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性别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性别论文,关系论文,王安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安忆以“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中的“性爱”主题而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不过，我认为王安忆超越了这一主题，她仿佛更热衷于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关系，当然，这里的关系包括性爱的物质性关系以及情爱的精神性关系，在“三恋”与《岗上的世纪》中，后一种关系是次要的。“三恋”之后，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开始具有一种观念的意义。两性关系在物质利益关系和精神渴求意识的交相作用下，变为一种带着各种规则和条件的游戏关系。这类关系里包含着性吸引力、现实的利益需要、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理解和宽容以及精神上互相沟通的深层欲求等等。
一、精神关联
在《神圣祭坛》里，王安忆让战卡佳和项五一之间的关系，在情爱吸引和精神交流的两种形态中徘徊、选择。但是，精神上获得力量的需求才是战卡佳的愿望，当她在大街上与项五一不期而遇，两人一块儿走到一个饭店吃饭时，小说写到：
战卡佳有些恍惚地想：这个男人有一种力量，这是一种非凡的力量，那就是，他能够以自身的精神创造一个世界，带了你走人。她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惊喜，她知道她三十多年的理想找到了，就坐在她对面。（注：《神圣祭坛》参见《小城之恋：王安忆自选集之二》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420页。）
战卡佳在与项五一的交往中，也越来越接近项五一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内部，然而，也就在她对项五一理解得已经深入，逐渐窥破了他的精神世界中的每个关键角落的时候，他们分裂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男女精神性的交流和婚姻场景（或爱情场景）在王安忆的写作中常常是矛盾的，而这又和婚姻的幸福与不幸无关。在《流水三十章》中，张达玲两次一厢情愿的爱情经历，就是她精神生活方式失败的记录。《乌托邦诗篇》中，作家没有刻意把性别的关系渲染为情爱的关系，而把它规定为一种类似父女之间的、师生之间的角色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又以处于低姿态视点的女作家作为叙述者，所以，两性间精神交流才成为可能。
两性之间的精神性关系在王安忆的小说写作中被设想为不可能，再以《神圣的祭坛》和《弟兄们》为例，“它们都叙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是怎样最终摧毁了人世间可能的沟通与交流的”。（注：张颐武：《欣悦的“瞬间”》，《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1期。）确实， 因为这种关系要达成一种平等的性别关系，而这在两性文化传统中就是不存在的。
婚姻的可靠保障并非爱情、也不是一种性爱或其他现实利益的纽带，婚姻的幸福、爱情的长久似乎离不开两性在精神方面永远的相互纠缠和厮斗，至少也是一种微妙的争斗和妥协。在《爱情的故事》一组小短篇中，王安忆就开始探讨了这种婚姻关系。
在《爱情的故事》之一的《听壁脚》中，王安忆以一个类似无意的窥听者的身份，叙述了楼上的一个三口之家。在“我”看来，整天吵吵闹闹的夫妻该是陷入一场不幸福而难以忍受的婚姻中了，然而，有一天，当“我”听到楼上那个丈夫哼着心满意足的愉快的小曲时，“我”忽然意识到楼上的一家是幸福的，打打闹闹、互相折磨中的幸福是比那种毫无激情的死气沉沉的婚姻家庭实在而切实得多。
王安忆还沿着婚姻关系的线索，探讨了一种男女之间由于各自的利益需求而走到一起后发生的不同于情爱、又类似于情爱的关系，把在《岗上的世纪》中被她否定了的一种情爱可能，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发挥并描绘了出来。《香港的情与爱》中的老魏和逢佳各自怀着心照不宣的目的同居到一起，在两人的相互接触和生活中，并没有产生爱情之类的东西。作家以一种有些喋喋不休的口吻谈论着爱情的不可能，因为他们不再年轻，而且各怀着人生中可怜的慰藉的要求。他们在一起有了一种相濡以沫的味道，这种情感被王安忆描述为“义”。
婚姻场景中的两性关系在王安忆的笔下并不是单纯的，《逐鹿中街》中的夫妻之间，一方面互相培养着所谓的恩爱，一方面却又在相互周旋。这种关系当然已经不是一种正常的爱情或幸福的家庭中的男女关系，它的意义是更加广泛的。它道出了男女性别间关系的游戏性质。
二、性别游戏
在“三恋”和《岗上的世纪》里，王安忆以一种悲壮的笔调书写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中令人震惊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性爱关系，作家并不过多地设置价值评判。《小城之恋》里，男女之间的关系来自一种生命力压抑后的畸形爆发，因而他们的性爱关系更是一种精神性的折磨；《荒山之恋》里，作家在描述男女两人相遇之前，有一段长长的分隔的两人各自的成长故事，这既为两人的禀性、精神处境作了交代，同时又使他们之间的性爱关系镀上了一层悲凉的命定色彩；《锦绣谷之恋》里，女性对她的婚姻的失望以及她和他的相遇，成为“婚外恋”式的故事发生的起因，同时，这个故事又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空间背景之中，因而也具有一种含混性，使两性关系的发展成为一场偶然的、游戏性的人生短剧。“三恋”中的男女都没有名姓，这也说明小说讲述的故事延伸了一种观念性的意义。而《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和杨绪国各自怀着现实利益的需求接近对方，他们之间有互相利用的目的。男女性爱关系在小说的进展中，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以致于超越了双方利用的目的。
对于“三恋”的主题的批评一直是有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三恋”以“性”为主题，并认为“三恋”中的“性”主题在写作中并未正确地展开，“三恋”在写作上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对于“性”，“是历史地加以技术的表现，还是以某种抽象观念为根据作自然主义的描绘？”（注：嵇山：《性——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学领域：关于“三恋”的思考》，《社会科学（上海）》，1987年第9期。 ）这种质问仅将目光盯在“三恋”中的性爱描写的字句上，不顾及小说人物性格或命运的艺术塑造。另一种批评则又从“性”主题的角度，肯定了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等等，认为“在她的小说里，性不是别的，乃是性本身。作者每每把性视为一种本体、一种存在、一种核心、一种动源来描绘，一切因它而发生，一切又因它而变化，从来不曾打算通过性去说明点其他什么，恰恰相反，而是通过各种其他什么的描写，来审视性本身，看它到底是什么”。（注：邵建：《从情到欲：还原的实验——说王安忆〈岗上的世纪〉等性爱小说》，《钟山》，1989年第4 期。）在这个论断中，我们也会十分困惑，因为它同时也表明人物形象在“三恋”等作品中，只具备一种原型的意义。
另一种关于小说主题的批评，将视点投向作品中的人物设置。“‘三恋’写的是一位‘女性中心主义’的目光是如何审视情爱、性爱与婚姻中的男人与女人”。（注：程德培：《面对“自己”的角逐——评王安忆的“三恋”》，《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两性关系是王安忆小说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三恋”中，两性关系的表述是十分复杂的，“性”当然是连接男女主人公的重要纽带，但是，王安忆在小说中远远没有止于“性力”的夸张性描绘，批评者发现，“王安忆只有在此时此刻才变成了一个女性作家在写作，在她眼里男女位置倒错，传统的男女秩序被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里，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的性欲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性塑造了。”（注：刘敏：《天使与妖女——生命的束缚与反叛：对王安忆小说的女权主义批评》，《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虽然， 我们不能因此断言王安忆有着自觉的女权主义写作立场，但是，男女两性关系的书写，在王安忆那里是十分明确的。
没有纯粹性爱关系中的两性，性爱关系在维持两性间其他关系——如婚姻、爱情、现实利益等等时，往往并不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三恋”中的男女没有走向婚姻，《岗上的世纪》里李小琴和杨绪国也不会有爱情，甚至李小琴想利用杨绪国搞到招工名额的愿望实现了没有，小说中也没有交代。
王安忆通过小说探讨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塑造出各种人物形象——从人物类型上看，王安忆笔下常常涉及的形象并不丰富多样。但是，在两性关系的描述上，王安忆达到十分犀利的程度。当她解构了性爱、精神之爱以及理想化的婚姻情爱之后，王安忆对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的理解，变得更加客观和冷静，她洞察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本质，这种本质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包含着诸多规则和条件的游戏，它是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这种游戏的关系是冷酷的、自私的，又是包含了温情和人类的基本情感或精神需要的，可以说，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而在现实的男女交流场景中，这一切又是充满了痛楚、不幸和反讽的喜剧意味。
《岗上的世纪》中，似乎男女之间的性别等级差异、他们即将面临的社会惩治在小说中被忘怀了。王安忆只是陶醉在语言的狂欢表达中，以致于小说中展示的男女关系的格局成为一种游戏性的存在。李小琴诱惑杨绪国，杨绪国也诱惑着李小琴，他们在七天七夜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一方面无法抗拒性的诱惑，一方面却又非常理智地意识到并谈论着他们的处境，交流着各自的看法，依然怀着恐惧、不安、侥幸和希望。这就使他们的关系变得实在而具体，冲突瓦解，矛盾总会解决，事情也会过去，一切仿佛一场平淡的梦。王安忆通过对男女交流中的游戏规则的揭示，使得小说的紧张性得到缓解。
到了小说《逐鹿中街》，在古子铭和陈传青之间发生的一切，决不是仅仅能用妒忌、折磨或婚外恋等等语词所能概括的。陈传青对古子铭在衣饰、行为趣味方面的调教和修改，并不完全出自爱情，这是一种难以说清的行为，它在极大程度上意味着陈传青试图通过这种行动将她的丈夫古子铭纳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轨道上来。而古子铭则不动声色地接受着这一切，当古子铭的形象终于合了陈传青的意时，陈传青也就面临失去古子铭的危险，被她一手调教出的古子铭已经懂得了生活、懂得了风度和自信。于是，陈传青和古子铭开始进入了一种交战状态。发生在大街上的跟踪行为成了地地道道的游戏。唯有陈传青仍然执迷不悟地陷入在自己的幻觉之中。小说苦涩的悲剧感和喜剧性来源于此。
《“文革”轶事》是另一篇出色地书写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游戏关系的中篇。在《“文革”轶事》中，赵志国和胡迪菁的关系是一种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培育起来的冷漠的互相理解。怀旧的情绪和亭子间与世隔绝的氛围使他们得以互相交流，这种交流就是一种无聊人生的排遣，却又十分的动人，充满着生存的智慧。
王安忆将这种游戏性的两性关系洞察无遗，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庸常人生哲学的接纳和宽容，但小说世界的庸常人生中，我们同样经历和理解了现实人生中的众生相。小说作为艺术样式的一种，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生活的各种可能，王安忆的小说是其中的一种。
三、女性命运
由于王安忆写作了大量有关两性间的含有性别意识的作品，尤其自“三恋”和《岗上的世纪》发表以来，她常常被称为女权主义作家。“主义”这个概念的加入，意味着文学批评将王安忆的写作纳入一个有着某种鲜明立场的文学圈子之中。女权主义的写作在西方是伴随着自觉的妇女运动或庇荫于女权主义运动之下的。而王安忆的写作既缺乏这种大的女权运动的文化背景，也没有一种鲜明极端的性别立场。
在一篇对“三恋”进行女性分析的批评文章中，批评者试图采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来解读王安忆的作品。这篇文章发现并解释了在“三恋”中存在的男女性别关系间，作家对女性的独特表达。比如作者认为“女人经过热烈情欲的骚动与洗涤，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达到从未有过的生命和谐，是《小城之恋》最有深味的一笔”。（注：王绯，《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王安忆“三恋”的女性分析》，《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3期。 ）这种分析显得拘泥于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设定，其实没有能够洞悉男女性别表征的文化构成。
王安忆的确在写作中触及了两性命运中的女性经验和处境，但是，她的这种写作成果的获得更多的来自她的个体经验和对于现实生活中两性命运的思考。在这一意义上，王安忆具备了比较鲜明的性别倾向，她以忠实于自我的方式，完成了对于经验的清理和总结，并以诚实的写作态度将其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