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碑志论文,北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源远流长的丧葬礼仪的主要文学载体，碑志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常见的文体型制之一，也是古代历史传记中重要的一类，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碑志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三个层面：史料考订、碑志义例和文物鉴赏等。与上述研究取径不同，笔者在此探讨的是：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众多的碑志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某种共性的叙述方式（笔法），与时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力图为碑志中特殊“笔法”提供一个历史背景的说明，而不是用笼统的“隐恶扬善”来加以概括和解释②。
一 宋代碑志的文体新变及其与士大夫日常生活之关系
自中唐韩愈以来，碑志记序等文体便号称文章“大典册”，名家作手几乎无不染翰于此，穷极艺海翻澜之能事。宋代碑志继承了“韩碑”的优良传统，无论在理论还是创作上，都发生了质的新变。创作体式、传播方式均与前代有所不同，其文体功能也进一步拓展，从而与士大夫日常政治生活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在中唐以前，碑志从属于哀悼文学或伤逝文学，有着固定的创作模式：内容方面铺排阀阅，炫耀家世，记述历官，歌功颂德；形式上多以骈文书写，排比事典，踵事增华。尽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早已提出“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但从南北朝碑志来看，这种观点并没得到切实的贯彻。钱钟书曾以庾信为例论述道：“集中铭幽谀墓，居其太半；情文无自，应接未遑，造语谋篇，自相蹈袭。虽按其题，各人自具姓名，而观其文，通套莫分彼此。惟男之与女，扑朔迷离，文之与武，貂蝉兜牟，尚易辨别而已。斯如宋以后科举应酬文字所谓‘活套’矱，固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也。”③ 对于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唐代梁肃、李华等人均思变革，只是力不从心，未能如愿。直到韩愈横空出世，这才一洗沿华④。韩愈对于碑志文的贡献，一言以蔽之，便是以古文和史传的手法来写作碑志：善于运用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手法，突出、挖掘墓主生平重要或特殊的事迹来表现人物，结构上开合起伏，使碑志逐渐由哀悼文学向史传文学转化，四库馆臣谓：“（墓志）齐梁以至隋唐，诸家文集传者颇多，然词皆骈偶，不为典要。惟韩愈始以史法作之，后之文士率祖其体。”⑤
宋代碑志绝大多数以韩愈为矩矱，从创作和理论上进一步向史传接榫。从创作上看，宋代碑志仍然遵循一般的模式，历叙墓主的姓氏、名讳、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日、寿年、妻子、葬日、葬地等等。但与“六朝及唐初碑志将叙本事，必以前事为比附；苟隶前事，或于本事多参差”的写法不同，宋代碑志大多以平实的叙述之笔，重点介绍墓主的宦游政绩，注重以典型事迹，突出墓主的性格、德行，其他部分则往往一笔带过，不作铺陈。这一点与南北朝至唐初碑志迥然有异，而与正史中的列传极为相似。在理论上，欧阳修、曾巩等人也明确提出，碑志的撰述应该向史传靠拢，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记载墓主生平，承担起道德教化之功，而不宜仅仅停留在为墓主歌功颂德以及抚慰墓主家属，为其代抒悲痛之情。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谓：“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⑥ 这段文字从内容和功能两个方面，专门探讨了碑志与史传在“义相近”的同时，一者应该“于善恶无所不书”，一者应为扬善隐恶。宋代的碑志理论，基本上沿袭了这种论调⑦。
碑志文体性质的新变与内容的繁简是互为表里的。本来，作为一种伤逝文字，碑志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追慕死者，赞颂亡德，同时入石后也可作墓圹标识之用，以防陵谷变迁。它往往在简要地叙述墓主家世、履历、卒葬年月、葬地等后，便利用典故对其进行比附式的赞颂，抒发孝子慈孙的悲悼之情⑧。至于为官政绩，则是属于行状或史书记载的范围。如张贺于宋开宝八年所撰《孙公墓志铭并序》一文曰：“公存扬善政，殁称令名，在家则孝道障，于国则忠节显，备传信史，不复更书。今以坟陇既营，松楸是植，千载之后，虑迁陵谷，故以志之。”⑨ 但随着碑志文体向史传的接近，墓主的政绩逐渐成为碑志最重要的内容，导致碑志篇幅不断增加。中唐以前的碑志，一般都在千字以下⑩，到了宋代，千字以上的碑志就屡见不鲜了，“若范文正公为种世衡志，数千言；韩维为程明道志，亦数千言；东坡为范蜀公志，五千余言，则稍溢矣。”(11)
另外，由于现实生活中碑志创作越来越向史传靠拢，宋代还出现了所谓“碑志一也”的看法。司马光谓：“常怪世人论撰其祖祢之德业，圹中之铭，道旁之碑，必使二人为之。彼其德业一也，铭与碑奚以异？曷若刻大贤之言，既纳诸圹，又植于道，其为取信于永久，岂不无疑乎？”(12) 苏轼也称“阡表与墓志异名而同实。”(13) 这种观点认为，碑和志除了一入墓中，一树墓外，别无太大区别，所以不妨将墓志铭的内容刻石后再树于墓外。这纯粹是从碑志的内容着眼，而忽略了碑与志之间仍然略有区别，即一为颂德，一为防止陵谷变迁，可以辨别坟墓(14)。
宋代以前，碑志的传播极易受到载体的限制，前者刻石后立于墓前，后者则埋入墓下，除非陵谷变迁，墓圹发掘，否则难以广泛流行。这样，它们对当世的影响就颇为有限。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进展，碑志在完成以后，底稿可以立刻收入作者文集，在短时间内予以刊刻流行。尤其是那些著名文人所撰碑志，问世不久便受到墓主子孙、朋友和各个阶层读者的关注，书商们很快将之刊刻牟利，如苏轼为范镇等人撰写的碑志(15)。而碑志作者为了保证所述内容的妥当，常常主动将碑志草稿或文本，在友朋当中散布流传，求取评阅批评。如欧阳修在撰写尹洙、范仲淹碑志时，便将文本寄予韩琦、富弼等人，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当勉力为之，更须诸公共力商榷，须要稳定”，“今远驰以干视听，惟公于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于尽瘁，窃虑有纪述未详及所差误，敢乞指谕教之”，并由此引起了极大争议。墓主家属们为了表彰先人的丰功伟业，也经常有意识地将碑志文稿在周围人际圈子里面传阅，希望取得他们对墓主功业德行的认同和宣扬。如李从政死后，因为生前事迹不彰，其子李殊便将墓志铭呈给大儒杨时，俾其品题：“公之子殊以公志铭示，予读之蹙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复见也，惜其遗事可传于后，又皆予所亲见者，故序次之，以补志文之阙”(16)。又如元祐名臣毕仲游，由于不附蔡京，曾入党籍，“蔡既擅国，亟欲引公助己，公谢绝之，遂坐党入籍。后又数寄声通殷勤，公终不答，以此坎壈，竟不得试”。这一段事迹也是通过墓志铭的传播而为胡寅所知，“与其子季我游，获见铭文，伏读三叹，因书其后”(17)。
随着碑志创作体式和表现内容的变化，以及传播方式的多途径拓展，碑志的功能也随之扩大，与士大夫日常政治生活发生了日趋密切的关系。就创作者而言，许多人之所以撰写墓志，除润笔、人情等因素外，还希望借此传达自己对墓主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其他的政治意图。比如苏轼撰写《富弼神道碑》，“知虏中皆有中原文字，故为此碑，欲使虏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18)。又如富弼所撰《范仲淹墓志铭》，自称是学习《春秋》褒善贬恶之法，为范、吕（夷简）之争作一定谳，“使为恶者人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19)。就阅读者而言，由于碑志日趋向史传靠拢，它也随之具备了史传的教化感染功能。有些有识之士便自觉地利用碑志作品，将其中的轶事善行加以辑录，编在一起，作为德行教育的生动教材。《困学纪闻》卷十五载：“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绩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墓主亲属也希望借此向世人作一种表白。墓主仕宦中的难言之隐，或者一些无人知晓的政治细节，墓主或其子孙便往往本着辩解或者扬善的初衷，希望把这些当作重要事迹而写入碑志。就此而言，碑志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向世人传达重要私人信息的功能。比如，欧阳修在宋英宗治平年间陷入“濮议”纷争中，台谏大臣的弹劾纷至沓来，使他不胜其苦，有口难辩，于是便委托好友韩琦为他撰写墓志铭，对此事予以辩解。马永卿《嫩真子》卷二载：“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后韩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长魏公一岁，魏公诸事颇从之。至议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遗令，托魏公作墓志。墓志中盛言初议推尊时，乃政府熟议，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当此事，以破后世之惑耳。”再如，欧阳修曾因甥女张氏事遭受诬陷，政敌大起诏狱，企图置之死地，幸亏主审之一苏安世明察秋毫，不屈于权贵，使他得免囹圄之灾。此事苏安世当时并未张扬，之后仕途坎壤，也无人为其揄扬，幸赖王安石在所撰《苏安世墓志铭》中旌表此事，事情原委方才公之于世(20)。碑志这种记载政治细节或宫廷讳事并公布于众的功能，使其在政争中极易授人以柄，成为言官或政敌攻击的靶子。如仁宗朝李淑所撰《吕夷简墓志铭》，因为牵涉到仁宗与章献太后的关系，便受到包拯的弹劾(21)；仁宗朝宰相晏殊，由于在所撰《章懿太后墓志铭》中未曾明言仁宗是其亲生，也遭人攻击(22)。
二 党争与碑志创作的生态环境
党争是北宋中后期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对此期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均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文学也概莫能外。在各类文体中，碑志创作极易遭受“池鱼之殃”，同时，它也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参预到士大夫的党争中(23)。
在党争中，碑志往往成为政敌攻讦的靶子。例如，新党蔡京因为在所撰宦官墓志铭中透露出二人交情，而授人以柄。《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五载旧党陈瓘元符三年九月《上徽宗论蔡京交结外戚》谓：“今宗良等内外交通，迹状甚明，蔡京交结之迹，天下之所共知也。京作《内縡墓志》曰：‘吾平生与士大夫游，无如承旨蔡公与我厚者。’京为从官，而与外戚相厚，书于碑刻以自矜夸，如此之类非止一事而已。”在党争中失利的一方，有时会借助碑志的形式，有选择地记述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抨击和谴责。宋代历史上著名的“三不足”之说，便出现于旧党范镇所撰《司马光墓志铭》中(24)。宋代文学史上一篇指斥王安石的名文《辨奸论》，也是借张方平所撰《苏洵墓表》才得以问世，并且引起纷纭聚讼。
恶劣的政治环境为北宋后期碑志的流传也带来不少困难。上述范镇所撰《司马光墓志铭》的铭文，因为惧怕新党兴起文字狱而在入石时删去了，换上一段言词比较平缓的(25)。司马光所撰《吕晦墓志铭》，由于涉及熙宁初年的政争，先是不敢刻石，继而又不敢以摹本传世(26)。王安石在嘉祐期间为司马光从伯父所撰《司马君墓表》，也由于提及二人早年的友谊，被新党从王安石文集中删去，“此篇乃是蔡京、蔡卞、杨澥之徒删之故也”，“京卞之徒，贬窜元祐旧臣以快其私，毁温公所著书不已，并举此碑文而削之，意将示天下后世二公生平若始终相凿枘者”(27)。又如《曾巩墓志铭》，作者一向不明，1970年冬墓志在南丰县源头村出土，据石刻知作者是林希。林希是新党中的著名文人，曾积极参预绍圣更化，“时方推明绍述，尽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议。自司马光、吕公著、大防、刘挚、苏轼、辙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28)。曾氏后人大概有鉴于此，所以对墓志铭的作者隐讳不宣。
随着新旧两党倾轧的加深，党争对碑志的影响也越发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党锢对碑志创作的制约。就撰者而言，在北宋后期，许多政治人物碑志的撰写，本身便充斥着党派色彩，经济的因素（如润笔）反为次要。而且，为党争漩涡中的敏感人物撰写碑志，往往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高难度工作，常常让人望而却步。徐度《却扫编》卷下载：“富韩公之薨也，讣闻，神宗对辅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强项，今死矣，志其墓者亦必一强项之人也，卿等试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项者莫如韩维，必维为之矣。’时持国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枢密院预奏事，具闻此语，汗流浃背。于是亟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虽其家以是相嘱，慎勿许之，不然，且获罪。’”富弼是三朝名臣，激烈反对新法，所以撰写他的墓志铭，势必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
就墓主及家属而言，惧祸的怵惕心理也影响到碑志的撰述。宋代碑志，除了记载墓主的籍贯、名讳、世系、官爵、学行、功名、宦游、政绩、卒年等外，还包括妻子、儿孙、女婿在内的众多家属亲朋。碑志在向世人展现墓主一生业绩的同时，也比较完整地展示出以他为中心的人际网络、社会关系。宋哲宗绍圣以后，重新上台的新党对旧党进行党锢迫害，迫害对象扩大到党人的子孙家属，使其终身不能为官，或限止他们的仕途发展(29)。在这种情况下，党人后裔对其家族情况往往讳莫如深，不敢公之于世，“逮崇宁钩党之说起，取元祐以来名卿才士悉陷党中，皆一时俊异也，于是……不敢以谱系自矜”(30)。碑志是展示谱系的重要工具。在党锢的迫害下，无论是墓主还是其亲属，都因惧祸的心理而对撰写此类文体谨小慎微。
何况，毁碑也是崇宁党禁的重要内容。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载：“崇宁二年有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这更使那些新旧党争中的重要人物，死后不敢撰写碑志。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曾公墓志铭》(31) 载：“文肃公（曾布）薨谪籍，公不敢求为碑铭，独取平时奏对之辞会萃之，如辩宣仁诬谤等事，名曰《朝正论》，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余年。靖康中始传，犹有厌目者，公不之恤也。”又如朔党首领刘挚，绍圣元年贬往新州，死于贬所，其子孙也不敢求撰墓志铭，以至于“举葬已久，圹中隧首皆无碑志，生平事迹无所载”。其子刘歧惟恐“先人遗美遂将泯没，无所质问”，无奈之下，只好求人为其父文集作序，使其事迹不至泯没无闻(32)。另一位旧党健将吕陶颇有先见之明，在生前便已立下遗嘱，不准子孙求撰碑志，以为避祸之计：“公于绍圣坐党事贬湖南，后守潼川，拜崇宁改元诏，即乞身而归。遗令不作碑志，休影灭迹，故崇宁以后追贬不深，而复官亦不及，是又能以明哲自全者。”其代价便是“然至今恤典未及，无身后之泽，而名不登于太常史院。”他的子孙只能以刻集的方式，向世人传播他的事迹，“诸孙出其家集，使著于世云”(33)。
当新旧党争的风向转变后，这种创作情况也随之而变。南渡初期，高宗宣布“最爱元祐”，为元祐党人平反，对其子孙加官晋爵，碑志成为辨识党人子孙亲属的重要依据。于是元祐后人便迫不及待地站出来，求人撰写碑志，既以此表彰先人的事迹，同时也表明自己的身份，以获取朝廷恩典。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六《朝请郎龙图阁待制知亳州赠少师傅公墓志铭》谓：“崇宁间，钩党之论起。元祐以来士大夫为世指名者，悉堕党中，故一时盛德精忠之人，往往赍志以没。既没矣，子孙惧及，率秘其阀阅不敢传。逮靖康党禁除，人人争言嘉祐、治平以前事，于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时。”李纲《梁溪集》卷一百六十七《钱公墓志铭》也记述墓主“之葬开封也，方在谪籍中，不克铭于墓。建炎元年某月，……方朝廷大除党籍之禁，而收录其子孙，旌别淑慝，焕然明白，乃论撰公平生行事，以状来请铭”。
三 党争与碑志创作中的曲笔与真实
党争对碑志创作的影响，更深刻地反映在一个焦点问题上，即碑志中曲笔与真实的冲突。作为一种应用文体，碑志创作既要考虑到殡葬这一特殊的礼仪场合，照顾到孝子慈孙悲痛的心情和褒扬先人功德的心理需求，尽量地称美墓主，而讳言其蔽；同时也不能侈言溢词，虚饰夸美，使人们无足取信，以“谀墓”鄙之。这种“曲笔”和“真实”的冲突，一直凸现在碑志的发展历程中。
到了宋代，随着碑志向史传自觉靠拢，这种冲突变得更加明显。宋人在创作碑志时，常常有意地在文章开头或末尾，清楚地交AI写作作缘起，说明自己与墓主的关系，以此表明自己所叙事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当然，也可能是借此表明，自己撰写碑志是属于人情请托，其中难免有“扬善隐恶”的笔法，以推卸谀墓的责任）。或是在碑志中直接交代所述事迹材料的来源，“为了证明自己所言有据，除了前述宣布性地自承直书、实录，以表明写作态度的认真，有的撰述者还会说明资料的来源和搜集材料的方法”。如黄庭坚在撰写碑志时，便总是仔细询问所据行状的真伪(34)。另外一种极端做法是拒绝撰写碑志，如苏轼、司马光便曾屡次推辞别人请托(35)。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难以通行，即使是他们也无法始终一贯，只能因人制宜，灵活应对。因为碑志创作牵涉社会交往等诸多因素，所以，绝大部分士人都认可碑志的撰写，只不过企图在曲笔和真实之间，做出适当的调整和界定(36)。以曾巩为代表的众多宋代士人认为，这个矛盾可以依赖撰者的德行、名望与文采来解决。一个具有崇高道德名望的人，可以准确地判断墓主所历事件的善恶真伪，并斟酌去取，用一种曲笔委婉地加以表达，使其取信世人(37)。
但党争对碑志的真实性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并且进一步加深了真实与曲笔之间的矛盾：当士大夫阶层拥有共同的价值底线时，事件善恶的标准容易判断；而当士大夫阶层发生严重分裂，不再有共同的价值标准时，问题便凸显出来了。新旧党争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旧两党互称对方为小人，自居为君子，极尽道德辱骂之能事，甚者称王安石为曹操、王莽，称司马光为大奸。这样，在碑志创作中又如何断定墓主善恶？尤其涉及党争中具体政事时，新旧两党的观点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对于熙丰年间诸般新法，新党视为富国强兵之法，而旧党却以聚敛之术目之。这时对事件善恶的评价，只能让位于党争中所持的政治立场。墓主、孝子、撰者的政治立场，在碑志的叙事中被体现出来，并且决定了对事件的选择、隐没和凸显。
首先，按照文体规范，“墓志即史家纪传，宜实征事迹，如太史公诸列传各肖其人，描写尽致”。可在创作实践中，碑志不可能成为墓主一生事迹的流水簿。由于受到特定政治环境、社会氛围的影响，撰者在叙述墓主事迹时，总是有所选择，有所删取。对于北宋中后期党争中一些敏感的政治事件，尽管墓主是这些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足以构成墓主政治生涯甚至当世历史进程中重要一笔，但由于党争禁忌，撰者在碑志中对此或是不敢提及，或是隐约其词，模糊其事，故意遗漏某些环节，从而导致墓主政治生涯中的一些空阙。这种曲笔，既与撰者本人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同时又制约于特定时代的政治环境。试看以下关于陈襄的两则记载：
时朝廷大新法度，而听者为屈。公数上疏论列，辄留中不下。召试知制诰，公奏辞曰：“臣有言责，不敢不言，言未足塞，谴其可逃？召试，臣何敢当？”又除直舍人院、天章阁侍讲兼修起居注，皆固辞，乞补外官。上赐手诏曰：“近以卿知制诰，卿以言事未遂，恳不受命，且求外补。朕素慕卿经术行已深，惜远去，特还旧职，庶几左右经席，渐磨道义，以适所愿。闻今览来奏尚欲固辞，岂未悉朕意欤？还卿来章，当亟就职。”乃复起居注、判流内铨。明年，知制诰兼直学士院。（《墓志铭》）
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论青苗法不便曰：“臣观制置司所议，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则称贷以取利，事体卑削，贻中外讥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术，非圣世所宜行，望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又乞罢韩绛政府，以杜大臣争利而进者，且言韩维不当为中丞，刘述、范纯仁等无罪，宜复官。皆不听，而召试知制诰。襄以言不行，辞不肯试，愿补外。安石欲以为陕西转运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恳辞，手诏谕之，乃就职。逾年为知制诰，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许，寻直学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书诏小失，出知陈州，徙杭州，以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判尚书都省，卒年六十四，赠给事中。襄莅官所至，必务兴学校，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既亡，友人刘寻视其箧，得手书累数十幅，盈纸细书，大抵皆民事也。在经筵时，神宗顾之甚厚，尝访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至于郑侠三十三人对，谓光、维、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当久外；谓侠愚直敢言，发于忠义，投窜瘴疠，朝不谋夕，愿使得生还，帝不能尽用。（《宋史》卷三百二十一《陈襄传》）
陈襄曾经举荐王安石。但当新法实行后，他很快便对王安石、吕惠卿及青苗法等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是导致熙宁初年新、旧两党分裂的重要人物。以上两条一是出自陈襄的墓志铭，一是出自《宋史·陈襄传》，可以说是从公私两个方面对陈襄所做的最权威的历史记载。可略作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极大的不同。《宋史》叙述重点放在了陈襄弹劾王安石、反对青苗法以及推荐司马光等史实上，还征引了陈襄的奏疏和荐举名单。相形之下，《墓志铭》对前一事只以“数上书论列”一笔带过，根本没有提及陈襄对王安石和青苗法的严厉批评，荐举人才一事则只字不提，而将叙述的重点放在神宗对陈襄的款款挽留和器重上。从墓志铭中，我们很难确切得知陈襄对变法的态度，更难知道他曾大力推荐司马光等旧党中人。这种叙述笔法，诚如四库馆臣所分析道：“其平生最可传者，一在熙宁中弹劾王安石……一在居经筵时神宗访以人才，遂条上所知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叶祖洽作行状，孙觉作墓志，陈瓘作祠记，惟盛称其兴学育才勤于吏治，皆不及荐贤一事；于争新法事，亦仅约略一二语。盖其时党祸方起，讳而不著也。”陈襄去世于元丰年间，正是新党得势时，对旧党的打击也比较严厉（如稍后便发生了株连旧党甚广的“乌台诗案”）。他所推荐的人才，又绝大多数是旧党，所以墓志铭中不敢提及。
又如旧党程颐为兄长程颢所作《行状》，按理说应该是关于程颢生平最可信的记载了。但在叙述程颢在熙宁初年的经历时，也故意遗漏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环，即熙宁初年程颢曾经是熙宁新法的积极支持者和参预者。这自然是因为行状的写作恰逢元祐更化时期，而程颐本人此时已经隐然成为旧党中洛党的领袖，正在为清除新党而不遗余力，于是对兄长此事讳莫如深。文彦博为程颢所撰墓表，则干脆对他此期的政治经历一笔抹去，将叙述重点放在了他发明道学上面。又如蔡襄在任馆阁校勘时卷入范、吕之争，“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亦上书，请与同贬。欧阳修又移书责司谏高若讷，均坐谴贬谪。襄时为秘阁校勘，因作是诗（《四贤一不肖》），至刊刻模印，为辽使所鬻”。这是宋代政治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四库馆臣以为宋代党争便发轫于此，“夫一人去国，众人哗然而争之，章奏交于上，讽刺作于下，此其意虽出于公，而其迹已近于党，北宋门戸之祸，实从此胚胎”。但对于这件无论对蔡襄、欧阳修个人，还是整个宋代历史都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当事人欧阳修所撰《蔡襄墓志铭》中居然只字未提。若从碑志撰写的常规体例而言，实在难以理解。个中原因，虽然未必如四库馆臣所分析的，“欧阳修作襄墓志，削此一事不书，其自编居士集，亦削去（《与高司谏书））不载，岂非晚年客气渐平，知其过当”(38)，但欧阳修在晚年对早期范、吕之争有了新的认识，颇想消除范、吕党争在士大夫阶层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则是事实。正是出于对党争的深刻反思，欧阳修才在墓志铭中用了“曲笔”，删去了这一情节，以免重蹈覆辙。至于宋祁所撰《高若讷墓志铭》隐去欧阳修质书高若讷一事，也是由于党争的特殊语境而影响到碑志事件的删取。
其次，在为一些政治人物撰写碑志时，撰者常常出于党派立场和党争形势的需要，对墓主生平中某些事件加以凸显，而对某些事件则加以压抑，使这些事件在墓主生平中显得无关紧要。前者如苏轼所撰《富弼神道碑》：
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盖自秦汉以来，未有若此之盛者。虽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于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谋之，而仁者守之，虽至于无穷可也。……．敌自是通好守约不复盗边者三十有九年。及赵元昊叛，西方转战连年，兵久不决。契丹之臣有贪而喜功者，以我为怯且厌兵，遂教其主设词以动我，欲得晋高祖所与关南十县。庆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聘。兵既压境，而使来非时，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国，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镇抚之。”命宰相择报聘者。时敌情不可测，群臣皆莫敢行，宰相举右正言、知制诰富公。公即入对便殿，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为动色，乃以公为接伴。……且命公报聘。既至，六符馆之，往反十数，皆论割地必不可状。……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
碑主富弼是三朝宰相，在熙宁期间因反对新法而受到冷落，尤其是他曾劝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与神宗的宏伟抱负南辕北辙。从体例上看，神道碑的写作自有惯例，但苏轼撰写此碑时，却一反常态，首先以议论起笔，指出北宋一百四十年间之所以繁荣昌盛，在于“兵之不用”，与契丹保持着和平关系。接着便叙述庆历二年，富弼在契丹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契丹，以增加岁币的方式拒绝割地，避免了与契丹败盟，保持了两国的兄弟关系。对于这种特殊笔法，朱熹的分析鞭辟入里，《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十“因发己意”条载：“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略，其作富公碑，甚详。温公是他已为行状，若富公则异是。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为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锐然许之，自今观之，盖坡公欲得此题目，以发明己意耳。其首论富公使虏，岂苟然哉？盖坡公因熙宁、元丰间用得兵来狼狈，故假此说以发明其议论耳。”苏轼对于撰写碑志之类素不热心，曾经多次拒绝别人请托，何况富弼与苏轼兄弟关系平常，不同于司马光、范镇。他之所以撰写，并且一反常规地首先拈出富弼出使一事，其实是借此来印证自己的议论之笔：“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盖自秦汉以来，未有若此之盛者。虽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于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谋之，而仁者守之，虽至于无穷可也”。对此，苏轼自己也坦然承认，“故为此碑，欲使虏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而这种议论，正是针对新党在熙丰年间屡次拓边用兵而发。平心而论，虽然富弼以增加岁币的方式换来了契丹守盟，但其功过是非恐怕不无可议，如苏轼之父苏洵《六国论》便对这种增加岁币以换取和平的做法不以为然：“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可通过这种叙述，不仅完全肯定了增加岁币的正当性，而且使此事成为富弼政治生涯中最为出彩的一笔，直接关乎宋室百年兴衰。
再看唐介的两种传记：
熙宁元年正月，制以权三司使、给事中唐公为参知政事。明年三月，遽寖疾不朝，上遣太医日夜视公疾。四月乙未，幸其第临问，公寖剧不能言。上泫然出涕曰：“能复为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舆复临奠，哭之恸，废朝二日，赠礼部尚书。其家上状于太常，而博士安焘议以公正而不阿，刚而能断，请谥曰“质肃”。既而判尚书都省司马光与其属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请如其议。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龙山之东原。前此其孤以余职在太史，使人来京师求铭，以纳其墓中。且余观公之所以进、所以黜，其节皆有足以动后人盖为序而铭之。……今天子嗣位，迁给事中，权三司使。……公天资刚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于朝廷，亦未尝言。其为政则宽静而有体，位显矣，奉养犹若平素时。始公薨，上至其家，见画像不类公，即命中使取禁中旧传本赐其家，素见重如此。（《唐质公介墓志铭》）
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荐之，介言其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退谓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札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书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准用札子迁冯拯官不当，拯诉之，太宗谓：‘前代中书用堂牒，乃权臣假此为威福。太祖时以堂帖重于敕命，遂削去。之今复用札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废札子则中书行事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札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如安石言，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辅臣皆忠贤，犹为擅命，苟非其人，岂不害国？”帝以为然，乃止。介自是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疽发于背，薨，年六十。（《宋史》卷三百《唐介传》）
在《唐介传》中，他在熙宁期间对王安石的批评和斗争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亮点，以极大篇幅予以叙述。而《墓志铭》虽然突出了他受神宗之器重，但对他在此期间的政事，却只字未提。这自然是因为墓志铭撰于元丰年间，正是新党执政之时，撰者王珪虽然算不上新党，却一以神宗之意是从，是新法的忠实执行者，所以对唐介攻击王安石一事，只好讳而不言。党争构成了王珪撰写墓志铭时重要的语境，迫使他选择合适的修辞策略，叙事时有所偏重。
再次，党争与碑志的变体。作为一种应用文体，无论是“南北朝范式”还是“唐宋范式”，碑志创作都理应以墓主为中心来展开铺陈叙述。然而，在党争的背景下，这类文体有时往往逸出常格，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向世人披露某种特殊的信息，从而展示出文体与党争之间的特殊关系。试看《檆溪居士集》卷十二《段元美墓志铭》：
元美讳管，段氏，曾祖准不仕，祖及赠宣教郎，父蕡承议郎。承议郎字仲实，学古信道，不以毁誉得失倾其守，见侪辈中标置不高者，下视之，不少假以辞色。或讥其介，仲实曰：“游世而不出于中道，方则或失之介，随则多入于谀，理势然也。夫中道岂知之而不欲，欲之而不能哉？顾将视时之偏而有所矫焉，则有所不必也。故于斯二者，不能已而择所处焉，宁介而不敢谀。吾观世人与俗相浮沉，泛泛乎若随波之凫者，皆是也，而介者千万中无一二焉。吾之所为，将以拂世而行吾意之所安而已，其能避憎嫉乎？子以是规我，意诚厚矣，其何敢忘？然欲使之少自刓敛以媚于世，不忍为也。”议论大率如此，故识者多髙之，而寻常人不喜也。南昌黄鲁直赴泰和令，道出峡江，过其友人萧公饷。公饷出仲实所为文示之，称叹不已，至笔谏诗，其中云“有法归神运，无邪警知临。不书毛颕传，愿续太医箴”。惊曰：“士子中有是人哉？今安在？”公饷曰：“庐陵城中人也，行且见之矣。”既入城，首遣吏访所居。仲实遽造谒，相与语，自昆吾至晡时乃罢。以副所闻也，益加爱重，由是数相从焉。门下侍郎苏公谪居筠州之年，仲实登第为高安主簿，方书一考，因得抠衣叩质疑义，大蒙赏接，至亲笔为校正《国语》、《战国策》，其书至今传宝焉。仲实常叹曰：“吾自幼从学，已知慕古人，期有以表见于后世。得官既晚，复自负其拙，不肯傍人门户，遂困于州县，尚何足道？独幸尝闻教于苏黄门、黄太史，足以自慰，死不恨矣。”仲实教子弟有家法，而所与游从多知名士。公幼负通敏之资，日亲诗礼，且侧闻长者之论多矣。自经子下逮司马、班、范诸书，多所赅综，务深求其意，以推见古圣贤是非去取之实，不喜为无根浮论以售其说。尝以是干有司矣，进輙龃龉，因弃去，不复从事场屋间。颇以诗酒自娱，当其意得而不自知也，虽死生穷达之变，不足以干其虑，而况扰扰之群碎乎？人见其如此，以为藐然出乎埃尘之外，而无以世为也。至考其践履，未尝分寸越于名教之疆场。论说古今，辞辨纵横，初若不以轻重经意。徐而较之，凛凛乎皂白陈于前而不可易也。与人交，平居和易，不以苛礼相望，及见其有所不可，必以危言苦语镌警之，虽逢怒不□也。于是有以见学古信道之风，至于公不少衰焉。仲实之葬，公尝请铭于人矣，而苏、黄事独不为载，岂以党籍而有所避乎？慎之过也。党籍起于崇宁之初，至五年，朝廷灼见建议者之奸，下诏毁内外所立碑，其身若子孙皆不复废锢，天下晓然知忠邪之所在矣。然则是时党禁已解矣，尚何避乎？公以绍兴四年六月乙丑卒，得年五十有三，娶彭氏广州观察推官闻明之女。五子，男曰褒、曰雍、曰亶，能力学，为士友所称。女长适进士萧安行，幼在室。诸孤将以明年五月甲申葬公于三合原，来请铭。某政和元年在旴江试院得陪仲实余论，日以苦学相往复，遂定忘年之契。其后公尝以仲实墓表见属，既许之矣，而未及作。至是因不敢辞，复取所欲表于墓者附见焉，亦公之志也。
此文所记墓主为段元美，可文章却用一多半的篇幅来记述其父段仲实，尤其是详载他与蜀党苏辙、黄庭坚交游并深受二人器重一事。这在墓志铭中是相当少见的。正如文中所言，这是因为仲实去世时党禁尚严，“仲实之葬，公尝请铭于人矣，而苏、黄事独不为载，岂以党籍而有所避乎？慎之过也”。所以仲实墓志铭中不敢记载与苏、黄的交游，唯恐受到党锢牵连。而段元美去世时正当绍兴年间，其时宗元祐之风盛行，故墓志铭中特地表出此事，以显荣光，以至于连墓志的常规体例都不顾了。政治环境与文体之变异，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自碑志问世后，便面临着世人对它真实性的汲取和文中“曲笔”的解读。由于宋代碑志往往是各朝国史修撰的重要史料来源(39)，所以南宋士大夫对北宋碑志的解读，往往会反映到他们对北宋历史的叙述和建构中。南渡以后，士大夫阶层对于北宋历史上两次影响深远的党争大致形成了共识，即认为在庆历党争中范党为是，而吕党为非；熙宁以后的新旧党争中则旧党是，新党非。他们对北宋中后期许多政治人物碑志的解读，往往受此先入之见的影响。这种解读有时可能剔抉入微，准确地把握到党锢背景下碑志创作中的一些曲笔(40)，但有时也会适得其反，由于先入之见而歪曲历史。比如，苏辙所撰苏轼《墓志铭》中详载了元祐年间的蜀洛党争，本属实录，但南宋汪应辰却出于对元祐党人的偏爱而对此横加指责(41)；又如苏轼在元祐初年曾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而晁公武对苏轼墓志铭中这段记载也产生了怀疑，认为它“亦非实录”(42)。因此，了解北宋中后期党争对碑志的创作、传播、“笔法”、“内容”的影响，不仅有益于较为全面地认识文体与特定时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客观地认识宋代历史的叙述也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① “碑”和“墓志”二者的起源、功能、内涵等并不尽同，在文体学上，当二者作为一个词“碑志”而出现时，则一般指的是葬丧文体，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异。
② 近些年来，宋代碑志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台湾于2003年举办了一次关于宋代墓志史料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只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宋代碑志的史料价值上。而刘静贞《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宋代墓志史料的文体分析与实证运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一文将考察的重点放在碑志的撰写活动上，极具创意地展示出碑志撰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为碑志中的叙事问题奠定了一个社会学基础。柳立言《苏轼乳母任采莲墓志铭所反映的历史变化》（《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从一个小的个案出发探讨了墓志铭中的“笔法”、“内容”与时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纯文学的角度探讨碑志创作的艺术手法，此处不再列出。
③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52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谓：“碑版行状之文，自蔡中郎以来皆华而无实。唐梁肃、李华、独孤及权德舆辈，欲变而不能，至昌黎而始一扫其习。”四库本。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六《墓铭举例》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⑥ 《曾巩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⑦ 关于碑志与史传的关系，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以曾巩、欧阳修为代表，认为碑志近似于史传，创作也应与史传靠拢，宋人多认同这一观点。另一种认为碑志与史传体例泾渭分明，不宜相混。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墓铭辨例》谓：“至于墓铭，不可与史传例也。铭金勒石，古人多用韵言，取便诵识，义亦近于咏叹，本辞章之流也。韩、柳、欧阳恶其芜秽，而以史传之法志于前，简括其辞以为韵语缀于后，本属变体”。
⑧ 关于南北朝碑志的一般范式及艺术特点，可见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 《全宋文》卷五十四，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⑩ 刘静贞《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指出，西晋只有极少数墓志的字数超出千字，唐代的墓志尚少有过千字者，唐末超出千字以上的墓志渐增。
(11) 鲍振芳《金石订例》卷三“碑志繁简宜各当例”，四库本。
(12) 司马光《书田谏议碑阴》，《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十九，四部丛刊本。
(13) 苏轼《答李方叔》，《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14) 一般而言，墓志铭的字数多受限制，以千字以内最为常见，而墓碑、墓表的篇幅可以稍长。《文章辨体序说》谓：“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但从宋代的碑志创作来看，这一区别也趋向泯灭。
(15) 《苏轼文集》卷七十七《与陈传道》载：“某近绝不作诗，盖有以非面莫究，独神道碑、墓志数篇耳。碑盖被旨作尔，志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辞，欲写呈文，多无暇。闻都下已刊板，想即见之也。”
(16) 杨时《书李从政墓志》，《龟山集》卷二十八，四库本。
(17) 胡寅《题毕西台墓志后》，《斐然集》卷二十八，四库本。
(18) 苏轼《与陈传道》，《苏轼文集》卷七十七。
(19)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20)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欧文忠初以张氏事，当权者幸以诬公，亟命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为诏狱，与中贵人杂治，冀以承望风旨。中外谓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无所挽，卒白公无他。当权者大怒，坐责泰州监税，五年不得调，后治狱者亦不过文致公贷用张氏奁具物坐贬尔。安世寻卒于至和间，终广西转运使官。既不甚显，世无知之者。其为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为墓志，仅载其事。”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一载：“谏官包拯吴奎言且陛下事章献太后，母子之际无纤介隙，而淑志吕夷简墓，有‘过猜鸡晨’之语，深累上德。宜夺禁职，以戒怀奸隐慝之臣。”
(22) 《避暑录话》卷下载：“晏元献为参知政事，仁宗亲政，与同列皆罢知亳州。亳有摘其为《章懿太后墓志》不言帝所生以自结者，然亦不免俱去。”
(23) 北宋党争对文学之影响，沈松勤教授《北宋文人与党争》、肖庆伟教授《北宋党争与文学》曾予以详尽的论述，只是这两部专著并没涉及党争与碑志的关系。其他讨论北宋党争与文体的论文颇多，多数集中在诗歌、政论或辞赋等文体。
(24)(25)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六，上海书店1986年点校本。
(26) 《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五，四库本。
(27) 《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三，《宋代石刻史料全编》第66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8) 如朔党首领刘挚《忠肃集》中所载多篇碑志，便体现出了很强的党派意识，见平田茂树《从刘挚〈忠肃集〉墓志铭看元祐党人之关系》，“宋代墓志史料的文体分析与实证运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9)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四《傅公墓志铭》载：“崇宁初，钩党之祸作，异时元臣故老之子若孙、门生故吏、婚姻之家，皆被禁锢。”四库本。
(30) 王庭圭《卢溪文集》卷四十五《故孔氏夫人墓志铭》（墓主为旧党“清江三孔”之后），四库本。
(31) 墓主曾纡是新党曾布之子。关于曾布在新党中的升沉、与王安石的关系及其在北宋后期政局的作用，可见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载《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17－142页。
(32) 刘岐《学易集》卷五《与张侍郎书》，四库本。
(33) 刘静贞《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
(34) 《云麓漫钞》卷八：“（山谷）为人作墓志，必咨问行状中事。”
(35) 如《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之三十四》谓：“公向令作《滕达道埋铭》，已诺之，其家作行状送至此矣。又欲作《孙公神道碑》，皆不敢违。只告密之，勿令人知是某作，仍勿令以润笔见酬，乃敢闻命。”
(36) 如陆九渊一直拒绝为人撰墓志铭，但表妹去世后却为之撰铭，理由是自己熟悉表妹的一生事迹，不致谀美，见《象山集》卷二十八《黄夫人墓志铭》，四库本。
(37) 如李纲谓：“窃观自昔壤伟卓荦之士，其名德既足以显白震耀于一时，及其终也，孝子慈孙必求世之能文而言足以取信于天下者，俾之撰次事实，作为铭诗，以昭告后世，乃无慊于其心。而世之能文者，亦愿得夫瓌伟卓荦之士而铭之，无饰说无愧辞，因以自托于不朽。二者常相资也。”《梁溪集》卷一百三十一《答钱巽叔侍郎书》，四库本。
(3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一《蔡忠惠集》提要。
(39) 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宋史各传护处”等。
(40) 如宋代各朝国史对欧阳修晚年对待青苗法的记载，便见出随着党争形势的变化，宋代对欧阳修碑志内容不断选择的历程。见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四库本。
(41) 见汪应辰《文定集》卷三十六《与吕逢吉》，四库本。
(42) 费衮《梁溪漫志》卷七《毗陵东坡祠堂记》，四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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