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间市场分割的战略互动研究_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区间论文,中国论文,策略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极大提升。但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地区市场分割状况依然严峻，而且地方政府在市场分割上很可能陷入了“囚徒困境”。但是，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而言，当面临与其他地方政府的博弈时，“以邻为壑”的政策对该地方政府反而会是一个占优策略，因为限制本地资源流出和外地产品流入可以更好地扶持本地经济。在市场分割的“囚徒困境”中，虽然地方政府能最大化各自利益，但整个中国经济会付出规模不经济的代价（陆铭，陈钊，2009）。

      现有文献对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现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方法、数据和样本的不同，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的市场分割程度是趋于上升的（Wu，1994；Young，2000；Poncet，2002；郑毓盛，李崇高，2003）；但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国内市场还存在市场分割现象，但市场分割的程度是趋于下降的（Naughton，1999；Xu，2002；白重恩等，2004；李善同等，2004；樊纲，王小鲁，2000）。但无论如何，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中国的地区市场分割依然比较严重。既然中国的地区市场分割至少是存在并且比较严重的，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的地区市场分割？周黎安（2004）认为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锦标赛（Political Tournaments）是导致地区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徐现祥等（2007）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博弈模型，证明了当以政治晋升为目标时，地方政府官员既可能选择分割市场的政策，也可能选择整合区域经济的政策；皮建才（2008）同样从政治晋升的角度分析地区市场分割的原因，认为发达地区是否会主动整合落后地区的市场，取决于发达地区整合市场的成本和收益。

      上述研究说明，地区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官员为其利益（主要是政治晋升）进行博弈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必然存在一种策略互动，某地区的市场分割必然会影响其他地区的市场分割水平，而该地区的市场分割同样也会受到其他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相关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均未出现，虽然陆铭和陈钊（2009）认为中国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可能陷入了“囚徒困境”，但他们没有给出足够的理论解释，也未提供经验依据。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地方市场分割影响因素的同时，重点研究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并探讨影响地区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因素。

      二、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机理及其影响因素

      Young（2000）是较早研究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文献，该文认为在渐进式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利用改革不彻底所产生的寻租机会以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的权力，人为地扭曲市场来保护和获取原有的租金，从而加剧了地区市场分割，但是该研究没有阐明并实证分析驱动地方市场分割的原因。在此之后，大量研究开始将焦点转移到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的驱动因素上。银温泉和才婉如（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提高经济总量和财税收入而竞争的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去保护本地市场、生产要素和税基，最终导致了市场分割；周业安和赵晓男（2004）认为，在“中国式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中，政治的高度集权和地区间资源流动的约束使得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力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企业。大量实证研究也提供了经验依据，刘小勇和李真（2008）基于1986—2005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分权加剧了中国的地区市场分割，而经济分权则显著减弱了中国地区市场分割，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财政分权并不是导致市场分割的充分条件，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一些财政高度分权而市场高度整合并存的反例（林毅夫，刘培林，2004）。因此，研究者从其他角度寻找导致市场分割的原因，陆铭等（2004）构建一个地区间动态分工模型考察了区域分割的根源，其研究认为，收益递增条件下，由于在分工收益中的分成较低，因此落后地区没有激励加入分工体系，从而选择保护一些战略性产业来提高自己在未来的分工收益谈判中的地位，这种政策选择导致了整体市场分工体系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皮建才（2008）则从发达地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市场整合给发达地区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认为地区收入差距是阻碍国内市场整合的最重要因素。与林毅夫和刘培林（2004）一样，周黎安（2004）也对以财税激励来解释中国区域市场分割提出质疑，其疑问在于，如果财税激励是导致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本原因，那么，同样面临税收激励，不同国家之间为何又可以通过贸易协定推动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而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反而不能达成类似的协定？周黎安（2004）认为，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不愿合作的最主要原因不是财税激励，而是嵌入在经济竞争中的政治晋升博弈。在政治晋升博弈中，由于获得提升的人数有限，一个官员的提升将直接降低其他官员的晋升，因此一个地区地方官员的行为对“相邻”①地区的地方官员存在“溢出效应”，这使得博弈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还有激励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这种策略的最直接体现就是采取“以邻为壑”的市场分割政策。周黎安（2004）的研究为分析中国地区市场分割提供了一个很好视角，但其研究容易给人这样一个误解：地方政府为了政治晋升，在地区市场分割上会是一种“逐顶竞争”（Race-to-the-Top），即对其他地区越分割越好。幸运的是，这种“逐顶竞争”没有出现。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市场分割没有出现“逐顶竞争”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希望地方政府间为GDP竞争而相互损害对方，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而言，降低地方市场分割是其重要工作。事实上，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来减少地方保护行为，如1993年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07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反垄断法》。二是虽然很多研究发现，市场分割会有利于保护当地经济，但这两者之间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陆铭和陈钊（2009）的实证研究结果就发现，市场分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倒U型的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较低时，市场分割能起到保护本地经济的作用，一旦当市场分割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就会损害本地经济。因此，地方政府间在市场分割上的策略互动绝非“逐顶竞争”，而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策略行为：即在与本地区处于“标杆竞争”中相同位置的其他地区采取比较大的市场分割时，本地区政府也会相应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律约束以及保护本地区经济的驱动下，地方政府也会将市场分割控制在适当的程度。因此，在没有外部冲击（包括上级政府的政策）的情况下，谁也没有动力首先去减弱本地区的市场分割水平，最后，陷入一种“囚徒困境”。因此，本文提出：

      命题1：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维持市场分割水平上存在一种策略互动，体现为地区间市场分割水平的正向溢出。

      前面的分析只是告诉我们，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存在策略互动，那么，影响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程度的因素又是什么？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不仅是导致地区间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而且，“中国式分权”所衍生出来的政治晋升博弈也是地区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重要“激励因素”，由此，本文提出：

      命题2：财政分权强化了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即一个地区的分权程度越高，其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系数越大。

      如果说财政分权可能强化了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是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激励”因素，那么，是否存在某种“协调手段”能弱化地区市场分割策略互动？陆铭等（2004）认为，当存在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降低欠发达地区进行市场分割的潜在收益，从而促使这些地区较快融入市场分工体系。这一点从中国政府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例如，1999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一个政策措施就是加强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促使西部地区放弃分割市场的政策，范子英和张军（2010a）验证了转移支付确实缓解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分割。基于此，我们提出：

      命题3：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作为一种“协调手段”能弱化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即一个地区所得到的中央转移支付越多，其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系数越小。

      三、实证研究方法、样本与数据

      事实上，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是区域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地区经济制度溢出的一种形态。对于地区经济制度的溢出，一些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展开了相关的经验研究，例如，杨友才（2010）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1994—2008年间中国省级地区间产权制度的空间溢出。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下面我们同样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地区间市场分割是否存在策略互动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影响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行为的因素。

      1.实证模型与估计方法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地区间市场分割存在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策略互动，为了对这种策略互动进行检验，我们构建如下的空间计量模型：

      

      

      

      对于随机效应的模型（1），根据Magnus（1982）的方法，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2.样本与变量

      本文以中国大陆省级地区为研究对象，所使用的数据是1992—2010年的省际数据，西藏和海南的数据缺失严重，予以剔除；由于重庆1997年之后从四川划分出来成为直辖市，文献常用的做法是将1997年之后重庆数据并入到四川中，但是本文中所使用的部分数据无法加总，所以我们直接剔除了重庆这个样本点。下面介绍实证模型中的变量以及数据来源。

      对于市场分割的测度，现有文献还存在较大争议，目前对市场分割测量的方法主要有“贸易法”、“生产法”以及“价格指数法”。Naughton（1999）与Poncet（2002）利用省际间贸易流的数据研究中国区域间市场的整合状况。但是，除地区间市场整合度外，规模经济、要素禀赋等因素也会影响贸易流的变动，如果不能控制好这些变量，会导致市场分割的估算产生偏误（Xu，2002）；此外，贸易流极易受到商品替代弹性的影响。针对“贸易法”的缺陷，Xu（2002）与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等文献基于生产效率、产出结构测算了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其方法被称为“生产法”。但在度量市场分割中使用最多的是Engel and Rogers（1996）、Parsley and Wei（2001）等人提出的“价格法”，Engel and Rogers（1996）、Parsley and Wei（2001）等人基于“冰川”成本模型，使用地区间相对价格的方差变动测算了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家内部的市场分割，桂琦寒等（2006）、陈敏等（2007）利用“价格法”测算了中国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我们同样使用“价格法”测算1992—2010年中国省际地区市场分割水平，该指数越大，市场分割程度越高。该方法需要使用3维（t×i×k）面板数据，其中，t表征时间，i表征地区，k表征商品，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年的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只涉及少数几类商品，因此将该年度数据剔除；此外，由于各年度中所统计的商品种类有所变动，我们只选取粮食、油脂（1993年前为食用植物油）、鲜菜、肉禽蛋、水产品、饮料烟酒（1993年前为烟酒茶）、中西药品、书刊杂志、服装鞋帽（1993年前为衣着）、纺织品类（1993年前为棉布）共10类商品。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是（19×28×10）的数据，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记

的方差为

根据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可以得到1159（=61×19）个方差值，然后将这1159个方差值按省份合并，得到每省份与其相邻省份的市场分割指数。至此，我们共得到532（=28×19）个市场分割的观测值，用以度量28个省份与其所相邻省份在19年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在此基础上，我们按年份将上述532个市场分割指标值进行平均，得到全国范围的市场分割的综合指数，共19年的数据（如图1所示）。根据图1可得，1992—2010年间，中国的市场一体化经历了一个“先整合，后分割”的过程。1993—2001年，中国的地区间市场处于一个不断整合的过程中；但在2001—2004年间，市场分割程度又呈上升趋势；2004年之后，地区间市场分割指数又有所降低。进一步，我们将各省份的市场分割指标值进行平均，即可得到28个省份在整个样本期内市场分割指数的平均值（如图2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以及一些东部发达省份，其市场分割程度要高于其他省份，这一点与桂琦寒等（2006）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为控制其他对市场分割有影响的变量，我们在控制变量集合X中引入了如下一些变量：

      （1）财政分权（fis_fed）。前文已经提到，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导致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对财政分权的度量存在较大争议，使用较多的是收支指标，该指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分权程度，因此又可以分为收入法计算的财政分权和支出法计算的财政分权。我们采用使用频率更高的支出法，该方法所计算的财政分权等于地方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除以中央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计算财政分权所需的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2）对外开放（open）。大量研究者注意到对外开放对中国地方保护和区域市场分割的影响。Li et al.（2003）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外部贸易壁垒尤其是高进口关税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分割国内市场的政策。陆铭和陈钊（2009）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表明，对外开放对地区市场分割存在非线性影响，当对外开放度处于较低水平时，对外开放的提高会导致地方政府有条件放弃统一的国内市场带来的规模效应而提高市场分割度，但当开放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开放度的提高能降低国内市场分割水平。因此，我们在控制变量中也加入“对外开放”这一变量，我们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量占该地区GDP比重来度量该变量，由于进出口总量数据的单位为美元，因此我们使用各年度的中间汇率数据对进出口数据进行换算，得到用人民币度量的进出口总量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3）政府干预程度（exp_gdp）。我们用地方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的支出之和同该地区GDP的比值来度量地方政府的财力需求和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同市场分割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干预程度越强，说明地方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能力越强，从而干预市场的能力也越强，从这点来看，预计该比重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为正；另一方面，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面临的压力越大，越需要提高财政收入，但在中央转移支付给定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政压力时会采取各种措施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而这种措施既可能是保护本地市场而设置地区间壁垒，也可能是放开市场，引入外部财源。因此，该比重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效应不确定，计算该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4）国有经济比重（state_owned）。由于在中国的就业体制下，城市中所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均集中在国有部门中（袁志刚，陆铭，1998），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贷压力导致的非劳动投入短缺上升、产品需求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增加以及非国有部门的工资上升，导致国有部门的冗员数量不断上升（董晓媛，Putterman，2002）。因此，地方政府的就业压力与当地经济的国有化程度有关，而就业目标又是地方政府必须考虑的且最为重要的公众利益之一。因此，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其地方政府面临的就业压力越大，从而本地政府分割市场、保护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激励就越强。我们参照刘瑞明（2012）的做法，用一个地区国有职工比重（地区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地区职工总人数）来对地区国有比重进行度量，该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5）与相邻地区的地理距离（distance）。根据贸易理论中的“冰川”模型，商品价值在贸易过程中会有所损耗，该损耗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产生贸易的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越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也就越大，贸易品的价格波动自然也会越大。但是，由于每个省份的相邻省份有多个，而且省际间贸易也不仅仅局限在各省份边境上，因此我们很难从地理上找到合适的位置点来度量贸易的距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利用各省份与其相邻省份的平均面积来衡量该省份与其相邻省份之间的地理距离，而且，这种平均处理与前文市场分割指数的平均处理也能保持一致。地理距离的单位为平方公里，数据来自于中国行政区划网（www.xzqh.org）。

      （6）分税制改革哑变量（Dummy_1994）。如前文所述，1994年中国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大大提高了国内的市场化水平，由于无法将这些改革作为解释变量控制住，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以1994年为界的虚拟变量，1994年以后各年该哑变量取1，1994年及之前该变量取0③。

      3.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

      对于空间权重矩阵W的设定，我们采用如下形式：

      

      其中，

为地区i与地区j之间的距离，

=0（i=j），该距离可以是传统的地理距离，也可以是地区间有关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广义“距离”，体现了地区间在经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相似度。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是导致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传统途径：一是地理距离会影响地区间的市场临近性，地理越近的地区其市场的空间位置越近，市场间的作用越大，因此，对地理越临近的地区设置壁垒保护当地市场带来的收益越大；二是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地区间市场分割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标杆竞争，这种标杆竞争通常发生在经济发展状况相近的地区，因此，对经济发展状况越接近的地区设置壁垒来保护当地市场所带来的收益也越大。在这两个距离的度量方面，我们用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度量地理距离，铁路里程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火车网”中的铁路里程和票价查询系统，使用地区间最短的铁路里程数据④；对于经济距离的度量，我们采用如下的方式：

表示地区i在样本年度里的实际GDP的平均值，由当年的名义GDP和各地区的CPI调整得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初步估计结果

      我们利用MATLAB对式（1）进行估计，在估计过程中，为了使估计系数不至于太低，我们将市场分割指数乘以100。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为了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较，我们还估计了不考虑被解释变量空间自回归项的普通面板数据模型。

      我们首先观察不考虑被解释变量空间自回归项的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所分析的重要解释变量是财政分权（fis_fed），其系数为正，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各自为战，提高了市场分割程度。对外开放（open）的系数为正，而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国际贸易的开放度并不能促使地方政府降低国内贸易的壁垒，反而使得地方政府有条件去舍弃国内市场整合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陆铭，陈钊，2009）。政府干预程度（exp_gdp）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该结果与大部分理论研究是吻合的，说明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是导致地区市场分割的原因之一。国有经济比重（state_owned）的估计系数同样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地方政府更有动力保护当地市场，从而市场分割越严重。分税制改革哑变量（Dummy_1994）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分税制改革促进了中国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抑制中国地区市场分割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与相邻地区的地理距离（distance）对本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并无显著影响。总的来看，上述变量的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的预期结果基本一致；即使引入了基于地理距离和基于经济距离的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其估计结果也是比较一致的，证明上述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上述分析还没有涉及本文的核心观点，我们对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残差的Moran's I检验结果表明，残差中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这首先验证了引入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必要性。本文所关注的核心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W·segm），如果其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地区间市场分割存在互动行为。列（3）—（6）的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基于地理距离还是基于经济距离，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W·segm）的系数（即空间自回归系数）都大于零，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地区市场分割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一个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越高，与其地理上相邻或是经济发展水平上相邻的地区市场分割水平也越高，因此，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确实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的状态，从而验证了命题1。实证结果表明，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自回归系数要高于基于经济距离的空间自回归系数，说明地方政府间在针对市场分割进行策略互动时，更关注的是与其地理上“相邻”地区的市场分割水平。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分割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而且前文在计算市场分割指数时，也是将一个地区同其地理相邻地区的相对价格的方差变动平均得到。此外，当控制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之后，残差的Moran’s I检验表明其不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说明引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较好地控制了观测个体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

      

      2.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下面使用市场分割的替代指标来重新对式（1）进行估计。如同刘瑞明（2012）的研究一样，我们使用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所提供“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这一子指标替代前文利用“价格法”计算得到的中国地区市场分割指数。樊纲等（2011）采用样本企业在全国各地区销售产品时遇到的贸易保护的调查数据，编制了1997—2009年的以“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命名的指标，该指标度量了微观企业在各地区销售产品时所面临的实际贸易壁垒，因此，可以作为对前文利用“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市场分割指数的补充和印证（刘瑞明，2012）。由于该指标衡量的是市场化指数，因此其数值越大，表示市场分割程度越低。我们利用该指数作为市场分割的替代指标对式（1）进行了重新估算，由于该数据从1997年开始，因此估计结果中不包含变量Dummy_1994，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于被解释变量的量纲发生了较大变动，因此我们无法比较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只能比较其方向与显著性水平。对比表1与表2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用“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作为市场分割的表征指标后，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与前文是基本一致的：在表2的各列中，财政分权（fis_fed）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分权水平越高，“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越低，市场分割程度越大，与以“价格法”计算的市场分割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国有经济比重（state_owned）的结论与前面的分析也是一致的；与相邻地区的地理距离（distance）的作用依然不显著。与前面的结果不同的是，在表2各列中，对外开放（open）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都能降低地方政府在商品市场上进行的地方保护，从而降低市场分割，这与前面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政府干预程度（exp_gdp）对被解释变量并无显著影响。与表1中结果一样，在表（2）中，如果不考虑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残差将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而引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后，其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地区“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越高（低），亦即市场分割水平越低（高），与其地理上相邻或是经济发展水平上相邻的地区“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就越高（低），市场分割水平就越低（高）。因此，如果以“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为被解释变量，一些关键解释变量（如财政分权、国有经济比重以及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的经济含义与以“价格法”计算的市场分割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经济含义是一致的，从而证实了命题1的稳健性。

      3.影响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因素检验

      前文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影响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因素，并证实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行为的存在性。接下来我们检验影响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因素，来验证命题2和命题3。为检验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影响，本文分别引入财政分权与市场分割空间滞后项的交叉项（fis_fed×W·segm）和转移支付与市场分割空间滞后项的交叉项（tran×W·segm）。由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分割空间滞后项（W·segm）的系数为正，因此，如果某交叉项的系数为正，则说明该因素强化了地区间的策略互动行为，反之亦然。考虑到各地方政府规模的大小，我们用转移支付的数据除以各地方的财政收入进行标准化处理，转移支付的数据来自于各年度《中国财政统计年鉴》，由于转移支付制度是在分税制改革后才完善起来的，因此，后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1994—2010年的数据。表3列出了引入交叉项之后模型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依然是前文所估算的各地区市场分割指数，由于其他变量的结果变动幅度不大，出于篇幅的考虑，此处我们仅仅列出了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基于地理距离还是基于经济距离，财政分权与市场分割空间滞后项的交叉项系数均为正，而转移支付与市场分割空间滞后项的交叉项系数为负，而且该系数在部分模型下是显著的，由此可见，分权强化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而转移支付则能有效弱化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命题2和命题3在中国省际层面都是成立的。

      

      由于财政分权以及中央转移支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中央转移支付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为了考察市场分割策略互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我们将28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⑤。下页表4列出了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我们依然只列举了几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此外，由于分地区估计已经控制了一部分地理临近性的作用，因此，表4的估计只使用基于经济距离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省份的市场分割策略互动体现得更明显，而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我们无从考究其背后原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且多是少数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域，因此，西部地区地方官员的考核中，地区稳定、民族团结等指标所占的比重要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市场分割空间滞后项的交叉项系数同样呈现出地区差异，中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最小，说明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推动作用在中部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转移支付与市场分割空间滞后项的交叉项系数在西部地区最大，说明中央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弱化作用最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央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数量较高，也可能是因为对西部地区政府官员的考核有别于中、东部地区。总之，分区域的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要低于中、东部地区，且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促进作用低于中、东部地区，而转移支付对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弱化作用又要大于中、东部地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状况依然令人担忧。更为严峻的情况是，目前中国地方间的市场分割，陷入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策略互动局面，在“中国式分权”衍生出的晋升竞标赛的激励下，当其他地方采取分割市场的政策时，本地要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同样采取分割市场的政策，以提高本地经济的相对水平，提升自身在标杆竞争中的相对位置。虽然理论研究对于中国地方政府间在市场分割上的策略互动行为已有所涉及，但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经验依据，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利用空间计量模型，首次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在市场分割上所展开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实证研究了影响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因素。以“价格法”计算的市场分割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1992—2010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地区间的市场分割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从而检验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行为的存在性；即使我们改变度量市场分割的指标，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从而证实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我们还发现，财政分权、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比重等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地区市场分割，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于导致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原因，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为政治晋升而展开的GDP竞争，从而强化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形成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激励因素；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作为一种“协调手段”，有效地弱化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当然，这些结论存在比较显著的地区间差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也明确指出，“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此外，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减少地方保护行为，但上述法规和文件依然很难有效遏制住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全国统一市场方面所设置的种种障碍，这固然有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法规方面的问题，但我们认为，中国当前以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为特点的“中国式分权”及其衍生出来的激励机制是导致地区间“以邻为壑”并且最终陷入市场分割“囚徒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因此，要真正打破当前“以邻为壑”的格局和地区间市场分割的“囚徒困境”，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1）推动政府职能改革。应当转变政府职能，促使地方政府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减少政府对微观市场的直接干预，减少公共部门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降低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当前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官员的短期目标与中央政府的长期目标不一致导致的，尤其是当前中央政府为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并防止地方力量过强，大量地采取干部异地交流的做法，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在一个地方的任期往往只有短短几年，导致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短期化。而弱化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是实现地方政府目标与中央政府目标相一致的重要手段，从而限制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能力。《决定》中也明确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2）改进当前的激励机制，“做对激励”。必须改进当前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和考核机制，破除“唯GDP”的政绩观，更多地引入其他目标的权重，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降低收入差距等等。事实上，中央政府也一直高度重视“唯GDP”政绩观的危害性，《决定》就明确指出，“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问题在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更坚定和彻底地促使地方政府贯彻执行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我们认为，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各级人大对政府的问责权力，界定其对政府的问责原则、范围和程序，使宪法赋予人大监督政府“治事”的权力能切实可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和完善新闻媒体在监督地方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在国家主流媒体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对舆论监督的公开回应机制，逐步形成地方政府高效响应舆论监督的长效机制。

      （3）在“做对激励”的同时，还要“做对协调”。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能有效弱化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因此，要打破当前市场分割“囚徒困境”的僵局，中央政府应该逐步打破当前体制下的各地区的既得利益，进一步规范财税预算体制、规范转移支付体系。为了能够确保“做对协调”，我们认为应当适度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当前，地区市场分割“囚徒困境”的出现是因为地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已经形成，要打破僵局，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政府最高层。中央政府只有掌握了更多的财权和事权，才能进一步推动各项改革，同时，也只有掌握了更多的财权，中央政府才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转移支付，降低市场分割程度。

      ①这种“相邻”可能是地理空间上的相邻，也可能是经济空间上的相邻。

      ②由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重点考察空间个体特性，因此此处没有考察样本的时期特性。

      ③大量文献考察了中央转移支付对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范子英，张军，2010b），但是该指标缺乏1994年之前的数据，因此，本文没有引入该变量；事实上，由于转移支付制度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才完善起来，因此转移支付对市场分割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分税制改革哑变量中。

      ④与前文的控制变量“distance”不同的是，此处的距离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因此我们直接使用了省会的空间距离。

      ⑤具体的划分是，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10个地区，中部包括河南、山西、安徽、江西、黑龙江、吉林、湖北和湖南8个地区，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0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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