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美论文,均势论文,两种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现象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霸权护持。在此背景下，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与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处于并存和较量时期，体现了东亚国际体系的二元结构特征。如何解释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以及如何实现兼容共存？本文将分析并回答上述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梳理学术界对东亚两种体系的相互关系和可能走向的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及对本文的启示。第二，引入制度均势理论来分析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东亚采取的制度均势行为，为分析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提供现实依据。第三，通过分析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的复杂关系，为分析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提供理论依据。第四，在借鉴国际制度互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两种体系兼容并存的“制度嵌套交叠模式”，回答东亚两种体系如何兼容共存的问题。最后，分析中美制度均势和东亚体系兼容对中国外交的政策启示。
东亚两种体系的相互关系和可能走向的研究现状
东亚体系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将会继续主导东亚吗？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多边合作体系和双边同盟体系二者在东亚的命运如何？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上述领域已经开展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转型的亚洲：正在变化的地区秩序》一文中认为，全球秩序下的亚洲次体系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旧的特征被重新定义，而新的特点不断涌现，传统的硬实力因素与新兴的软实力指标相互作用。他进而提出了当前亚洲体系的五个特征：第一，美国领导的安全体系仍然是亚洲支配性的地区安全框架；第二，中国正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外交和战略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积极主动地经营周边地区；第三，中美尽管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日益增多，但相互间仍存在怀疑和不信任；第四，中日关系踯躅不前，且内容远比“政冷经热”复杂；最后，地区性的安全共同体和基于某些共同理念的多边架构正在出现。① 笔者认为，沈大伟仍然低估了东亚多边合作体系的力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和越来越具有“亚洲性”的地区秩序将在亚洲共存。
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5年撰文提出，美国应当在亚洲地区创建前瞻性的安全制度框架，短期目标是将“六方会谈”转变成为“五大国协商”组织，长期目标是将“六方会谈”与众多多边经济论坛整合起来。福山甚至认为，亚洲需要发展同现存双边组织并行的新的多边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套新的制度可以取代由双边协议所发挥的诸多功能，但这不能没有美国的坚定支持。②
澳大利亚学者威廉·托（William Tow）在2008年6月发表的名为《交织的网：亚洲安全结构》的报告中，分析了亚洲合作性安全架构的可能发展。他认为，随着美国“辐辏式”同盟战略逐渐从传统上对等级制双边同盟的重视向更加多边化的地区安全结构转变，各国维持亚洲战略平衡的意愿也日益增强。他同时也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亚太地区，近期内还不可能出现任何囊括大多数国家的，能够取代现有双边及多边结构的多边安全框架。③
韩国学者薛奎相（Gyoosang Seol）在《双边同盟及其对东北亚安全多边主义的影响》一文中探讨了东北亚地区双边同盟和安全多边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多边安全机制应该被设计成为已经存在的双边同盟结构的补充（或平行）而不是替代，间接提出了双边体系和多边体系可以共存的观点。④
国内学者钱文荣在1998年的《双边军事同盟与多边安全合作的关系》一文中，阐述了亚太地区军事同盟和多边安全合作共存的客观事实，并研究了把军事同盟融入到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内的可能性。⑤ 这是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较早探讨。
石源华在《后朝核阶段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走向》一文中认为，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板块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安全合作制度主张：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以美日、美韩同盟为核心的同盟制度，主张在同盟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包括非同盟国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制度；二是中国倡导、俄罗斯赞同的东北亚多边合作制度主张，即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是平等的伙伴，不赞成针对第三方的同盟体系，但在目前的条件下也容忍该同盟体系的存在。上述两种安全合作主张可以通过六方会谈机制实现相互妥协，并逐渐缩小区别。⑥ 这是国内学者中较早的专门就东北亚两种安全合作体系的兼容进行的阐述。
许亮的博士论文《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的兼容：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对东北亚的同盟安全与多边安全制度的未来走向做了分析。他认为，未来东北亚的安全制度既不会适用“北约模式”，也不会采取“东盟模式”，而是一种嵌套式制度联系模式。⑦ 这一思路对于本文的写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总体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着眼于维护西方（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大都认同未来的东亚体系仍应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主，同时也吸纳正在该地区出现的多边合作制度。但是美国对多边合作的支持是有限的，这个限度就是多边合作制度不能取代双边同盟的存在和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样就使得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存在如下不足：低估或忽视了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国际制度的大量出现给东亚体系转型带来的重大影响。中国学者大多主张未来的东亚体系应该是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之上的多极国际体系，他们希望通过多边国际制度制约美国，同时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是他们对于东亚体系中多边合作体系和双边同盟体系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从东亚两种体系如何兼容的角度探讨东亚体系的和平转型，以及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专门成果还不多见，因此亟需对此领域进行理论挖掘和对策研究。
冷战后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战略
较早提出制度现实主义（institutional realism）和制度均势（institutional balancing）的学者是贺凯（Kai He）。制度均势的主要研究假设如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和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决定了国家是采取权力均势行为还是制度均势行为。决策者对相互依存的感知越强烈，国家追求军事均势行为的风险越高、成本越大，国家就越可能采取制度均势。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不同感知决定了其如何采取制度均势——是容纳还是排斥或者二者皆有。⑧ 笔者认为，贺凯提出的制度均势理论通过把相互依存这个变量融入到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解释了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会对制度感兴趣，也解释了国家会采取哪一种制度均势，这些解释是符合亚洲制度化安全的现实的。但是，贺凯的研究成果并未对中美在东亚的机制化制衡做出解释和分析。因此，笔者引入贺凯提出的制度均势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中美在东亚的机制化制衡现象。而且，笔者提出了“中美制度均势”这一概念。笔者对中美制度均势下的定义是：中美两国在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背景下通过国际制度对彼此实施的机制化制衡。⑨ 下面笔者逐一分析中美两国东亚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和“经济相互依存”这两个变量，以检验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
（一）中美在东亚体系中的权力分布
在权力分布上，东亚体系呈现一种层级体系：美国处于这个层级体系的顶端，中国处于第二层的位置，日本处于第三层，韩国和东盟处于第四层（见表1）。以下笔者将重点比较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差距，以进一步论证中美在东亚体系中各自的地位。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88万亿美元（按照时价计算），美国的GDP为14.66万亿美元，是中国的2.5倍。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人均GDP，会发现差距更大。2010年，美国人均GDP为47284美元，中国是4382美元（见表2）。人均GDP的差距清楚地表明，美国仍拥有发达国家的巨大优势，而中国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乘除法”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11)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中国的人口（13亿）远远多于美国的人口（3亿）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不足是非常明显的。
在军事领域，以军队数目和常规武器而言，人们得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中国几乎已经取得了和美国平等的地位。比如在武装人员方面（仅指现役军事人员），美国是138.5万人，中国是225.5万人；在陆基武器数量方面，美国的数目是29920，中国是31300；在海军舰船数量方面，美国是1559艘，中国是760艘。(12) 但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核能力和战略武器系统，就会发现美国远远超过中国——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是中国的21倍，洲际弹道导弹（ICBM）是中国的19倍，潜射弹道导弹（SLBM）是中国的24倍（见表3）。而且美国已经在其本土和盟国——比如亚太地区的日本——部署了先进的导弹防御体系，这可能会有效地阻止中国的导弹攻击能力。(13)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权力分布上，东亚是一种近似于单极的体系。有学者认为，根据现有各大国国力演变的线性推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现有国际体系仍将得以保持，在未来十年内，目前的国际秩序尚难以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还有可能继续维持其超强地位。(14) 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东亚地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二者实力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对美军事均势或硬均势。
（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
在经济上，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可以用双边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进行衡量。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到2010年已达到3853.4亿美元，31年间增长了约157倍。(15) 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是中国第四大FDI来源国/地区（仅次于中国香港、日本、英属维尔京群岛）。根据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底，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额为672.79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10948.27亿美元）的6.15％。(16) 对美国而言，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在增加。1989年，中国只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6％，到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达到919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出口总额的7.19％。1989年，中国只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53％；2010年，美国对华进口约3649亿美元，占美国当年进口总额的19.09％。(17)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也迅速增长。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美50个州中的至少35个州开展投资经营。2010年，中国对美投资额达50亿美元，在美经营的中资企业为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已达一万个。(18)
此外，美国财政部2011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持有11601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19) 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利率和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有兴趣对美国施加这种影响力，但反映了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
从中美权力分布这一自变量来看，中美权力分布是不均匀的，国际体系是一种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中美实力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对美军事均势或硬均势。从经济相互依存这个自变量来看，中美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和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两国之间使用硬均势的成本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受欢迎。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共同参与大量国际机制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都采取了制度均势行为，并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制度政治。
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在东亚的共存
前文指出，中美对彼此实施的制度均势行为使得东亚关系国际形成了一种制度政治。这为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东亚的共存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既存在竞争的一面，也存在共通的一面。双方共通的一面为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提供了理论依据。
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关系的背后是多边主义与双边联盟的关系。多边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战略性多边主义”，从国际关系的主体——主权国家——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理念、指导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或国际组织中进行磋商、协调，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通常与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相对立。二是“制度性多边主义”，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意味着一种有关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它指的是“基于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之上用来协调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20) 联盟是国家对付威胁、求取安全、增强权力、维护或扩展利益的常用方式。冷战后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联盟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联盟，成为一种“威权式联盟”（authoritative alliance）。威权式联盟与其他联盟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其力量分配上突出的非对称性。美国作为单一霸权和体系内的超强国，成为这一联盟的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这将直接对联盟内部的决策体制形成刚性制约。二是基于一定权威和不对称力量而建立的联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这将使联盟具有较长的持久性，比较不易瓦解。三是这种联盟具有很大的扩展性或扩张性。(21)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多边主义与双边同盟的关系多持悲观态度。现实主义学派对同盟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认为同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种“连累”（entrapment）和“抛弃”（abandonment）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盟国必须在联盟内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和对联盟义务的明确承诺，否则其他联盟伙伴可能会寻求别的安全安排而将其抛弃；另一方面，如果联盟成员急于证明它对联盟的忠诚而积极地承担联盟的义务，则又可能使其很容易地被拖入一场它并不希望卷入的冲突或战争。(22) 同时，现实主义对多边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多边安排对国家影响力非常有限，很难取得成效，这在现实主义对集体安全的论述中表现得格外明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虽然对同盟和多边合作都予以肯定，但也多认为二者是很难相容的。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渊源——集体行动理论——的观点，“小集团”行为是导致集体行动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多边框架中的双边同盟会导致多边主义的终结。然而，目前东亚体系的结构现状却是双边同盟与多边主义共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互兼容。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这是因为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既存在竞争的一面，也存在共通的一面。二者竞争的一面表现为：第一，在认为多边合作具有联合起来反对或制衡双边同盟的情况下，主导双边同盟的霸权会坚决地对多边合作的形成和发展予以压制。因为，主导双边同盟的霸权会尽可能排斥对手的出现，因此对任何可能威胁或影响到其地位和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势头非常敏感。对主导双边同盟的霸权来说，无论多边合作发展到什么阶段，只要是潜在地或明确地反对或制衡其霸权地位，就意味着对其核心利益的严峻挑战。霸权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对这种倾向、势头或状态进行打击。第二，当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路径与霸权国的战略取向或偏好不一致甚至相左的情况出现时，霸权往往采取反对、抵制等消极行为。或者，当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将挑战霸权的地区秩序安排时，霸权会采取激烈的措施反对并力图扼杀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势头。上述情况在霸权认为具有重要或关键利益的地区尤其容易出现，东亚地区就是美国认为攸关其霸权护持的关键地区。
同时，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多边合作对霸权主导的双边同盟来说是中性的，霸权对地区多边合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反对、听之任之所产生的收益与成本计算。这里可以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加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与企业类似，是一个组织，其用以分析企业的理论同样可以来解释国家和国际社会。(23)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进交易成本概念而把社会、政治规则以及政治制度结构内生化。(24) 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在成本（costs）和收益（benefits）的框架内，即要对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参与和国际体系对国家的影响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国家对多边机制的参与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当收益大于成本时，霸权的多边合作政策是积极的，反之则消极，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听之任之的态度，随势头发展再做打算。因此，霸权可以在下面情况中对多边合作产生积极行为。第一，当多边合作的发展符合霸权的战略取向和偏好，或者多边合作对霸权的战略取向和偏好并不构成挑战和威胁时，霸权更容易采取支持的行为。第二，当支持地区多边合作获得更大收益，或反对多边合作没有收益并有损于这些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或者，对地区多边合作听之任之将削弱甚至丧失其对该地区的影响进而影响其霸权威望时，霸权国家会对多边合作持积极态度。第三，霸权在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能力，但霸权也同时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因此当地区多边合作成为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势时，霸权国家将顺势而为，对地区多边合作的政策与态度趋于积极。
由此可见，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存在复杂的关系。双方竞争的一面需要磨合，双方共通的一面提供了兼容合作的空间。从总体上来看，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但这种张力是可控的，在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东亚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等方面，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和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兼容和合作空间的。
制度嵌套交叠模式：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
前文解释了两种体系在东亚共存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但是并未回答两种体系如何实现兼容共存。国际制度互动和联系的理论给出了可供参考的答案，因为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的关系在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即多边合作制度与双边同盟制度的关系。
“制度互动（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institutional interplay）”就是“制度之间发生的因任务和行动所致的无意识后果或者包含在制度设计里的有意识关联”。(25) 简言之，就是制度之间的有意或无意的相互影响。奥兰·扬（Oran R.Young）为国际制度互动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依据制度互动的形式区分了国际社会中的四种制度性联系类型：嵌入式体制（embedded regimes）、嵌套式体制（nested regimes）、集束式体制（clustered regimes）和交叠式机制（overlapping regimes）。奥兰·扬认为，嵌入式体制是指应对具体问题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深深地嵌入整体的制度安排之中，因为他们通常并不明确地承担一整套更加宽泛的原则和惯例的运作，而这种原则和惯例构成了国际社会整体的深层结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都不能违背公开透明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这就是一种嵌入式制度联系。嵌套式体制是指两种制度的衔接问题，那些功能规模、地理范畴或者其他相关标准有限的具体安排被调入更加宽泛的制度框架，这些框架涉及同一问题领域，但是在运用到具体问题上没有那么详细。集束式体制是指把几个制度安排结合成一揽子制度，而这几个制度一般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又互不重叠。一个典型例子是，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航行、渔业、深海开采、海洋污染、科学研究等不同议题的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交叠式体制是指个体制度成立的目的不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彼此无关，但是他们事实上互有交叉，从而对彼此产生影响。(26)
关于制度的嵌套（Nest）和交叠（overlap），卡伦·阿尔塔（Karen J.Alter）和索菲·默尼耶（Sophie Meunier）这两位美国学者做了区分。(27) 她们认为，“嵌套”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地区性的或特定领域内的国际制度本身就是多边框架的一部分，而这个多边框架涉及多个国家或多种事务领域。比如，欧洲国家形成了欧盟，而欧盟又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嵌套”着欧盟，欧盟又“嵌套”着其成员国。然而，国际制度无需“嵌套”，但需要在职权上有“交叠”。伴随着欧盟成员国的多重承诺，他们处于独立权限的“十字路口”，就像处于（用圆表示集与集之间关系的）维恩图的交叠中间位置。比如，欧洲国家是欧盟的成员，但同时他们也属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他们是与第三国签署的众多双边贸易协定的一部分，他们中间的一些国家又参与了八国集团（见图1）。
图1 嵌套式体制与交叠式体制在分析逻辑上的区别
注：“M”是指在2004年欧盟扩大之前的15个成员国。
资料来源：Karen J.Alter and Sophie Meunier,“Nested and Overlapping Regimes in the Transatlantic Banana Trade Dispute”,p.364.
笔者基于阿尔塔和默尼耶关于制度“嵌套”和制度“交叠”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奥兰·扬的国际制度互动研究成果，将嵌套式体制和交叠式体制融合在一起，设想了未来东亚体系的一种制度互动模型——嵌套交叠模式（见图2）。(28) 在嵌套交叠模式中，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兼容共存，多边合作体系既不能化解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也不能主导多边合作体系。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嵌套交叠模式”的雏形。中、朝、美、韩、日、俄六国在六方会谈这一多边框架下进行谈判和协商，同时，美、日、韩三国又通过“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这一平台协调立场，制定政策。这种嵌套模式既发挥了多边合作机制提供共同安全、克服安全困境的作用，又照顾到美日、美韩之间存在同盟关系这一不能回避的现实。
图2 未来东亚两种体系的“制度嵌套交叠”模式
未来的东亚体系为什么会呈现“制度嵌套交叠”模式，而不是完全的“制度嵌套”模式？完全的制度嵌套模式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多边合作体系完全嵌套双边同盟体系；另一种是双边同盟体系完全嵌套多边合作体系（见图3）。
图3 东亚体系的完全“制度嵌套”模式
在可预计的将来，无论是中国主张的多边合作体系还是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都无法完全取代另一方。对于双边同盟体系来说，它自冷战时代就一直存续至今，仍然在东亚安全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主导的美日、美韩等同盟。对于多边合作体系来说，它符合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但是，无论在东北亚还是东南亚都还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的多边安全机制，多边机制在很长时期内将无法完全取代双边同盟体系。因此，完全的制度嵌套模式不适合东亚国际体系的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很小。
未来东亚体系转型的中国外交政策启示
未来十年是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期，也是中国从一个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关键时期。中国外交必须富于前瞻性，要立足长远谋划未来十年的外交战略。笔者认为，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体系兼容对中国外交的政策启示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继续实施和完善对美制度均势战略
中国现实地认识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存在和实际利益，以不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而美国则务实地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与中国在东亚地区共生、共处、共荣。中国接受了美国的东亚“常驻大国”的现实，奉行了对美制度均势外交。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没有选择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方式，它奉行的也是一种软均势或制度均势战略。有学者用软均势理论模型分析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认为，第一，美国并未像对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构筑一个遏制中国的新军事同盟。第二，尽管美国也做好了未来可能对华硬均势的准备，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沿着软均势的路径。(29)
从中国方面来看，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中美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巨大，中国要对中美之间差距的长期性有清醒的认识。对美制度均势而不是硬均势是中国外交的现实选择。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仍然不能轻言放弃。(30) 某些人“鼓吹”的中美之间大规模的战略敌对和军事对抗还远远没有成为现实。这不仅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可以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而且中美经济联系的加深增加了硬均势的成本。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上的相互确认，2011年1月的《中美联合声明》指出：“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31)
第二，逐步完善自己的东亚体系观
从理论上来说，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体系要优于双边同盟体系；但在实践上，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完全体现。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自身还面临东亚体系的重大挑战；中国的东亚体系观还不被东亚国家所完全理解，作为一种软实力和公共产品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展现。因此，中国要尽快确定自己在未来十年的东亚体系观。
近年来，中国立足东亚地区，开始着手构建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设计能力。中国在地区秩序建设中的努力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种可堪借鉴的范式。中国政府希望在照顾历史、尊重现实、着眼未来的思想指导下，加强多边机制、大国作用和美国存在的良性互动，逐步建立稳定、高效并具备亚洲特色的地区体系。(32)
第三，探求两种体系在东亚的对接机制
在政治层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新关系模式、北约和欧盟的制度化兼容模式似乎可为中美在东亚地区所借鉴。在经济层面，东亚地区与美国在经济上各有所需：东亚地区需要美国的市场、技术和参与国际经济管理的经验；美国需要东亚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和资金回流。在美国与东亚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二者正在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
在东北亚，中美共同努力建立东北亚经济多边合作体系，这体现为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与美日、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互相融合。在东南亚，中国已经于2010年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美国也与部分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美两国应该深化在东亚的贸易和投资关系，通过各自的自由贸易区以及汇率稳定等方式，以经济上的双边和区域协议加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并延伸和强化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多边与双边合作。
第四，提出构建东亚多边合作体系领导权的新理念
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不能不面对领导权的问题。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多元化，决定了该地区合作进程中领导权问题的特殊性。目前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主导权）现状是小国主导模式（东盟模式）。未来可能存在的模式有：美国领导模式、日本领导模式、中国领导模式、中日合作领导模式等。前三种模式都是一个大国单独领导的模式，其问题在于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其中，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相对力量不足”，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美国的问题主要在于其“域外身份”——美国在地理位置上并非东亚国家。日本的问题主要在于其“历史身份”——日本的殖民主义侵略历史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有很大的消极影响。中日合作领导模式在近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无论是中日两国本身，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因素——美国——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笔者认为，今后最有可能形成的东亚多边合作体系领导权模式是“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即未来的东亚多边合作体系领导权体现为中、美、日、东盟等行为体的一种互动关系。同时，作为中等国家的韩国、各种非政府组织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利益相关者”，也在这一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模式解决了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问题；承认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存在，有利于实现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尊重了目前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弥补了东盟模式的不足；能调动中等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33)
总体而言，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不断的调整中仍然得以延续，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东亚体系。而中国所参与、推动和倡导的六方会谈、东盟＋中日韩（“10＋3”）、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机制起步于世纪之交的后冷战时期，还面临着许多区域内外的挑战和发展瓶颈，成熟度和内聚力不及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但在发展趋势上，这些多边合作机制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总体上呈现良性的、逐步上升和扩大的势头，正在构建起一种谋求地区合作、稳定、发展与繁荣的新型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体系共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亚洲二元地区体系和地缘战略态势。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对美制度均势战略，探求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之道，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本文的初稿曾于2011年10月28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上宣读。刘阿明、陈菲、李巍、赵明昊、张屹峰、周云亨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当代亚太》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 David Shambaugh,“Asia in Transition: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Current History,Vo1.105,No.690,2006,pp.153-159.
② Francis Fukuyama,“Re-Envisioning Asia”,Foreign Affairs,Vol.84,No.1,2005,pp.75-87.
③ William Tow,Tangled Webs:Security Architectures in Asia.ASPI Strategic Report,July 2008.
④ Gyoosang Seol,“Bilateral Alliances and its Consequences on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East Asian Review.Vol.20,No.4,2008,pp.108-127.
⑤ 钱文荣：《双边军事同盟与多边安全合作的关系》，载《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3期，第11～26页。
⑥ 石源华：《后朝核阶段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6期，第57页。
⑦ 许亮：《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的兼容：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3～168页。
⑧ 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Routledge,2009,p.11；祁怀高：《冷战后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及对中国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99页。
⑨ 祁怀高：《构筑东亚未来：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体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⑩ 该表的排序依据是：根据表中的相关项目进行综合加权比较，如“塑造和平与战争的能力”、“贸易、投资和技术能力”、“地区机制中的代表权”、“对主导国的依附性”、“地位的认可度”等四项内容；同时也考虑各国（地区）的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由于朝鲜还未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和东亚体系，故未将其纳入该表中。
(11) “Interview With Wen Jiabao:A Complete Transcript From Chinese Premier's Meeting”,The Washington Post,Nov.21,200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c2/wp-dyn? pagename=article&node=&contentId=A6641-2003Nov22¬Found=true
(12) 参见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数据截至2009年2月12日。
(13) Quansheng Zhao,“Managing the Challenge:Power Shift in US-China Relations”,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eds.,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Global Perspectives,Routledge,2009,p.235.
(14) 沈丁立：《全球与区域阶层的权力转移：兼论中国的和平崛起》，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8页。
(15) 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http://www.customs.gov.cn/tabid/400/default.aspx
(16) 商务部外资司：《2010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wstztj/lywzkx/t20110117_130179.htm；商务部外资司：《2009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wstztj/lywzkx/t20100115_117047.htm；商务部外资司：《截至2008年对华投资前十五位国家/地区情况》，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lntjsj/wstzsj/2008nzgwztj/t20100429_121110.htm
(17) http://www.census.gov
(18) Daniel H.Rosen and Thilo Hanemann,“An American Open Door?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May 2011.http://asiasociety.org/files/pdf/AnAmericanOpenDoor_FINAL.pdf
(19)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U.S.Treasury Securities”,February 28,2012.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
(20) John G.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in John G.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11.
(21) 参见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以美日、美韩联盟研究为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20页。
(22) Glenn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1984,pp.461-495.
(23) 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
(24) 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
(25) Leslie A.King,“Institutional Interplay:Research Questions”.http://www.dartmouth.edu/～idgec/html/publications/publications/pdf/InstitutInterplay.pdf
(26) 奥兰·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161页。
(27) Karen J.Alter and Sophie Meunier,“Nested and Overlapping Regimes in the Transatlantic Banana Trade Disput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1.13,No.3,2006,pp.362-382.
(28) 祁怀高：《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第67页。
(29) Kai He and Huiyun Feng,“If Not Soft Balancing,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Policy towards China”,Security Studies,Vol.17,No.2,2008,pp.363-395.
(30) “韬光养晦”政策的提出者邓小平认为，中国“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他还讲了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63页。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公开发表了“韬光养晦”的原始出处——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同身边工作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6页。
(31)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20日，第2版。
(32) 俞新天等：《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33) 祁怀高：《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5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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