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突破：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
孙明杰
（泰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摘 要]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建国之初，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只能“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并非中国共产党所情愿。当这一模式导致“生产力起来暴动”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即刻对苏联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放弃”照抄，寻找“自己的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路线”。前八年的经验教训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极为珍贵的，特别是经初步探索形成的八大文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
[关键词] 苏联模式；生产力暴动；中国特色；奠基
引言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毛泽东心情不舒畅，表明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的迫切心情以及突破思想禁锢的政治勇气。
一、照抄苏联模式的历史原因
（一）意识形态上的对苏倾向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孕育、成立直至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直套用苏联共产党创立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干部人事制度。尊称苏联“老大哥”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承认联共（布）的权威。在1949年7月4日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递交关于中共对中苏两党关系的报告，斯大林批评说：“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3]
（二）“一边倒”的国家安全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际与国内存在着尖锐的敌我对立和斗争，这种形势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取得彻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尚未着手，这使得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成为必须而且迫切。毛泽东指出：“积孙中山四十年和我党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4]
在多属性决策问题中，智立方集包含了更多的决策信息，能更好地解决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一致性和不完全性的问题，本文根据决策问题中评价结果以智立方集的形式给出的多属性决策问题，介绍了改进的ELECTRE方法在多属性决策中的应用，利用ELECTRE方法的级别高于关系，来确定方案之间的优劣排序。本文给出的方法简单可行，且ELECTRE方法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推广ELECTRE方法。
（三）两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相似的政治经济基础
毛泽东向全党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习。”“苏联过去所走过的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5]因此，苏联模式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蓝图。
近年来，“好教育”的推进使得广州教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转变。“十二五”时期，广州市顺利完成了“十二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广州好教育格局基本形成，市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与比较研究报告（2015）》显示，4个教育现代化一级监测指标中，广州综合排名位居前列，其中教育普及发展第二、教育条件保障第二、教育质量要素第四。
二、照抄苏联模式的基本历程
照抄苏联模式的基本历程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时期。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应该成为干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6]；“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就是自己节约的道路”等思想。[7]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
1952年10月刘少奇访苏时，曾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之事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对此意见是：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我同意你们在信中提出的意见，把共同纲领改变成宪法——基本大法的思路，这种宪法自然是一种粗制品，但有一个宪法，比没有要好。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我认为这样做，对你们有好处。[15]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949年7月6日，刘少奇在秘密访苏期间，致信斯大林，提出中国中央代表团拟在莫斯科学习以下问题：苏联的国家机构；苏联经济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8]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以及许多经济协定，中国开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图的经济发展计划。[9]
（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认为这一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要求立即组织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学习。[10]在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背景下，这一学习活动其有重大意义。
（三）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为使中级以上干部能够在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正确地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级以上干部都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目的是使全党主要干部都能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11]
（四）“一五”计划的制定
1952年8月，中国政府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并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等为成员的政府代表团访苏，征询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商谈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苏联领导人看了我们的《草案》后，认为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12]
1952年9月3日，斯大林约中国代表团第二次会谈。他说，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速度是勉强的，应由20%降为15%或14%；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作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13]
（5）医院医疗经费使用限定范围，医疗业务中的每一笔款项用途应详细列出，全面加强对成本核算工作的监督。各医院主管部门以及医院自身必须要提高对医疗成本使用过程的监督力度，整治目前医院医疗经费使用与记录弄虚作假的问题，建立严厉的奖惩制度，让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得到相应的惩处。与此同时，为了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和提高医院资金利用效率，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医院还应健全医疗成本评价体系，为保证医院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三是聚焦环保执法强督查。行业监管不到位、行政执法不严格是企业环保违法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紧盯环保行政执法这一环节，全面开展“嵌入式”监督。积极采取约谈提醒、谈话函询、挂牌督办等方式，对已经落实的问效果，对正在落实的询进度，对落而不实的查原因，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秉公执法、严肃执法，当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守门员”“护旗手”和“当家人”。同时，注重用好信息化手段，在大丰区试点建设执法监管平台，整合建立行政执法、属地污染源等数据库，初步实现环保执法信息化监管。
《论十大关系》以“以苏为鉴”作为主题，成为八大的指导方针。鉴于“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建设模式中出现的弊端和缺陷，在吸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充分尊重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社会主义建设铁的规律前提下，八大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重人民”。[28]
（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经过三年经济恢复以及巩固政权的奋斗，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这为我们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时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作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判断时，曾经参考过苏联的经验。一是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介绍，苏联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大约也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这是机械地生搬硬套。二是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14]于1953年6月完整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三、单一公有制模式的建立
（一）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我国在经济、政权、制度、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具体历程为：
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于1952年11月作出决定，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有关《组织法》建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进一步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二）工业化建设全面进行
“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个，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内有156项是由苏联援建的。苏联援建的项目进行施工的有150项，这150项施工项目涉及军工、冶金、化工、机械、能源、轻工和医药工业。不难看出，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从总体上来看，“一五”的工业布局是合理的，大大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这有利于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16]
（三）农业化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其他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合作化风暴式的合并基本上是靠1955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① “三个会议”指5月17日15个省自治区书记会、7月31日省市自治区书记联席会议和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发动起来的。三个会议总的精神，是强调现阶段的合作社是小型的土地入股形式的半社会主义性质。《高潮》一书高度推崇高级社、大社，实际上是一种号召，于是下边大办高级社、大社的热潮澎湃起来。[17]
短短几个月内，我国农村就一举实现了高级社，许多地方的高级社是直接在个体农民基础上成立的，既没有办初级社的经验，甚至也没有办互助组的经验，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含有大量夹生饭。
农业合作化高潮也推动了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从1955年冬到1956年1月底，全国大中城市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4月，手工业者90%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至此，工业化建设全面推开，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一公有制建立了。
随着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全部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统统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基本上排除了市场调节因素。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原有的双重调节机制就变成了单一的计划调节机制。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占了主导，同时又伴有学习苏联模式上的教条主义倾向，使早产的单一的公有制带有许多不利因素，这种生产关系上的弊端将会与生产力产生冲突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四、“生产力起来暴动”——苏联模式的弊端初露端倪
由于粮食统购工作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这两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因此，发生在实际工作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就是自然的了。1954年统购粮食的任务超额完成，总数达到1036亿斤，完成原计划110%，多购了94亿斤。[18]这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迅速翻番的快速发展结合在一起，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此次大会所确定的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的方针路线和纲领性意见与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九大上确定的方针路线和纲领性意见迥然不同。1956年3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说，苏共二十大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5]
中共热河省委报告：国营公司第3季度收购牛15877头，超过计划199.1%，收购羊114842只，超过计划99.4%。第四季度两个月已收购牛171442头，羊168276只。甚至有的农民因政府命令禁止宰杀耕畜，就无故先砸断畜腿，再要求宰杀；有的养畜户见国营公司不收购耕畜，便先打掉牛牙再牵到市场出售。[20]
华南分局也向中央反映：在购粮运动的后期，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的现象。中山县一个乡即杀死母猪70多头，潮安县九区一天即杀死母猪40多头。春耕生产准备很差，农具添修不多；水利、治虫计划也没完成；很多农业社的出勤率大为降低。农民反映吃不饱，无力干重活。[21]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当时中国错综复杂的概括出这一个主要矛盾，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的观点。需要高度的政治勇气与智慧，这一科学概括极大地突破了八大决议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迈出了重大一步。
分别计算每种型号的超级电容与铁锂电池组直接并联的功率增强因子，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可知在电池组上直接并联不同型号超级电容的6种方案来应对脉冲性负载时，瞬态功率改善情况均不明显，主要是超级电容串联组数太多，导致等效内阻远远大于铁锂电池组的等效内阻所致。
五、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探索的起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以食品为例，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只接近甚至低于1913年的水平。[23]
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农业问题更为严重。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1949—1953年苏联平均谷物产量8090万吨，仅为美国同期产量（13350万吨）的60%。[24]
中央商业部1954年12月资料显示：第4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价格下跌。此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市场均有发现。[19]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指责和否定，产生了非斯大林化倾向，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有不少的缺陷和弊端，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既然苏联党和政府承认自己犯有错误，那么苏联体制的优越性就应该受到考量，在他看来各国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应该摒弃，而在国内发生的“生产力起来暴动”事件，在作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层面上的判断时，也应该对单一的公有制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否存在弊端进行深入反思，路径就是从它的源头——苏联模式开始，因为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照抄”来的。
情况 3 u1,…,u10的颜色当中互不相同的仅有3种,不妨设f(ui{1,2,3}, i=1,2,…,10,则当C(vj)是2-子集时,不包含颜色1,2或3且每个C(vj)都不是{1,2,3},因此可以作为Y中顶点色集合的{1,2,3,4,5}的子集的数目为当17≤n≤30时,16个集合不能区分Y中的n个顶点,矛盾。以下仅考虑10≤n≤16的情况。令C=C1∪C2∪C3,其中:
从1956年2月14日起，毛泽东通过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6]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前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讲了《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贯穿的一些重要原则一直以来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讲，“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27]
六、继续探索带来的理论成果——中共八大文献
1956年到1957年头几个月，我们党内掀起一股调查和探索的风气，思想理论界探讨问题的空气也甚为活跃。党内新气象的弘扬，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毛泽东率先对国民经济十大关系进行探索，二是探索过程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八大文献则是探索产生的丰硕成果之集大成者。
（三）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内容。针对寄宿生封闭住校，容易产生孤独、压抑、苦闷、倦怠等不良心理的特点，我们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根本,以活动展示为载体，充分释放寄宿生的充沛精力,吸引寄宿生的兴趣和注意力转移到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中来，进而达到调节心理、阳光寄宿的效果。例如我们根据藏族学生能歌善舞的特点，利用大课间活动开展锅庄舞联系活动，不定期开展寄宿生文艺晚会，既展示了藏族学生的艺术特长，又自觉传承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科学断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针对当时农村的紧急情况，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22]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苏联模式的弊端如同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一样规律性地暴露出来了。
（二）确定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
国家计委征求了苏联国家计委和专家的意见，对计划轮廓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将工业增长速度由年均20%改为14%至15%，同时强调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学校成立“数字化环境下‘三环六步’案例教学模式”教改专家指导委员会和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教改研究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现代农业专业科，由专业科长兼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教改的实施及技术培训与指导工作。
（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反思
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初步检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设想，是八大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的珍贵体现。
一是陈云针对在三大改造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产生的“夹生饭”和出现的新问题，经过对工商业、手工业改造问题作的多次调查，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① 具体指：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里讲的是经济体制中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即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和市场结构。 ，这对于纠正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所产生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盲目求高的错误思想，是一副对症的良药。陈云的这一总体设想，被八大所接受，成为八大路线中最具思想性和理论价值的部分。
方案1在水源选取上避免了采用电站上下游及输水系统流道内的水，如果能找到可靠的地下水源，水源的流量和水质要求能满足机组及公用设备用水要求，该方案是可行的。但是地下水源的打井位置查找，取水申请，环保审查，水源水量是否能满足电站全厂机组用水，取水后是否会对当地地下水资源及地质环境造成破坏等问题都比较难确定和解决。
二是李富春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凡列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分成三类：指令性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参考性的指标，这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扩大了计划覆盖面，高度中央集权在计划管理中的弊端露出端倪。李富春提出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以及计划指标多样性的构想，是希望通过某种更加灵活性的方式给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增添活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下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四）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和法治的探索
针对国家许多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八大提出多方面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成为八大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一是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二是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与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三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四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民族自治地区的各项自治权。[30]
八大关于国家政治建设的另一项内容是对建立和健全国家法制的探索。从以政策治国到以法律治国，从依靠“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到希望建立“完备的法制”，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转变的第一次明确表达。党的认识已经开始接触到公民权、互相制约等现代社会管理的一些核心理念。
根据《2017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显示，PC网站和移动新媒体已成为党报融合传播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报在探索媒体融合方面，收到一定成效。367家党报新媒体渠道的占有情况如下：
中共与苏共在诸多方面的不对等性使我党只能“服从联共决定”；照抄不是照搬，它有独立思考的成分，尽管很微弱；善于作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使我党发现，当人民不高兴时就应该及时地进行反思和检讨，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赋予我党极大的勇气和继续探索的优秀品质。
结语
照抄——反思——突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允许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失误，犯过的错误同样具有历史价值并会得到历史的理解。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鸡翅又名鸡翼、大转弯，肉少、皮富胶质，是整个鸡身最为鲜嫩可口的部位之一，分翅尖、翅中和翅跟三个部分。翅中，肉多、胶原蛋白含量丰富，肉质细嫩多汁，味道鲜美，具有低脂肪、高蛋白、低胆固醇、易烹饪等特点，而且富含人体所必需的磷、铁、钙及VB1、VB2和尼克酸等营养元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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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and breakthrough:Mao Zedong built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SUN Mingjie
（Marxisim College，Taishan University，Tai'an Shandong 271021）
Abstract: Limited by specified history reason an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the socialism reform and building had to copy the U.S.S.R’socialism model at the beginning of new China，which was not Chinese communists'wish.The CCP immediately rethought the U.S.S.R’socialismmodel thoroughly when the model produced the production revolt，which embodied CCP’s abjuration to the model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m road.During the entire course of Chinese socialism building，both the success and the lesson were very cherished by the CCP，especially the documents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Which were the precious heritage and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Key words: the U.S.S.R’socialism model；productivity revolt；Chinese characteristic；foundation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590（2019）05-0107-07
[收稿日期] 2019-08-10
[作者简介] 孙明杰（1969-），男，山东莱芜人，泰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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