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使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后，对这一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探讨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据不完全统计，6年多来发表的专题论文有40多篇，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石仲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1 ]、龚育之《线索与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几个问题》[2]、 祝福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发展》[3]、 童宛书和廖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4]、杨育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发展和重大意义》[5]、 苏品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内容探析》[6]、孙显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7]、张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及其特点》[8]、陈兆德《试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9]、周銮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10]、刘仲良《试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11]、李合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12]、陈文坚和徐文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思考》[13]等。这些论著已共同认识到邓小平理论经历了一个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结合历史条件从不同视角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1993年5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邀请首都党史学界和理论界部分专家学者，在北京举行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专题学术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条件、形成过程、内涵特征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加深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魏新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学术座谈会综述》[14]，反映了这次座谈会的学术成果。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 并把这一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此后，理论界根据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新概括，对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又发表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姜忠《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15]、陈朝响《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16]、宋才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溯源与评析》[17]、张殿清《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科学性》[18]、蒋伯英《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19]等。
对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研究者们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起点
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起点从哪里算起？研究者们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算起[14]。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多，而且主要是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的角度来考察，认为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20]。
第二种观点：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刘仲良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的角度强调，1956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 他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改革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奠基而主要由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向前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1]有的研究者则主要从我党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引用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实际上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有了自己的建设路线”，来阐述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4]。 也有的论者从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后成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角度，进一步提出八大以后邓小平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而1975年的全面整顿便是他这种独具特色的思想在特殊环境中的延续和发展。[3]
第三种观点：1975年的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认为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际，在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于发展工业的意见》和《各方面都要整顿》等几次谈话中，邓小平实际上已提出了至少涉及到邓小平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重要观点。[21]
第四种观点：1978年9 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阎建琪认为，在这次视察东北三省期间，邓小平“走一路讲一路”，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的、逻辑的起点。[22]
第五种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起点。这是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观点。不过，在具体阐述时，由于视角不同或认识不同，理由也不尽一致。龚育之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他特别强调不要模糊这个起点，并表示不同意有的文章把这个理论追溯到1956年、甚至追溯到1949年的观点，认为那已经不属于这个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问题，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探索同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探索的关系，不是单纯延伸，而是一纠正，二继承，三开拓和创新的关系。[2]他的这种论述虽说是在党的十四大之后的1993年，但在党的十五大后的今天仍得到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最近蒋伯英的文章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此，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19]也有的研究者在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起点时，着重强调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端正了三条路线和提出了一个方针，即：（1）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2）作出了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3 ）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4 ）提出了改革的方针。[9] 笔者则根据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的论述，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初步搭起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框架，这是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上取得的第一个成果，以此来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23]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酝酿
在主张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研究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把在此之前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归作邓小平理论的酝酿。不过，这种酝酿可以追溯到何时，又有以下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追溯到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石仲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可以有本意和广义两种理解。从本意上讲，这条道路的起点应当是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用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从广义上来考察和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就可以有始于1956年八大前后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两种看法。他着重阐述了把历史源头追溯到西柏坡（包括在这里召开的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观点，认为在这里党实现了从战争到和平、从农村到城市和从革命到建设的“三大转移”，设定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目标，并有了今天“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最初胚胎形态。他的结论是：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24]
第二种观点：追溯到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从1956年起，党开始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和贡献。历史和实践说明，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20年艰辛曲折探索所取得的正确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探索中的失误、教训的纠正和借鉴的产物。[25]
第三种观点：追溯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的全面整顿。龚育之指出：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以来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毛泽东逝世后又来了一个“两个凡是”。婴儿诞生前会有阵痛，批邓反右、“两个凡是”可以说是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路线和理论诞生前的两轮阵痛[2]。陈朝响提出在1975—1978年之间的三次原则之争，即1975 年全面整顿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语录标准与实践标准之争，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做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16]。与他这种观点相近的是蒋伯英提出的1975年的整顿、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做了酝酿和准备[19]。
三、关于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划分
邓小平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若干个阶段，这是理论界一致的看法。但在具体划分时，主要是在划分为几个阶段以及各阶段的起迄时间上，又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为三阶段说。在具体划分上有以下观点：（1 ）认为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为萌芽酝酿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为逐步形成阶段；党的十三大以后为丰富完善和最终形成确定阶段[4]。（2）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为产生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为形成阶段；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为发展阶段[9]。（3）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开始产生、形成主题；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是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展开、形成轮廓；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形成体系[2]。（4）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前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十二大到十三大邓小平理论形成；十三大后以南方谈话为标志进入发展、完善并形成科学体系阶段[16]。（5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命题时期；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是理论升华时期，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时期；从十三大到十四大是继续发展和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期[6]。 （6）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是理论初步形成阶段；十三大到十四大是正式形成阶段；十四大到十五大是发展阶段。[23]
第二种为四阶段说。持这种划法的人很多，而且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其中有些完全相同，只是在叙述内容上略有差别，具体说有：（1 ）从1975年1—12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抓全面整顿；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反复阐明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张与设想；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系统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26]（2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拨乱反正、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再认识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是系统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改革理论阶段；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标志着理论体系的形成；以1990年12月十三届七中全会和199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为标志，进入深化和发展阶段。[27]（3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着重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后经过十二大到十三大是总体命题的提出和理论上的升华；十三大到十四大是理论体系的形成；十四大到现在是承前启后、开拓前进。[15]（4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概念提出及其内容进一步扩展；从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是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和从不同角度进行初步概括；从邓小平南巡到党的十四大是理论体系正式形成和比较深入、系统概括。[28]（5）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 邓小平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产生；从十二大以后到十三大，理论在全面改革中发展和形成轮廓；从十三大到十四大理论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19]（6）1977 年批评“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到十二大是总结历史经验、思考提出阶段；十二大到十三大是综合实践经验、提炼概括阶段；十三大到十四大是解决重大难题、理论成熟阶段；十四大到十五大是形成科学体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阶段。[29]
第三种为五阶段说，认为五六十年代为萌芽及孕育阶段；1975 年1—12月为前奏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为初具轮廓阶段；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为概念明确提出、理论体系更加成熟阶段；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为进一步深化、丰富阶段。[3]
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划分方法是，先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两大时期，再在每个时期中划分若干小阶段。第一时期从建国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失误、曲折前进时期，具体分为四小阶段：1949—1957年基本上是成功的；1957—1966年是有成功也有失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是严重失误；1976—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徘徊。第二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自觉探索、取得最大成功的时期，也分四小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总结经验教训，自觉探索、构思阶段；十二大到十三大是基本形成阶段；十三大到十三届七中全会是进一步深化阶段；1992年南巡到十四大标志着理论更成熟、更完善。[5]
四、关于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标准问题
在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的探讨中，还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标准”问题，理论界的认识也很不一致。上述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起点、酝酿以及阶段划分之所以出现众多观点，恐怕就与各位论者对于怎样才算形成和发展的标准不一有关。研究者们尽管专题论述形成和发展标准的文章不多，但在论述形成和发展过程时实际上可以看出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标准：
大多数论者是根据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内容是否俱全，也就是概括为理论体系的情况作为衡量是否形成的标准。如凡是把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为阶段划分的，基本上都是强调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第一次总结出了10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要点。同样，凡是把党的十三大或十四大作为界限的，也都是强调这两次会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后概括为12个方面的科学理论观点和9个方面的理论内容。
也有比较多的论者把理论概念的提出情况作为衡量是否形成与发展的标准，如强调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党的十四大使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等。
有的论者则强调把邓小平理论中关键问题的解决情况作为标准，其中一种意见强调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起点。[22]另有文章强调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课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为只有完整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才有根据说邓小平理论完整地形成了[7]。
五、笔者的几点看法
对于理论界近年来对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问题的探讨，笔者感到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1 ）在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对其作了新的概括之后的今天，怎样根据十五大精神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理论界尚未有大的动作和有影响的论著；（2）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算起， 至今至少已有20年的历程，而理论界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阐述却仍是众说不一，这不可避免地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理论带来了困难。因此，理论界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应该下大功夫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怎样才能在十五大精神指导下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主张：（1 ）不再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探索归入邓小平理论的范畴；（2）不要把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划得过细， 比如只划分为初步形成、完整形成和进一步发展三大阶段，就容易取得一致； （3）明确标准，而且标准能够反映理论本身的进展。对此，笔者比较同意用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作为衡量该理论进展的标准，认为用这样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把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中的重大突破，取得的重大成果，视为总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进而把部分质变作为划分阶段的依据，才具有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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