骠人族属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1至10世纪间现在缅甸境内曾有骠人建立的骠国。中国史籍中曾有若干有关记述。缅甸考古发掘也已发现骠人三城遗址。但早已消亡的骠人族属和骠人突然“消亡”问题一直是各国人类学和民族学者们瞩目的问题。对骠人族属问题先后出现过种种观点，众说纷纭，但仍有不少疑点。本文从历史上的对应和经济状况、日常习俗、信仰禁忌、语言文字等四方面的对比入手，论证骠族与白族系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两个支系。
关键词 骠族 白族 比较 相同或相似
一、缘起
公元1世纪至10世纪之间，缅甸境内产生过许多由不同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城邦式国家。直到11世纪时才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王朝——蒲甘王朝。至今经缅甸考古发掘证实的骠人（Pyu）古城遗址已有毗湿奴、汉林和室利差
罗等三个。但在缅甸史籍中谈到骠人国家的情况却甚少。且几乎没有述及1044年阿奴律陀开始统治蒲甘王朝以后有关骠人情况的内容。我国浩瀚的史书典籍中曾有过一些骠国情况的记述。如：最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就出现过“谌离国”之名，一些学者考证该国故地就在今日缅甸卑谬一带。这与室利差罗遗址所在地相同。笔者认为“谌离”或即“室利”的另一音译名，即指室利差罗。其后在我国晋代魏完撰《西南异方志》、《南中八郡志》（成书约在公元281—303年之间）中首次出现了“骠”这一名称。[①]再后中国许多史籍中都有骠（包括剽、漂、僮、
、缥等多种异写）人或骠国的记载。尤其在唐代这类记载颇为全面。但是当述及“太和六年（即公元832年）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拓东”[②]以后，骠这名称就很少见于中国史籍了。所以，人们一般认为骠国832年为南诏所灭。而骠国是缅甸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页。由于骠人在中外史籍中的突然消失，9至11世纪中叶的缅甸史似乎也成了一片空白。因此对骠人的族属和消亡问题的研究显得格外令人瞩目。综观之，对骠人族属问题的见解有以下几种：
以英国人卢斯（G·H·Luce）为首的一批学者认为骠人属于藏缅语族，即源自中国西北的羌族。卢斯在《早期缅甸史的资料》一文中说：“在语言上，他们（指骠人）显然属于藏缅语，看来已经失去了全部接尾辅音，但在书写的八个声调上可作区分。”[③]《缅甸大百科全书》中也说：“骠人所操语言是藏缅语之一，和缅语很接近。”[④]缅甸学者吴达妙（U Tha Myat）认为骠文属于藏缅语族藏语支。[⑤]1970年缅甸官方编撰的《缅甸基础政治史》认为“从萨牟陀梨王建立蒲甘王朝到阿奴律陀开始统治的公元1044年，在长达937年的时间内骠人和缅人混居，甚至达到了骠即缅，缅即骠的程度。”[⑥]英国学者哈威（G·E·Harvey）认为：“骠族则已湮没无闻，或即为缅人之前身也。”[⑦]我国学者陈茜则进而解释为骠与缅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民族，缅人在骠国时期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尚未形成民族，到了11至12世纪蒲甘王朝时期才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缅族。[⑧]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我国学者岑仲勉、陈序经等多人。
近年来我国国内又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其中之一认为骠人应属于孟高棉语族。这是我国学者赵嘉文提出的。[⑨]他认为骠人与藏缅人在民族特征方面有八点不同，而骠人与昆仑人之间却有着十个方面非常近似的特征，昆仑人属于孟高棉语族，所以骠人就是我国古籍中所述昆仑人，属孟高棉语族。
另一种观点是我国学者何光岳在其专著《百越源流史》中提出的。他认为骠人是我国古代百越族系中的一支。[⑩]
但是我们认为上述学者们几种不同观点的论证中都有不少问题值得商酌，且都未能回答‘骠’人族名源自何处？何以会突然从历史上消失？骠与南诏各族、骠与缅族之间关系如何？……。笔者也想就史籍所载以及至今所发现有关的材料，特别是与缅甸有关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谈谈我们关于骠人族属问题的看法。
二、历史上的对应
首先让我们看看缅甸考古材料与史籍的有关记载。缅甸古代史籍曾记有早在室利差罗等国之前就有过1393位骠王，[11]这未免近于神话，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使人们对缅甸境内存在过的三个骠人城邦的确有了不少新的了解。毗湿奴城遗址在今日缅甸马圭省东敦枝镇西20公里处。据出土文物的碳测定可知该城初建于1世纪，曾经过一次战乱的破坏后重建，至4、5世纪时城毁。汉林城遗址在现实皆省瑞波县境内，始建于3世纪，4至9世纪是其鼎盛期，9世纪时毁于一场原因不明之大火，但在对该古城遗址发掘中并未发现与汉林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的痕迹。所以不能肯定是否因为外敌入侵引起火灾才导致城毁的。城毁后未重建。但直至9至10世纪蒲甘时期该地区周围村庄中仍有骠人居住。室利差罗城故址在今缅甸中部卑谬东南8公里处。也大约始建于3世纪，到5世纪时已比较发达了。该城直到10世纪还很繁荣，但可以相信从10世纪后半叶开始该城已不再拥有都城的地位，因为在此发现的成百上千的画像砖中晚于10世纪的很少。[12]缅甸考古学家吴波腊（UBo Lat）认为毗湿奴城的创建者就是缅甸著名史籍《琉璃宫史》所述来自太公城的王子两兄弟中的长兄摩诃丹婆瓦。当后来传至骠王后——班特瓦公主在位时（约5世纪），室利差罗的竺多般王（据缅甸学者考证，实际竺多般系骠文“皇帝”、“国王”之意，并非名号）来攻。城陷，骠王后被带回室利差罗，毗温奴城遂灭。因班特瓦公主曾在该城为王，故该城又名班特瓦城。[13]据缅甸学者考证汉林即中国古籍中称为林阳者。[14]似乎是毗湿奴城毁，部分人员随往室利差罗，而部分臣民逃奔汉林后，该城才逐步兴盛起来的。不容忽视的另一点是据《琉璃宫史》载早在公元107年萨牟陀梨王已建成蒲甘国，167年其驸马骠苴低继位。[15]当时蒲甘尚用阿梨摩陀那（意：“无敌城”）之名。后传至公元846年继位之彬比亚王时，于849年建城名为蒲甘。据缅甸学者考证“蒲甘”之名系从“骠人之村”一词演变而来。[16]可见当地一直是骠人聚居之地，初始时可能也是骠人所建的一个城邦。骠、缅混居，后来才成了以缅族为主的王朝。我国学者岑仲勉也曾推断说：“据个人所见，骠可能为彝族的一派或其相近的族类，当日曾在蒲甘建立政权，后为异族所篡代。”[17]参照中国历代史籍所载，考虑到毗湿奴、汉林两城处于缅北古代中国通向印度以至西方的西南丝绸之路的中间站，而室利差罗则在缅中地区。所以可认为我国晋代史籍所指骠国很可能就是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毗湿奴城。而832年南诏与之发生战事，攻破城池之后，掠其民三千，徙之拓东者，所指定系汉林无疑。看来也就在汉林城被毁后，蒲甘才进而发展正式建城的。缅人在蒲甘逐步代替骠人占据了主导地位。《白古通记浅述》记载：“西天狮子国欲伐缅国，缅王素以僰国交好，遗使借兵以援之。”胡蔚《南诏野史》也记有公元859年段宗膀救缅，缅以金佛相酬事。[18]此事所述之缅国恐怕就是指849年建城的蒲甘了。
三、经济状况
《旧唐书》载：“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指唐朝都城长安）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指盈江，一说遮放）界，东北距阳苴咩城（指大理）六千八百里。”可见骠国与南诏接壤，均处于亚热带。《新唐书》载：“（骠国）土宜菽、粟、稻、梁，蔗大若胫，无麻、麦。以金银为钱，形如半月，号登伽佗，亦曰足弹陀。无膏迪，以蜡杂香代柱。与诸蛮市，江猪、白氎、琉璃罂缶相易。”又载：“王居以金为甓厨，覆银瓦，爨香木，堂饰明珠。有二池，以金为堤，舟楫皆饰金宝。”所述可以与缅甸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相印证，譬如：毗湿奴城古砖上发现有鸡、羊、猪的足迹，发掘过程中也曾发现鸡骨等[19]。总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骠国当时的农业相当发达，已有塘坝等水利建设，种植水稻、豆类、小米、甘蔗等，饲养鸡、羊、猪等，也有捕鱼业。手工业中锻造业、纺织业、制陶业、砖瓦业、琉璃制造业、金银首饰业都比较发达。这种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状况与我国当时西南边疆的南诏经济状况是基本一致的。因南诏、骠国同处中印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上，所以外贸活动也比较频繁。关于骠人城池的情况，《旧唐书》载：“其罗城构以砖甃，周一百六十里，濠岸亦构砖，相传本是舍利佛城。城内有居人数百家，……”《新唐书》也谈到：“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屠，民皆其中，铅锡为瓦，荔支为材。……有百寺，琉璃为甓，错以金银，丹彩紫
涂地，覆以锦罽，王居亦如之。”城市规模大小似与缅史书所述相符。而且根据缅甸考古发掘，我们已确切知道：室利差罗古城有由城壕环绕的砖城墙，呈不规则的圆形，南北长两英里半，东西宽约两英里。有12座城门。在城墙西北、北部和正南方分别有波耶基、波耶玛、波波基等三座佛塔。其他两座骠人故城情况也很相似，据考古发掘得知，毗湿奴城东、南、北三面城墙相连大体呈孤形，与缅古籍所述“呈龙王之尾蜷曲状”是一致的。城西紧靠一小溪，城内面积约为18平方英里。汉林城则南北长约两英里，东西宽一英里多，现挖掘尚只发现三面城墙和城壕。该城最明显的特征是弯弯曲曲流淌着的温泉。总之，通过考古与古籍所载对应可知当时骠人建筑水平已很高。“骠人居住在竹木结构的房舍内，精通建筑术，也能造砖石结构建筑，用红土合泥砌砖，墙上抹三合土灰泥，刷石灰，涂颜色。”“能够建造宏伟的大型两层建筑，如佛塔、浮屠、住宅等。”“三城所建城墙等建筑都用了巨型砖。骠人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考虑到军事上的需要建造了巨大的要塞城堡。而且在城内挖掘了引水渠、灌溉渠、排水沟和水塘，可见这是他们为了能长期抵御敌人的围攻而安排的。从毗湿奴、室利差罗、汉林三城所见宗教或传统筑物的式样上看，可以看出南印度文化已传进了骠人的城邦。”[20]60年代初，我国学者林声曾对南诏的几个主要城址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曾作为政治中心的太和城和阳苴咩城，从城墙长度看来，面积很大，而且城墙之内靠近洱海处像今日一样仍为农田。这些城池的城墙多保存下来了，而且城中都有南诏的宫室，所以这些城不过是供南诏统治者居住的城堡而已。这些城池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21]比较骠国与南诏古城的建筑规模、风格与特色，可以看出不少相似之处。
四、日常习俗
父子连名制源自我国西北，最古之文献根据可见于《后汉书·西羌传》。据考古发掘，1911—1912年在室利差罗遗址曾得到三位国王的骨灰石瓮，石瓮上的王名是遵循父子连名制的。这一传统也见于蒲甘建国之初，从167年至412年有骠苴低、低蒙苴、苴蒙伯、伯梯利、梯利江、江兜立等六位国王父子连名。[22]但从未有过缅族人父子连名的记载与实证。缅甸学者登貌也认为上述六位国王的名字具有骠族的文化特征，因为汉林枝（即汉林）骠王朝的许多国王就是按上述连名方式命名的。[23]所以我们也同意这种分析，即：蒲甘初期几位国王当为骠人，“后为异族所篡代，遂不见连名制度”。[24]无独有偶，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南诏野史》南诏历代源流一段中写有：“云南古荒服，《白古记》云：三白王之后，西天摩竭国阿育王第三子苴低娶次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名九龙氏……”对比两者，最初两代帝王名讳竟完全相同。虽然《南诏野史》所述苴低的身世与今日缅甸人谈骠苴低的传说不同，但是为什么骠族与白族两者都把骠（苴低作为他们最古的统治者呢？我们认为这并不能看作是一种巧合，而是因为本来两者族系就相同。另外虽然南诏主体民族乌蛮（彝族）、白蛮（白族）均实行父子连名制，但白族原来是没有姓的。[25]从这点看骠、白更为一致。
骠人有立碑记事的习俗。1934年就曾在室利差罗故城波波基佛塔发现了一块用骠文与梵文混合写成的碑铭。1966年缅甸人又在茅沙明德土岗出土了一块五面刻写有骠文的碑铭柱。另，骠国时期刻有骠文三藏经片断的金片、银片和石板也已出土了几十片之多。[26]直到1044年阿奴律陀王开始执政的蒲甘王朝时仍发现有骠文碑铭。阿奴律陀功德之一的佛发塔中发现一尊铜佛底座周围及一块佛像砖背面都刻有骠文。最完整的骠文碑要属1886年出土的用骠、孟、巴利与缅文四种文字对应写成刻于1112年的《妙齐提碑文》。缅甸还出土过一块蒲甘时期所刻的骠文碑铭，现仍作为馆藏第3号碑铭存在蒲甘博物馆内。该碑一面刻有骠文，一面刻有中文。[27]但可惜该碑文的字现已完全不能辨读了。南诏也有立碑记事的习俗，现大理博物馆中仍存有不少白文的碑刻，碑文大都短小精练。骠白碑刻之不同，仅在缅甸骠文碑刻用的是源自南印度字母书写的骠文，而我国白族则是借用汉字写成的白文而已。
《新唐书》载：骠国“妇人当顶作高髻，饰银珠琲。……”白居易的《骠国乐》也有“玉螺一吹椎髻耸”的描述。这些都说明了骠人的发式是椎髻。《张胜温画卷》第103图是南诏13代国王正在膜拜观世音菩萨，其中开国之祖细奴逻和他的儿子逻盛都是赤足，当顶挽一高髻。而且此图中有两位南诏国王的穿戴与剑川石窟中的阁罗凤、异弁寻的装束相同，都是头戴圆椎形红绫高冠。在《南诏图传》中，细奴逻父子也是赤足椎髻。[28]可见骠与南诏发式相同。
虽然截至现在缅甸考古局尚未发现骠国时期布料之类的文物佐证。但据我国《太平御览》卷956：“《广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缉，织以为布。”《续博物志》卷7：“骠国诸蛮并不养蚕，收娑罗木子，破其壳，中如柳絮，细织为幅服之，谓之娑罗笼段。”《旧唐书》说：“其（骠国）衣服悉以白氎为朝霞，绕腰而已。”《新唐书》也说：“衣用白氎、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衣青娑裙，披罗段。”《蛮书》卷7则说：“骠国、弥臣、弥诺，悉皆披娑罗笼段。”综上所述可知当时骠人多以木棉（即：白桐木、娑罗木）花织成称之为朝霞的白细布绕腰而衣，称之为娑罗笼段。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6“木棉”条引宋代沈怀远《南越志》说：“南诏诸蛮不养蚕，唯收娑罗木子，其白如絮，纫为丝，织为幅，名娑罗笼缎。”可知骠人与南诏人所用衣料也是一致的，都是白色的木棉布。
据考古发掘可知：骠人死火化后，将骨灰和土混在一起置于罐中埋之。虽然在骠人故地也曾发现有个别整具的遗骸，但尚难肯定是骠人，很可能是战俘或因其他原因死于异乡的非骠人。因为在三个骠人古城遗址都发现有骨灰罐，已有百个以上，而发现的遗骸仅有少数几具。平民、富绅与官员死后所用之骨灰罐也有区别，平民用陶罐，富绅用铜罐，而官员用石罐，王室的骨灰则用大石瓮。骨灰罐大多集中5至10个或若干个一起埋葬。[29]有的骨灰罐是排列放置在长砖石平台之上后用土埋葬的。这种葬俗既不是印度教的，也浊佛教的。可以说是骠人独特的习俗之一。据考白族实行火葬大约从南诏时起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历经数百年。由于彝族火葬后骨灰不罐装直接埋入土中，所以至今发现的火葬墓多是白族的，骨灰罐多为瓦罐、灰罐；在云南也发现过大理时期铜制的骨灰罐，可能是沿袭南诏火葬用的“铜瓶”。[30]在云南地区发现的大理国时期白族的火葬墓大都是一穴多葬的。[31]
五、信仰禁忌
白族人以白色的白作为自己的族名，足可从一个侧面了解他们崇尚白色的心态。如上述我们已经谈到了若干方面的例证缅甸古代存在的骠族与白族近似或相同。我们再从骠族的族名进行分析。通过对考古发现的骠文与缅文对比可以了解到骠语是一种与缅语十分相近的已消亡了的藏缅语。[32]缅甸史籍中称骠族为Pyu或Pru。现代缅语中这两个音的字已无直接意义，但是送气音phyu在缅语中是个常用字，即白色的‘白’字。我们知道不送气音与送气音之间的转换在一种语言里出现是很常见的事。所以我们认为骠族无疑也是取白字的意思作为他们的族名的。
骠与白族人尚白的习俗还可见于许多方面。如上述他们都喜欢着“白氎”、“朝霞”，这与同为南诏主体民族的乌蛮（彝族）却截然不同，彝族则尚黑。再如骠族人以至后来的缅族人认定白象是吉祥之物也可说成是一种尚白的表现。《新唐书》载：“（骠国）有巨白象，高百尺，讼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灾疫，王亦焚香对象跪，自咎。”这表明骠人对白象十分崇拜。而《岭表录异》不仅记载南诏大量养象，而且我们在《南诏图传》中也能看到巨大的白象。[33]
谈到原始崇拜问题，骠与白也是相同的，他们都崇拜龙蛇之类。骠人对蛇的崇拜也表现在其乐器上。《新唐书》记载了骠国的一种竹琴，“作虺文横其上，长三尺余，头曲如拱，长二寸”。还有一种独弦匏琴，“以斑竹为之，不加饰，刻木为虺首。”而在《南诏图传》画卷末段洱海神和洱海形势图中，其中心部分是一个相互绕颈交尾的两头大蛇组成的蛇圈，它围护着一条额上有轮的金鱼和一共金螺狮。两个蛇头相持将金鱼和金螺分别隔于蛇圈的右侧和左侧，金鱼和金螺隔蛇头而对。[34]该图画面有题记，结合其文字卷相应部分加以分析，实际上这是一幅古老的当地居民的原始宗教画，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人们古老的动物崇拜以至初期的神灵——蛇神、河神（金鱼、金螺）崇拜。[35]
《新唐书》说：骠人“喜佛法”，“有百寺”，骠城之“四隅作浮图”。“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唐会要》卷33中载：“贞元十八年正月，骠国之来献，凡有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可见佛教在其国中盛行。缅甸近年来多次对毗湿奴等三座骠人古城的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考“传入毗湿奴城的佛教是印度南部安达拉地区流行的教派，该教派不供奉佛像”。[36]笔者认为这一教派极有可能就是在缅甸曾盛极一时的阿利僧，也就是白族历史上出现的阿叱力僧。在室利差罗城发掘到的佛教遗物则比较丰富，且发现有保存比较完好的波耶基、波波基等佛塔。”根据（缅甸）考古局的发掘，室利差罗早期兴盛的佛教系上座部派佛教。且同时有大乘佛教存在。此外由于发现有毗湿奴像等可知也存在着毗湿奴神的崇拜。”[37]至于南诏与直至今日白族所受佛教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就不在此赘述了。总之，骠、白在信仰方面也是完全一致的。
六、语言文字
本文已从历史对应、经济情况、日常习俗、信仰禁忌等四个方面考证了骠族与南诏主体民族之一的白族有很多共同的特色。最后笔者还想从语言文字方面把骠与白进行比较。因为共同语言是民族的一个主要特征。众所周知，在缅甸，骠文曾湮没多年不为人知。到1886、1904年出土了两方包括骠文在内四种文字对应的《妙齐提碑文》。直至1911年以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借助四种文字的对应，才逐步重新释读骠文。缅甸学者吴达妙用近10年的时间潜心研究，于1958年7月出版了《妙齐提骠碑文》单行本，对该碑文中的117个词或词组用缅文标了读音并进行了释义。这117个词或词组中不少是从梵文借用来的佛教用词或者是虚字，内容涵盖面甚窄。另一方面因为多年来白族与汉族间关系密切相互融合，白文中很多词汇已汉化，不能明辨其本族古语原来面貌。加之缅甸发现的骠文用的是南印度字母创造的文字，而白文则是借用汉字来记录白语的。所以，在可比的原始材料很少的前提下，又增加了许多不便之处。
首先，让我们从“骠信”这个词入手。史载南诏自南诏王寻阁劝起，还自称“骠信”。《旧唐书·本纪》：“元和三年十二月甲子，南诏异牟寻卒。……仍立其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新唐书·南诏传》：“元和三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自称骠信，夷语君也。”胡蔚《南诏野史》记戴：“群臣之尊号曰骠信。”可见寻阁劝尚未为王时称“骠信苴”，即位后称“骠信”。此后劝龙盛、劝利盛和劝丰佑受唐朝南诏的封号，未见有“骠信”称号之记载。而世隆、隆舜、舜化贞等均未受唐封，又有“骠信”之称。如《南诏图传》题记“骠信蒙隆昊”；唐徐云虔著《南诏录》通篇以骠信称呼当时的南诏王隆舜；《旧唐书·本纪》：“僖宗乾符元年，南蛮骠信遗使乞盟，许之”；《通鉴》记载：“昭宗乾宁四年，南诏骠信舜化贞有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碟中书木夹，年号中兴”。南诏诸王之后，长和国主郑旻亦曾称“骠信”。大理国主白族段氏也有称“骠信”的。如大理国主段正兴（易长）为其太子所铸的观音像背后有发愿铭文，其中段正兴即自称“信”（即骠信）。又如《张胜温画卷》首有题记“利贞皇帝信画”，“利贞”是大理国主段智兴第一个年号。再如元朝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风俗”中也说：“其称呼国主曰‘缥信’（亦即骠信）”。
关于“骠信”一词，如上所述早在《新唐书》中已解释为：“骠信，夷语君也。”而在现代最先拟对此词作出进一步解释的是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与巴克。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写道：“南诏王号尚有来历不明之‘骠信’一称。……顾‘骠’为汉籍缅人之古称，其对音或者为Pyu，是为主要缅种之称号。南诏王侵入缅甸已有数次，然则可以巴克君之说，而谓骠信为Pyu—shin〔写作Pru—rhang〕之对音。缅语骠君也。”其后许多中外学者对“骠信”解释有详有略，但基本一致，都说是源自缅甸语。但是人们却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缅族之名在南诏初期尚无，当时何来缅语？再有大理国时缅甸境内已无骠国，为何大理国主还自称骠信呢？只是到后来我国学徐嘉瑞才进一步论证说：“南诏方言：信者，王也，故称王母曰信么，王子曰信苴”。[38]张锡禄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信”就是古白语“王”的意思，“信苴”为白语的“王子”。[39]但都尚未能进一步解释“骠”字，仍沿用前人所述骠即骠国意。近日我国学者徐琳提出了“骠信”系古白语，原意为“白祖、白宗” 
。[40]这一分析给予我们很大启示。但言外之意似乎这一名称与缅甸境内存在过的骠人、骠国毫无关系，却又有些偏颇了。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对骠国本身的理解。本文前面已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包括论证了“骠”这个字的原意即为“白”字。另，“信”字在现代缅语中仍有“主人”之意。这样“骠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其原意不论骠文还是古白语都是“白族的主人”之意，完全一致。
骠语与白语是否是同一语言，正如前述进行对比有许多实际困难。但是笔者从现有极少的材料中也还能举出一些实例，加以论证，可见一二。比如：[41]
从这些常用词语对比可以明确看出骠文与白语如出一辙，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略有变异而已。而且有不少关于血缘关系之间的称谓，如：父亲、妻子、儿子、孙子等等和数字读法，虽然今日白语汉化程度已很深，这些词语读音与汉语颇为相似。但是，马长寿在他的论文中论证了“有些古白族语（即白蛮语）在白语汉语化的过程中已经消失了。而在学得了白蛮语的彝语中却代为保留下来。”[42]这一论证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如果将有关骠文词与今日彝语某些方言对比，似乎也可得出骠语与古白语是一致或相近的结论。
因为笔者不懂白语只能根据其他学者提出过的一些书面材料来比较，这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可以想像如果今后能有懂缅语、骠文的学者和了解白语古今发展懂得白语的学者合作，一定会举出更多的实证来证明这两种语言关系的。
七、结语
笔者认为上述各点足以证明：骠、白两者之间并无根本之区别，只是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的两个支系罢了。这也就能解释我们在篇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了。同一民族所建的不同城邦当然会有同一祖先——骠苴低的传说，而当他们建成统一的幅员较大的王朝时自称为“白族的主人”——骠信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南诏与骠国之间的战事是同族之间不同集团的争斗，所以当832年两者之间发生战事，虽然一方战败，“南诏掠其民（骠人）三千，徙之拓东”。但因本属同族所以后来无论在骠国都城汉林城毁后的当地，还是在拓东（今昆明）都没有发现与当地不同的异质文化的痕迹。否则就会像我国开封有犹太人后裔，德州有温、安两姓数百人是1417年由菲来华苏禄王之后裔那样，早就被人们所知晓了。832年以后骠人势力大减，仍散居于各地。而早已在缅甸的缅人势力得以扩展，在蒲甘于849年建城。至859年狮子国（斯里兰卡）伐缅，才又引出了南诏段宗牖率兵救缅事。关于缅族的起源，骠非缅，缅非骠的问题就不是本文所述的问题了，有待以后他文专论。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即：骠即白，白即骠也。所见如有不妥，乞望同行指正。
注释：
①顾海：《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11页。
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2下《骠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
③G·H·卢斯编：《早期缅甸史的资料》（英文），赵嘉文译。载《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3期。
④ [27]《缅甸大百科全书》第七卷（缅文）90、94页。
⑤吴达妙：《妙齐提骠碑文》（缅文）民主出版社，仰光，1958年，4页。
⑥ [11] [19] [20] [36] [37]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编《缅甸基础政治史》第一卷（缅文），仰光，1970年，分别见185、144、180、147、155、181、152、164页。
⑦ [22]G·E·哈威：《缅甸史》，姚楠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版，35、54页。
⑧陈茜：《试论缅族的形成问题》，载《东南亚资料》1982年第3期。
⑨赵嘉文：《骠人族属新议》，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研究学报》1983年第2期。
⑩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82页）。
[12] [26] [29]三城考古情况均参见吴昂道等编著《缅甸古都》（缅文，仰光，1993年，第129、130、133、60页，而据《缅甸大史》（缅文）述，室利差旦罗建于佛历101年，即公元前447年，但尚无其他旁证。
[13]可参见《琉璃宫史》第一卷（缅文）102、103节，原书完稿于1829年，缅甸独立后曾多次再版。
[14]缅甸学者认为linyanyanlinhanlin。
[15]该王在缅甸史籍上写作Pyu saw hti，此处译名按哈威《缅甸史》译法，意即：骠人高贵之王。
[16]Pyu Gama（＝骠人之村）Pu Gan（＝蒲甘）。
[17] [24]岑仲勉《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昆仑暹罗等族由云南迁出》，载《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18]参见木芹会证、倪辂辑、王崧校理、胡蔚增订《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34—141页。
[21]参见林声：《南诏几个城址的考察》，载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第11期。
[23]登貌：《蒲甘时期的文化》（缅文）菊花出版社，仰光，1956年，49页。
[25]张锡禄：《南诏与白族文化》华夏出版社，1992年，185页。
[28] [33] [34]杨仲录等主编《南诏文化论》，附图《南诏图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30]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52页。
[31] [35]邵献书：《南诏与大理国》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239、245页。
[32]参见计莲芳《骠缅语文关系浅析》，载《民族语文》1996年第6期。
[38]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181页。
[39张锡禄：《白族姓名探源》，载《南诏文化论》495页。
[40]参见徐琳《南诏、大理国“骠信”“摩诃罗嵯”名号探源》，载《民族语文》1996年第5期。
[41]所附词汇表骠文标者系按缅人释读之音标出；白语词汇标音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42]马长寿：《唐代云南白蛮语和东彝乌蛮语的调查》，载《南诏文化论》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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