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发展的不平衡与教育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当代论文,战略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1)04-0012-04
知识与教育有着内在的关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临着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科技界与教育界曾掀起了一场关于当代科技革命与教育改革的大讨论。知识爆炸、知识陈旧、知识高度分化与综合、知识物化等等，这些关于当代知识发展的特点早已为人所熟知，教育优先、加强基础、扩宽专业、培养能力等应对策略也广为人们所共识。不过，当代知识发展的不平衡性特点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认识，而西方所谓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知识殖民理论”等，其基点却是建立在当代知识发展不平衡性之上的。因此，关注当代知识发展的不平衡性，对我国现代知识发展以及教育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当代知识发展不平衡性的主要表现
1.知识地理空间分布不平衡
尽管知识是全人类共同的创造物和财富，但知识在地理分布上，却存在着强烈的不均衡性。换句话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创造、占有、掌握和运用的知识资源（指知识数量、知识品质等）并不相等，有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是人类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创造者和经营者，它不仅掌握和垄断着大量的、先进的科学与技术，而且通过其应用转化为物质财富，通过其传播影响甚至控制着整个世界文化及文明发展进程。而有的地区、国家和民族则主要是知识的消费者、接受者或学习者，虽然自身也生产一定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数量少、品质低，不构成人类知识的主体或主流，居次要地位。显然，前者处于人类的“知识中心”带，后者处于“知识外围”带或“知识边缘”带，外围知识依附于中心知识，受后者的同化和支配。日本社会学家汤浅光朝通过考察人类知识发展史，发现了人类的知识生态存在着“中心”并且发生过“中心”转移的现象。古希腊最早成为欧洲知识中心，是欧洲文明的源头，现代西方的科学、艺术、文学、宗教等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起点。经过近一千年的漫长的中世纪，近代欧洲首先在意大利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很快，人类的知识中心从希腊转移到意大利，尔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产业技术革命兴起，知识中心又相继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知识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当代美国、欧共体以及亚洲的日本，构成人类的知识中心区。
古代中国曾是东方世界的知识中心。在这里，不仅孕育出华夏文明，产生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影响整个东方世界的思想道德体系，而且也形成了以“四大发明”为龙头的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技术知识。它们传入欧洲后，刺激了西方世界航海业、矿业、工商和军事的发展。17世纪后，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航海等技术优势急剧向外扩张。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在器物、制度、精神、心理等多方面发生了接触、碰撞、冲突、比较和竞争，结果西方文化逐步成为知识体系中的强势和中心，传统的东方文化走向衰落和边缘。当今的世界知识体系，居统治地位的是欧美等少数经济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垄断着全球知识资源，包括90%以上的一流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绝大部分世界知名的科研机构与高等学校，80%左右的研究与发展经费；2/3以上的出版物和信息资料。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发现、技术上的重要发明和学术上的重要创见，多产生于此。当代西方知识界领导着整个国际社会知识发展的选题与方向，是知识的生产中心和集散地，更有甚者，当代知识的研究范式、话语权力都是西方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也有少数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中国等）建立了规模较大且比较完备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创新系统，但知识发展的自主性却极其薄弱，独立而自行开发的知识数量少、层次低，对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强的依赖性，其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产品需要引进，科学研究、技术发明以及学术发展也基本上属于跟踪性、重复性、模仿性和注解性的。总之，在知识发展水平与知识生产能力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知识中心与外围发展不平衡性的形成，缘于多方面因素。外部因素，如经济的、制度的、历史的和地理的等；内部因素，如知识基础与知识积累程度、思维品质、教育等。这些因素，既是知识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又是知识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知识地域分布不平衡，除了表现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或民族外，在一区域、一国内部，也同样存在不平衡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1]，在世界知识体系结构中总体上处于中心的国家，其内部也有属于知识外围的部分，同样，在世界知识体系结构中总体上居于外围的国家，也存在相对于自身的知识中心，前者如发达国家的相对落后地区，后者如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发达地区。
2.知识内部发展不平衡
在这一层面上，有着多种含义。比如，依层次和水平，有常识性知识与专门性知识，有初级入门知识和科学前沿知识等。但这里所说的知识内部发展不平衡，主要还不是指这些知识，而是指以下几类知识状态：
一是人文知识与自然知识和技术知识发展不平衡。比如，在16-17世纪以前，人类知识在整体上是属于人文的，无论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印度的佛家学说、非洲与西亚的伊斯兰学说，还是西方社会的柏拉图学说或基督教条，都是关于人类自身命运、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宗教、道德、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而关于自然、生产的知识很少，且不受重视。如，孔子就推崇仁义礼智而鄙视生产劳动知识，亚里士多德崇尚自由知识而贬低职业知识和工艺技能。但这种状况到18世纪后就开始逐渐发生转变，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及其不断向生产领域渗透和应用，科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生产和财富的功能大大增强，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知识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些变化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了人类有关自然的认识与实践，导致科技知识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当今时代，人类知识激增，并且高度分化。在知识总体结构中，关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部门已大大超过了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在人类6000余种学科中，属于科技类的知识占总数近3/4，高等学校的课程，也多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教育为主，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构成中，学习或从事自然科学或从事工程技术性质工作的占多数，而在人文社会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有许多是理工科教育背景的。[2]这说明，近代以来，人类知识的性质与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进入了技术化、理性化和技术知识统治的时代。
二是上述两大知识体系资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布不均衡。比如，在当代人类知识总体向技术知识倾斜的情况下，受传统文化（佛教、伊斯兰教、儒教等）影响较深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其知识主体依然是人文之学，大学生一半以上学习文科。日本在明治前，系儒家思想文化体系，明治后，实行“富国强兵”、“技术立国”、“工贸立国”战略和普遍向西方学习的“脱亚入欧”战略，技术知识与技术教育在知识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和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苏联经验，由传统的人文大国向科技大国（不是强国）过渡。今日中国，技术知识及其技术知识分子的地位，在社会认知上整体高于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欧美是一个知识体系相对均衡的地区，在古希腊时代，欧洲就提倡德智体美和谐，基于这一传统，今日这里不仅发展起来了基础雄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而且其哲学、文学、艺术等也相当繁荣。非洲等贫穷国家虽然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但上升到知识体系的高度，则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十分落后。发展中国家知识发展的一般趋势是优先学习和发展科技知识，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与政治的独立和生活富裕问题。如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优先发展科技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与技术等。
三是不同知识的社会功能、社会影响与地位不同。比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就相当明显。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知识，往往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财富相关联，而人文社会科学往往与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与人类精神生活相关联。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各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由于物质生产与物质财富的决定性和优先性，人们常常更多地看到物质生活作用的一面而忽视精神生活的一面，因此，人们便更多地重视自然科学知识而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因此导致了人们对待知识的不同态度和知识价值的不同取向。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而现实情况是，人们对知识的评价和取舍，不是以它的功能和角色，而是凭它的直接物质利益。那些能够直接带来物质利益，能够获得物质回报的知识，就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反之，那些与直接的物质利益较远或经济回报率低的知识，一般受到人们的轻视。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重理工轻人文，重应用轻基础的重要原因。
3.知识在个体间分布不平衡
知识数量、质量与结构不仅在国家、地区之间分布不平衡，在不同学科之间分布不平衡，更重要的是在个体间分布不平衡。人类知识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整体到分化的过程。就知识的占有和享受看，也经历了一个由个别人向少数人再向一般民众发展、漫延与普及的过程。在人类发展早期，知识作为神圣与神秘的东西，往往为社会上层人物所拥有和把持。西方的智者，中国的巫、士等对知识和文化具有解释权，在上层社会与普通的百姓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唯上智下愚不移”，“学术官守”、“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等，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同样，文字、上流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如拉丁语、汉语文言文等）、书写用具等文化奢侈品，也造成了社会下层与知识的分离。那个时代是知识的精英化时代，有知与无知判若两极。这种状况，到了近代以后渐渐被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社会民主化运动，使文化知识迅速出现了下移和扩散的趋势。起初，西方主要国家实行普及初等教育制度，把简单的读、写、算知识和技能推广到绝大多数儿童。尔后，经过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发展过程，教育普及化程度得到不断提高。当代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中等教育阶段的普及。这就意味着，最起码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基本达到了相对公平，公民具有大体相同的知识起点。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缩小了高级知识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平衡了知识在民众间的分布，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和手段。[3]当然，由于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属性，它将知识分割成不同的、一个一个单立的知识部门，进而将不同的知识部门分配给不同的学习者，但不同的知识，具有不同的性质、功能与地位，即知识的不同权力。接受哪一层次的知识以及何种类别的知识或者专业教育，对一个人的发展和影响至关重要。例如，学习古代历史专业的学生与学习IT、BT类专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所获得的经济回报是不等值的，其间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差。因此，知识在个体间分布的不平衡性以及知识分配的公平性，是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应该注意研究的课题之一。
二、知识不平衡性与教育改革的战略选择
知识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但知识不平衡的分布秩序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知识中心在地域上曾发生过转移，而不同性质的知识的地位也发生过变化。这说明，建立国际知识新秩序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种新秩序，不是知识分布的平均主义化，因为那根本就不现实，也不意味着发达国家放弃知识中心地位，只是说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地位，提高知识生产与创造的能力，打破现有的知识秩序，缩短与知识中心的距离，在当代知识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重要阵地。在知识内部结构方面，要选准主攻方向，实施优先工程，同时带动和促进知识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在知识个体分布方面，要努力提高每一公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缩小公民间的知识差别，要通过知识在个体间分布的公平分配，为每一公民创造更加宽阔的发展空间。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知识与教育是合一的，知识的生产、传播、贮存、转化和创造，皆离不开教育。科学有效地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对实现上述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1.通过全民教育缩短知识差距
毫无疑问，所谓全民教育，就是面向全体民众的基本教育或基础教育或者义务教育。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知识差距，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全民教育水平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全民教育早在19世纪即已启动，其时，德国、英国、法国等相继颁布法令普及初等教育，尔后逐步延长全民教育年限。目前，发达国家至少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少国家实际上普及了12年义务教育。全民教育的普及，在总体上提高了全国民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与素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准备了足够的知识资源。我国在全民教育事业上起步晚、起点低，虽然国民革命时期，国民政府也曾经颁布过全民教育法令，实施普及教育事业，但始终未能实现。全民教育的真正发展，还是在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来。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通过了“普九”验收，在大中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带，高中教育也接近普及。有3亿人左右在中小学和职业学校接受教育，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全民教育在我国还面临相当多和相当大的困难。一是全民教育的物质技术支撑条件差，中小学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甚至还存在不少连最起码的办学条件都缺乏的“三无学校”，二是教师队伍素质不高，三是教育思想观念、课程与教育教学方法落后，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这些都影响着全民教育的质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和教育差距，不单表现在受教育者的数量和年限上，更重要的是全民所获得的知识总量和知识质量上。因此，关键是在提高全民教育普及率的同时，提高全民教育的质量。
2.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与创“一流大学”
全民教育是基础，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全民教育之上的专门教育。传授专门知识、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专业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如果说全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向民众普及一般科学文化知识，它要解决的是国家和民众基本知识差距的话，那么，高等教育的目的则在于缩短国家之间高级专门性知识的差距。所谓专门知识和高深学问，是知识总体中层次较高、程度较深、与整个社会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联系直接而且紧密的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接受这种专门知识学习和高深学问训练的人，不仅可以继承这种知识和学问从而实现知识的再生产，而且可以将之运用于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从而实现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在已有基础上实现知识的创新与发展，实现知识的增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常常把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进而是专门人才的规模与水平）看作这个国家综合实力状况的标志，看作该国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这也是战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当代国际社会，多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阶段。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40%，日本、加拿大超过50%，而美国甚至达到了92%，为其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与人才资源。特别是这些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其国家重要的知识创新库、一流人才库和新思想库，在国家学术发展、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中，在确保国际经济、科技和知识竞争中的绝对领先地位与中心地位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作出了加速高等教育发展步伐的重大决策，争取到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现在，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的在校生已经达到1600万左右，毛入学率接近13%，离2005年的15%只差一步。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过小的落后面貌得到彻底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对全面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本领，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级专门人才的增长，也意味着知识资源的拓展和加深，有利于尽快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高级知识上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从经济发展现状和高等教育实际出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目标和集中财力选择若干基础条件较好、在世界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又关系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的大学进行重点建设，开启了“211工程”和“一流大学”工程。这些工程的施工，表明了我国开发尖端知识资源的决心，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用意。可以说，迈向知识中心的路程虽然还相当遥远，但只要持之以恒，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能够实现预期目标。届时，中华民族将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加快教育的国际化步伐
通过教育实现从知识外围向知识中心的跨越，不仅要通过提高教育的普及率和重点大学建设来扩展知识的范围和提高知识的层次，而且必须把教育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流动的系统，即教育必须是面向世界的。有开放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提高。开放的系统，有利于知识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吸收新知识、产生新思想。否则，就必然造成知识的守旧与残缺。美国是一个受传统影响较小、开放程度极高的国家，各种思想都可以在这里生长，因此才有了美国世界知识工厂和中心的地位。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指导下，出现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术成果。相反，在苏联和解放后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封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像拒绝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样拒绝西方的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结果造成许多专门知识、许多学科专业出现空白。同时，由于在学术中人为地划分和夸大两大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知识差异，也导致学科理论与体系的僵化与缺损。因此，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必须善于学习和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跨越。
就像中西方知识差距客观存在一样，必须承认，我国的教育，在许多方面，包括思想观念、体制、模式、方法、技术手段、办学条件等落后于西方国家。硬件上落后，虽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但毕竟通过努力可以达到，关键是思想领域内的落后，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致命的。教育的国际化，当然不是全盘拿西方教育来框我国教育，而是要客观地、分析地、虚心地、不带成见和偏见地学习与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教育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才能逐步实现建立世界知识新秩序的目标。
4.建立知识效益回报的调整机制
现实情况是，相同的教育层次和相同的教育年限，由于所修习的知识性质、类型及功能不同，学习者在正常完成学业走向社会工作岗位后所取得的经济利益回报也不相同，有时这种差距还相当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回报者心理不平衡，影响其工作积极性。这种心态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后来者对高等教育专业知识的选择。这从高中毕业生填报高考志愿中对回报度高的热门专业，如计算机专业、信息或网络开发和管理专业、财经专业、金融专业趋之若骛而对历史、哲学、基础数学专业倍加冷落之情形即可见一斑。长此以往，不仅将造成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的失衡，更有甚者将导致国家、民族和社会人文价值资源的萎缩和枯竭，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的衰败。若任其自由发展，后果不难设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来调整和均衡其间的利益。既然不同学科、专业间的利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因此，相应地，建立起来的协调机制也应该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要通过学费、助学、信贷、奖学等价格调节政策手段的作用，保护弱势学科专业知识的地位，保证其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5.处理好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现代化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经济、工业、科技和理性为中心，它把现代化单一地理解为经济、物质和技术现代化，即认为现代化就是经济增长和产值提高，就是科技进步和物质富裕，因此，它把能够直接带来物质增长和产值提高的实用知识和技术奉为圭臬，而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视为空虚无用、华而不实之物，极力加以贬低和排斥。近代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对立以及科学文化彰显而人文文化式微，其直接的根源就在于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所谓现代化运动造成的。与此相应，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中，也普遍出现了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的倾向。它不只表现在教育规模、教育结构方面，更表现在课程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换句话说，科技文化统治着学校教育，科技知识、理性思维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和左右着学校教育教学过程。这种单一的科技教育观和理性至上观，虽然对经济增长和物质进步产生了效果，但实践证明它恰恰偏离了现代化目标。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肉体、利益与道义、人与我、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破裂，人类为自身发展埋下了深深的危机。现代化发展，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如果失去了人的发展、人的价值和人类幸福导向，那就只能象脱缰的野马，将人类带向深渊。因此，物质发展、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文知识和人文教育的正确引导。科技知识、科技教育，只有建立在对人类福祉这一终极关怀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发挥功用，才能变为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