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小波[1]2006年在《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解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大众文化迅速在中国崛起。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9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最热门的课题之一。随着大众文化本身性质、功能等的不断变化，以及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理解的不断深入，大众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众多大众文化研究者也经历了研究方法、范式、观点等的转变，今天，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大众文化研究的这种开放性特点，显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无限生机和其自身具有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本文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的总结和回顾，一是从学术研究分期的角度，对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研究的总体进程进行梳理；二是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命题的研究。 第一章，问题与方法。本章主要是对本文写作的选题意义、具体研究方法等的交代。90年代对于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研究来说是一个断裂时期。断裂意义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兴起，并在现实文化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从学术层面来研究大众文化已经成为许多学者自觉的选择和要求。本文的写作除了对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研究本身做出梳理外，还在于发现人们审美风尚等方面的转变。具体写作时主要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关节点来把握材料。 第二章，大众文化研究的总体进程。将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分为三期，即：90年代初期的批判期；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反思期；世纪之交以来的众神狂欢期。 第三章，大众文化研究中主要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主要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五个重要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考察研究。分别是：大众文化的定义及其产生原因、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与文艺学学科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 第四章，我们需要怎样的大众文化研究?本章是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研究的集中反思，提出了本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看法。笔者认为，今后的大众文化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注意：在大众文化研究的立场上我们要重新回到阿多诺；要重视大众文化研究的语境化；要多做大众文化的个案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要注意各种理论范式的相互融合。
矫雅楠[2]2016年在《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文中提出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设立以来,孔子学院发展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目前500家孔子学院,10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构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孔子学院全球传播网络,以此为依托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也在不断深化。在完善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孔子学院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更加显著,成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从传播的视角看,孔子学院的“平台”定位以及“桥梁”和“纽带”的角色阐释,说明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践行多元文化理念方面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建构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对话和文化共享的中间环境,成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媒介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分析传播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是一个话语意义而非实在意义的概念,在不同时代环境和现实语境下被不断协商、接纳、改造和实践。在大众传播勃兴的年代,媒介多被理解为传输信息的载体或技术工具。随着文化世界化和社会媒介化的深入,媒介形态发生剧烈变动,以往以技术为主导的阐释框架已不能完全涵盖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多重变革。在学术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促使我们认识到,人文性是传播与媒介的固有属性,媒介构成了联接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开放空间,本身具有宽泛的所指和丰富的内涵。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为我们突破媒介研究视阈局限,摆脱思维惯性提供了新的思想园地,也预示了一种与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同步的学术突破的可能。本文从传播的视角切入,以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为理论来源,运用基于结构和平衡的方法论路径,在对媒介概念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论证孔子学院媒介属性,分析其媒介功能,并进一步探寻实现该功能,维护媒介定位的路径与方法。围绕“孔子学院是媒介”这一核心假设,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在媒介环境学范式下,应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2)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性质?(3)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什么?(4)如何实现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5)在当前,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应如何维护?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共分7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2章,媒介概念分析。本章主要基于媒介环境学派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对媒介环境学范式下的媒介概念进行梳理和阐释。首先,通过对媒介一词的中外溯源,以及对媒介理论中“泛媒介”和“媒介环境”观点的梳理与评述,阐明媒介本具有相对宽泛的所指。其次,遵循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范式的演进逻辑,重点论述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对“将媒介视为环境”的范式建构与补充,阐明媒介概念应是物质与组织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涵盖技术性与人文性。最后,在整合理论,检视实践的基础上对媒介进行再认识,给出本文对媒介内涵的理解。第3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属性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孔子学院宗旨,从现实层面描述分析孔子学院的属性与功能,目标与拓展。指出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具有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和教育文化交流等基本职能,并作为“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功能逐渐复合。其次,将学理与实践对接,论证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属性。本文认为,孔子学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功能,即具备教育、告知、解释、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基本功能,也作为“物质化的组织”符合普通媒介学对媒介属性与功能的相关论述。最后,从符号意义和实体特征两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作为媒介的外在呈现。在符号意义层面,基于对《人民日报》等4家报纸孔子学院报道的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和对国外报道的简要梳理,指出孔子学院“纽带”、“桥梁”等符号意义均指向其媒介属性；在实体层面,基于孔子学院性质、宗旨、办学模式和发展策略的特殊性,指出孔子学院具有整体关涉跨文化交流,植根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双向作用于中外社会发展,注重人文交流与民间交往的媒介特征。第4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分析。本章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内涵。本文认为,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功能系统：在静态上,是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基础,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为主体,与政治、经济、生态等各领域结合产生相应功能为延伸的功能体系；在动态上,是以媒介机构、媒介平台和媒介环境为形态,以传递、转换和整合为功能核心,逐步推进的功能连续体。其次,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作用机制,提出需求-利益满足是其基本作用原理,利益框架建构与社会关系协调是基本作用方式。再次,根据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从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作用的层次。最后,从工具取向和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效果,并论述在不同价值取向下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第5章,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本章基于社会互动论和关系传播理论,首先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和内部条件,认为建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时代诉求；媒介技术的文化本质与社会影响：地方性文化对自我格局的持续超越；中国重构大国形象的多元实践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坚持交流互动和人性化的传播理念,加强传播主体的培育,传播内容的建设,传播渠道的完善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内部条件。其次,提出实现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应以理念、价值和程序三方面共识为原则。最后,在功能的实现路径上,着眼于建构与受众的信任关系,强化媒介地位的独立性,提出孔子学院应走专业化、差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第6章,孔子学院媒介定位维护。遵循孔子学院媒介环境与整体社会环境互动融合的思路,本章基于媒介环境学的生态视野,从孔子学院的组织基础、技术支撑、生存空间和发展形态等方面探讨如何维护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首先,孔子学院应加强组织制度化建设,通过对组织规范、结构和行为的制度化,实现外部规范逐步被主体内化,主体在协调与共享中对规范进行调整和改善的双向互动。其次,加强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通过运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建构数据网络；实现虚拟平台与实体平台的协同,发挥技术对媒介功能优化的推动作用。再次,深化本土策略,通过个体参与社区信息交流,组织上支持社区资源共享,情感上参与建构社区共识,进一步发挥媒介接近性与便用性的优势。最后,推进形态融合,通过培育文化共同体；运用市场机制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推动孔子学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第7章,回顾与总结。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创新点,提出研究展望。
钟贞[3]2007年在《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状况的理性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大众文化”诞生于西方工业社会，其出现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化样态的出场，更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日渐在西方世界占据了文化霸主的地位。“大众文化”强势的发展劲头获得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学者分别从多个学科领域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研究学派，其中影响深远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同时也是文化领域的一次大地震。市场经济的兴起，科学技术特别是传媒信息技术的革新，同时全球化浪潮的袭击，使大众文化迅速在中国崛起，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成了人文学科的一门“显学”。但是这一热门课题的处境却是十分尴尬的：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原初地是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社会，其来到中国，由于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文化历史的庞杂，必然会出现“变异”的情况，此中国“大众文化”不同于彼西方“大众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对大众文化现实状况认识的模糊不清，加上理论资源的匮乏，便造成了机械的套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基于这样艰难的处境，本文的思考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大众文化的发展状况；二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产生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与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是错位的，并不能直接“搬用”。虽然这种反思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然而光反思是不够的，由于中国大众文化的不断发展，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理论研究只有也只能立足于现实土壤，从实际出发，同时“介入”现实，才能形成理性的批判性理论。这是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本文第一章是对核心概念“大众文化”的界定。“大众文化”在诞生地和在中国必然会因为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翻译过程中学者自身理解的差异而产生定义的偏差。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核心概念之上的，概念是理论的基石，决定着整个理论的结构和面貌。对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进行界定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二章，理论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的，理论的适用性和合法性也是根据实际状况来判定的，这就需要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有准确的把握。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的，每一次的发展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形成的，要想对当下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需要对之前的生成发展状况有基本的了解。在对中国大众文化萌芽和发展阶段作了简单的梳理之后，视角必然转向当下。由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并举的局面，文化的发展是和社会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复杂的社会形态使大众文化在发展趋势上与西方大众文化既相同又相异。第三章是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状况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套用”西方理论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90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对“搬用”西方批判理论的反思；现今的大众文化研究是“百花齐放”，学者们用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第四章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反思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试探性地提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道路。
王迎新[4]2013年在《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人民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这种文化消费模式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表现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梳理、分析、借鉴西方思想家有关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功能分析的理论,全面研究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全文基本内容分述如下：首先对于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的澄清,研究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主要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梳理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选取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和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抵抗理论,进行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论分析。论文主体从政党、大众文化生产制作商、受众个体角度出发,从大众文化承载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意识形态渗透功能和意识形态逃离功能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从政党角度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意识形态控制是现代社会政治国家进行统治的重要方式,拥有文化领导权是执政的根本要求。意识形态控制的关键就是采用哪种方式和渠道进行,大众文化正好是最佳形式。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与阿尔都塞的文化的意识形态论述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理论基础,阐述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特点和主要方式,最后分析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实现机制。从大众文化制作商角度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功能,大众文化的渗透性是为其获得商业利润的杀手锏。消费社会的存在是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环境,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推动器,大众文化生产制作者利用视觉符号的技术手段操控着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源头；大众集体无意识、平民意识、现代受众意识是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共谋的主要表现形态；大众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分析展示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作用形式。从大众个体角度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逃离功能,大众文化是大众自己积极能动的选择,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大众的能动性,作者式文本和大众的主动抵抗性是分析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逃离的动力；注重娱乐消遣狂欢化、选择沉默、积极建构新的文本意义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逃离的主要特征,意识形态逃离为大众提供心理抚慰,宣泄大众情绪,化解现实社会矛盾,同时后现代思维会解构主流价值文化、导致人文精神失落、造成文化生态失衡；选取女性文化,青年亚文化,草根文化形态分析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抵抗或逃离的意义。最后论文论述了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的构建策略。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大众文化与多元意识形态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都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思考的问题,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战略思考,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以现实为基点,着眼于未来发展的远见,提出坚持一元引领与多元发展的引导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本土化发展原则；处理好自主发展和学习借鉴的关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从宏观上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和中国特色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构建,从微观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众文化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寻求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契合点,提升自身建设质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大众文化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优化文化发展环境,促进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本文研究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正确规范和引导大众文化,把它纳入到国家管理的范围和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让大众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樊瑞科[5]2014年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更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长期执政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深化该问题的研究领域和拓展其理论视角便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深刻影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应注意并借用这一文化形态来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对基本问题的系统把握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本文将探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为研究起点。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基本问题方面，作为一个概念，“大众文化”是纯粹的西方舶来品，这就要求必须系统梳理西方大众文化的主要流派，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寻找理论资源。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领导者和主力军，其文化大众化思想也不应被忽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要求我们在客观认识其历史生成和现实影响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有助于其健康发展的引领策略。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方面，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思想的历史梳理有助于准确把握其理论流变，为探讨该问题奠定理论基础。此外，从历史和理论双重视角系统回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演变，认真总结其基本经验，进而明确当下意识形态建设重点内容也是把握该问题的重要维度。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尤其在当下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利用大众文化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和现实中的可行性。从理论上看，明晰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属性是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大众文化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契点，而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是考察该问题的重要视角。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属性，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征是明显的，二者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从现实上看，在当前意识形态文化化、世俗化、媒体化的时代境遇中，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文化载体。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大众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对于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具体形态，既具有世俗化、市场化、消费化、娱乐化和技术化等大众文化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性、原初生成的外部诱导性、文化资源的兼容创新性、现实发展的不均衡性等极富中国特色的本土色彩。在此基础上，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言，犹如一柄双刃剑，利弊共存。一方面，大众文化有利于增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内涵，促进理论更新和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大众文化还存在亵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形象，降低其认同实效和威胁其文化安全的潜流。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该问题，笔者以微博这一大众文化的具体形态为例具体分析其现实影响。认识问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积极探索利用大众文化的具体形式来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路径便成为论文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大众语言优化其话语系统；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文化产业实现其隐形转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公益文化实现其广泛渗透；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大众媒体实现其社会传播；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大众文化对外交流实现其良好的文化形象。
林红岩[6]2013年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当今时代人文学科重要的基础。它产生于当代工业社会之中,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借大众传媒传播的大信息量,批量生产,易于复制,旨在使大众获得感性愉悦的,遵循市场规律的一种新的文化发展形态和文化现象。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而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并借助全球化不可逆的趋势席卷开来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通过不到三十年的本土化的过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逐步由文化的边缘走向文化的中心,初步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精英文化、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一方面具有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通俗性、消费时效性等基本特点,又因为生成环境和发展空间与西方有所不同而具有有区别于西方大众文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化特征。中国语境中的“大众”一词不同于西方语境；我国大众文化的运作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此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还具有层次性、不平衡性、兼容性等特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活跃了大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确立了大众的文化主体性地位,扩大了文化的影响范围；改变了文化的固有格局,加速了文化多元化进程；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催生出了一系列大众文化产业,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无法避免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管理和引导工作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性的效应,比如：加快文化多元化格局,形成新的文化格局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新的文化失衡；大众文化的基本特点的两面性中暗含着消极因素,在庸俗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会被放大；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等,充当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运作媒介。总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合理性价值与负面影响在学界中引发了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讨论。面对相伴而生的机遇与挑战,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该何去何从,是消极接受还是积极寻求应对策略?这促使我们不得不趋利避害,积极探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出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必须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大众文化作为发展的目标,在理性认识大众文化的丛础上还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发展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同时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建设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必须走和谐发展之路,就国内来说,大众文化要同其他各种文化形态和谐共存,在不偏离主旋律的同时加快文化资源的多元整合。从世界范围而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要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加强不同国家间文化的和谐沟通与交流。
臧娜[7]2012年在《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出场语境是十分复杂的，它往往处于由传统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精英与大众、感性与理性共同编制的多元话语网络之中，是一套由娱乐的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交织组成的复杂机制。因此，本文致力于以文化传统、西方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现实建构中的理性与感性期待等多重文化视域为“经”，以时代、功能、形态等多重研究向度为“纬”，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进行纵横交错式的多元化阐释，以期揭示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多层次性。本文首先对“娱乐”进行了基本立场的阐明，指出“娱乐”是一套由人类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交织而组成的复杂机制，它既涵盖了由本能之乐、感性之乐、理性之乐与观念之乐组成的人类内在心理层级，又受到多重外在社会结构的形塑与影响。可见，“娱乐”并非是一个能够一言以蔽之的概念界定，它是灵魂的两极相互融合、感性与理性互相辉映的特殊造物，一个浑融之所，而对于具体的文艺现象，更要从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出发作综合考量，才能避免非此即彼的理论偏向。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从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消费文化以及文化传统等多元视域出发，对“娱乐”进行多角度的价值厘定。在传统审美文化视域中，“娱乐”虽然被界定为审美游戏中具有溶解性功能的特殊的审美体验，与“自由的游戏”构成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但它又始终在感性与理性二元分立的价值语域中背负着启蒙的理性枷锁，在弥合感性与理性的过程中显现出贬抑感性推崇理性的审美价值立场。当审美文化向着当代历史语境演进，当大众文化历史性地成为当代文化场域的主导者，文艺的娱乐之维才史无前例地跃居到了文艺价值功能体系的前景位置。作为西方现代性进程快速推进的产物，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首先是从当代西方大众社会中孕生出来的，而西方知识阶层对此是抵制与赞同之声并存。“抵制派”理论家大多是在古典主义传统审美观念框架内对大众艺术展开批驳；而“赞同派”理论家则从感性愉悦所蕴含的革命性潜能以及媒介技术的历史进步性角度出发，对“娱乐”表达了黑格尔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肯定性评价。双方的理论论争，既是娱乐在西方现实生活境况中的理论描摹，也是对当代中国文艺娱乐化问题中存在的纠葛与悖谬的理论映射。本文进而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对东方“乐感”与西方“罪感”传统中的“娱乐”观念进行了辨析，对西方“罪感”传统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娱乐道德观”相互博弈的文化状况进行了考察，从而进一步阐明了中西方文化心理传统的特质所在，也使“乐感”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本体性复呈与嬗变过程获得了多元化的理论阐释，从而在变动不居与流动不息的话语之流中描摹出一派雅俗交融和多层次并存的中国特色的文艺娱乐化转向的文化动势。在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娱乐”进行多角度价值厘定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时代”“功能”“形态”三个不同的研究向度出发，对论题进行了理论“纬度”上的延展，进而梳理出“从政治本位到文化消费”“从理性教养到感性凸显”“从艺术作品到文化商品”三条“娱乐化”变迁轨迹。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时代之变”进行历时性考察与语境性解读的过程中，本文指出：娱乐在当代中国事实上是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既有理性压抑，又经过了短暂的感性有待解放的自我启蒙之后，才得以释放的，这事实上也是潜藏在中国大众心中的长期被压抑的快乐需求现实性迸发的结果。然而，当代文艺的娱乐化转向又并非单纯的政治去束与文化消费，伴随着各种权力话语、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对于文艺娱乐维度的资源性开采与争夺，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娱乐盛世，感性娱乐的时代性勃发仍然是在既有历史语境的规定下有条件地展开的，是一个相对的变量。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功能之变”进行机能性剖析的过程中，本文在梳理出一条由理性教养到感性凸显的功能变迁轨迹同时，进一步指出：“由理性到感性”这一粗略的命名方式事实上又遮蔽了当代中国这一历史语境的矛盾性与丰富性。乐感文化传统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实用理性文化心理，既从“经验合理性”的现实指向出发为文艺娱乐维度的感性凸显推波助澜，又在人伦文化“钟摆”效应的趋“中”式逻辑框架之内，践行着“寓教于乐”对于理性教养的“返魅”意图。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形态之变”进行特质性解读的过程中，本文又辩证地指出：以“形象超真实”为表征的非理性的迅速膨胀既印证了理性走向极致时的悖谬所在，也事实性地蕴藏着理性的返魅之势；而在“情绪单一性强化”的感性跃动背后又蕴含着情感性回溯的精神动势。通过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进行辨证解读和动态性考察，可以看到：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中，如果将文艺价值功能体系的这一嬗变归之于消费文化或媒介文化可能都失之简单，文化传统、思维定势、主流意识形态等既有因素也必须一并考虑进去。而当代中国的“娱乐新世纪”也由此成为了一个多层次并存的驳杂的文化语域，精英与大众、传统与当代、主流与非主流等多元文化力量相互融汇、相互博弈，共同营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新感性”时代。
全家悦[8]2014年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都面临着无形的以说服和信仰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传播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包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传播和意识形态认同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其中，意识形态建设是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认同则是根本目的，意识形态传播是中心环节。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就是将党的意识形态相应的价值、理念和信仰内化到人们的心理层面的过程。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大众文化，使得大众文化在社会转型期，在多维文化视野中崛起。文化转型是最深层次的转型。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大众产生普遍和深层次影响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所显示的弱意识形态性和非强制性、商业性和功利性、娱乐性和世俗性等特点，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传统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构建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是党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的必然选择。构建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的前提是主体构建，即提高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实现传播关系优化；核心是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即形成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关键保障是优化传播环境，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管理。论文运用阶级分析、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文献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基本方法，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出发，厘清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逻辑，在分析大众文化对党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党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的总体思路。论文包括导言、正文五章和结束语三个部分。导言部分阐释了本选题的原因和背景、研究价值、研究现状、核心概念、研究思路、结构框架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总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理论逻辑。该章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和传播学原理出发，对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从社会传播学视角分析了政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内涵，总结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经验教训和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第二章着重分析了大众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影响，包括机遇和挑战两个方面。该章从大众文化的生成、内涵、基本特征和功能出发，重点挖掘大众文化对人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对党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等方面带来的的挑战。最后从宏观上总结了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选择: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其中主要包括传播主客体、传播内容方法、传播环境媒介等主要因素。第三、四、五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具体路径研究，是本论题研究的重心之所在。和第二章对接，主要从传播主客体、传播内容方法、传播环境媒介这三大部分进行研究。第三章主要从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出发，探求如何优化传播主客体关系。传播主体在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和主动性地位，因此该章主要围绕意识形态传播主体，从提高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重视受众心理需求，实现传播关系优化等层面进行论述。第四章是传播体系的建构，目标是建立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该章主要从传播体系建设的原则、内容和方法三个层面论述如何建立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第五章重点探讨如何优化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环境。主要从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和对信息网络等新媒体的管理两个方面论述。结束语简要地对论文进行了概括，同时对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进行了展望，提出以“中国梦”的提出为契机，推动党的意识形态传播。
张贞[9]2006年在《中国大众文化之“日常生活”研究》文中认为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在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中逐渐成熟,随着讨论的深入开展,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现象分析,一系列深层的理论问题浮出海面:如大众文化的审美属性问题,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大众文化自身的价值意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每个研究者在思考过程中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单个的问题分析纳入到大众文化的整体研究中去,以完成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自身建构。 本文试图以“日常生活”为总体线索,通过对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日常生活在大众文化中的存在形态等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思考上述问题,并将之联系起来,以求在整体上把握大众文化的内在本质、梳理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现象,于理论探讨和实践批评中促进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自身完善。 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以大众文化研究为立足点梳理“日常生活”范畴,认为“日常生活”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主要经历了一个从“依附‘非日常生活'”到“确立本体性地位”再到“彰显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过程:①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个人的物质生活就因为能够维持个体的基本生存而具有相对于其他活动来说的优先性:随后,胡塞尔把“日常生活世界”看成是一个未被意向性阐释的对象,认为它是“哲学世界”的原初性基础,具有自己的本体性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闲谈、两可、沉沦等日常生活存在状态的分析,强调了“日常生活”的前存在性;卢卡奇和列菲伏尔则把“日常生活”看成是资本主义异化的主要领域,提出要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就必须进行日常生活批判。此阶段的“日常生活”范畴研究从不同角度凸现了“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但此时大部分理论家关注“日常生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日常生活”与对抗资本主义异化、挽救欧洲科学危机、实现总体人性等形而上层面的任务相比,仍然处于稍次一级的地位。②确立“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并不是“日常生活”哲学的最高成就。沿着这一研究线索,一些学者开始揭示出“日常生活”范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和个体再生产层面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从前者来说,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日常生活”作为影响历史发展的“中时段”,既是构成“长时段”结构的基础,又是“长时段”结构的直接呈现者和“短时段”历史事件的内在决定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后者来说,不管是“自在存在”的生产方式还是“自为存在”的生产方式,“日常生活”都是个体再生产的家园,它不仅以“非日常生活的源泉滋养地”身份出现,而且具有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自主性政治功能,日常生活范畴开始呈现出独特的性质特征。③从“日常生活”自身的性质特征来说,作为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以“重复性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而后者以“创造性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此外,与重复性思维相伴而生的,是“日常生活”的实用主义原则、模仿和类比特性、对安全感的追求和以愉快、有用性为旨征的日常生活满足等特点。
李曦远[10]2016年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之价值取向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大众媒介的传播,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因其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和普遍性,对社会大众的思想与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很多迹象表明,它已经成为影响和建构人们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种主要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大众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多元的文化思想也随之而来,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一定范围内看,多元文化对于丰富大众文化的内容形式等是有所裨益的。但多元文化鱼目混杂,包含有各种消极腐朽,甚至是反动的思想观念,严重冲击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本论文就是对当代我国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合理化的引导方案,试图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完善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路和实践对策。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该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通过对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内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第三章主要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取向的本质及其变迁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取向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章主要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如何正确引导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D]. 阮小波. 浙江师范大学. 2006
[2]. 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D]. 矫雅楠. 山东大学. 2016
[3]. 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状况的理性思考[D]. 钟贞. 四川大学. 2007
[4]. 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D]. 王迎新. 南开大学. 2013
[5].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樊瑞科.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6].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研究[D]. 林红岩. 山东大学. 2013
[7]. 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研究[D]. 臧娜. 辽宁大学. 2012
[8]. 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研究[D]. 全家悦.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9]. 中国大众文化之“日常生活”研究[D]. 张贞.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10].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之价值取向问题研究[D]. 李曦远. 西安科技大学. 2016
标签：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流行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文艺论文; 孔子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