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也是文化伟人。他在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呕心沥血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文化事业，毕生致力于创新中国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素质和知识水平。他在创新中国文化的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面向世界，紧扣时代的脉搏，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文化创新思想，从理论上、实践上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文化创新与文化本质唯物史观诠释的统一
文化创新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明确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得益于他对文化本质的唯物史观诠释。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角度，明确界定了文化本质，确认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揭示出文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政治和经济。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在此，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一方面科学地指出了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对观念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诠释确立了毛泽东理解文化创新的基础。
毛泽东认为创立新文化就要革旧文化的命，而要革旧文化的命，则必须推翻旧文化的基础——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泽东引用马克思的论述加强自己的观点，“‘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旧文化是封建文化，现存的文化（20世纪40年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而中国要建立的新文化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因此，毛泽东坚定地提出必须将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半封建文化和包含奴化思想的帝国主义文化打倒，“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5页。）也就是说，要创造新文化，必须和旧文化进行生死斗争。其实，从毛泽东早期改造社会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创新文化的思想轨迹。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写道：“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1页。）以此理推之，创新中国文化同样是一个生死成毁的再造过程。
毛泽东对文化的唯物史观诠释，赋予了文化创新以革命性的涵义。毛泽东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深切感受过那时力图从精神世界改造中国民众头脑，创造中国特色文化以摆脱弱国穷民困境的激愤。当初的毛泽东也津津乐道于“文化救国”，希望通过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来改变国民的观念。1918年4月，他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研究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1919年起，他不仅积极参加组织进步青年到欧洲勤工俭学，学习西方进步思想，还创办《湘江评论》，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同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指出学会的原则是“研究、传播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6页。）1920年7月又发起成立“文化书社”，明确表明其目的在于介绍各种新杂志、新思想给广大青年，以便能使广大青年有新的研究，从而就有新的思想。认定有了新思想，就有了新文化。有了新文化，社会就能得到改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文化救国，力图通过传播、研究新学术、新思想，进而创造新文化。这实质上是在寻找能够给予中国现存经济和政治以重大影响的，推动中国向着有利于解放人民大众的方向发展的新文化，结果却没有成功。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创新中国文化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创新中国文化必须与政治、经济制度革新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贴近人民生活的政治经济问题不解决，现实的社会不改变，人们头脑中的旧的观念就不会改变，新文化就无从建立，这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
二、文化创新与文化大众化方向的统一
创新中国文化首先要确立一个目标，即创建什么样的文化。毛泽东所向往和追求的新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他在寻求民族独立、领导中国人民政治解放、经济翻身的革命中，一直以建设人民大众的新文化，确立人民在社会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为职志，不懈地努力。
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在阅读旧小说时，就曾经产生过为什么小说中没有农民当主角的疑问，并发誓长大后要写关于农民的书。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注意到“失学之国民”多为“社会之中坚”，便主持开办“夜学”，从事文化大众化的尝试，以“造成新国民”。（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96页。）五四时期，当一些人空谈改造、救国时，他独具慧眼，把注意力投向了工农，呼吁“民众的大联合”，并思考文化如何同国民尤其是农民发生联系的问题。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指出，世界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以来的各种变革中，文学变革的标志是“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2-293页。）尽管他当时所呼喊的“平民”，还不是后来所强调的“人民大众”，但在那个时期却是进步青年最乐于接受和最倾心的选择，他坚信只有它代表那个时代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毛泽东以湖南人为例，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脱离民众的倾向，他说，所谓的“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因为没有几个人进过学堂，即使入学堂的人又有几人认得清字？“认得清字、懂得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因此，他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必须与民众相结合，这样才会有生命力。
毛泽东以极大的热忱探讨了新文化与民众运动的关系。在审视五四期间中国和世界文化时，即便很多知识分子为新文化的热潮兴奋不已，而毛泽东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显然，以后的目标就是向着北冰洋岸俄罗斯那枝隐约可见的“新文化小花”靠近。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特别对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推翻地主势力掀起农民文化运动大加赞扬，他写道：“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在毛泽东眼里，只有为大多数平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的文化，才是新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任务就是要实现文化的大众化。
要实现文化的大众化，就要确立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曾针对当时文艺工作者对创作目的的模糊认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问题，同时解释了什么叫“大众化”。什么叫大众化呢？他说，“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人民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毛泽东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接近民众，实地跟老百姓学，在文化活动中表现民众，摈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生气、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文化倾向，创作浅显、通俗易懂的作品，以满足群众对文化的渴求。只有从人民的生活中提取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才能形成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因此，毛泽东指出，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确立大众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这一思想的确立在毛泽东那里是有历史基础的。大革命时期，当他看到湖南农村文化运动的兴起，农民成为文化的主体时感到由衷高兴，并对其热情讴歌，“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0页。）在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规定了工农民主政府关于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强调根据地在废除国民党文化教育制度的同时，对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教育，保障工农及其子弟兵的教育权。为贯彻这一方针，苏区在创办各类干部学校的同时，举办人民学校、平民夜学、列宁小学及识字班等各类成人教育学校来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在陕北，毛泽东把广泛发展大众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作为创造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大力倡导一些直接有效的群众性很强的文化建设，在新闻宣传方面，他希望全党办报，特别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墙报；在教育方面，则主要是让农民能够学会打算盘、记帐、写信、写路条；在文学艺术方面，则是发展秧歌、春联、歌曲、年画等；其他方面，还要普及卫生知识和科学常识，逐步改变农民生病了就去拜菩萨、求巫婆神汉的习惯。毛泽东还着重就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加以阐述，认为普及是促进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迈向新水平所必需的，而提高则是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另外，毛泽东认为要实现文化大众化还要求文化工作者必须学习和运用社会大众熟悉的、能够理解的语言，为此，“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文化创新与文化大众化方向的统一，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指出，之所以强调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是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5页。）同时，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的实现在于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在实践过程中体现为无产阶级思想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新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即在创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进程中，“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4页。）但是，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还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还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应该基于我国人民大众的素质状况，分阶段地贯彻落实文化方针，逐步确立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对新文化的主导地位，最终实现文化的大众化。
三、文化创新的时代性和传承性相结合原则
新文化总是要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创造，又总是和政治经济的变迁交汇一起，整体推进，互为印证。从这一观点出发，则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将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内容，即不同革命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文化要与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相适应。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非常注意这一点。在中央苏区时，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进行了多项文化教育改革，开创了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抗日战争时期，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毛泽东强调，“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4月10日），转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48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他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八项工作之一，就是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1页。）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建设的任务摆在面前，文化建设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如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所指出：“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谈论为什么写“两论”时又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总而言之，在毛泽东眼里，文化只有不断适应并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但是，文化创新又不能仅仅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而割断历史，而是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延续文化的科学性，坚持文化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相结合原则，因为文化具有传承性。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总是以其母体文化为基础，抛开母体文化等于毁灭新文化产生的根基。毛泽东特别注重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毛泽东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指出，创新中国文化必须以已有的物质精神文化为依托，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基点。“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创新中国文化，不但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要了解中国的昨天。他借文学创作说明继承和借鉴历史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以所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毛泽东强调，“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继承传统文化“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毛泽东一再阐明，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保持文化的科学性。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立足于时代精神，服从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创新文化的实际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研究，“挈其瑰宝，而拒其淄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对那些“凡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加以利用。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对待文化遗产的这一科学态度：“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5页。）我们要善于分析和区别。这种利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表现新时代的内容，形象地说即旧瓶装新酒；二是发掘整理和继承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合理成分，赋予它新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要求在创新文化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四、文化创新的开放性和民族性相统一原则
创新文化必须长期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在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精英中，中国传统的文化素养与现实中国文化的危机构成一对矛盾。化解这对矛盾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文化思考的中心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为中国传统文化感到自豪，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受到西方文化严峻挑战后的历史危机。陷入文化矛盾之中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希望民族自保，而另一方面又希望除去与西方的比较中本民族的弊病；一方面希望学习西方的好的东西，同时又必须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二重性的文化心态思考的最终问题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做出改变，外国的好的东西要吸收，但到底如何改变自身而又能不失自我？毛泽东在经历了这一时期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后，深刻地认识到：创新文化必须面向世界才有成功的希望。早在1915年9月，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就提出“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而资于内”的观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页。）后来，他积极主张出国留学，向外发展。他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创办的文化书社，不仅经营国内各类文化书刊，而且还有译介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舶来品及介绍西方政治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著作。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更坚信创新文化必须面向世界。毛泽东深知，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只能导致自身的湮没。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加强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中国文化要再现往昔的辉煌，就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作为养料，充实和发展自己。他要求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汇世界各民族的进步文化，中国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不仅要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也要学习西方启蒙时代的文化。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一切国家的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2页。）“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创新。那种片面强调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盲目否认西方文化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以隋唐的音乐发展为例说：“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今天看来，学习国外先进文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即使将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要谦虚谨慎，向外国学习，永远不能翘尾巴。
创新文化必须保持本民族特性，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毛泽东主张创新文化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持文化的民族特点。尽管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动、融合成为普遍现象，但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民族特点，自己的文化特色。决不能在交流过程中把本民族的文化主体和特色丢掉。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为中华民族所认同，为中华大众所喜闻乐见，万不可因为学习国外的东西，将自己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丢掉。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失去其民族性，就将失去其发展的土壤，生命之花终将枯萎。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创新了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应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他以艺术的民族化为例说明创新文化必须保持民族性，他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比如中国的音乐“可以采用外国的合理原则”，“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中国的艺术要发展，当然要学习外国艺术中好的东西，但要民族化，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若在中国艺术中生搬西洋的东西，人民就不喜欢。“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6-77页。）也就是说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学习外国要越来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来越洋化。虽然说向外国学习必须摈弃敝帚自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但不能走另一个极端，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当初对于去国外留学的问题，毛泽东就表明自己并不赞成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而主张到那里自由研究，以个人研究为主。他也不主张大家都到外国去，而主张国内国外结合，“求得世界的学问”。他对“五四”后期某些完全醉心于西方文化、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旧知识分子严加抨击。1944年，他在回答记者斯坦因的问题时阐明：接受外国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过来，它们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形结合，根据实际情形而实行，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外国思想，盲目地接受和盲目地拒绝，我们都反对。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在毛泽东看来，创新中国文化的过程，是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过程，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正确的态度应该象对待食物一样，经过我们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再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这样才是真正的创新中国文化。任何一个民族，完全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全盘移植外来文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五、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创新中国文化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用毛泽东的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新中国文化的过程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反复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创新中国文化同样要具备科学理论，一样要了解中国文化历史，需要对中国实际有深刻的了解，否则难以创造中国特色文化。毛泽东强调创新中国文化固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要进行文化创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文化创新上也是如此。“五四”以来作家们大胆吸取外来文化营养，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创作题材大都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语言形式的欧化现象严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群众则被排斥在文学的大门之外。毛泽东摈弃了五四知识分子把创新文化仅仅理解为一种理论批判另一种理论，对现实世界缺乏深入了解和思考的不足，而把文化模式的转变看作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首先变为实践的指导原则的过程，坚信只有用实践改变现实，新的文化模式才能实现。他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这个基本观点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是要利用先哲的思想理论方法来改造现实世界。毛泽东在创新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就是这一观点。当然，他是在探索创新中国文化道路实践过程中逐渐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
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为《新民学会》起草的简章中，就提出了改造社会必须有一个“主义”的问题，但对是什么主义尚不明确，他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创新文化是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要有一个主义作为旗子树起来。更何况当时的毛泽东是坚持“文化救国”思想路线的呢？他和蔡和森等一起创办《湘江评论》，提倡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7月又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也只是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直到1920年夏，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加上受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影响，毛泽东才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才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这时尤其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事实”，指的是唯物史观的“事实”，或以事实为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简明扼要的理解。这一理解显然在后来的许多年中成为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文化方针而不迷信教条的创造精神的理论基础。1924-1927年间，毛泽东没有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观点，探索解决创新中国文化问题的道路。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国情分析的第一个思想理论成果。其中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所进行的宏观分析，是毛泽东创新中国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并且成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文化观念转变的起点。1927年，毛泽东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要重视人民大众的文化认同的心理态势问题。他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中，曾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打倒洋财东！”。这一名词的改换虽然是小事，但说明毛泽东十分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文化的背景结合起来考虑。这正是毛泽东能促成中国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转变的秘密所在。1930年，针对党内照搬俄国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盛行的文化现象，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危险的，甚至会走向反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后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再次强调“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主张。（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页。）显然，在毛泽东眼里，创新中国文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他于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成果，也是他创新文化的成果。他从认识与实践、知与行、主观与客观、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等等哲学范畴，反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文化意义上说，他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对中国文化的绝对价值，又指出了中国文化存在的特殊意义，从哲学的高度奠定了中国从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转变的理论基础。而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是我国“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的光辉总结。在这里，他从形式上的大众化入手，批评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侧重学习外国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偏差，倡导利用传统文学形式，尽快建立一种适应抗战与新的革命形势要求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特别注重群众的实践活动，认为群众是文化运动的对象，群众生活是创新文化的源泉。1945年4月他在“七大”报告中说：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页。）说明创造新的文化不能忘记中国的国情。
总之，无论是对文化本质的唯物史观诠释，坚持文化大众化方向的思想，还是时代性和传承性相统一的思想，开放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思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为理解基础的。事实上，毛泽东的整个思想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文化成果，诸如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革命理论方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在政治经济具体政策方面的精兵简政、“三三制”、减租减息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道德价值观方面的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人格追求的新境界、新规范、新气象，等等。这些，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概念和范畴。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对西方文化价值进行宣传、介绍、探索和研究，以便在选择中形成文化价值一元论的认定的话，毛泽东则是在实现了这一认定的选择后，把宣传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文化创造性实践，致力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转变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文化创新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创造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国初期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方针，使中国文化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这些思想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和发展，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力加大，如何面对世界，创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的文化创新思想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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