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实证研究推动领导科学的发展——中国领导实证研究的发展状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论文,实证研究论文,中国论文,发展状况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9)01-0169-03
“领导的学问”能否成为科学？如何成为科学？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率先提出“领导科学”问题，他在《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一文中说，“领导的学问也处于从领导艺术转化为领导科学的过程中”。2005年，世界上最权威自然科学期刊之一的《自然》发表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动物群体运动过程中的有效领导与决策》，该文提出一个数学理论模型来解释在动物的群体运动过程中领导和决策的机制，并通过计算机模拟验证了其合理性。虽然动物学家所谈的领导行为通常是指把群体成员从一个地方引导到另一个地方的简单行为，但对研究领导行为的起源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该研究是西方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研究领导问题的一个极端例子，但是触发了我们思考用实证研究方法推动领导科学发展的问题。
一、“领导科学”的称谓与领导的实证研究方法
“领导科学”又称领导学，是指研究领导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尽管对领导的学问冠以“科学”的称谓，但是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它是一门学科，而较少关注它是一门科学。本文认为，“领导科学”的称谓不仅是承认了领导现象背后存在客观的规律，而且包含着要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去探讨领导科学的规律的意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领导科学大量充斥的是哲学思辨的研究，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成为主流。科学主义的“科学”意味着精确、定量、明晰的因果关系，它主张定量分析的方法，在评价过程中模仿自然科学，强调数学工具，如数理统计、心理测试、计算机统计技术的运用，强调量化指标，追求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强调研究结论的可反复证明。如同德国实验教育学创始人之一拉伊(W.A.Lay)区分了科学教育学与思辨教育学，我们是否也要作科学的领导学和思辨的领导学的划分？我们难以想象一门“科学”建立在以纯思辨为主的研究基础上。
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初，承认领导现象同样具有客观规律性，把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上升为领导科学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例如，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国家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中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写进了“领导科学”这个名词；1983年第一本领导科学著作《领导科学基础》出版；1985年我国第一家领导科学专业刊物《领导科学》创刊；各种研究实体也相继建立。
然而，仅仅承认领导现象具有规律性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推动领导科学的发展。一些理论研究者对领导科学的概念、范畴、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阐述，不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科学主义所讥讽的“想象力”进行领导科学的构思，这将势必造成领导科学的头重(重理论)脚轻(轻实证)的现象，阻碍它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用实证研究推动领导科学的进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将会超越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把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上升为领导科学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为深入分析用实证研究方法推动领导科学发展的问题，本文从已发表的文献入手，分析中国1985-2006年的关于领导的实证研究的状况。
二、中国领导实证研究文献的检索
1.文献检索范围的界定
“领导”的界定有动词和名词之别，名词指“领导者”，包括个体和集体；动词是指引导、带领社会组织和群体为实现一定群体目标而进行领航导向的过程，指从“领导过程”角度探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互动及其与组织环境的互动。实证研究的操作性定义是量化的和质性的研究两个方面。
2.文献检索的方法
中文文献的检索方法是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以“领导”为主题词和实证研究的操作性定义进行检索，并在检索到的论文的参考文献中进行再次检索，共收集到文献100篇左右。为保证所引论文可靠性，将这些文献以北京大学图书馆2004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进行筛选，得到39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此外，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编纂的《中国领导学研究20年》把国内领导科学的发展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为防止疏漏重要文献，将39篇文献与该书856篇文献进行对照，结果未发现疏漏。
英文文献的检索方法是以数据库EBSCO和Elsevier Science为主，以“leadership”为任意字段，以我国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名称为任意字段，或以China为地理信息进行检索，并在收集到的论文的参考文献中进行再次检索，共收集到论文15篇左右。其中大陆地区第一作者且署名为大陆地区单位的在国际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为6篇。这样，39篇核心期刊文献和6篇SSCI期刊文献构成了本文分析的样本，它完全能够代表已发表的领导实证研究的文献整体。
3.文献分类的标准
在认真阅读收集到的全部文献基础上，将核心期刊的39篇文献按照内容进行归类，我们提出几种分类标准，经小组讨论，认为特质研究、行为和风格研究、权变研究和新领导理论研究的分类标准最能概括该39篇文献。这里，新领导理论研究包括变革型领导理论、愿景型领导理论、以价值为本的领导理论等，在西方它是领导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转向，倡导变革型的、有魅力的、创建愿景的、善于激励的这样一些领导概念。
为进一步阐明实证研究的发展特点，需要对典型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典型文献选择的标准包括四个方面：(1)最早有影响的文献；(2)发表杂志层次最高的文献；(3)样本规模最大的文献；(4)被研究最多的问题领域。
三、中国领导实证研究的发展状况
通过对文献的定量的内容分析发现：一方面，领导实证研究的发展相对薄弱，领导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思辨研究的水平上，让人担忧；另一方面，领导实证研究自身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1.论文数量
在西方国家，随着人们深入认识到管理存在的弊端，领导研究逐渐从管理学中分化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形成了研究的高潮，目前在西方的管理学界可谓炙手可热。我国的领导研究多以思辨为主，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这也是我国领导科学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和表现。表1反映了20年来领导研究的数量状况。在中国期刊网的全文数据库以“领导”为关键词检索1985-2006年来的文献，共计22万多篇，可谓汗牛充栋，但实证研究的数量却相当少，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仅39篇左右，国际上SSCI期刊的论文为6篇左右。此外，《中国领导学研究20年》中综述的论文约856篇，实证研究的论文约60篇左右，只占论文总数的7％。
2.时间分布
尽管我国实证研究总体较为缺乏，但是2000年以来这方面研究报告增长十分迅速。表2反映20年来领导实证研究的时间分布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领导研究的小高潮，有的研究还取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但是90年代热潮并没有继续下去，高质量的研究非常缺乏。直到2000年之后，研究者们又开始重视领导的实证研究，研究报告几乎每年都在递增，尤其近几年发展非常快。
3.内容分类
39篇核心期刊的论文中，特质研究占31％，行为和风格研究占25％，权变研究占8％和新领导理论研究占36％。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问题是属新领导理论之一的变革型领导理论，涉及它的研究有9篇，占23％。可见，研究相对集中在特质和行为研究与新领导理论研究上，前者来源于提高领导者素质、促进领导者选拔和培训的需要，后者来源于吸收国外经验提升组织管理水平的需要。西方领导研究经历了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和新领导理论四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正是新领导理论取代权变理论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又是我国领导实证研究发展的沉闷时期，这也解释了权变研究相对缺乏的原因，也说明不重视实证研究可能带来领导科学发展的滞后。而2000年之后，我国新领导理论的实证研究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领导科学与国际领导研究的接轨。
从国内领导科学研究内容的类别来看，它一般包括领导活动的性质和职能、领导体制、领导方法、领导决策、领导思维、领导环境以及领导者应具备的素质、能力、作风等。然而，实证研究却主要集中在领导心理和行为层面的研究上，这样的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4.代表性研究
从实证研究的内容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凌文辁、王辉和王登峰等人的研究，他们突破了西方领导理论的框架，促进了国内领导科学的创新和国际交流。凌文辁(1989)等人提出中国领导行为的CPM理论——工作绩效(P)、团队维系(M)和个人品德(C)，该理论突破并发展了PM领导理论，也是20年间最早发表在SSCI期刊的研究。王辉(2005)等在美国《管理学会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发表的论文通过162对领导与下属施测多维度领导成员交换量表和变革型领导问卷等工具及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发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变革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较早阐明了两个十分重要的领导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登峰等则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工作绩效、人格特点和行为风格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研究。王登峰等(2006)最早编制了党政领导干部行为风格量表，1237名科处级领导干部的施测探讨了行为风格与工作绩效、心理健康的关系；王登峰等(2006)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方式调查了6 000名副科到正厅级领导干部，提出了由3个大维度、7个维度及其21个因素构成的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模型，该模型反映了德才兼备、管理自己的胜任特征比例高的中国文化特点；王登峰等(2006)通过对94名党政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共收集到评估自我、下属和上级工作绩效的项目222个，并对由副科到正厅的2 674名被试者进行评定，发现评定自我、下属、上级工作绩效的结构均可归为任务取向和个人品质两个维度，在评定下属时更重视任务指向，而评定上级时则更看重个人品质，也验证了西方任务—关系模式不适合中国文化。
5.具体研究方法
以问卷或量表为工具，考察多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并通过使用高级统计方法如结构方程建模等来模拟因果关系，已成目前领导的实证研究的主要方法。39篇核心期刊文献中，问卷法的研究约占92.5％，兼用访谈和问卷的研究约占40％，非问卷法和访谈法的研究仅有1篇。6篇SSCI论文全部采用问卷法，其中4篇采用了结构方程建模的统计方法。
四、加强领导科学的实证研究
二十多年来，领导实证研究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和国际交流。要让领导的学问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继续加强领导科学的实证研究。从上述已发表文献的分析来看，迫切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加强领导科学的实证研究。
1.实证研究的多样化
要使领导科学的实证研究更为多样化，更具说服力，应着力从五个角度拓展研究：第一，尽管通过高级统计手段可模拟因果关系，毕竟这是一个相同时间点获得的数据，要想更深入探索因果关系就需要更多地采用追踪研究的设计。第二，采用实验和准实验方法分析领导机制的研究几乎没有，需要加强从各种组织情境进行实验设计，控制好情境、认知、人格、动机等各种变量。第三，强化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包括参与和非参与观察、无结构和半结构化访谈、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目前所用的一般是访谈法，而且它的设计往往不够严谨，从访谈中只是提取特征词并作词频分析，还仅是作为量化研究的附属物。第四，以领导者为临床研究对象的报告还是凤毛麟角，采用临床观察和人物传记探讨领导的动力学、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第五，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是目前国内领导实证研究中常被研究者忽视或缺乏有效控制的问题，领导行为和领导有效性的指标应更多采用多维度的综合测量，而非单纯来自同一批研究对象的主观报告。这里，共同方法偏差是指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它对研究结果产生严重的混淆并对结论有潜在的误导。
2.实证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
领导科学不能够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而独立存在。因此，一方面，使用西方的问卷或量表必须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不仅是字面上要符合中国文化的表达习惯，而且背后理论框架要契合中国的实际。另一方面，有必要巧妙地运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资料收集法，以避开过度依赖外国测量工具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弊端。一些在西方领导研究中很通行的方法如访谈和问卷，拿到中国社会使用时有着不少限制，例如领导者不愿意成为访谈的对象，讲话比较含蓄，会在不同人面前表现出不同态度，常常有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因此，领导实证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要更为强调“归纳”的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资料开始，进而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根据现存的理论架构将标签贴在领导活动或行为上，这样提炼出来的理论概念才更有意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前十分需要从中国文化和中国领导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化(本土化)的领导研究的工具，或者加快西方研究工具的引进—移植—模仿—本土化的过程，只有这样，实证研究才能真正推动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