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榕合伙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伙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多电影情节中的高潮与反转，通常始于一张圆桌。而每次那张桌子的尺寸，都刚好能够容纳事件主角的完美对话。 2014年12月，美国东部一个寻常的冬日下午，一家美国顶级基金的会议室内，14位重要成员沿圆桌坐开。如果不是为了与三位远道而来的年轻的中国投资人碰面，这群手握巨资的投资家大概还在享受他们的圣诞假期。 对于高榕资本三位合伙人——张震、高翔、岳斌而言，如果能获得这家顶级基金的助力，无疑会对后续的融资行动助益颇多，尽管当时高榕第二期基金已经超募，但这笔钱对他们仍意义重大。 不过很快，在这张圆桌对面，他们就遭遇到几乎是融资以来最尖刻的提问： “今天中国的市场上充斥着多家有品牌的VC和PE。原来你们在IDG的大平台上，很多企业是冲着这个品牌来的，今天你们从零开始，怎么吸引最优秀的创业者？如何说服他们接受你的钱？” 张震虽然没提前准备可能的问题路演，但他心里早有答案。 在这场重要的谈判之前，时间回溯到2013年9月的一个晚上——那晚，在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张震、高翔、岳斌三个人一起喝多了。 酒桌上，张震、高翔和岳斌开了次“遵义会议”，两瓶茅台酒下肚，和所有桃园结义的桥段一样，三人大醉了一场。几天后，他们同时正式向老东家IDG资本请辞，创立高榕资本。 2002年，研究生毕业的张震和高翔同年加入IDG资本。那一年IDG在中国的业务刚刚起步，除了合伙人外只有几个经理。高翔和张震第一次到上海参加基金内部会议就被分配住同一房间。 之后，张、高二人在IDG所有的升迁经历，基本上节奏一致，包括在后期他们又一起负责IDG的TMT投资小组。由于经历相似，所以每一个时间段里，高翔和张震都清楚对方在业务上的感受和困扰，这也使得二人多年来一直携手保持着某种很好的步调，共同进步。 张震从小在部队家庭长大，行事果断，雷厉风行。他长高翔两岁，长岳斌4岁，更像是一位老大哥，他形容高翔是“动若脱兔”：看上去总是慢吞吞的，但执行力又非同一般，岳斌则是“技术狂人”。高翔还是基金中的活跃分子，曾经有连续两三年IDG的年会都由高翔主持，台下人都爱看他“耍宝”，高翔也豁得出去，善于炒热气氛，又很会拿捏玩笑尺度。 在IDG内部一直有一个“习俗”——每年年底，都会组织合伙人一起开“三讲会”，这是所有合伙人聚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间。也只有在这个会上会允许大家相互指责，相互批评，有什么牢骚都可以说，对方不能急，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这个会之外，大家也不能够有任何的猜忌。 渐渐的，不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几个年轻人开始对基金萌生了一些改革的想法。高翔和张震一度在公司内部提案，希望可以到外面去单独融一些钱，做一支“特种部队”一样的子基金，由其做基金的主管，把原来TMT投资小组一分为二，其中新的小组的做法会比从前更激进，万一试水不利也不会冲击IDG的主体业务。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张震注意到，老牌美元基金内部的新陈代谢正在变慢，而围墙之外，更大的机会已经到来。 以往主流美元基金所管理的都是欧洲、美国的“老钱”（Old money，以传统大家族为代表的老牌财团）和“新钱”（New money，以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为代表的经济新贵）。换言之，无论是老钱还是新钱，他们过去的做法，通常是以LP的身份，把钱给到像IDG这样的基金管理机构，由后者来负责选择各种企业融资项目参与投资。 而中国过去十几年新经济的蓬勃发展，财富不断累积，令更多的新钱开始大量涌现，这些人开始有资产管理的需求，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自己开始去参与具体投资，将资源直接对接到创业者。“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发生更多的关系，他们将越来越远。”张震对记者分析说。眼下几乎所有产业都与互联网产生了关系，而张震和高翔自2002年加入IDG后，参与了中间大部分的投资故事。“当你看到巨大机会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放弃原来的很多东西，去搏一把？”张震在之后高榕的融资文件中醒目地标示出他眼中的机会所在：“互联网将重塑一切”。 2013年，张震、高翔原本内部创业的想法因各种原因最终在IDG资本无法得以实施，离开已成为必然。 离职前，张震和高翔已经升至IDG投委会成员，加上岳斌，同时失去三位爱将，必然令IDG心痛不已。不舍之余，IDG的几个资深合伙人决定一起出资给到张震，对他说：“扶你们上马，走一程吧。” 尽管过去在IDG，高翔和张震曾投出过包括土豆网、91助手、3G门户网、蓝港互动、暴风影音等著名项目，但高翔担心，自己和张震两个人都是非IT专业出身，又在IDG待了这么久，风格太接近，所以这个团队正需要像岳斌这样有技术背景的人加入。当时岳斌在IDG的头衔还是VP，但他们愿意邀请岳斌以平等的创始合伙人身份加入高榕。 2009年，从华兴准备离职的岳斌只给张震打了一个电话，便受张震之邀加入IDG。投资小米是岳斌在IDG的成名战。当年，岳斌在论坛中发现了小米正在研发的几款软件，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雷军，但雷隐藏了想做智能手机的想法，只强调正在做天使投资云云。岳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PPT和搜集的“线索”在雷军面前娓娓道来，从小米已经做出的MIUI、米聊到小米正在招聘前端工程师等细节，拼凑出了雷军希望做智能手机与软件结合并最终控制互联网移动入口的野心。雷军听完大为震撼。当时，小米的B轮融资已经内部运作完成，但岳斌为IDG力挽狂澜到最后一个投资席位。 直到今天，岳斌仍然是对小米模式理解最深的投资人之一。但创业一家新基金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远非投一个简单的互联网项目所能相比。岳斌事后也对记者坦言，那个时间点辞职创立高榕，对自己来说“其实是最难的一条路”。 2015年8月，高榕资本宣布获得第二期人民币基金5.6亿元的融资。至此，这支成立不到两年的VC2.0团队已经完成了3只美元基金和2只人民币基金的募集，管理的资金总额分别约为7亿美元和近10亿元人民币。投资企业包括蘑菇街、贝贝网、爱屋吉屋、华米、Testin、本来生活、Avazu、乐心股份、普惠金融、钱袋宝、元宝铺等。 事后有业内人士曾对此评价，认为今天看来，高榕选择在2013年第四季度出来募钱，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时点。 彼时，IDG、红杉、赛富、晨星、经纬等大牌风险投资机构，都还没进入新一轮募钱阶段，高榕得以一下子跃居一线，抓住这个时间窗口，迅速融钱到位，此后又利用他们多年积累的行业人脉和产业判断能力，快速跟进了包括蘑菇街、爱屋吉屋、华米等诸多明星项目，从此在VC圈一炮而红。 高翔并不认同外界给予高榕的上述点评。至今他还记得，2013年自己的国庆假期过得并不太顺遂。原本计划好的澳洲假期，因为签证问题泡汤，最终他和家人不得不选择在阳江的一个渔村度过。 “本来应该在澳洲自驾，结果跑到一个农村海边，那片海还被围起来，不让下水，只能在沙滩上看看，心理落差很大。而在那个时间点，我自己也不知道出来做基金，到底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高翔与岳斌其实有着同样的不安：作为一个全新的VC品牌，高榕最终到底能募集多大的基金、做成什么样的机构，面对如此之大的挑战，当时大家心里没底。作为新老基金交替的创业案例，高榕在创立之初，同业并无坐标可供其参照学习，作为第一批离职创业的基金合伙人，他们将面临很多未知所带来的恐惧。 国庆假期之后，张震和高翔到上海去见了律师。 “要设立一个基金该怎么样做，甚至包括很多和LP谈判要注意的细节都是律师跟我们讲的。”高翔对记者回忆说，在此之前他们对于如何设立一只基金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尽管张震和高翔在IDG拥有超过10年的投资经验，也管理过若干估值10亿美元的项目，但他们只是精熟于基金中“看”和“投”环节，却并不参与太多的融资会议，何况在IDG这样的成熟机构里，财务、行政、法律部门的架构都相对明确而完整。 开始着手做第一期融资时，三个年轻的合伙人曾遇到基金大佬对他们提醒：“如果别人说给你投1000万元，那你就按500万元听。别人跟你说两个月到账，你要做好四个月的准备。”此外，也有朋友曾打电话来叮嘱：现在不是最好的融资时间，除了圣诞和元旦假期的影响，临近年底，很多基金当年的额度已经投完，要到第二年才做新计划。 在募资的思路上，高榕资本明确希望可以做一只Founders'Fund：即他们要寻找的出资人，除了国际顶级的国家主权基金、大学基金、家族基金、养老基金之外，还囊括了互联网行业成功的企业家，以及一些资本界的大佬和传统行业的重量级企业家的个人资产。 高榕的传统行业LP资源，包括了蒙牛、新希望集团相关的基金，在互联网领域则有来自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小米、分众传媒、360、美团等公司的核心创始人和高管。张震曾请到江南春来分享互联网营销和企业管理的经验，被投公司感同身受，也会增加间接股东对他们的了解。而财富之外，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又可以与更年轻的创业企业分享经验、资源，从而形成一个闭环的生态体系。 高榕希望通过这个机制，可以在互联网圈里把这种投资的生态建立起来。从前端到后端慢慢管理，慢慢去赚。 阿里巴巴集团前高管、淘宝网的创始人孙彤宇，也是高榕的LP之一。在投资“本来生活”时，高榕曾遭遇异常激烈的竞争，张震聪明地想到请孙彤宇出马，从杭州飞到北京与“本来生活”的创始人喻华峰见面。孙、喻二人的这顿晚餐，从晚上6点一直持续12点，孙彤宇对喻华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自己做电商的经验一一分享。 效力于IDG的时代，张震和高翔所在的团队曾投出2亿多美元，帮助公司拿回了近6亿美元的现金，而剩余在被投公司的股权价值则超过20亿美元。但张震并不喜欢通过账面上的估值和回报率来标榜团队投资上的优势，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你投出去了多少钱，拿回了多少现金，这才是实打实的回报”。 即便手握过往的骄人战绩，但高榕刚刚起步投资业务时，也遭遇过来自项目的质疑以及同业大牌机构的竞争。 2014年春天，广告营销公司Avazu获得高榕资本领投的4800万美元A轮融资。此前某全球顶级的基金曾给过创始人石一投资意向书，而高榕当时的出价只有他们的60%。 “他说‘我们今天是创业者对创业者，所以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你’”，石一告诉记者，最终是张震的这句很真诚的话打动了自己。 新东方前执行总裁陈向东2014年年初离职创立在线教育网站——跟谁学，张震闻讯后便和高翔、岳斌一起赶到陈的办公室。见惯大风大浪的陈向东起初对高榕三位合伙人的集体上阵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不缺钱，彼时并没有融资打算。 但一番交谈过后，陈向东意外了解到，张震很早以前就曾深入研究过新东方与学而思这些民营教育机构的模式，所以他很清楚，要做一家线下机构随着业务布局的不断扩大，将会产生更多的委托代理，而信用成本和交易费用也会随时提升。张震认为陈向东的“跟谁学”，恰是能够极大地实现“去中间化”，提升运营效率，把人和服务的链接做到极致，更好地形成商业闭环。 几天之后，带着投资意向书，张震又亲自跑到陈向东的办公室完成最后的修改直到双方签字。 “能够看到他们对于做成一件事情的渴望。像我这种创业者，之前带兵打仗那么多年，很容易发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可以并肩作战、或者是有那种棋逢对手的感觉——你将和他产生巨大的心灵能量场。”陈向东告诉记者，后来他从侧面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他听说高榕在融二期美元基金时原本有条件认购超过6亿美元，但最终他们只要了3亿多，足见这是一个有自控力的团队。 高榕的三位创始合伙人，以1976年出生的张震的年纪最大，其次是高翔，岳斌则是80后。在公司创立两年后的今天，这三个人之间已经默契到不需要提前去做分工。面对创业项目，如果说某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问题。而在高榕所投资的那些公司创始人眼中，三个合伙人在对问题的把控和判断上又各有各的风格。 过去高翔一直扎根广州，华南的项目多半由他跟进。尽管有时一个月大家才能碰一次面，但信任关系甚至比一些夫妻更紧密，而一次次内部务虚会的交流也让张震、高翔和岳斌对合伙人精神的理解更加深刻：合伙人之间除了能力上的匹配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过命的交情。是打仗的时候你可以把背交给对方的人。 “有的创业者可能就喜欢我这种性格，和我交流多一些，有的人可能会喜欢跟高翔这种柔和型的交流。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公司，则会和岳斌产生很多的共鸣。”张震认为，这是高榕的优势，团队中可以满足不同的客户，高榕不仅是投资机构，更重要的是投资服务机构。 神州付的创始人孙江涛对记者回忆说，在一次项目沟通会上，自己曾聊起正在研究的数字货币项目，一向在听讲时沉默的岳斌突然打断孙，并告诉他自己也去挖过比特币，为了研究甚至还专门买过“挖矿机”（编注：用于赚取比特币的电脑，用户下载专用的比特币运算工具，运行特定算法，与远方服务器通讯后可得到相应比特币。）在这次交流之前，孙江涛对岳斌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他在技术方面有偏好，“但在那一刻讨论数字货币的时候，我发现岳斌对比特币的细节研究得非常清楚，动手能力也非常强”。 相比岳斌的技术探讨，高翔那天的提问则显得尖锐得多。比特币作为数字货币，背后有其发售的逻辑，包括整个通胀、通缩的体系，到底遵循着怎样的经济模型。高翔为此问了几个关于经济模型细节的问题，孙江涛觉得每一个问题都直逼项目的关键点，在当时，这些恰恰都是他和团队还没有深入研究过的事情。 张震的提问则很跳跃，语速非常快，挑战性很强。“回答张震的问题还是得对业务精熟才行，我每次和他沟通，都要保持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然有可能思维跳跃的速度跟不上他。”孙江涛评价说。 张震承认，他在判断投资机会时会更看重创业者的视野。一个例子，就是贝贝网的创始人张良伦。虽然张良伦此前没做过母婴生意，甚至自己也还没有养过孩子，但张震发现，他对贝贝网的美国对标公司——Zulily有过深入研究。当张震问及Zulily运营的优缺点，张良伦回答说，Zulily的货品很全，价格很低，但是配送时间差不多要10～15天，对母婴这样的细分品类而言，这种模式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更早之前，张良伦还曾创办过返利网站——米折网。2012年初，米折网启动融资，当时还是IDG合伙人的张震，是创始人张良伦见到的第一位投资人。开始他有点紧张，但两人绕着西湖国宾馆走了两圈之后，张良伦就决定拿张震的钱。 “他如果认可一个事情，会快速决策且异常坚定。他的这种坚定会给创业者带来一种安全感和保障。”后来张良伦转型做母婴电商网站贝贝网，高榕资本继续跟投。贝贝网C轮融资时一度出现波折，距离目标还存在一两千万美元的差额，又是张震用了一句“差多少，我补”和帮助企业站台，这才给创始人吃了定心丸。 过去几年，市面上已有的知名主流美元基金基本不是中国人创立的，不排除他们中有创业的成分，但见证一家基金品牌从无到有的过程却十分难得。 也正是在高榕成立之后，波及到整个VC圈子的革命才陆续蔓延开来。仅在IDG内部为例，前IDG合伙人毛丞宇创立云启创投、余征坤创立济峰资本、李丰成立峰瑞资本，以及郑兰创立了博派基金。 对比前辈，比如熊晓鸽、周全在十几年前创立IDG资本的过程，张震觉得自己和高翔、岳斌三个人出来创业已经要幸运得多。熊、周二人当年对于风险投资了解甚少，白手起家，而到了张震这一代，市场已相对成熟，加之他们在IDG也积累了相当多的行业经验，高榕这一路走来，总体还算顺利。 当然，创建一家基金之初，也全然没有那种在资本市场豪掷千金的快感。挑战首先不可避免地，是你要面临和其他创业者一样琐碎的事务：选择办公场地、团队组建、战略定位，包括去融资，而随后更大的挑战则来自更为长期的团队管理。 当年在IDG工作时，张震的工位就在创始合伙人周全办公室门口。用张震的话说，自己是在周全的身边长大的，周的一言一行他都在观察和学习。 “但是你并没有亲自操盘这个事，当你亲自操盘时就会发现，人事、财务、PR很多细节都要管都要去协调……”甚至于有一家被投公司的创始人，其小孩要在国内入学，张震都要想方设法帮其搞定。 过去在IDG这样的大机构，有专人负责做针对创业者的所谓“后勤服务工作”。显然，从前只是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压力肯定没有做创业者那么大。现在，张震常常不得不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状态，因为没有退路。 “做职业经理人时我知道自己身后还有靠山，当时我后面还有周全和晓鸽（熊晓鸽），今天我后面就是悬崖，踩不住，一脚就下去了。”创办高榕的经历，让高翔感触最深的，是他意识到在很多时候，基金的成功并不属于某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基金策略的成功。 “我们在IDG的时候投了很多好的项目，当时觉得自己好厉害，实际上，我们的成功是因为IDG的平台和它所处的行业的地位，使得你更容易接触到这些项目，此外也是机构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的某个大的投资策略，使得你能够去决策。”高翔给记者举了经纬中国的例子——经纬曾在移动互联网刚兴起时组建的人民币基金，非常快速地响应投资了一大批移动互联网项目，而这一策略也给了很多人实战机会，培养出一批非常优秀的投资经理，当时在经纬，小几百万元人民币的项目可以由投资经理直接做主。 高榕内部的机制运作，也显示出了对优秀基金的经验借鉴。现在3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由两位合伙人通过即可。基金经理每年拥有一次坚持自己选择的权利，这种机制维护了那些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刻。 作为一个从三人起家的新VC，从一开始，高榕内部就给每个人平等发声的权利。不像大多数的同行，他们营造的这种平等氛围，也正是三位合伙人维持平衡的巧妙之处。 高榕内部并不强调某个人的重要性。对于一家基金而言，平台的价值一方面是保证投资策略的统一，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基金中的每个人能够把机构当做是自己创业以及长期事业平台。 基金是有限合伙制，不同于企业的股份可被继承，基金要求合伙人到了一定年限后就要退出，这个机制决定了它的商业形态是可被传承的。所以从一开始，张震就不希望高榕打上三个合伙人的过深烙印。 “我很快就40岁了，基金10年一期，也许到50多岁的时候我就要退出早期投资项目的一线。假如现在问你美国红杉创始人叫什么名字？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但重要的是，红杉已经完成了交替和良性传承，这个传承就是——当我们退出的时候，我们要净身出户，争取把空间留给年轻人。”在张震看来，合格的投资人标准，是要有10年以上的从业经历，至少投出过一亿美元。“现在股市不好，很多人在担心，但我们却能吃得香、睡得着，没什么影响。因为我和高翔在行业待了十几年，股市有好有坏，大盘总在涨跌。如果投资人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这样的问题，知道在不同的阶段该如何应对，那事情就会变得棘手。” 高榕最终获得了文章开头的那笔融资。谈判刚结束，还在路上的张震就接到一通令人兴奋的电话：“恭喜你们！我们决定投资！”那一刻，外面大雪纷飞，三个人却都只穿了一条单裤，冻得哆嗦。 在谈判桌前，张震其实是借用一部著名的美国电影《甜心先生》来回答那个尖锐提问。该部励志电影讲述的是一家美国最大体育经纪公司合伙人杰瑞·马奎尔，在公司管理中发现重大问题，提出改进方案却没有得到采纳，终因意见不合而被迫出走，创办了自己的经纪公司。起初，那些大牌运动员们都倾向选择老牌的经纪公司，认为可以为自己带来资源，而杰瑞通过自己的能力和行业资源，更用心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最终将旗下的二流橄榄球员罗德打造成为超级明星，而他的经纪公司也逐渐成长为业界翘楚。 这是当年周全要求每名IDG合伙人必须观看的电影。周全曾经问过张震，对这部电影有何观感。张震回复说，投资圈一如竞技场，和电影中呈现出的剧情一样——投资行业里个人口碑往往比企业品牌更重要。 张震没有想过，数年后，自己有一天竟会面临和杰瑞一样的处境。甚至在这间美国最顶级基金的会议室内，面对“你今天一无所有，将如何再度获得创业企业信赖”的提问时，这也是他给出的答案。标签：高翔论文; 高榕资本论文; 融资公司论文; 高榕论文; 创业论文; 张震论文; 陈向东论文; 风投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