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伟[1]2002年在《走向制度解决之路——熊希龄内阁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移植》文中研究说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杨度怀着难以言壮的心情参加了葬礼，并写下了一副引人注目的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危君宪？九泉之下，叁复斯言。这段话形象的概括出了在民国初年走向制度解决的路上所遇到的困境与无奈。纵是“强人”袁世凯，也无可奈何。本文以民国初年的第一届正式内阁--熊希龄内阁为切入点，展示了由第一流人者熊希龄、梁启超等人组织起来的“名流内阁”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移植的关系及其走向困境的内在原因。提出：民国初年政治制度移植是在新与旧、中与西的激烈振荡中开始的，思潮与体制的互动是近代政治制度移植的基本模式；改良与革命是控中国政治制度移植的路径选择，本文指出：人类文明是能够共享的，但又是不能简单移植的。本文除绪论外共用叁章进行主体论述。第一章：熊希龄内阁成立的背景及思想资源；第二章：熊希龄内阁民初政治；第叁章：熊希龄内阁在民初的位置及其及政治制度移植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现代社会欲求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则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民主制度建设，实行以法治取代人治的治国模式。
粟荣孟[2]2015年在《熊希龄内阁“减政”研究》文中认为晚清以降,面对西方的压力,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以图变革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然而,却造成了“纸张天下”的政治积弊,冗员冗费大量产生。及至民国肇建,政府规模进一步扩大,呈现出臃肿态势,使得减政成为时人的普遍呼声。1913年9月,被誉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熊希龄内阁组成,熊希龄、梁启超等人欲图刷新政治,有一番大作为。适逢财政困难,提出整顿财政的治标与治本之策,治本为整顿金融、改正税制、改良国库,是开源；治标则为减政,是节流。开源之策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财政难题,节流便成为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减政成为熊希龄内阁执行最力、时间最长的一项政策。减政提出后,可听到叁种声音。一是赞成应和声,社会舆论多赞成减政,袁世凯、各省都督均表示赞成。各大报刊媒介也进行了大量宣传,扩大了减政的影响力。二是反对声,主要是低层职员因担忧被裁撤而反对。叁是冷静的观察者,站在利益场外分析减政可行与否,并为减政提出建议。减政范围包括政权和军事两大系统,旨在裁减机构、裁汰冗员、裁减经费。在中央,总统府、实业部、司法部等部门表现最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裁汰。在地方,各省情形不一,一些省份减政取得一定成效,如湖北、广东和福建省,但多数省份则敷衍塞责,弃之如履。军事系统方面,革命后军队大为扩张,以至民初军费开支成为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裁军与缩减军费也成为减政的重要内容。综观此次减政,原本只是作为治标之策,却不料最后成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所节约的部分经费对于艰窘的财政也不过杯水车薪。减政源于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则因制度积弊,积弊不清除,减政反而越减越繁,与当政者所愿相背道。减政本是一项牵涉全国各机关部门的巨大工程,该经过周密计划,长期循序渐进的推行。而民初的迫切局势使得减政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征,致使矛盾在短时间内急剧爆发,将减政淹没在敷衍塞责的洪流中。
参考文献：
[1]. 走向制度解决之路——熊希龄内阁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移植[D]. 刘杰伟. 四川师范大学. 2002
[2]. 熊希龄内阁“减政”研究[D]. 粟荣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