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改革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欧洲在一系列变革中产生的技术、理论和制度创新成果对人类历史走向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二战后，西欧的振兴和崛起，也都是在深刻而持续的变革中实现的。欧共体的产生，可以说是二战后世界上最居前沿、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成果之一。今天，欧元的问世和经济货币联盟的浮现使欧盟继续处于全球改革大潮的潮头。欧盟的改革不仅具有前沿性，而且有着别国别地无法比拟的鲜明特点，因此，欧盟的改革被全世界所关注。
欧盟为什么要改革？
欧盟本身便是改革的产物，因此完全可以说，改革乃欧盟之魂，乃欧盟进退、成败之所系：
首先，要实现欧洲统一的理想，就必须实行大改革。近代以来，欧洲一直梦想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二次大战结束前后指导西欧联合的理论就是联邦主义思想。1948年5月还成立了跨国的“欧洲统一运动”。主要策源于欧洲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明智的政治家进一步认识到，欧洲要免使“民族主义误入歧途”，要告别劫难和相互残杀，实现安全、和平、自由、健康、民主以及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各国就必须接近、联合，而只有经济上的统合才能为之奠定基础。战后初期凋敝不堪的欧洲也只有联合才能走上自强之路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次，西欧主要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历史上的“世界工厂”，历来依赖海外市场和海外原料产地。19世纪末，仅英、法、德三国占有的殖民地就多达1400万平方英里。19世纪上半期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品要在国外销售，大部分工业原料需要国外供应。今天，欧盟国家对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例如能源）市场的依赖依然严重。欧盟要保持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首先就要巩固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盘，这就不能不在联合中进行改革、在改革中加速联合。
再次，西欧资本主义高度成熟，它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有严重的现代资本主义沉疴，如果不鼎力改革，它沉沦为“世界博物馆”的预言就可能成真。英国至今仍保留的帝国心态是资本主义历史积淀的集中表现，而躺在福利国家身上追求安逸和享乐的“西欧病”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学者指出，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和商业事务中的骑士精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而这种精神支柱的软化使西欧资本主义自我腐蚀、自我窒息、自我瓦解的潜在因素比大洋彼岸要多得多。西欧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已深刻地看到，这些积弊根源于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不加以革除，西欧难以再现辉煌。
最后，西欧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它在协调两者关系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性。西欧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源地，长期以来一直是两种思想、两种制度的交汇点。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其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也都留有鲜明的交汇烙印。同美国相比，在协调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西欧有着来自传统势力和社会基础的强大压力。
欧盟改革什么？
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一次是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另一次便是欧共体的诞生。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病入膏肓、走投无路的资本主义，因此，它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关乎整个资本主义的存亡。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不难看出，欧盟的改革仍旨在缓解资本主义的老病和新疾，它同样牵涉到整个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们从深层把握欧盟改革内容和进程的原则认识。欧盟的改革林林总总，涉及方方面面，在一篇文章中无法细陈，我们只能通过鸟瞰式的归纳，对它在总体上加以把握。欧盟究竟要改革什麽呢？
从国家层面来说，在地区范围内改革旧的国家关系模式。这是创建欧共体的初衷，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一体化建立超国家的组织。欧洲议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都具有某些超国家的权力；至于欧元、欧洲中央银行，就更是无可辩驳的超国家权力的象征。目前虽有“欧洲联邦”和“国家联盟”之争，但走向统合则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这种以国家权力让渡为必要条件，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安全目标的多国统合，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欧盟建立的这种不断深化、逐步统合的国家间关系，使以往造成国家关系灾难的旧格局有可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从制度层面来说，改革陈旧过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这是欧盟的生存之本和推进一体化的基石。由于历史传统和强大的左翼势力的存在，西欧经济具有向社会主义经济趋同的倾向，直接的国家垄断占有突出地位，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中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从不忽视公平。二战后，这一特点得到进一步强化。应当说，这种模式对于促进战后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模式，战后西欧经济绝不会恢复得那麽快，更不会顺利实现煤钢生产乃至整个市场的联合，甚至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经济货币联盟。但是，旧的模式框架一方面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一系列矛盾，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适应科技—产业链的变迁。于是，西欧自7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革，80和90年代力度逐步增大，其主要举措包括：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例如消除垄断，纠正各类主体的错位，使原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法国企业模式、家长式的德国企业模式、社会民主式的斯堪的纳维亚企业模式向由金融市场驱动的体制转变，取消激励力度较弱的通用工资制度，使工资水平同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效率、利润及社会失业率挂钩；公有企业私有化，例如，有的出售，有的发包，有的引进私有企业的激励系统，有的改制为广大股民持股的“公众企业”；社会保障市场化，例如改变“从摇篮到坟墓”的僵化体制，出台私人补充养老金，实行养老金制度资本化，社会福利向自助者倾斜，住房制度实行市场化；股权大众化，例如企业向职工提供“职工股票”、“盈利股票”，鼓励“股东文化”，发挥股民“用脚投票”对企业的激励约束功能，等等。有必要指出，减税本身并非改革，但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减肥、市场健身”，那末它也就成了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改革陈旧经济模式的具体举措多不胜数，但其实质则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但又不重蹈血汗资本主义的老路。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探索新出路的思想理论反映。
在技术层面上，改革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及时向信息型、虚拟型、服务型经济转变。目前西方国家资源依赖型经济已经接近极限，其市场扩张已经相当困难。要推动经济增长，必须把目光转向信息型、虚拟型、服务型经济。目前，在居民电脑拥有量、金融经济规模、服务经济发达程度等方面，同美国相比欧盟仍有一定的距离。例如，美国用于研究开发的投资为2020亿欧元，占GDP的2.58%，而欧盟只有1410亿欧元，占GDP的1.86%。2000年美国有61%的居民使用电脑，而德、法、英、意四国使用电脑的居民仅占37%。1998年美国股市市场资本为英、德、法、荷、意、西、比7国之和的2.14倍，美国股市交易量为上述7国之和的2.77倍。美国居民直接持有的股票和基金占可支配收入的160%，而欧洲只占50%。（在现代服务业中居于突出地位的IT产业占美国GDP的7%，而欧洲只占4%。）为了加速经济转型，欧盟在2000年3月的里斯本峰会后不久便提出了“建设欧洲网络指导框架”的设想，准备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争取在10年内赶超美国。近年来，为高新技术产业筹资服务的二板市场纷纷亮相。在法兰克福上市的高技术公司的市值1999年一年就增值3倍。
从竞争层面来看，调整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定位。这是欧盟巩固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保持对世界经济支配力的重要一环。二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使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居于支配地位。国际垄断资本的特点是对跨国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全面控制，而大象联姻、组建超巨型企业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不把自己的跨国企业定位在国际垄断层次，就不能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新形势。长期以来，在世界最大企业排行榜中美国一直独占鳌头。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欧盟企业并购势头大有超过北美之势。1999年在全球5000多起企业并购案中，欧洲公司2785起，而美、加公司仅有1808起。在垄断资本以外的领域，欧盟还利用不断强化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把更多的中小企业推向世界市场，以增加占有份额。无疑，这对垄断资本进军世界市场是一个重要补充。
在组织层面，改革欧盟本身的运行和决策机制。从总体来说，西欧的一体化进程一直以最初6国制定的框架为基本制度，遵循的是以经济为中心和动力的“莫奈方式”。随着一体化的推进，在运行机制和组织机构方面出现了诸多不适应之处。70年代前期，由于机制滞后、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货币政策匮乏等，欧共体曾掀起改革自身运行机制的高潮；80年代由于一体化要求一系列配套措施跟进，欧共体再次掀起改革大辩论，关于共同对外政策、共同地区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各种改革动议纷纷出笼，在1984年6月枫丹白露首脑会议上还专门建立了两个新的改革委员会，其中一个就是专门负责机构改革的；90年代在面临成员国大规模扩大的前景下，欧盟自身机制的改革又掀高潮，一直延续至今。1996年欧盟曾召开以机构改革为内容的第一次政府间会议，2000年12月又召开了被称为“欧盟改革首脑会议”的尼斯峰会。新世纪初叶的扩大也许将会使欧盟成员国增加到28个甚至更多，这势必造成利益的多元化和决策的滞后趋势，因此尼斯首脑会议决定将关于欧盟未来发展和运转机制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04年。这项工作不仅涉及到为给定的社会目标设计经济机制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而且还关乎着每个成员国的“民族尊严”和切身利益，所以这将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讨价还价过程。
最后，同各国修好，求全面合作。近代以来，欧洲在对外关系上曾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二战后，谋求同各国修好，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合作，这是欧盟顺应时代、利人利己的明智之举。当然，欧共体刚刚诞生时，有着明显的对抗“东方压力”的心机。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欧盟接二连三地发布对华政策文件，频繁调整对华关系。欧盟不仅同迅速崛起的亚洲国家建立了对话机制，还同拉美国家、非洲国家举行首脑会晤，共商制度化的合作大计。西欧许多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在协调这种关系方面显得更具有灵活性。
总的来看，欧盟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在超国家层面向加强权力和全面统合倾斜，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上向“看不见的手”倾斜，在政府、企业、员工、公民关系上向商业契约关系倾斜，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向效率倾斜，在社会理念上向奋斗精神和商业骑士精神倾斜，在国际竞争方面向大手笔、大动作、全球性控制倾斜。
改革特点、成效、问题和前景
欧盟改革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起步早，规划周密，行动稳健，党派色彩和情绪化行为较少。仅从1951年煤钢联营诞生算起，西欧踏上改革之路亦有50年的历史。它的改革举措环环相扣，每一项改革都与其他改革紧密配合，为下一步改革做好铺垫，稳步有序地向近、中、远期目标推进。回顾欧盟半个世纪的历程，它有时虽然举步犹疑、行进迟缓甚至出现合作方式回潮（如60年代），但并无冒进之举。在成员国中，往往因不同政党上台而出现政策反复（如国有化和非国有化），但欧盟这一层则未曾出现过这种拉锯战。
第二，目标高远，具有典型的制度创新意义。道格拉斯C·诺思指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序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欧盟的改革不是就事论事的应急之需，不是小打小闹，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在深刻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构建一套新的制度体系。西欧最早受惠于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也饱受资本主义各种灾祸的殃及，同时还进行过各种修补和挽救资本主义的尝试。它选择的一体化之路，它反复试验的效率与公平的均衡模式，应当说有着深刻的历史涵义和思想内容。纵观西方世界，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结合最为紧密者，非欧盟莫属。
第三，有放有收，放收相济。在当前的改革中，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越自由化越好，改革就等于自由化。其实并非如此。从经济管制理论来看，管制有可能带来损失，也有可能带来利益，这要看管制对象是什么行业。欧盟的改革从实际情况出发，有放有收，放收相济。例如，许多改革体现了自由化倾向，但各成员国部分权力向欧盟的让渡则又体现了集中趋势。为了避免议而不决、决策迟缓，尼斯首脑会议一致同意在机构改革方面引进“强化合作制”，扩大“特定多数制”表决适用范围。欧盟委员会明确强调要强化欧盟中央常设机构，使其具有更大的权威、握有更大的权力。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更是开宗明义，主张欧洲议会在重大决策上要拥表决权，把部长理事会现行的“一票否决”制改为“多数通过”制。另外，在一国之内，国家权力的下放，公有企业的私有化，也并非单行道：在权力下放和私有化的同时，也不忽视国家管理能力和宏观调控水平的加强和提高。在德国，银行体制的改革方案一方面将削减各州银行行长对全国金融和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将大大加强中央银行行长的地位；在改革业主与雇员的关系时一方面增强业主的决策权，另一方面也提高雇员对企业管理的参与程度，例如，过去只有300人以上的企业才设有企业管理委员会并至少有一名雇员专职委员，而现在则把这一标准下调为200人。
第四，欧盟改革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并有一个有效的功能传导机制。从纵向来看，欧盟本身的特点使它不仅在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进行改革，而且还在超国家层面进行改革；从横向来看，金融系统、财政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等层面也都各有各的改革章法。就改革目标和措施而言，又有近期、中期和远期之分。各个层面的改革相互呼应，具有明显的互动特点。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一体化的“溢出效应”和“能动作用”下，超国家层面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各成员国通常都把欧盟的改革法律转换成本国立法予以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功能传导机制十分重要，不然欧盟不但不能日益走向一体化，反而会出现混乱、步入迷津。运作中虽不免出现争吵，但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惩戒机制一般能保证令行禁止。
欧盟改革的成效是举世公认的。在当今世界上，只有欧盟是真正具有一体化含义的地区经济组织，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的经济发展虽说有起伏、有阴晴，但它的经济总量、贸易规模以及它对周边诸多国家的吸引力，足以使人们对它的经济业绩给予高度评价。一位90年代一直居住在欧洲的日本学者指出，由于实行改革，欧洲“这十年的变化之大的确是惊人的”，“欧洲在21世纪，特别是在今后的十年中将发生巨大变化”，“有必要用不同于20世纪的新尺度来看待欧洲”。法国财长法比尤斯毫不掩饰地说：“欧盟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此言一方面表达了欧盟改革的勃勃雄心，另一方面从中也不难看出欧盟对既有成就的高度自信。
西欧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西欧也许不像美国那样富有，但它更有哲学底蕴，更有人文魅力。今后欧盟的改革和试验也许会出现不测，但它对资本主义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恐怕不会亚于罗斯福新政。
西欧改革因志向宏大、目标高远而面临着非同一般的潜在威胁：在抛开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不说，第一，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的欧洲，但从历史上来看，国家的统合向来都是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来实现的，尽管今天人类文明出现了巨大进步，但今后在超国家一体化的道路上仍会面临诸多困难。德国外长菲舍尔2000年5月12日在柏林大学讲话时尖锐指出，解决欧盟诸多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各国缔结宪法条约，形成以欧盟政府和议会为核心的联邦”。菲舍尔点出的正是问题的关键之关键，但潜在的危险也正是由此而生。列宁在1915年就明确指出，“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尽管尚无法证明列宁的这一判断今天仍然适用，但断言它已经过时也同样根据不足。对欧盟的未来，我们只能试目以待。第二，西欧推进超国家统合的粘合剂和吸引力主要是发达的经济，但谁也无法保证经济永盛不衰，一旦经济出现大灾变，原有改革成果能否保持，将大成问题。第三，虽然欧盟政治家已意识到“大”和“强”的矛盾，但能否在扩大的道路上绕过陷阱，仍属未定之天。欧盟委员会2001年4月17日发表报告指出，在改革市场机制可量化的36个项目中，各成员国在2001年6月前能如期完成的只有20项。成员扩大后情况将会如何，不难想象。第四，旧思维和“民族情结”不时泛起，造成种种麻烦。例如，布鲁塞尔的舆论普遍认为，欧盟金融服务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一向和大陆同床异梦的英国，而能源改革的最大障碍则来自有着强烈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法国。再如，由于各成员国都不愿在欧盟工作中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欧盟现有的11种官方语言有110种互译组合，成员扩大到27国后由于官方语言将增值22种，互译组合遂将达462种，再加上某些地方族语凑热闹，其协调之难可想而知。另外，有的国家本来就存在因本地区富庶而闹独立的分离势力，这些人怎会容忍别国加入欧盟分享既得利益？这些都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目前在全球改革大潮其实是各国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大竞赛。各种制度、各个经济体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不但要看近期的经济绩效、未来的发展后劲，还要看它们在生产关系方面带给人们的究竟是甜桃还是苦果。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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