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值得学习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古人论文,心理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4)02-0094-06
在拙文《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吗？》[1]里，我对“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吗？”这一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即通过论证，证明中国古代虽无“心理学”一名称，但却有心理学思想。不过，“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现又有人说，即便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今天中国从事心理学学习或研究的人也没有必要去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持这种想法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心理学界可以说不在少数，这从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心理学系或心理学研究所在其心理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设置中都不开设中国心理学史或类似课程以及很少有人从事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中就可见一斑。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深究。从逻辑上讲，要破上述论点，就必须先破支撑这一论点的三个假设，假设一旦不成立，其论点也就自然不成立，这就是俗话说的“釜底抽薪”策略。本文就尝试运用这一策略来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心理学思想是进化的吗？
认为“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不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这一论点背后所隐藏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心理学思想是进化的；换言之，随着时间的越往后移，心理学思想也越来越高明。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假设成立，今人的确没有太大必要去学习和研究古人的心理学思想（注：这不是说在按进化路径发展的学科如数学等纯自然科学里就不用去研究学科发展史，而是说，在这类学科中，学科史不需要太多的人去研究，只要少数人做做就可以了。）。遗憾的是，就心理学思想而言，这一基本假设是对错参半，也就是说，由于只能说“心理学思想里有一部分思想是进化的”，相应地，也只能说“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里的有些思想不如今人的高明”。若将这个局部判断换成全称判断，从逻辑上讲，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理由何在？这要从心理学思想的复杂性说起。大家知道，由于人的心理的复杂性，这样，就学科性质而言，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注：今日的中国人迷信“科学”，认为任何科目若不戴上“科学”的“帽子”，就有伪科学之嫌，就显得底气不足。因此，任何科目都是“科学”，这样做的结果，未免有泛科学主义之嫌。为了避免歧义，宜用“学科”一词来代替“科学”一词。这里只是出于习惯，仍用“科学”一词。）（或人文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与此相对应的是，心理学思想里既有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也有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自然科学思想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变迁的路径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偏重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与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的变迁路径也不一样。一般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变迁并不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层层递进的，原因至少有三个：
1.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人文社会学科所探讨的问题都与“人心”有关，人心是一个比物体更为复杂的事物。因为：第一，人心不具有形体性，至今仍没有有效手段将其直接呈现出来进行研究，只能通过人的外显行为来做间接的推论，而人的外显行为与其内心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人心既有客观性的一面，更有主观性的一面，它涉及到人的情感、意志、审美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带有较浓厚主观性的问题，从而使人心带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第三，人心受文化（广义的）因素的影响较大，不同文化生成不同的人心，这使得人心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性。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变得十分的复杂，不易得出一个让同行公认的“答案”。
2.人文社会科学探讨的多是“老问题”，所用研究方法至今未有质的突破。概要地说，人文社会科学探讨的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举其大要，不外是五类问题：一是人的本质是什么？换言之，人与其他万物相比，有什么独特或不一样的地方？二是如何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三是如何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知道依据一定的规律来使外在世界（包括人与物）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如何利用人以外的事物而更好地为人服务，这是自然科学的主要任务，这里不多讲：怎样依据人的心理规律来处理人事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人文社会科学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四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五是如何增进人的幸福感（注：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发现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生活往往不能随己所愿。如任何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四关；人生活的环境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而是经常伴有诸如旱灾、水灾、蝗灾、传染病和战争之类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祸害。用中国人的话说，人生逆境十之八九，人生顺境只有十之一二。西方也有类似观点。如艾里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也告诉人们，个体在自我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会遇到不同的心理困境，真可谓危机重重，只有解决得好，才会成为心理发展的转机，否则，就构成心理发展的危机，这表明自我成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如何增进人的幸福感，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孜孜以求的问题之一。）？这五类问题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之初就已出现，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今日的科学较之前人已有质的飞跃，但对于这五类“老大难问题”，至今人类却没有找到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以期获得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是仍主要在沿用古人惯用的思辨法、体悟法、经验总结法等“老”的方法进行研究。虽然现代也有人将在自然科学领域屡建功勋的实验法等方法尝试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过，或许是从根本上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不适合运用实验法等方法来研究，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有本质的不同（注：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界曾展开著名的“科玄”论战，中心论题之一就是人生观之类的问题到底能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或许是由于别的原因（如实验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可能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总之，运用实验法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里的许多问题都未取得理想成效。研究方法没有太大的突破，致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见阶段”（前科学阶段），并没有达到意见统一的“公理阶段”（科学阶段）。
3.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且古人和今人的寿命长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的人生智慧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同样的问题，即便是同样的回答，假若是一个由有丰富人生经验的智者说出的，而另一个是由稚嫩的晚生说出的，这两个人对这个“相同的答案”的内心体会肯定也会不一样：前者深刻，后者肤浅。同理，对于同一个“答案”，有人生阅历的人听了是一种感受，没有人生阅历的人听了又是一种感受，这之间的差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丰富的人生智慧从何而来？虽然有极少数人因为自身资质高或人生阅历丰富等原因，年纪不大，人生智慧却不少，但这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多数人的丰富人生智慧都是岁月累积的结果。换言之，对于多数人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人生智慧也越来越丰富，对于许多涉及人自身的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为什么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往往是年岁越大其作品越成熟越有功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清楚表明孔子心路进程的“自白”告诉人们，孔子的思想境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孔子的思想成长之路如此，亚圣朱熹的思想成长之路也是如此，他的言论往往是越后越精辟，故他经常改写自己前期的论著。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如朱自清等大家的论著往往是越往后显得功力越厚；齐白石的艺术创作至70岁以后始炉火纯青。某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如冯友兰在后半生没有取得像其前半生那样辉煌的学术成就，这是值得研究的“冯友兰现象”，不能视作反证。既然人生智慧往往是随岁月的增长而增长的，因此，人的寿命长短就是制约人生智慧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古人的平均寿命比今人的平均寿命要短得多，但那往往是由于古代婴儿死亡率高和由于种种原因（如频繁战争、饥饿和瘟疫等）致使青少年早死率高所致。但就人类的寿命而言，古人的寿命与今人的寿命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孔子享年72岁；孟子和庄子都享年83岁；墨子高寿92岁；荀子的寿命，一说是75岁，另一说是110岁（注：据《史记·孟荀列传》载：“苟卿年五十，始东游于齐”，之后他又度过了六十个春秋。）；老子寿命更长，据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载：他“年百有六十余岁”，虽有些夸张，不过，老子长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用今天的眼光看，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和庄子等人都是长寿之人。既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且古人和今人的寿命长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在面对上述繁杂的人生问题时，古人的人生智慧和今人的人生智慧一样有价值也就好理解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人对人生问题的体验比今人更深刻。因为古人在思考人生问题时，没有像今人那样受到如此之多“外在事物”（或称欲望）的干扰，于是，“眼睛”向内心看的机会比较多，由此导致与心灵对话的机会比较多，不像今人那样老是将“眼睛”往身外的事物看，由此致使“良知之光”受到外物的“蒙蔽”。
基于上述三个理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很大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主要是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起来的，而不是像自然科学思想那样是“层层递进”的。（注：这不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全都是累积起来的，而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演化路径主要是“累积”，当然，也有一些思想是按进化路径“层层递进”的。）因此，在人生哲学、文学、教育与艺术等“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思想的演化（注：请注意，因“发展”一词含有进化论色彩，故此处不用，而用进化论色彩较少的“演化”一词。）多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就像地球是由不同的地层所构成的一样，各地层在研究地球时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不能说越老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小，而越新或越上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大。不但如此，有时更是恰恰相反，即越老的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反而超过了越新或越上面地层的价值。既然如此，今天的中国人就不能武断地说今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一定比古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高明”。古代和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尤如平地上的一座座山峰，各自都可以达到某一个高度，都具有自身的某种特色与价值，可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对自然科学而言，有作为的后学可以做到“站在巨人肩膀上再前进一步”，但是，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后学即便才华横溢，至多也只能“另立山头”或“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山峰”，而很难做到“站在巨人肩膀上再前进一步”。如今天虽已是2003年，但中国今日的教育大家也必须重温2000多年前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期从中获得灵感与启示，而不能说自己的教育思想从整体上就超越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于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般都较看重继承的问题，重视对过去思想遗产的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察某种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或仅仅为了便于从中吸取某种经验与教训，以免犯一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想将历史上的某些值得今人借鉴的理论、思想或观点整理出来以做到古为今用，因为这份珍贵遗产不但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对于其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今天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实生活的贡献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相应地，其学科史的价值在其学科中所占的份量就会很重。
自然科学（像物理、化学或数学等）研究的主要是一种“纯”科学思想，是一种科学（狭义的）与技术，科学与技术一般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前进的。理由至少也有三：1.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物”是有形体的东西（尽管有的形体非常细微，但仍是有形体的），并且，“物”是纯粹的客体，不具有情感和意志等主体性质，也不大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样，从总体上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要简单许多、纯粹许多。2.现代自然科学已发展出一套较成熟、有效的研究方法，从而大大促进了研究的发展，使得许多在古代学者或工匠看来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多数都被近现代科学家一一轻易的予以解决。自然地，今天科学家多是思考和尝试解决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在科技史上多数都未出现过。3.由于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唯一”的真理，这样具有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等特点的实验方法就大有用场，这使得后学者若想有所成就，非得干出一点新的东西出来。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学者重视的是不断的创新精神，以便不断地超越前人，推动科学与技术不断向前发展。这正如梁漱溟所说：“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2](P35)而要有所创新，就必须有敏锐的思维和新颖独特的视角（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重视“创新”，但因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主要是“累积”的而不是“进化”的，致使这种创新的产生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功力和对人生的透彻体悟才行，敏锐的思维和新颖独特的视角虽然很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两点上，往往是年青人占优势，这样，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往往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取得伟大的成就，年龄越长，取得伟大成就的机率就越低（注：这一现象恰恰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反，这个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然科学思想的确是按进化路径进行的，而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主要是按累积路径进行的。）。这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显得更突出。像量子力学中的四大天王：狄拉克、海森堡、泡利和波尔，都是在20出头就一鸣惊人。一般来说，理论物理学家的创造上限是30岁，狄拉克曾说：“年岁无疑是一个降温，每个物理学家必须心怀戒惧，一旦他过了30岁生日，那会是死了比活着更好。”[3](P89)既然科学与技术一般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前进的，今天的科学与技术一般都会比昨天的科学与技术来得先进。于是，在自然科学中，虽也有而且应该有人去研究化学史或数学史等学科史，但其目的一般是为了考察某种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从中吸取某种经验与教训，以免犯一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并且，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可说是日新月异，如就计算机硬件的核心技术CPU和软件而言，其发展可以说是以“年”乃至于“月”来计算的。在这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过去的科技除了具有历史价值外，对于今天科技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实生活的贡献都很有限；与此相应，其学科史的价值在其学科中所占的份量就不会很重。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与行为，此种东西既不是纯自然的，也不是纯社会的，而是自然与社会的“合金”，这导致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介学科。对于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如认知心理学工作者或生理心理学工作者而言，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运用先进的现代科技和方法来研究人的认知加工过程或心理的生理机制问题，而这方面的研究从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中所受到的帮助有限，因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相对于今天的科技而言，古代的科技一般是相当落后的，致使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一般不太注重学习和研究古人（包括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的心理学学习者或研究者却不能由此得出“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不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的结论，因为心理学中还有偏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根据上述所论，这部分心理学思想本是“累积”起来的，这样，不能说今天的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就一定比中国古人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高明”。如就现有的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看，中国古人提出的“人为万物之灵”的人贵论、形质神用的唯物主义的身心一元论、习与性成的性习论、“和为美”的审美心理观、“梦者思也”之类的释梦观、“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整体保健模式和以情制情的养心观等等，在现代心理学中仍有其应有的位置。所以，为了弘扬祖国优秀的心理学遗产，为了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建设，为了做到古为今用，为了增强自信以避免“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今天中国从事心理学（尤其是从事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心理学）学习或研究的人们仍应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
二、今天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不受中国古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吗？
认为“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不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这一论点背后所隐藏的第二个重要假设是：今天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不受中国古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若不多想，这个看法好像有道理，因为今人是今人，古人是古人，古人都已成白骨，怎么还会对今人产生影响？可是，若加深思，就会发现这个假设也不成立，尤其对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而言更是如此。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其心理特质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结晶，所以，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无不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说得形象点，当代中国人虽“身”在21世纪，但“心”中却有许多传统的东西。鲁迅有一句话将此种道理说得非常浅显易懂：“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4]如果仅从当代中国人的外显行为入手来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心理，难免会“断章取义”，极易造成研究上的偏差。同时，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从心理学视角看，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心理的现代化。鉴于中国人的心理特质是中国悠久文化的结晶，这样，当代中国人要想获得适应21世纪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现代心理素质，就必须先做好“传统心理素质如何更好地向现代心理素质转换”这个时代课题，而要想做好这个课题，基本前提是要弄清历史上的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因为文化的实物、行动和理论等三个层面随时代推进而变迁的速度不一样：实物层面变迁速度最快、行动层面次之，理论层面又次之；与此相对应，人受文化影响的三个层次的变迁速度也不一样：人对外在物品的态度变化较快、人的行为方式变化较慢，蕴藏在人脑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潜在假设变化最慢。
而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是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仅时间跨度大，涵盖了中国人心理特质形成和发展变化的绝大多数时间；更重要的是，它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心理学思想，符合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思维习惯，能真正反映中国人心理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并且，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总称中国文化心理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人类心理的共性，但多数内容都是与西方心理学思想有区别的，这些思想最能反映出中国文化因素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同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自成体系，有自己的范畴、理论和概念等，通过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最易发现中西方人心理的差异所在，从而有利于研究者根据中国国情来修改外国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或创立新的理论，这样，也就能提高理论观点的科学性。当代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时，若能从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入手，则是从纵贯的历史观点来研究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最好手段，并且能综观各个历史阶段内中国人心理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间的具体关系。[5]在此基础上再从事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的研究，就会使研究成果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从而能揭示出中国人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线索，并根据这些规律和线索预测未来中国人心理发展的大致趋势，从而有的放矢地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进行塑造，促进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可见，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并有助于促进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6]。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学习和研究心理学的中国人，若想使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避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若想使自己的研究能更加贴近中国人实际的心理生活，而不是简单地将中国人当“美国人”或“德国人”来研究，就仍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
三、今天的中国人比中国古人聪明吗？
认为“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不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这一论点背后所隐藏的第三个重要假设是：今天的中国人比中国古人聪明。乍一看，这个假设成立。理由至少有三：(1)今天的中国人能制造出在天上飞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在地上跑的汽车和火车、在地下跑的地铁、在水上跑的万吨级的轮船……，这些东西在中国古代社会都没有。(2)中国古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今天的中国人都可以很好地继承，并且，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怎能不比古人聪明？如中国是火箭的故乡，但今天中国人制造的火箭堪称世界一流，比中国古人制造的“火箭”不知要先进多少倍。(3)退一步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天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吸取中国古人的教训，做得比古人更好。
仔细一想，这个假设却不能成立。(1)上述第一个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所列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尤其主要是科技发明或发现，而很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科技是进化的，所以，今天的科技发明或发现“自然”多半会比古人要先进。（注：这里用“多半”一词的意思是，其实中国古人也有少数科技发明或发现至今看来仍是相当“先进”的，如2000多年前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说明中国当时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已取得杰出成就；又如中医里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有疗效的针灸疗法，至今仍有许多谜未解开。）不过，也正由于科技是进化的，这样，今天的科技发明或发现其实也有古人的一份功劳，若没有古人的前期铺垫性研究，哪有今人的众多科技发明或发现，“饮水”要“思源”，若反过来居功自傲，自视比古人聪明，不但不是科学的治学态度，甚至也缺乏做人的起码道德。(2)上述第二个理由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思想是进化的。基于前文的探讨可知，自然科学思想才主要是按进化路径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则主要是按累积路径演化的，因此，正确的说法应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上，后人常常可以做到“站在前人肩膀上往前走一步”，而要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后学者要对古人的研究成果有系统的把握，这就要求后学者要学习和研究古人的思想。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后学者往往很难做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再全面超越前人。(3)上述第三个理由若要成立，一个重要前提也是要全面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其前提是要“知史”，若不去研究古人的思想，怎么能做到“以史为鉴”呢？只能是空话！(4)漫漫历史，代代皆有大家出现，中国古人不都是傻瓜！历史上有许多大儒，不但智商高，而且非常勤奋，像孔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今天的中国人能说他们对问题的看法都是浅见陋识？能说他们的作品都是老古董，不值得今人去学习和研究？不用说孔子和陆九渊的教育思想、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孙子和吴子的军事思想、王羲之和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吴道子和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李白和杜甫的诗、李煜和苏东坡的词、吴承恩和曹雪芹的小说，哪一个不是光彩夺目，永放光辉！只从心理学角度看，《论语》中所蕴含的孔子的教育心理学思想；孟子等人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注重“和为贵”的管理心理学思想和社会心理学思想；苟子等人主张的“天地万物人为贵”的人贵论思想；墨子等人提出的关于人的社会化的“慎染说”；《内经》等典籍里蕴含的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整体保健模式；《孙子兵法》等兵书里蕴藏的军事心理学思想和管理心理学思想；《文心雕龙》等著作里蕴藏的文艺心理学思想等等，同样至今仍有其应有的价值。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许多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往往是思想者本人对其长期实践反复总结的结果，这些思想既来源于实践，又经实践反复检验，怎能不具有真理的内核？同时，这些古人的心理学思想还经过历史长河的无情冲刷，至今还能“留下来”的心理学思想往往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就这一事实而言，中国先哲的确提出过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真知灼见，这也表明他们并不比今人笨。以孔子和陆九渊二人为例，他们自己办私学，将自己的一套教育思想（含教育心理学思想）贯彻于其中，并根据教育实践情况不断进行修改（注：如，据《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孔子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将先前的“听其言而信其行”的考评法修改为“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考评法，认为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行时，只有结合其言与行作综合评价才可靠，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品德测量就仍有较大的启示。），这种来自教育实践，又经孔子和陆九渊本人的教育实践和历代许多大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反复检验的教育思想（含教育心理学思想），今天从事心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中国人怎么能将其像丢垃圾般、丢旧家具般全部丢掉呢？若果真如此，岂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毛泽东同志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珍贵遗产我们要好好的继承。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中国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既然古人并不比今人笨，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既来源于实践，又经过实践和历史的反复检验，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双重检验的心理学思想，其中必有其合理的硬核。因此，今天中国学习和研究心理学的人仍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
四、简短结论
综上所论，今天的中国人在研究心理学（甚至包括研究其它科学）时，要重视学习前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说：“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的悲剧性的损失，也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的牺牲。”[7]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7]这两位先生的言论极精当地说明历史和人文精神对国家、民族至关重要，这对今天的中国学子（包括心理学专业人员）是有启示的。中国古人为了重视先贤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至少自孔子开始，“述而不作”是许多古人的基本治学态度。用今天的眼光看，“述而不作”里含有明显的权威思维，让后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自信”，进而从根本上丧失创新精神，这是其致命的不足之处，也是今天的中国学人应引以为戒的。但“述而不作”里也含有善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义，这是一种做学问和做人的智慧。在以追求创新为时代精神的今天，有一些中国学人只看到了“述而不作”的短处而没有看到其长处，矫枉过正，太喜欢“作”而不喜欢“述”，若是“述”，动辄用诸如“对已有研究的批判”之类的字眼。本来“批判”一词是中性的，既含有对已有研究的长处的肯定，也含有对已有研究存在不足的批评，不过，在今天的一些中国学人的论著中，“批判”实等同于“批评”，言下之意是，前人的研究都错了，只有自己是正确的。这是一种不太稳妥的治学态度，也是一种错误的对待前人（包括古人）思想的做法。鉴于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中有一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这里主张要适当借鉴“述而不作”的精髓，善待前人的研究成果。所以，今天中国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或研究者在自己的学习或研究中，要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凡是前人已讲过的好的思想要通过自己的“叙述”将其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再来“创作”，只有“接着做”，才能使自己的心理学研究既有深度又有新度；若是简单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古人的研究成果），或是“漠不关心”前人的研究成果，一味“从头做”，就会使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缺乏深度，还可能会走很多弯路，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