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中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作用论文,策略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明处于共产国际领导地位指导中共1933年最先提出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和由下层统战向上层统战的转变。这对中共策略思想的改变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1年10月，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尔后，他陆续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作为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王明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所谓“熟悉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新生力量来帮助和指导中共中央。
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促使共产国际必须实行政策转变。此间，中共虽然响亮地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而党的政策思想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转变。因此，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比较艰巨的。在这种条件下，中共代表团和王明首先提出了一些正确观点和看法，并直接下达给党中央，起着承上启下特殊的指导作用。
1933年1月17日， 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为基础，由王明起草了《为缔结对日作战的三项条件》；1月26日， 王明等起草的《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最早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策略方针，并且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1 〕王明这些主张同国内“左”倾关门主义领导者只重视下层统战，完全否认中间阶层、阶级抗日倾向的观点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突破。10月27日，王明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首次提出动员全国军民抗日的“六条共同行动纲领”，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2〕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依据王明提出的六条纲领，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以“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问世。这个纲领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得到国内外同胞的热烈响应，公开赞成的达几十万人。不难看出，王明给中央政治局的这封信，是把我党的策略思想向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共产国际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是从1934年5 月下旬开始的。中共代表团则先于党中央相应地转变了政策，即开始了从下层统战向上层统战的转变。这表现于1934年9月16日， 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代表团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使是军阀、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也必须尽量利用”。王明又在苏联外事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除阐述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迫切性外，尚对福建事变的性质作了重新评价，指出这一事变“并不简单地反映国民党军阀内部冲突，而同时是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十九路军士兵和一部分官佐的反蒋底第一次实际响应”。他还批评了当时的党和红军领导者在福建事变中是“犯了一次很大的错误”。他明确提出“在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事业中，不仅是可能地，而且是必然地和必需地，不仅有工农红军和一切觉悟的广大民众参加，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参加。”〔3〕王明这一体现中共代表团策略思想变化的报告， 迅速传给上海临时中央局，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红二、六军团。临时中央局三人团之一的贺品之据此发表的《关于最近此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宣言，所提出的关于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联合一切反蒋派别共同抗日的思想，开始体现抗日战线的基本精神。〔4 〕这说明王明根据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实行了我们党策略思想的某些转变，影响到白区党组织开始改变关门主义倾向。
随着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中共代表团的两次转变都早于党中央，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和《八一宣言》的发表，为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规定了统一方向
1935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标志着共产国际开始全面实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会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尽量支持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指出，中共则应“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希冀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党广泛的统一战线。”王明依据这些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会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商讨。在大会讨论季米特洛夫的主报告时，王明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讲话。他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系列新原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和理论。强调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结合。王明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斗争时不要放弃阶级斗争，仍要进行土地革命和争取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这两个斗争不能互相替代，但是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强调在建立以中共为领袖的反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要建立工人阶级为主导的联合政府，无产阶级要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反日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对同盟者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5 〕必须对党内的“左”的关门主义进行斗争，要使我们的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和深刻的民族性质，否则“我们党还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公认的领袖和整个民族的团结核心，就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向前推进。”同时，论述了共产国际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对于我们党提出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确是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没有王明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代表团的启示，中共和毛泽东是不可能那样果断的系统的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全民族的抗战局面也不会那样迅速实现的。
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批准了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提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是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以“抗日救国”的响亮口号替代了党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坚持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武装保卫苏联”的错误口号；不再局限于下层统一战线，而是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呼吁各党派抛弃过去成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十大纲领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5年11月，王明为进一步解释抗日统一国战线的新政策，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明确提出停止苏维埃革命斗争（反帝斗争和土地革命），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把苏维埃政权变成抗日救国的团结中心。值得注意的是王明此时已经提出在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前提下，就有和他们共同抗日的可能性。〔7〕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王明委派林育英化名张浩回国，于11月下旬到达陕北根据地同刚完成长征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新发展，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首次体现了《八一宣言》的内容，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拥护与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并且愿意同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张闻天给在直罗镇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写信转达了《八一宣言》的内容。12月1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统一战线、对富农的策略问题》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发”。〔8〕
1936年初王明首先提出放弃“反蒋抗日”，主张“联蒋抗日”，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初步接触
1936年1月， 王明把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论著选辑为《新形势·新政策》正式出版。他删改了有关“反蒋抗日”的部分，首次提出了把蒋介石国民党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构想。接着，他又提出了不仅吸收地方集团而且吸收蒋介石集团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问题。
1936年初，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作了重大修改与补充。王明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就反映了由共产国际提出被其具体化了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为中共迅速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规定了统一方向。王明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文中指出：“为反对共同的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呢？”〔9〕根据王明的这个讲话，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7 月21日专门讨论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强调了中共必须修改对整个国民党、特别是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政策，“中共必须清醒地看到，要切实有效地实行抗日斗争，就必须吸收国民党政府或极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参加这一斗争。”〔10〕据此精神，8月11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抗日必须反蒋，现不适合，现在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反对汉奸卖国贼。”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指示》， 首次确定南京政府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与主要对手”，最终放弃了“反蒋抗日”的方针。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是中共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一方面是抵制其错误的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部分，一方面是吸取其正确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部分，并在实际斗争中赋予新的内容，给以再创造。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既接受了共产国际对当时国内形势的考虑，又同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重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作用的“联蒋抗日”很不一致，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的过程。共产国际及王明“联蒋抗日”的核心在于以南京政府为核心联合国内各抗日派别，不能不说这是对1935年的正确主张的后退，导致了尔后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党中央及毛泽东“逼蒋抗日”的核心在于是以中共为中心联合南京政府和一切主张抗日的力量，“力谋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成果变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从而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正确地统一起来，提出和强调党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设想的“民主共和国”方案，既以王明提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构想为前提，又吸收了全国救国会的抗日爱国主张，即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的发表。这个决议提出改变苏维埃革命方式，以民主共和国为中心，把抗日斗争与民主斗争结合起来，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决议是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发展，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完整形成。进而以这个策略总方针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转变为独立自主地“联蒋抗日”的方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回顾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制定的全过程，既然在那特殊年代，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两次转变中都起了桥梁作用，尤其是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制定的《八一宣言》和此后发表的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系列讲话、文章，提出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以及进行的一些有益工作，对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与应用起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就不应该因王明在此间曾机械地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提出的一些错误主张，就否认他在中共的策略转变、制定和应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以及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历史作用。
诚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他们放弃“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立场之后，很快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立场也必然影响到王明。因此，抗日战争初期，身为共产国际领导成员之一的王明回到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右倾的方针政策，其根源亦正在于此。他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跟着共产国际，苏联一味强调妥协，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荒谬的口号，只字不提他也曾强调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责任问题。对我们党和中国革命也造成了损失。但是，绝不能由于此，而否定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定过程中的积极历史作用，应当给予公正评价，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注释：
〔1 〕李鸿文：《论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5期第8页。
〔2 〕张琦：《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与共产国际》《党史通讯》1986年增刊第1期第87页。
〔3〕王明：《中国红军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斗争》（1934 年11月）。
〔4〕《斗争》1935年第79期。
〔5〕〔6〕《王明言论选辑》第456、482页，人民出版社1930年。
〔7 〕田中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与中共》日《历史评论》1985年第7期。
〔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5页。
〔9〕王明：《抗日救国政策》1937年出版。
〔10〕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共产国际第7 卷1936年出版。
〔11〕K·B·柯柯什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国际与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