名“湖北襄阳黄龙区姚岗学校亚蒙”的读者在简单描述了故事后，写他对《豆腐》的感想：“读到此，我心里酸溜溜的、苦涩涩的、辣乎乎的……”还有一读者写“《新兵连》贵在真实”，“虽说看是小说，但是我读完后，感到它就像是真事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是‘老肥’，二是李上进。”语言很朴实，写出的是读者亲身感受。 评价型的“读者来信”也不占少数，这样的信件多是表达读者对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情节冲突等的一些看法。还有较为专业的读者，除探讨作品本身的问题外，还深入全面地探讨文学艺术的美学原理、创作技巧，探讨文艺政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改革开放”等问题。 1980年第7期《人民文学》的“读者之页”上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深度的读者来信，署名为“河北生涉县鲁申”。读者开宗明义提出“希望多创作一些好作品”，指出当前创作的题材重复问题是“一拥而上”，“某一个作品打破了一个禁区，写了一个事件，于是大家就来凑热闹，非要把这个题材写烂不可。”⑧对于造成这种题材沿袭、“起哄”的原因，来信中进一步指出，“这样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缺乏生活的问题”，是由作者没有“生活原型”又不“努力去挖掘自身的内因”造成的。来信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分析了问题，对作家的写作进行批评的同时又为他们指明了克服缺点的手段。同年第11期的“读者之页”登出了8位读者的来信，从各自的岗位出发，希望作家能够写出反映“新时期里农村生活”“医疗战线”“商业战线”“银行战线”“中学生生活”“教师生活”的作品。来信知识性强、说理严肃，有一定的理论储备，有较高水平的文学水准，可以代表那个时代较为专业的文学爱好者的心声。 以上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应该可以说明这样的一个观点：“读者”来信是真实的，至少在我们翻阅的资料记载中是真实的。信中的字字句句都是那代人思想状况的记录，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每届评选具体统计的来信数字是真实的；读者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是真实的；读者的感想、评判、期冀也是真实的——可这真实的、庞大的、广泛的、内容丰富的读者来信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时期的文学现场是有魅力的?评奖是有秩序的?读者是有审美水准的?或许从来没有哪个历史时期的读者与评奖执行者的看法这样一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文学时代的原因，文学评价的原因，作品本身的原因?这就需要更深入地考量“读者来信”。 “真实的”读者所完成的只是对世界局部的、部分的揭示。 在认同“读者来信”真实性的基础上，我们研究“读者来信”就要借助于文学接受理论。接受理论“无言地假定了一种‘既成’读者”，把读者区分为“超级读者”“理想读者”“全知读者”“潜在读者”“好的阅读”等，却没能具体厘定读者概念而将“读者”的外延无限扩大，也并未真正解决各个层级读者间的相互渗透。因此，本文所指的读者(其中不包括评委、编辑、其他作家写给编辑的信)仅为给编辑写了来信，说出自己想法的有自己普通人身份的“普通读者”。接受理论强调文学作品的两个阶段，从作者到作品的创作阶段和从作品到读者的接受阶段。“读者”是文学接受的主体，“来信”是接受反馈的“佐证”，这一阶段所进行的是读者将接受作品的感受落实到纸上的二度创作。作者原有的意向通过语词-事件付诸作品，读者在阅读中凭借“前理解”形成与作品和作者意向的“活的联系”，这种联系原本只能是单向的，因为作品既已发表便是独立的、固化的精神产品，是为读者的各种解释提供的原型。但在特定的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来信”会使这单向活动得以逆行。读者的态度不仅能够到达编辑，更能直通作者，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我们将就这循环图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探讨，以寻找“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读者来信”特征以及这特征与时代政治的关联。 读者本身存有对文艺作品“先验”的阅读期待，这是与作品发生“活的联系”的前提。不同时代对特定文学作品的需求，总是受该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和制约。“阅读作为一种艺术有赖于对那被阅读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期待”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读者在1978年到1983年的来信中表现出了从被年度形势所笼罩的“集体无意识”到关注日常生活多层面的“美学意识”的轨迹。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期待是逐渐摆脱对社会热点单一主题的追踪而走向对文学本身的美学赏析的。举例来说，1978年的读者渴求在作品中读到“文革”那段动荡岁月中发生的故事，感动于故事中人的“伤痕”以及背负着“伤痕”的奋进，所以他们只认为满足了这期待的作品是好作品，而对其余表达了更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更深刻的人体本性、更新颖的写作技巧的作品并不买账。1980年的小说并不只局限于对十年浩劫的控诉、揭露、怨悱，有了《灵与肉》这样并不为当时大众读者理解的“唯物论者启示录”；有了运用“东方意识流”全新手法创作的《春之声》，有了关注老年问题，笔法清新优雅的《空巢》。获奖作品中反思小说仍是5篇之重，占到了四分之一；改革小说2篇，中越反击战小说1篇，其余为各种题材。这一年不过是题材、写法向多元扩充的开端。到了1981年，“伤痕”“反思”的写作风潮已不再占据社会心理的重心，关注日常生活的内容便开始成为大多数读者的“期待”。1982年的获奖作品，“反思”内容弱化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琐事，不论评委会还是作家和读者的落脚点已悄悄从“历史”移动到“当下”。改革开放风潮已涌进普通百姓家，日常生活哲学取代历史哲学变成文学的中心，这个变化谁都没有想到。1983年并未发放专门的“选票”，那一年获奖作品的题材因素变得更加模糊，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唐栋的《兵车行》、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等小说吸引读者的已经不是揭露社会问题的轰动性，而是来自作品也即文学本身的力量。1983年的文学已经在向“正常文学”逐渐回归，1983年及其以后的读者也已经向着“文学”的读者而非“社会问题”的读者转型。文学作品的读者已经要在作品中读出“文学性”而非只醉心于从中寻找宣泄、愤懑以及过去的种种记忆。“改变那种把文学观念作为经济政治发展的附生物的研究方法，而把文学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自我肯定。”⑩ 那么，是否这一转型就可以认定读者在走向成熟呢?读者来信是促成文学向着健康、科学方向发展的动力了呢?当然还是不能的。 一方面，在这几年的“来信”中，读者使用的话语表意、思想感怀等展现了高度一致的“前理解”。“前理解”是读者在阅读、理解作品之前所具备的生活经验、书本知识、心理结构等，它是读者阅读作品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因个体生存环境、教育背景、性格特征的差异，不同的阅读者是应有着不同的前理解的。“前理解”的储备与作品的主旨越贴近，对读者阅读、接受作品越有利。比如《乔厂长上任记》，评奖中有相当多的厂长投票，当然也有很多的工人，有的工人就这样提出，乔光朴在哪里，能不能叫他到我们厂里来一趟?这里头有许多读者虽然不懂文艺，但他拿作品到生活中去比较。(11)工人喜欢改革题材、农民喜欢农业题材，学生喜欢校园题材、教师喜欢知识分子题材，大都是因为作品写了他们熟悉的生活，他们阅读起来容易理解、容易引出共鸣，但我们在“来信”中看到的“前理解”却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一致。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说，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里预先准备好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正是因为那一个时期读者的头脑里“预先准备好的”基础和“活动的意识”是大体相当的——“文革”后的幸福意识使读者缺失正视现实的能力，只能接触到有限的文艺理论使读者文学基本感受能力退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读者在审美心理结构上对“英雄”“典型”(“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有着本能的热爱，他们对作品的阅读和感受总带着他们独有的历史时代色彩。因此造成这一个历史时期读者整体“前理解”的一致性。 我们能够找到的读者来信中(只是编辑选编然后发表的)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统一的特点：革故鼎新、激情昂扬。几乎是每一封信都写出了对“旧”的厌恶和对“新”的期盼，用词统一、句式一致，甚至是应该体现出读者个性的情感、意志都没有太多的变数，来信中虽然有“我想”“我觉得”“我感到”等用语，但“小我”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时代洪流的“大我”所涵盖。恰如温儒敏所言：“个人的研究程度不同都会接受意识形态声音的询唤，研究中的‘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所代替。”(12)众多读者来信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明显看出了时代特征：“造反派”“四人帮”“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人民当家做主”“为四化献身”等。多数读者的文学接受都有着政治话语规训的影子。仅以《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读者来信摘编》(13)为例。署名“山西蒲城县体委苏红”的读者说：“八一年的短篇小说不论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贡献上，还是从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取得的成就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署名“北京七○○七厂赵凤山”的读者说《路障》“敢于揭示那些阻碍四化进程的矛盾斗争，勇于探索新时期生活的底蕴和真谛……”等等，这样的用词，这样的语调应该都是某个时期专属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篇篇的读者来信是读者发自肺腑的感言，可以看出当时的他们确实是这样认为、这样抒发感想的。我们只是回望历史的时候依然可见，虽然“思想解放”已是大潮，但读者内在的观念、精神并没有完全摆脱时代政治的束缚，仍然囿于旧有的思想、艺术框架之中。 另一方面，作者提供了越位的“召唤”结构与自认的意义指向，直接导致了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仅止于故事、形象、情感等表层结构，情、理、意的层次感不强，无法完成对作品“召唤”结构的应答。“召唤结构”是接受美学的术语之一，是作品天然构成的一部分，它是促使读者阅读、理解的灵感机制，作家为读者预留了某些意义空白点，期待、召唤、甚至要求读者个性化地将其填补。“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召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所谓的‘召唤’，让他来协同产生作品。”(14)重读当年的得奖作品，会发现多数作家都会将话说得很直白很全面，坦荡得不给读者留余地。不仅是剖析式的议论式的语言，甚至是描写式的语言也带有着不容置疑的感情色彩。《班主任》开篇就问：“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然后作者立即给出了确凿的答案：“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唐弢先生批评某些作品的写作纰漏：“(《爱情的位置》)不料第三段又是整段的议论。这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愿你听到这支歌》里，第四节、第七节、第十一节都是议论。……至于那段当作心理活动的议论，不在抒情，仿佛是为了点题，所谓‘爱情的位置’就从这里提出。其实人们读了小说之后，即使不加解释，也会知道作者描写的是‘爱情的位置’。删去这段，对小说无损。”(15)作者并没有让读者渐入佳境、心有戚戚，而是很满贯地把这个人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如此的写作，作品中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填充的“未言部分”被缩小，读者与作品的交流就是直白地“你说——我听”的过程。 难怪多数“来信”都只谈到了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等，却鲜有对作品“召唤结构”探讨的，这样的阅读就未能实现对作品意义空白的填补。像《春之声》这样被称作“东方意识流”的作品，当年的读者抱怨“看不懂”，可我们今天却很容易将作品剪辑后重组，说明当时的读者并不具备欣赏叙事手法多样的能力。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认为，文本是一个结构或框架，它充满着各种潜在因素，因而有待于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对“潜在”加以具体和充实。按照该理论，作品文本只包含意义潜势，包含着被各种期待视野对象化的可能性。在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视野中，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互为因果，作品的好坏、得奖与否，既取决于作家的创作，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品味、欣赏水准。所以，我们对当年“评奖”的“读者来信”不太满意，原因是“召唤”与“应答”是双方面的。作家创作作品中的“空白”应该是前提，然后读者才能对其生发互动，实现与作者的“对话”。回头看去，直到1983年，获奖作品才或多或少地成熟起来(比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山那人那狗》)，提供给读者一定的预留空间。成功的文学接受不仅能激活作品隐含的意义，更能赋予作品完整的社会时代、文化人性内涵，以实现对世界的揭示。获奖作品的作者却已经将自己的意向表露在作品中，无须细读式阐释，读者已经能够将其发掘。作者的“越位”和读者对其“越位”的认同导致他们共同完成的只是对世界的一部分揭示。 二、“读者来信”实践着重建新时期文学秩序的一种努力 观察一个年代的文学舆情，“文学评奖”是重要窗口，尤其是对1978年至1984年这段“文革终结”和“改革开放启动”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学来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选是中国当代文学重回文学轨道的序曲和重要一环。为了证明评奖的公正、客观及广泛的社会参与性，“读者来信”便成为这一环中的重中之重。评奖后的刊物选登了部分“读者来信”，读者对小说的社会效果、作家主体、典型人物，作品对读者本身所起的激励作用等做出了原生态的热情评价。可见作品好坏的决定权不只在作者，读者同样是其意义生成的有力支撑。 从评选的程序看，读者已然是评选的重要的关卡，也是体现政府艺术民主的重要标志。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中，“读者的意见往往被高度重视……其批评与期待会给作家造成强大的压力……”(16)文学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越强大，它离读者的接受就越贴近。将读者的接受程度视为作品成功与否的观测仪，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有着政治历史渊源的。读者的意见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意志，早在1936年毛泽东进驻延安之前，“大众”二字就已进入他的文艺口号，他在文协大会上明确要求到苏区来的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指明了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1942年，毛泽东《讲话》中的“文艺为人民大众”，理所应当地成为他对新中国文化构想之一。建国初期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等一批重要文艺报刊，均开设有“读者中来”“读者讨论会”“读者论坛”“读者评论”等栏目，以给“读者”言说的话语空间。茅盾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的发言中说，“过去和文艺作品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的劳动人民今天已成为文艺的基本读者和观众了。广大读者不仅热情地关怀和支持作家的创作活动，并且认真地监督了我们的文学活动，来自读者的意见不但很快，而且非常热烈和尖锐。我们的作家和各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经常收到大量的来信，对作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17)只可惜，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这繁荣的言论空间数次被中断，文学工作由行政方式和评论方式决定，作者不敢写、读者不敢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状态钳制了文学的话语表述。 从评选章程的确立看，《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中公布的“评选方法”是：(评选)“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热烈欢迎各条战线上的广大读者积极参加推荐优秀作品……最后，由本刊编委会邀请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群众性推荐与评选的基础上，进行评选工作。”(18)茅盾先生《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确是空前的，过去没有做过的。这工作只有在打到‘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搞起来。”(19)点明了文艺摆脱集权专制开始走向人民、走向读者的转变。该次及其后数次评奖中，无论从行政组织者的角度还是从具体执行者的角度，“读者来信”的溢美之词都成为获奖作品的重要参考。1979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荒煤、草明、袁鹰等几乎所有的老作家在文章里都提到了群众选票、粉碎“四人帮”、人民民主等问题。不仅章程的确立，对“读者来信”的重视在评奖执行过程中也有体现，如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从全国四面八方，一共投来了二十五万多张选票，推荐了两千多篇作品。经过评选委员们多次认真地分析、讨论、协商，选出了现在公布的这二十五篇。”(20)得奖作品的绝大多数也确实是群众呼声极高的作品，比如各届获奖作品的“状元”：《班主任》《西线轶事》等，都是在发表之后、评选之前就已经脍炙人口了。《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比前几年沿用的“启事”略有改动，虽然明确强调“真实地描写各条战线、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动人作品”是“尤所欢迎”的，但在这一句前面依然是重视“在群众中反应较好、影响较大的作品”(21)。评奖中来自文学界内部的声音也强化了“读者”的力量，评委、编辑纷纷重新看重“读者”的态度，“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脱离同人民、同生活的联系”(22)，这不仅是重视文学社会效应的体现，更加促成了读者向着文学秩序的回归。 从“摘编”的实质看，“读者来信”实际上是一种编辑行为，是编辑文艺思想的延伸。编辑是较早地接触作品的人，作品得以发表是要归功于编辑的。但作品发表后能否得奖，却需要编辑和多方力量博弈、磨合。“读者来信”是第一关，编辑择优推荐是第二关。巴金在1982年颁奖大会上特意提到了编辑的作用：“听说这次大会邀请了部分编辑同志参加，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编辑的劳动正在日益受到尊重。”(23)在《人民文学》当了42年编辑的崔道怡回忆1977年以后的几年间，“天地人与真善美，正式回归文学本身，编辑也才得以从容发挥本职功能。他们介乎作家与读者间，起着‘纽带’和‘桥梁’作用。既代表读者纯正地审美，又协助作家出色地创美，兑现作家的价值，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一点，在当时，得到了有关领导、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认可。”(24)编辑在评奖过程中有两大无法被取代的贡献：摘编“读者来信”；直接参与作品评定。 历史上的“读者来信”不乏编辑“做”的痕迹。“十七年”时期经常有编辑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化名写“读者来信”的先例，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批《我们夫妇之间》的写作意识；比如《文艺报》由“王戟”和“苗穗”两位“读者”最早启动批评胡风，而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报社的编者。“冒牌的读者来信也常因编辑部为有效引发或参与某一文艺问题的讨论而起。”(25)这样的情况在短篇小说评奖中并未较多出现，编辑更多地以“摘编”来信的方式将自己的喜好巧妙植入。有的编辑有先见之明，在作品得奖之前便完成了“造势”。有的“来信”是在评奖尚未开始选拔的时候刊登的，连篇累牍；有的读者来信虽是在评奖时候发表的，但这是一种编辑行为，他可以在数十万来信中选择恰到好处的语言“为我所用”。1978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以《欢迎〈班主任〉这样的好作品》为题刊登了5篇读者来稿，共7页。评奖启事发表在该年第11期；1980年第7期《人民文学》的“读者之页”以《读者欢迎〈西线轶事〉》为题发表了关于《西线轶事》的16篇读者来信摘录，读者一致反映小说的真实、感人。虽然是“选编”，也有3页篇幅，评奖是在次年4月。该小说果然是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第一名。周立波在“短篇小说座谈会”上说，“好作品要推荐。作家都是从杂志里出来的。作家的出道，靠杂志，也要靠选集、靠评论家。”(26)事实证明，评奖确实发现、扶植了新人，仅前四届的评奖中就有喻彬等13位作家以处女作获奖。 编辑在对待具体作品、具体的“读者来信”时也有左右为难的情况，这就需要他们的慧眼与胆识做出公正地、符合文学标准、遵循历史发展立场的判断。编辑、评委对作品并非没有争议，只是要看支持的和反对的哪一种声音更合情合理些，哪一种评定更具备评价话语权威。崔道怡“小说评奖琐忆”系列中有一篇文章简单记录了评选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过程。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光年主持会议，提名这篇小说，说自己“看了两遍，开始很感动，认为它写得相当有深度”。“两个月后重看，又觉得作者写的是角落里的角落，没有接受一点新生活的光照，取材太从稀少事物着眼”(27)，但后来这小说还是得奖了，虽然排名有些靠后，说明会上的支持者占了上风。《乔厂长上任记》自发表便风波不断，《天津日报》陆续发表批判文章，直指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论，对揭批查运动作的总评价”，看了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文艺报》是肯定这篇作品的，面对不同读者的意见，编辑部撰写评论、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文学研究动态》上发布报道等来公开态度，支持这一“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该小说获得“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头名，蒋子龙在1983年也成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委员”，为论争画上了句号。如上，即便是对作品的争议各方言辞激烈，也不失为艺术民主的进步。 从“读者来信”地位的变化看，国家政治话语引导下的媒介构建是紧随主流话语的转换而转换的。 “历史受害者”与读者默契地重建历史叙述。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活动，实际是一次“国家行为”，“其初衷可能是为了对抗长期来对文学界只有打击、整肃，没有鼓励、嘉奖的恶劣现象”。(28)中国作协党组感到各杂志社各自为政，对文学事业的发展不利，便加以规范，统一由中国作协主持评奖活动。由茅盾、周扬、巴金等23人组成的评委会的“全国权威性”已毋庸置疑。这个“文革”后劫后余生的评委会名单除却尚未平反昭雪的胡风、丁玲、沈从文、艾青等之外，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文学人物可以说悉数到场。“历史受害者”的身份和意识，作为一种不由分说的文学评价标准被带入解放后首届文学评奖活动中。由“受害者”身份和意识生成的文学评价标准决定着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同样厘定着读者审美接受的趣味和取向，评委的主流意愿和读者的主观愿望相合，直到1985年寻根文学兴起后才出现抵牾。早期的“读者来信”大都与评奖刊物、中国作协社会诉求的期待效果是一致的，可见意识形态不仅深入到读者的私人领域，而且以“读者来信摘编”的反馈强化了机构、制度的思想表达。这是评委、读者共同“以文学的名义”而重建的历史叙述。 “行政色彩”部分地牺牲了评奖的民主性。1979年后的各届评奖跟随形势一直在变化和调整。1981年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主任”换成巴金，“副主任”为张光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1982年不变；1983年评委会出现大改组，巴金、丁玲、冰心等老作家基本换掉，也不再设“主任”、“副主任”。老班底除保留王蒙、冯牧、张光年、草明(《人民文学》编委)、葛洛等五人外，都是崭新面孔：阎纲、徐怀中、谌容、崔道怡、蒋子龙等；1984年又恢复了“主任”制，主任是王蒙、副主任为葛洛，委员中增加了李希凡、束沛德。这份名单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作协各级机构负责人、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的加入，虽然因较多接触第一线作家和新作品而扩大短篇小说入选作品的视野范围，促进了新时期文学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过行政色彩也在无形中增加，扩大大牌杂志和文学组织的权力的结果就是部分地牺牲这个奖项最初设计的“群众性”、“民主性”。1978年的获奖作品中，首发自《人民文学》的就有12篇之多，几乎占了得奖总数25部作品的一半。直到1984年，首发自《人民文学》上的获奖作品有7篇(获奖作品共18篇)，情况仍然没有改观。它们实际已奠定了日后“茅奖”、“鲁奖”的组织格局。这种由行政带文学的特色，不失为80年代文学的特色。 文学接受既是对作品本身的个性化丰富，亦是对读者内在阅读、审美心态结构的重塑与认读。但我们回顾“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读者来信”，却不能不质疑其受意识形态规训“集体”状态——由“历史受害者”和具有行政色彩的隔机构负责人统领下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依照伊瑟尔的说法，有关“评奖”读者的阅读是所谓“忘记日常自我的阅读”，“一个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的读者很可能是一个不合格的读者”(29)。尽管他们的阅读是真实的、与作品建立了“活的联系”并试图实现对“世界的揭示”的阅读，但这背后依然受控于国家政治话语的引导。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文艺政策与文学制度的变更对文学发展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权力的贯彻，又往往通过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机构的中介环节，迅速传达、渗透到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文学实践之中。1978年开创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是当代文学史第一次真正的“文学评奖”。领导评奖的两代老作家，既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是历史的重建者。鉴于文学流派和主张还没有兴起，所以1978年至1984年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承载着文学政策、文学思潮、文学评论和导向的多种角色，对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引领作用，尽管其时的“读者”“读者来信”还存有诸多可资“辩难”之处，但他们毕竟是以一种青涩却激情的方式集体亮相了。当1985年“寻根文学”兴起，流派竞争打乱在力图重建新的“文学制度”的时候，这种由中国作协主导的全国性文学评奖所产生的示范性作用不复存在，全国性读者对作品的簇拥也便随之消散。“读者”在后来数年里的品位不再整齐划一，“读者来信”的地位也在不同的评奖中千差万别。 注释： ①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②《报春花开时节——记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③《欣欣向荣又一春——记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 ④《第三个丰收年——记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1年第4期。 ⑤《喜看百花争妍——记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2年第4期。 ⑥《更上一层楼——记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2年第4期。 ⑦《小说选刊》1988年第7期。 ⑧《人民文学》1980年第7期。 ⑨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语言》，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⑩王富仁：《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几点感想》，《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11)崔道怡：《谈当前的短篇小说创作》，《山东文学》1983年第1期。 (12)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3)《小说选刊》1982年第4期。 (14)施康强选编：《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15)唐弢：《短篇小说的结构》，《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16)王秀涛：《读者背后与来信之后——对〈人民文学〉(1949-1966)“读者来信”的考察》，《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3期。 (17)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文艺报》1953年第19期。 (18)《人民文学》1978年第11期。 (19)茅盾：《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20)(22)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 (21)《人民文学》1981年第10期。 (23)巴金：《文学创作的道路永无止境》，《人民文学》1983年第4期。 (24)崔道怡：《又怕又悔编辑生涯》，《北京文学》2004年第10期。 (25)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26)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27)崔道怡：《第三个丰收年——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二)，《小说家》1999年第2期。 (28)丹晨：《关于1985-1986年中篇小说获奖作品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 (29)沃·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 读者论文; 艺术论文; 人民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作品推荐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