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与工会引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力论文,农民工论文,工会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11)05-0043-04
以经济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9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元、复杂、异质的利益群体共存的社会新格局。
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是城市的“边缘群”。农民工维权一直是个苦涩的话题。他们不同程度地受着“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①等诸多问题的困扰。由于维权的艰辛和高额的维权成本，当权益受阻或受损，而救济渠道又不畅或公权力缺位的情况下，将导致农民工采取极端方式、以达到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以“老乡会”形式组成的民工帮、“民间工会”等自力维权组织采用“潜规则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形成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给我国的劳动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工会组织因其独有的性质和特点，理应发挥引导作用。
一、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的兴起和原因
制度经济学认为，任何组织制度都要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才能有效运行。
1.农民工的自力维权组织兴起
农民工自力维权是对侵权行为的一种本能反应，能迅速而有效地制止个人权益可能受到的侵害，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秩序的稳定。它是对公力维权救济的一种有效补充，但有明显的缺陷，并具有一定的“负作用”。随着大量外来农民工的涌入，在南方沿海城市一种自发的原始草根性的农民工自力维权方式一直处于萌动之中，出现了许多“农民利益代言人”，并由此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农民自力维权组织。随着产业民工力量的不断壮大，其趋势将更加明显，影响力也将更趋强大。
案例：浙江义乌市的衢州“开化帮”和安徽“定远帮”的形成。
衢州“开化帮”：衢州开化县有3万多人在义乌务工，小汪是开化同乡中的“撑门人”。10多年前小汪来金华当兵，曾学过武的小汪退伍后到义乌某托运部谋了个业务主管的活。由于老板常驻广州，义乌的摊子基本由他做主。为人豪爽大方的小汪广泛结交活跃在义乌各行业的昔日战友、老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并经常聚会。通过为老乡解决几次生活、工作及维权中的问题后，小汪在老乡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并成为在义乌务工老乡的“代言人”，组建成了农民工帮会组织——衢州“开化帮”。几年下来，衢州“开化帮”在义乌、东阳一带影响力不断增大，慕名而来的“会员”不断增多，作为“撑门人”的小汪成为了没有正式打出旗号的“工会主席”。
安徽“定远帮”：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大量外地民工来这里务工。2000年在苏溪的安徽省定远县民工就达9000余人，分布在镇上的400多家民营企业内。为了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纠纷，他们自发地选出了一位有名望的“民工头目”——姚某，并组建了规模庞大的“定远民工群”，逐渐形成了农民工自我认同的“权威中心”，以至于后人称之为的安徽“定远帮”。会员每人每月要交纳10元钱的会费，作为处理纠纷或解决“麻烦”事的开支和相关报酬。如遇到的劳资纠纷或生活中遇到的个人难以解决的“麻烦”事，都由这个有威望的“头目”——姚某负责出面“搞定”。
这些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依靠“老乡抱团”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工维权的问题，但也给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带有“帮派”特征的这类组织，虽然出于自我权益的保障，但势力强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成“有理也得成，没理也得成”的局面。许多沿海发达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大大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在中小型非公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和外贸产品加工工作，劳动关系错综复杂，职工权益受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据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介绍，每年劳资纠纷、劳动争议案件多达1万多起，其中7成获得解决，3成由于维权成本高、维权渠道不畅等原因而得不到及时解决，由此酿成种种事端。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依靠地缘关系形成的组织力量来处理纠纷，有的甚至采取了极端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在义乌市“安徽定远帮”、“江西玉山帮”、衢州“开化帮”等农民工的自发组织十分活跃，并得到了农民工的普遍信赖。在一些劳资矛盾突出的企业，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身影，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农民工自发组织的这种“老乡会”是“民间工会”的一个缩影，近几年类似组织在全国急剧增加。通过地缘、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这种“民间工会”现已成外来务工人员为权益保障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在组织上、经济上有逐步替代“老乡会”等民间自发性组织而快速发展的趋势。
2.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出现的背后
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发展，农民工的素质也随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进城的父辈，他们年轻、文化程度较高、社会活动参与感强，更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当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和矛盾，并且经历了个体寻求利益保护屡遭失败之后，有些农民工开始尝试着独立组建“老乡会”“民间工会”等自力维权组织，开始自己的集体维权之路。
当农民工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作为雇佣关系中弱者的个体农民工在劳资争议中常因单枪匹马而失利。然而，当其向传统工会寻求庇护时会因其客观原因而得不到保护。第一，农民工并不是工会会员。原因在于：其一，农民工自身流动性强，组织性弱，不主动加入工会；其二，作为个体的工会并不具有吸收农民工的职能。就抽象意义上的工会而言，应该并且能够吸收农民工入会。但因其流动性、户口地、会费缴纳等问题使得农民工不知道该加入到哪个行业工会、哪一层级工会。这就使农民工入会变得困难重重。第二，即使农民工加入了工会(这里指的是传统的工会)，其本身在维权方面的能力也较弱，其定位之尴尬可想而知。
除了向传统意义上的工会寻求入会与维权之外 “农民利益代言人”及由他们发起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行使了相应职能。这也表明了在国家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与控制的情况下，农民工对谈判机制缺乏而产生的对“组织性力量”的需求。在一些地方的农民工中间，出现了“工会缺位，帮会补位”的现象。②由农民工组成的，由老乡会小团伙演变、“进化”而成的这种小帮会互相聚合、相互渗透，形成性质更为复杂的团伙。一些团伙逐渐壮大演变成有组织、有固定资金来源的“外来帮会”。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并且无法通过与雇主的单打独斗来实现维权时，他们所期盼的是一种具有维权能力、容易接近的组织，以求在谈判和纠纷解决的环节中为农民工提供帮助。
二、工会引导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的实践与探索
1.探索工会“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社会化维权模式
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是历史的产物，不加以干预就可能会沦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黑帮组织。浙江省义乌市的“工会引导，形成‘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社会化维权模式”值得借鉴。义乌市总工会成立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具有法人地位，其主管单位是义乌市总工会，业务上接受“公、检、法、司”的指导。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主动建立与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对接”、与律师事务所“挂钩”，建立工会跨地区联合维权工作站，解决了工会法律工作人员代表职工参加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的阻力，畅通了工会维权的渠道，保障了维权中心的运行经费。在我国当前的国家法团主义政制框架内，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还缺乏体制上的合法性生存空间。被党委与政府委以重任的工会、劳动局、司法局等为代表的公力维权组织是农民工维权治理的唯一合法途径。义乌市农民工维权“多中心协同”治理网络的形成具有制度上合法性。“职工法律维权中心”的成立，使民工中的“草根组织”逐渐过渡到工会组织上来，通过选举产生工会主席，从而将这些带有原始草根性的民工维权实体纳入到了法制轨道。从而也使得像“定远帮”、“开化帮”这类带有浓厚地域帮派色彩的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趋于瓦解，保障政府公共权力的安全性。像上面提到的小汪这些“老乡”代言人后来则被推选为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的重要联络人员。实践证明，社会化维权的“义乌模式”大大降低了职工维权成本，有效化解了劳资矛盾。义乌总工会社会网络治理体系能够顺利运行，依靠的是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各参与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
2.创新工会组建模式，引导农民工加入工会
创新探索工会组建模式以引导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浙江省东阳市创新工会组建模式，在全国率先建立首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杨家农民工工会。杨家自然村隶属东阳市白云街道(白云街道拥有2600多家企业)，这个只有128个村民的村庄，却吸引了7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前来租住。农民工的涌入给杨家村民带来丰厚的房租收入，但同时也造成了社区治理的严重失序。有调查表明：许多农民工是通过亲友介绍才一同进城打工的，他们工作在一个地方，生活在一个地方。虽然来到陌生的城市，但他们仍生活在和原先在农村时一样的熟人生活圈中，他们之间交往的习惯和规则仍然是熟人社会。统计数据证实：当他们遇到困难时，41.4%的人选择找亲人帮忙，13.5%的人找老乡，22.4%的人找朋友，也就是说将近80%的农民工通常会找自己生活圈内的人帮助。③在杨家村居住的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主要以来自于安徽、湖北、河南、江西、贵州等地为主。在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着强大的熟人生活圈，并逐渐形成了“贵州帮”“江西帮”等类似的“外来帮会”组织，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问题。如果农民工缺少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就将“基本上处于孤独和无援之中，基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而他们成群结伙、互帮互济，形成‘同乡会’、‘老乡会’”④。这些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同乡会”、“老乡会”等准社会组织在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就业信息、扶危救困等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操持下，这些准社会组织很可能蜕变为“黑社会组织”。⑤为了解决外来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在东阳市政府和村(社区)组织的“社会整合”下，杨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应运而生。通过农民工直选，主动把各地农民工精英吸纳到工会管理层，再授权他们协助对各自省份的农民工开展管理与服务工作。由此，杨家农民工工会实现了对这些农民工精英的“组织吸纳”，“以避免非制度化的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⑥，从而消解了农民工群体中“老乡会”、“同乡会”存在的社会基础，有效地防范了该类组织可能蜕化为“黑社会组织”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经过近两年多的实践探索，目前东阳市已成立26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17287名农民工有了组织⑦，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工会引导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的思考
影响传统工会维权职能发挥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工会对企业、政府具有很强的依附性，缺乏独立性，不能很好地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与企业、政府谈判。企业工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由企业管理层任命或兼任的，其个人利益受企业控制。而且企业工会属于政府工会的管理系统，很难为了农民工的权益而与资方抗衡，或与政府意志相违背。二是农民工对企业工会缺乏认同感。一方面，虽然农民工离开农村，长期工作、生活于城市，但他们难以摆脱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地缘、亲缘意识。他们容易形成对“老乡会”等地缘组织的认同，而缺乏对以业缘为基础的企业工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当发生劳资争议时，企业工会不能很好地维护农民工的权益，这自然降低了对它的认同。农民工维权存在的困境：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需要工会组织，而传统的工会难以真正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东阳农民工租住地工会维权等浙江工会维权模式适应了新时期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有效破解了传统工会维权难题，消除了类似于以“老乡会”形式出现的“民间工会”等带有浓厚地域帮派色彩的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存在基础。
浙江工会创新维权实践探索说明：单个农民工的权利诉求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应积极组织并引导农民工加入工会维权，变革传统工会的组建与维权模式，提高工会的维权效率，从而逐步提高农民工对于工会的信任感与亲和感。在向市场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政府没有有效制衡市场力量甚至与市场力量合作的情况下，“资强劳弱”的格局不可避免，而农民工组织权却是抵御这种力量的重要武器。这种组织权有两条演进路径：一是政府所主导的把农民工纳入工会；二是成立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把农民工纳入工会，存在着政府、工会、单位和农民工四者之间的博弈，既有组织性优势，又存在着制度性弱势。转变传统工会运作模式，真正成为农民工信任的维权组织是关键所在。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加快公力维权体制革新，对农民工自力维权加以引导，让农民工走上“合法、理性、有效”的维权轨道，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必由之路。党和政府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通过制度性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浙江省引导农民工加入工会，改革传统工会运行模式，为我们破解当前普遍存在的公力维权治理体制困境，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注释：
①《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②由于处于弱势地位，一部分农民工自发地抱团，甚至以不同方式发泄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据东莞、晋江、义乌、瑞安等公安部门介绍，在2002年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比例超过80%。一些城镇的外来务工者“老乡会”中，还演变出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通过明察暗访发现，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地下帮会危害越来越严重。这些外来帮会呈现出以地缘为纽带“联网”的趋势，一些外来帮会还和当地各种势力互相勾结和渗透，并开始发展自己的“产业”。据广东、福建、浙江一些地方公安部门介绍，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这种“外来帮会”数量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关怀认为，有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并且这种“保护”可以产生收益，这是导致“外来帮会”产生和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外来帮会在替老乡“讨钱”等行为中不断壮大，一些帮会已开始涉足组织卖淫等“地下产业”，实力和规模越来越大。参见赵东辉、吴亮《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多难》，载《瞭望》2003年1月6日，第20～28页。
③王松磊.农民工维权方式及维权现状分析[J].斯为盛学报，2007，(4).
④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2007，(2).
⑤赵东辉，吴亮.政府“缺位”，帮会“补位”[J].瞭望，2003，(16).
⑥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J].社会学研究，1998，(3).
⑦2010年06月02日《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