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霞[1]2011年在《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为突出、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而技术进步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当前关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就业的的观点并不一致。因此,系统、深入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使技术进步在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能发挥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对于丰富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理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考察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有关理论,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回归分析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并构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系统框架模型,提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系统的优化方案。文章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分析总结了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利用我国1991～2009年的数据,从产业就业结构、行业就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结构叁方面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效应:技术进步对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有负向影响,技术进步和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技术进步对第叁产业就业结构有正向影响。技术进步的就业结构效应有助于推动劳动力从农林牧渔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技术进步对于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就业有挤出效应。技术进步与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数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显着的作用。2、构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系统框架模型。技术进步推动劳动就业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相关层面,将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的效应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构建起一个系统的架构,把社会经济中的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相关主体内外部之间多维的系统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较以往很多线性的研究而言,不仅在研究方法、研究的内容上具有创新的意义,对分析实践案例也具有指导意义。3、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系统的优化方案。技术进步促进就业的效应系统包括五个子系统,五个子系统协同发挥作用才能顺利实现推动劳动就业的目标,因此,要增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应该做到:(1)增强动力子系统。政府应优化科技管理体制,制定有利于就业的科技和产业政策。(2)完善运行子系统。政府要转变职能,健全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3)提升保障子系统。必须优化与调整产业结构,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4)优化约束子系统。必须完善科技区域创新体系,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构建新的创业支持体系。(5)健全目标子系统。必须制定合理、科学、全面的就业目标系统。
彭绪庶[2]2002年在《技术进步与就业量的变化研究》文中指出熊彼特和索洛等人杰出的贡献揭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长期来，虽然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技术进步与就业有密切关系，但技术进步对就业量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影响，学者们则看法不一。本论文对技术进步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作些尝试性的研究。 技术进步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第一章导论部分首先对技术进步及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进行简要介绍，确立本文分析的概念框架。第二章是技术进步与就业量关系研究的方法和观点，主要包括四节：第一节首先介绍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问题的产生及主要内容。失业问题并非自古有之，自工业革命后，人们很容易把失业同技术应用联系起来。经济学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研究既层次分析也有具体方面(内容)的分析。本论文讨论的重点是技术进步也就业量的变化，第二节讨论技术进步对就业量的影响机制，从技术进步过程中就业量的动态变化来看，主要包括减少、增加、替代和转移四种效应；从经济体自身机制的适应性变化来看，经济学家更多是从补偿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价格效应、收入效应和技术乘数效应，第叁节介绍了叁个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量变化的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模型、新奥地利方法和增长率模型，第四节实际上对以往对技术进步与就业量关系研究观点的综述，学者们都同意技术进步会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但对数量的变化则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导致就业减少，有的认为就业量会增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量变化没有实质影响。 第叁章是对美国技术进步与就业量变化的实证分析。不同过去的一些做法，本文分别用总就业人数和(年)总就业时间表示劳动投入。通过对1948-98年美国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1、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边际就业弹性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2、当分别用就业人数和年总劳动时间投入时间衡量时，上述负相关关系是不同的，即由于劳动者周劳动时间的减少，总就业人数的减少比总劳动时间的减少要少的多；3、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促进了就业制度的变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技术进步对就业人数的替代。另一方面，这种就业制度变革也是技术进步福利在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一种分配。 第四章讨论技术进步促进就业制度变革对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政策启示。通过缩短工作时间和调整工作时间两种基本方式，技术进步间接促进的就业制度变革可以平衡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给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重要启示是，重新分配技术进步福利，主动变革就业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目前我国就业面临的压力。“双休日”和“黄金周”等现象说明了这一点。
蒲艳萍[3]2006年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就业与公共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就业问题却越来越突出。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经济高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攀升同时并存的“增长型失业”现象。“增长型失业”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的、突出的问题,认识并治理“增长型失业”已成为我国乃至各国政府及学者们百倍关注与重视的新课题。本文在对中外学者关于内生经济增长与失业理论,以及就业转换理论相关文献资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数理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的历史概括与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经济增长与失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和理论基础。其次,对转型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重要因素进行筛选,并通过构建转型期的劳动力需求与就业量决定的多变量模型,对转型期各主要因素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找出影响中国转型期就业的主要因素,并揭示这些主要因素与就业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其与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逻辑地梳理出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并提出解决我国“增长型失业”问题的政策思路。其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总就业人数与GDP存在同向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的增加,但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表现如下特点:①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弹性大于整体就业弹性,即经济增长对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大于整体就业。②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产业就业效应,无论从各产业回归方程、结构偏离度还是就业弹性考察都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已经达到饱和并开始排斥劳动力,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空间有限,第叁产业己成为吸收劳动力最主要的部门。③产业内部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就业效应,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建筑业就业有促进作用,对工业就业的影响不显着;第叁产业中传统的商贸餐饮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业,以及教育卫生服务和一些专门为居民生活消费提供服务的社区和个人生活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强,存在行业垄断或资本和技术密集高的行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弱。④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之间存在双向Grange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动了有效就业的增加,有效就业的增加也促进了经济增长。(2)通过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①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方向总体符合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及趋势,
王君, 杨威[4]2017年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历史分析和前沿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进步迅猛发展引发了对"机器替代人"的恐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历经百年,涉及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劳动经济学等理论,研究视角从微观分析向宏观和时期跨度分析转变,技术进步对就业既有破坏性的替代效应也有创造性的补偿效应,总效应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研究存在理论缺失。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研究要更注重宏观层面分析,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进行统筹分析,不孤立地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效应。
刘艳华[5]2014年在《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分析》文中提出就业作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大基本民生问题。就业需求的增加依托于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而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叁个重要因素,其中技术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其通过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为创造就业岗位奠定经济基础,从而对就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科学技术的日益更新,带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的同时,通过加以研究并创新,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就业方面却出现了不同于理论分析结果的状况即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与失业呈现出反向影响,即失业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降低。针对此现象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部分学者归因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高投资低消费,因此投资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以资本深化和资本--劳动的替代为主要特征,因此这种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这也是造成我国就业不足的主要原因。而资本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具有替代性,根据资本技能互补假说,技术可以物化在物质资本上,当物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体现为技术进步即物化的技术进步。物化的技术进步就是将技术物化在企业的机器和生产设备上,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社会的失业率。此外资本积累或资本深化有利于高技能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技术进步将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出现了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制造业未来发展状况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有序造成巨大的影响。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不仅主导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国的经济转型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制造业不仅缓解了紧张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体现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这种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制造业产品的低附加值,阻碍了我国制造业长期健康发展,降低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研发能力关系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生存与未来发展。因此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加强对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的重视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产业中的28个行业为例来分析技术进步对总就业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以R&D支出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通过研究设计和实证分析来探讨我国制造业中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具体关系。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通过对“制造业R&D支出与就业水平整体发展情况趋势图”的观察,发现从总体上来讲,就业水平与R&D支出的变化趋势趋同,都是经历了先下滑后上升的趋势,因此初步估计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不同技术水平的R&D支出变化情况与不同技术水平的就业变化情况趋势图”中发现,高低技术水平下就业水平与R&D支出的变化趋势趋同,但趋势的速率不同,高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明显要高于低技术产业的就业增长,因此初步得出我国制造业中存在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进而加快了高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初步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继而对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变量指标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主要综合了Im-Pesaran-Shin检验、Fisher-PP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叁种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是单阶不平稳,而在一阶差分之后实现了序列平稳。其次,通过协整检验考察各变量间是否具有置信的长期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资本存量、技术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采用了Hausman检验方法实现模型的选择,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考察技术进步与就业水平之间的计量关系。再次,本文考察了变量的内生性,考虑到产业的R&D支出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参考已有学者的相关研究,以政府的R&D支出来替代产业R&D支出,同时以资本存量与实际工资水平的滞后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通过对变量的相关检验之后,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GMM估计,结果显示了技术进步指标研发密度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显着,由此证明了描述性统计的初步分析结果。为了证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R&D支出的增长率来替代研发密度并进行GMM估计,计量模型显示依然是显着的。为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产业间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为此参照OECD(经合组织)各产业技术水平的划分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依据各产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将全部样本分为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两大类,并运用到GMM模型的分析之中。GMM估计结果显示,尽管技术进步在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中的影响效应相同即都加快了就业增长,但影响程度却不相同。技术进步对高技术行业的就业影响程度要高于低技术行业,证明了我国制造业中存在有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本文研究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渠道和政策效应,希望能够丰富我国的就业理论,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的就业不足问题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当前中国的就业不足,除了国有企业改革、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的劳动力迁移、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替代、产业结构升级、进出口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等因素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政府要运用自身的R&D支出来引导企业不断增加R&D的支出。而政府在运用R&D支出中,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与企业应该进行分工协作,政府将R&D支出重点放在基础研究、公益性和高技术领域,企业则主要集中在可以扩大生产以及具有较大经济效益的领域,从而实现社会中不同领域的科技分工；其次,考虑到企业研发成本较高,政府应增加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并通过向企业转移来引导企业增加R&D支出；最后,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为相关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的渠道,解决企业的资金来源难题。从创新能力方面来讲,企业技术创新不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环节,特别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更明显,严重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我国政府要在提升企业自我创新能力上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首先,政府需对相关企业进行出资或是补贴,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进而掌握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较高知名度的企业,政府应该加大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通过制定相应的产权制度和建立“知识产权投资风险基金”机构,来保护相关企业的合法权利,为企业的创新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环境,以避免其他企业的搭便车行为,同时也使得企业有动力去进行研发活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中存在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因此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会增加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目前,我国企业对高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与劳动技能低严重不符,这要求政府提高财政对公共教育的支持,不断提供多层次的职业教育来提高求职者的素质,帮助他们适应社会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新技能要求。因此,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背景下,政府要逐渐引导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快培养高技术人才。物化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失业率,企业除了改革自身的经营体制外,还要注重资本的效率,增加对高新技术设备的投入,在引入国外先进设备的同时,也要注重国内技术的提升。此外,政府应该以积极的政策来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效率资本提高了,物化的技术进步就会突显,因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可以缓解目前紧张的就业压力。最后,本文阐述在研究中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继续研究的展望。由于本文的数据属于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而非单个企业层面的数据,不能控制企业的个体特征。另外,关于技术进步的指标,现有许多文献使用TFP的分解数据来衡量,可能更有利于全面揭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这些将是本文未来的努力方向。
肖六亿[6]2007年在《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文中研究指明增长、就业和物价是宏观经济的目标变量,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变量,它们之间的传导机制构成了宏观经济关系。典型的宏观经济关系是经济周期理论所揭示的“特征事实”,代表一般性的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相反,非典型的宏观经济关系与“特征事实”不一致,具有超越一般规律的特性。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具有明显的非典型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就业增长缓慢,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状况;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物价持续低迷,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协调,形成物价超周期现象。非独中国如此,高增长低就业和物价超周期性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如何解释这些非典型的宏观经济现象,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增长理论和周期理论探索了典型宏观经济关系的规律性,但对非典型宏观经济关系的解释无能为力,更不用说存在一种同时解释两种宏观经济关系的理论。于是本文构造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理论,从解释非典型宏观经济现象入手,进而解释典型宏观经济现象,以弥补现有理论与重大经济现象之间的裂痕。根据技术进步的广义定义和“索洛余值”法,我们测算出中国1978——2005年间的TFP,并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与GDP增长率、就业弹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技术进步是造成中国“高增长低就业”的主要原因。这为后文提出了一个问题:技术进步如何造成“高增长低就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引发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理论的构建。立足于劳动力市场,从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两个方面分别考察技术进步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供给具有确定性的增加效应,所以,技术进步对就业水平的作用决定于其对劳动需求的不确定性影响。从劳动需求方面考察技术进步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我们定义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总效应,它包括就业损失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损失效应是指,技术水平提高和技术进步增速减少劳动需求,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的生产规模下减少了就业岗位、降低了劳动需求;二是技术进步同时提高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形成不同偏向的技术进步,导致生产要素的替代,要素替代的结果是劳动需求下降。就业创造效应是指,技术进步通过有关途径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岗位,从而增加劳动需求的一种机制和效果。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是通过技术进步扩大生产规模和扩大经济范围的渠道而实现。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损失效应经常不相等,并且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技术进步的就业总效应存在叁种状态:正效应、负效应和零和效应。从劳动力市场延伸到产品市场,进一步剥离出影响劳动需求的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我们发现,生产规模是决定劳动需求的最基本的宏观变量,并且劳动需求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而增加(缩小而减少),生产规模对劳动需求具有确定性影响。综合考察两个市场,从劳动需求的角度构造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理论。生产规模是决定劳动需求的基本力量,技术进步的就业总效应迭加在生产规模的就业效应之上对社会就业量产生作用,由于生产规模的就业效应是确定性的,所以最终社会就业量随着技术进步的就业总效应变化而变化。我们将这种迭加在生产规模的就业效应之上的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的分析框架,称之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理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宏观经济关系的变动。根据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理论,生产规模、技术进步和产品市场的供求格局是决定宏观经济关系变动的基本变量,它们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宏观经济关系。生产规模扩大会加速经济增长,并且还会增加就业量;技术水平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就业产生不确定性影响。因而生产规模扩大和技术水平提高必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与之相随的可能是高就业,也可能是低就业,即出现高增长高就业或高增长低就业。由就业水平决定的工资是构成物价的主要成本因素,迭加在工资之上的决定物价的力量是市场供求因素。因此,如果劳动市场低就业和产品市场受供给约束,那么低就业、低工资与高物价并存;如果劳动市场高就业和产品市场受需求约束,那么低就业、低工资与低物价并存。相反,如果劳动市场高就业和产品市场受需求约束,那么高就业、高工资与高物价并存;如果劳动市场高就业和产品市场受供给约束,那么高就业、高工资与低物价并存。本文还基于中国的数据,测算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总效应,测算结果显示,技术进步造成就业净损失,平均每年减少就业量3000——3500万,抵消了生产规模扩大而增加的就业,所以“高增长”与“低就业”并存;在就业增加缓慢,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产品市场出现严重供过于求的格局,因而物价一直低迷。由此形成了“高增长、低就业与低物价”的非典型宏观经济现象。
李静静[7]2010年在《技术进步与就业相关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性问题争论已久,其争论的症结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我国正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科技进步一方面对劳动产生了排斥作用,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同时,科技进步会导致社会分工的加深,就业领域的拓展,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可以增加就业量。我国如何趋利避害,利用技术进步增加就业是目前经济理论界需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在系统总结技术进步与就业的正负相关性的理论基础上,运用一般实证分析法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法,对20年来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指标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长期看技术进步能促进就业增加的结论。并分别从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技术创新和发展、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和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就业服务几个方面提出我国利用技术进步增加就业的对策建议,拟通过对理论的深化和研究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张大炜[8]2014年在《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进步源源不断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东部沿海地区的崛起到西部大开发,我国各个地区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趋势。由于各个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不同,因而其发展的模式和方法也不尽相同。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动力。一般而言,经济的增长和创新应该使社会更具有创造力,带动劳动力劳动的积极性,然而现实是失业状况仍然居高不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不能被充分的吸收和利用,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阻碍和瓶颈,使得我国的就业领域存在突出的总量和结构的矛盾。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带动劳动就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有效的发挥区域经济优势,选择恰当的技术进步途径,从而更好的带动就业,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本文的出发点所在。本文主要研究技术进步对西部地区就业量,即就业总数的影响。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国外的研究是基于一系列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的,观察角度的差异使得研究的结果各异,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从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宏观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是针对全国范围内进行整体的研究,而对于不同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特殊性,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不同,如何有效的发挥区域经济优势,选择恰当的技术进步途径,从而更好的带动就业,是本文的出发点所在。本文主要是基于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路径,将西方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实证分析,并通过差异化对比分析突出研究对象的特征。文章主要内容包括理论介绍与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和对策分析,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际数据分析来探讨相关的影响机制,挖掘出一些新的影响因素,并用相应的计量方法对模型和理论进行改进。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针对西部地区单独进行分析,运用西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来进行建模和分析,通过脉冲响应模型和截面数据的分析来探讨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路径,并通过交互项来建立技术进步对就业量影响的实证路径。由于我国技术进步对就业量的影响机制并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和实证框架,因而在探讨过程中会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为2011年以后的最新数据搜集不到以及没有详述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基于以上考虑,第二章介绍了技术进步和就业的相关理论综述。首先对技术进步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说明了技术进步的定义、分类和测度。其次,第二节对就业及相关概念进行了解释,并介绍了西方对于就业的相关理论。第叁节阐述了技术进步就业效应机制中的一些中间变量和外生变量,最后介绍了技术进步通过物质资本、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叁个途径对就业量的影响,从理论上研究技术进步如何通过他们来影响就业。第叁章主要是对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就业量的变化趋势进行描述性分析。首先测算出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并以东部发达地区作对比,得出我国西部地区技术进步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其次对西部地区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得出西部地区就业增长幅度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高于东部发达地区。第四章文章运用西部十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和发达地区的结果作对比,验证第二章提出的结论。本章首先提出了技术进步就业效应实证的模型框架,通过C-D函数和企业最大化利润模型建立基本的模型框架,加上文章主要分析的路径变量,建立基本模型；第二节介绍了数据的来源和指标的选取；第叁节主要是对模型进行实证,首先选取两类地区的代表性省份形成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来观察技术进步对中间变量不同期的影响,其次分析不同省份同时期技术进步与中间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模型的构建进行验证。之后主要是运用1996-2011年西部十省市和东部九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模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技术进步对西部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就业量影响均为负值,说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破坏效应大于补偿效应。(2)技术进步的不同路径对不同区域的作用结果不同。资本积累抑制就业,技术进步使得资本不断替代劳动,加剧了对就业的破坏作用,但长期由于技术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就业的发展,其总效应显示为促进就业量的增加。技术进步还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影响就业。西部地区第叁产业相对落后,比重较小,因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第二产业来影响就业；反之,东部发达地区第叁产业发展迅猛,对就业的调节力度大,因而主要是通过第叁产业来影响就业。技术进步通过教育投入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着为正,说明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需要一段的时滞,在此期间,教育的投入并不能明显的促进就业的增长。(3)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机制中还有一些其他变量,如实际工资水平。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会促使西部地区就业量增加,反之会使东部地区就业量减少。第五章通过实例提出适应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就业的政策措施。第-节主要列举了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和就业息息相关的两个重要的举措,通过支援西部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西部地区的机遇和影响来反映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第二节主要是针对上一章的实证结论和前一节的例子提出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量影响的政策措施。文章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展望。随着未来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个古老的问题就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新的理论内容和实证方法。文章只分析了一些重要变量的影响,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还有其他因素,诸如制度、经济环境和文化等。随着学者对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研究方法的深入,未来的实证模型和估计方法将会更为完善,模型的建立会更加符合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本文最后结合适应西部地区发展的两个具体措施来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量的影响,对未来的政策制定和课题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何颖媛[9]2006年在《中国技术进步的就业总量效应与就业结构效应》文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水平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发展,就业则关系着国家稳定的大局。技术进步虽然并不直接作用于就业市场,但诸多经济理论表明,技术进步会通过各种途径引起就业的波动,这主要体现为就业人数变动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在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基础上测定出技术进步能促进就业总量的增长,在就业结构方面,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会逐渐减少,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先上升后下降,第叁产业就业人数则会逐步增加。在此理论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软件,从宏观的、总量的角度分析了我国1952-2004年技术进步就业总量效应和就业结构效应。在就业总量方面,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对就业人数的影响并不显着,但在长期内促进了我国就业总量的增长;在产业结构效应方面,技术进步促进了第叁产业就业的增加,但第一、二产业就业人数和技术进步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投入产出分析的行业结构效应表明,在1995年到2000年间技术进步的直接就业效应导致了除采掘业和食品制造业以外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但就业补偿机制促进了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加,总就业人数的变化则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高技术行业是我国目前先进技术的代表,投入产出的分析考察了高技术行业未来就业扩张的能力。高技术行业具有很高的感应能力和很大的就业辐射力,社会需求的增加能迅速带动自身行业的发展,以至进一步带动就业的增加。同时,因其大的产出乘数效应,高技术行业自身发展能迅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扩张。知识经济条件下整个世界就业市场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我国的就业也面临了更多的挑战。今后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技术的跨越发展带来就业结构的相应转换,同时要注重高新农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促进技术进步与就业的良性互动。
赵利[10]2009年在《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破坏机制和补偿机制同时存在。技术进步的就业破坏机制,表现为就业量减少,主要体现为机械化效应、管理效应、生命周期效应、波动效应、滞后效应等方面;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表现为就业量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效应、收入效应、技术乘数效应、时间效应、资本化效应、扩散效应、国际化效应等方面。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结构性效应是由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对劳动资源的再配置效应引起的。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导致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或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加速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二是技术进步导致企业内部工种结构变化,从而产生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结构效应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效应、技能取向效应、分工效应以及信息化效应等。通过对1980～2006年间山东省的就业人数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1.技术进步对山东省就业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技术进步是引起就业变动的原因。协整分析进一步表明,山东省的技术进步和就业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2.山东省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关措施对就业起到正向效应。在考察山东省叁次产业的就业变动情况、叁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山东省技能取向变化情况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1.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有正向影响。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技术进步是引起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的原因。协整分析进一步表明,山东省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2.技术进步对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有负向影响。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技术进步是引起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的原因。协整分析进一步表明,山东省的技术进步和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3.技术进步和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主要是基于该产业技术进步类型和社会对该产品需求的复杂变动趋势。4.技术进步对第叁产业就业结构有正向影响。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技术进步是引起第叁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的原因。协整分析进一步表明,山东省的技术进步和第叁产业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参考文献：
[1]. 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研究[D]. 张红霞. 天津大学. 2011
[2]. 技术进步与就业量的变化研究[D]. 彭绪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3].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就业与公共政策[D]. 蒲艳萍. 重庆大学. 2006
[4]. 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历史分析和前沿进展[J]. 王君, 杨威. 经济研究参考. 2017
[5]. 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分析[D]. 刘艳华.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6]. 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D]. 肖六亿.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7]. 技术进步与就业相关性问题研究[D]. 李静静. 山东经济学院. 2010
[8]. 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研究[D]. 张大炜.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9]. 中国技术进步的就业总量效应与就业结构效应[D]. 何颖媛. 湖南大学. 2006
[10]. 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D]. 赵利. 天津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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