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与美国文学的新境界——读钟玲《中国禅与美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新境界论文,钟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3-0135-6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席卷、对传统文化教育淡化之际，把中国禅宗与美国文学联系在一起不免令人疑惑。然而事实上，佛禅与美国文学还颇有渊源。据研究佛禅传入美国本土可以上溯至华工涌入美国西部的1840年代[1：442]。1844年的《日晷》杂志上还登载了由皮勃蒂从法文译成英文的《妙法莲华经》[2：3]①。而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邀请了两位亚洲佛教人物，尤其是宗演禅师到会演讲更是开启了禅与美国文学的因缘。即使从1893年算起，佛禅在美国的传布也已逾百年，相对于只有两百余年历史的美国来说，可谓源远流长。这就难怪1970年代以来，在美国系统整理美国佛教史的著作层出不穷，就笔者所见就有雷曼的《佛教在美国》(Emma McCloy Layman，Buddhism in America.Chicago：Nelson-Hall Publishers，1976)、喀什马的《佛教在美国》(Tetsuden Kashima，Buddhism in America：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n Ethnic Religious Institution.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7)、普莱比西的《美国佛教》(Charles Prebish，American Buddhism.Wadsworth：Duxbury Press，1979)、费尔兹的《天鹅来湖：美国佛教史》(Rick Fields，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Boston：Shambhala，1992)、西杰的《佛教在美国》(Richard Hughes Seager，Buddhism in Americ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科曼的《新佛教：古老传统的西方转化》(James William Coleman，The New Buddhism：The Western Transformation of an Ancient Tra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等。佛禅的影响自然也进入了文学艺术领域，早在超验主义作家身上已隐约可见②，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垮掉的一代作家。其中斯奈德、惠伦还曾前往日本接受正规严格的禅宗训练，惠伦更是剃度出家，后来还成为哈特福街禅堂的住持。
禅与美国文学的关系自然也成为关注的对象。在文学选集方面，从1960年代的《垮掉一代的案例录》(Thomas Parkinson，A Casebook of the Beat.New York：Thomas Y.Cromwell Company，1961)到1990年代的《广天心意：佛教与垮掉的一代》(Carole Tonkinson，ed.Big Sky Mind：Buddhism and the Beat Generation.New York：Riverhead Books，1995)，再到新世纪的《北美佛教智慧诗歌集》(Andrew Schelling，The Wisdom Anthology of North American Buddhist Poetry.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2005)，美国禅文学颇受关注。在研究方面，以个别作家与佛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较多，尤其集中在垮掉的一代作家，如戈尔斯坦因的《禅与塞林格》(Bernice and Sanford Goldstein，“Zen and Salinger”，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66(3)：313-324)，茅国权的《禅宗对斯奈德的影响》(Nathan Mao，“The Influence of Zen Buddhism on Gary Snyder”，Tamkang Review 1974(5)：125-133)，黄淑均的《斯奈德的华严观》(Huang Shu-chun，“A Huayen Buddhist Perspective of Gary Snyder”，Tamkang Review 1989(2)：195-216)、耿纪永的《“道非道”：美国垮掉派诗人与佛禅》(《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82-86)等。最近美国出版的论文集《美国佛教文学之发生》(Whalen-Bridge，John and Gary Storhoff，eds.The Emergence of Buddhist American Litera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9)仍以垮掉派作家为主，收入论文(含1篇访谈)11篇，讨论了斯奈德、金斯堡、凯鲁亚克、安·沃德曼等人与佛禅的关系。以“禅与美国文学”为题的专著只有陈元音1997年出版的《禅与美国文学》，该书前六章以平行研究方法讨论未受禅影响的美国文学，后四章以影响研究方法讨论深受禅学影响的美国作家王红公(即雷克斯罗斯)、斯奈德和塞林格等人。此后他又于2001年推出了《现代美国禅文学》，介绍了当代的美国禅作家普西格、曼敦、塞林格、伽尔德等人，并评介了《在一个月亮下：当代美国诗中的佛教》一书。他较多关注的是“以‘观照’佛教经论中的‘文字般若’之法解读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禅学因缘”[3：viii]，而对中国禅与美国文学的事实联系较少作实证性的考察。钟玲教授的《中国禅与美国文学》恰好填补了这个研究空白。
钟教授这本书除导言和结论外共分5章。在“导言”中，作者开宗明义，指出本书所研究的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化移植课题，属中学西渐的范畴，“专注于研究中国禅如何移植到美国文学作品之中”[4：1]。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如何界定中国禅。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禅主要是受日本禅的影响，又渗入大量的美国本土因素，因此美国文学中的禅成分非常复杂，常常表现为一种中国禅与日本禅的混合体。那么美国禅文学中的中国禅因素体现在何处呢？主要在文本上，“即修习禅的美国人所读的佛经、禅典绝大多数是由中文译为英文的，不是由日文英译，也不是日本的禅典。……禅修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绝大部分来自古典时期的中国诗人写的禅诗”[4：376]③。
第一章“中国禅西渐的文化背景与历史”为整个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识，对中国禅的西渐历史进行了溯源，尤其是对1950年代以来佛教大规模传入美国的时代文化背景及传播媒介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玲教授多年来关注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她称之为“逆向文化运动”)，对其有深刻理解。根据钟教授的研究，二战后的美国，中产阶级队伍日益庞大，物质主义开始泛滥，基督教势力减弱。相对于基督教对“上帝天父”敬畏式信仰，佛教所宣扬的“神是觉悟的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对美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之美国本土原本就具有利于禅宗发展的传统思潮，如19世纪的超验主义、美国本土环保主义文学等。尤其是反主流文化运动对禅宗在美国的传播和落地生根起到了重要作用。“垮掉的一代”、“花孩”、“嬉皮士”们用逃课、晃荡、吃迷幻药等消极方式来反抗中产阶级价值观。当这些社会上的反叛分子不满于社会主流价值观时，他们就向本地文化系统外寻求信念，禅宗则恰好可以填补他们精神上的需求。据科曼的分析，“当这些迷幻药世界的老手寻找比化学物引导的迷幻旅程更稳定的东西时，许多就转向纪律严明的禅宗世界”[6：66-67]，因为迷幻药对健康有害，而同样可以使人达至某种心灵境界的禅宗却对身体无害。截至2005年，美国的佛教徒人数达到272万，美国的大小城市几乎都建立了禅中心。
既然中国禅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本上，文本研究遂成为本书的重心。第二章“美国文学作品吸收的中国禅诗”和第三章“中国禅诗之英译”以及第五章的第一节“佛经之翻译、引用与诠释”，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集中研究中国禅诗、禅典的英译和美国禅文学所吸收的中国禅诗、禅典。作者意识到，如果仅列出中国禅的源头文本和美国文学作品的目标文本，则有浅显与单调之弊。因此，她选取了一些案例对文化移入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展开讨论，尤其对误读现象的解读最为精彩。在禅诗翻译和创作中因为译者和作家的本土意识，常使翻译和创作表现出一定的误读。比如，宾纳在翻译王维《积雨辋川庄作》时，没有译出禅院的仪式与禅学名词，而是用基督教的仪式与名词代替。宾纳的误译与历史因素有关：宾纳的译文出现于1929年，当时佛教尚未流行于美国，没有相应的文化习俗。美国作家、译者还有一种误读，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某些中国禅文学中的佛教思想，只好用基督教传统中的观念加以诠释。如凯鲁亚克在《金色永恒经典》一诗中用基督教的观念如“仁慈”、“友爱”来阐释他不熟悉的“慈悲”观念。有时候，译者为了让中国诗更有禅味，会强行加入一些原文所没有的佛教词汇，汉米尔就曾如此“改造”《道德经》，以便收入他主编的英译《禅诗集》。这部分的研究相当精彩，常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如西顿将王昌龄的《题僧房》译为《与僧相伴》，将原诗中没有出场的僧人硬拖出来，还和诗人王昌龄交谈甚久。估计译者是依据自己对中国古诗侧重友谊的想象来翻译这首诗的。作者常采用译本比较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在译本比较中尽显文本细读功夫，并常有精彩之语。谨举一例：王维《过香积寺》汉米尔译文“全部集中在营造潭水的形象上，不仅是河水流向潭水，连日光也‘流穿’(‘streams’)松林。而此潭中则有巨蛇‘serpents’，我想是传说中英国尼斯湖的水怪给了汉米尔灵感。汉米尔的第二种译文把‘安禅’译为‘Keep your karma in good working order’(把你的业维持在好的运作状态下)，则与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应掌握自己命运的观念有关。把‘毒龙’译为‘many dragons lie in wait’(许多条龙伺机而动)，应该与西方传说中守住宝藏的火龙有关，火龙常伺机而动，与骑士作殊死战。因此汉米尔把唐朝王维的禅诗译为充满欧洲中世纪风味的诗了”[4：211]。
第四章“公案、佛教人物故事与美国文学”中的公案研究很有特色，现有的研究很少涉及。中国禅公案本来就富于文学性，在美国作家心目中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少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采用中国禅师的公案为典故，加以发挥，或采用公案思维方式进行创作，甚至可以说，“这些禅宗公案文学已无间地融入了美国文学作品中”[4：246]。所谓公案思维就是一种对日常思维方式的颠覆，“它常是突然的、断裂的、跳跃式的、不合事实的、不合逻辑的、不合常理的、答非所问的、或藕断丝连的、密码式的，而且不能，也不应该用逻辑语言来解释的”[4：246-247]。如“赵州无字”公案就出现在多位作家作品中，以公案思维写作者也不在少数。如斯奈德的这首《道非道》：“我从高速公路上开下来/在一个出口转出去/顺着一条公路走/最后开到一条小路/我顺着小路开/最后转入一条泥路/到处是隆起的土块，于是停下来/顺着小径走上去/但是连小径也崎岖难行/然后就消失了——/出来到旷野上，/处处可行。”[7：127]全诗在最后几行突然出现了不合逻辑的转折，路没有了反而处处有路，事实上表现了抛弃我执，则豁然开朗，明心见性。佛教人物故事常因故事离奇而富有深意受到美国作家的青睐，这些故事包括释迦牟尼的事迹、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故事、文殊菩萨的事迹、达摩来中国的传说、二祖慧可的断臂求法、惠能成为六祖的传奇等，其中最具震撼力和影响力的当数释迦牟尼的故事。女作家玛丽安·曼敦本是家庭主妇，出身富裕的中上层社会，就是受了释迦牟尼故事的感召，把自己的宅院捐出来给师父铃木俊隆禅师作禅修中心，她自己则学习释迦牟尼离家修行去了。
鉴于“文化之传播绝非只是由一种文本移植到他地另一种文本那么简单”[4：297]，第五章“禅文化与美国文学”由关注文学文本转向禅画、山水画及生活本身，从更广的层面来看禅宗对美国文学和美国作家的影响。将禅画、山水画如此大规模地纳入中国禅与美国文学关系研究实在是一个创举，现有研究几乎都未涉及④。钟玲在上一本专著《史耐德与中国文化》中，既已辟出专章研究诗人对中国书画的认识与了解和以中国画为主题的诗歌。本书的专章是一个扩展和深化，论及的诗人除斯奈德外，还有惠伦、卡吉、何丝费尔、奥康那、冷弗斯特等，论及的画作有《六祖截竹图》、《寒山拾得图》、《十牛图》、《溪山行旅图》、《溪山无尽》等。禅文化对美国作家的影响是全面的，禅的仪式、修习，如打坐、经行，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禅渗透在作家的生活之中，也自然地影响他们作品的内容和思维方式。
那么，整体而言中国禅对美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就像当年的“荒原冲击波”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一样，中国禅对美国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冲击，令其出现了新的面貌：“第一是令美国文学有了新的题材；第二是美国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第三是加深了作品内涵中自我反省的层次；第四是美国文学作品中呈现对大自然更深的认同与欣赏；第五是在作品中呈现一种异于欧洲中心思想的、精神上的醒悟”[4：381-382]。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禅令美国文学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本书是现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的钟玲教授穷40年研究的结晶。面对这样一个跨学科、跨语言的研究，研究者既要精通美国文学又要谙熟佛学。本书作者先后在中国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和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此后几十年中一直关注美国诗歌与中国文化这一领域，先后发表《寒山在东方与西方文学界的地位》(1970)、《寒山诗的流传》(1977)、《此山为何人之山？斯奈德之寒山翻译》(1977)、《翻译经验与诗歌形式：美国现代诗中的中文文法模式》(1992)、《隐藏和现形——论两首美国诗里的中国诗歌互涉本文》(1992)等十数篇论文，出版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中的中国文化模式》(台北：麦田，1996)、《美国诗人史耐德与亚洲文化：西方吸纳东方传统的范例》(台北：联经，2003)、《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等多部专著。近十年来，她又先后致力于台湾“国科会”研究计划“多元东西文化之汇集：美国西岸的文学运动”、香港浸会大学研究计划“美国文学与佛教：寻找亚洲智慧及其文化移入”和香港研究资助局研究计划“美国文学与佛禅：远东智慧之移入”等。另外，更为一般研究者所不及的是，1999年10月钟教授皈依佛门，师从白云师父，认真研读佛经，并到寺院体验禅院生活。这样就使她在解读禅诗和对中美禅文学间的互涉文本常有独到发现。
本书材料丰富，论证充分。书中讨论的作家和译者超过40位，采用中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作品文本的案例超过百种，第一手资料尤其丰富。这不仅来自于作者的学术功力和多年的学术积累，更得益于作者多年来所作的实地考察。为了搞清楚一些美国禅修者的身份，她多次访问不同的作家，甚至直接住到禅院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起居。她发现禅中心里有些夫妻各任所谓“僧”与“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甚至还带着孩子一起住在寺院里。原来美国佛寺的修行人是不必出家的，就是不必严守色戒，因为家人可以在身边。并进而分析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因为美国佛教受日本佛教的影响，和尚是可以结婚生子的；另一方面，西方人，尤其是在1960年代性解放后，要他们实行完全禁欲，是很难行的”[4：368]。2005年本书作者到加州山中专访斯奈德，问他当年跟日本禅师学习公案时，是如何进行的，当时有何体会？他却回答说这些不可以对外人说，是规矩。这就与中国历代禅师与徒弟的对话语录都是公开的很不同，于是作者评论说“我想临济宗在日本发展，又生出很多新的规矩，甚至有僵化的毛病”[4：230]。
由于美国禅既包含中国禅因素，也包含日本禅因素，很容易产生偏见。作者对此有相当的自觉，表示在讨论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禅文学、中国禅法时，如果涉及美国作家所经历的日本禅宗经验，也会加以说明，以免犯以偏概全的弊病，并反思作为中国学者会不会因为民族主义而夸大了中国禅对美国的影响，在选取的美国文学案例中，有没有下意识地忽略某些日本禅宗的冲击和影响[4：6-7]。因此，全书立论公允，有理有据，风格平实，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可能是限于篇幅，有些深受中国禅影响的美国作家未获讨论，如塞林格；或讨论得不够充分，如斯特里克。另有几处小疏漏，如将陈元音《现代美国禅文学》的书名误为《现代美国禅宗文学》，将《禅与美国文学》的出版时间1997年误为2001年[4：11]，将《题僧房》的译者西顿误为汉米尔[4：375]等。另外个别地方或可商榷，如在讨论奥康那《访寒山译者之宅而不遇》与斯奈德寒山译文的互涉文本时，认为“To make it to Cold Mountain，Mike”一句，仿效自斯奈德译寒山诗第六首中的“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How did I make it?”[4：102-103]笔者以为此句更可能来自斯奈德译寒山诗第24首“时人见寒山”中的“Try and make it to Cold Mountain”(可来向寒山)⑤。但这丝毫不影响本书成为一部中国禅与美国文学研究的开疆辟土之作。
注释：
①这里顺便提及Thomas A Tweed曾在《1844-1912美国遭遇佛教》(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Buddhism 1844-1912)一书的1992年版里，将译者误为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2000年版已改正)，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沿用了这一误说。
②参见Robert Detweiler,"Emerson and Zen",American Quarterly,Vol.14,No.3(Autumn,1962),pp 422-438和John G.Rudy,Emerson and Zen Buddhism,New York:Edwin Mellen Press,2001.
③即使是在生活实践上，也有部分美国作家追寻中国禅，如比尔·波特就在中国台湾的禅寺海明寺居住多年，皈依悟明法师，并在1980年代末深入中国内地寻访隐居的佛道教人士，还直接由中文翻译《坛经》、《金刚经》等佛典，及寒山诗等中国禅文学。斯奈德虽赴日学禅10年之久，但回到美国后依然表示更喜欢中国禅，并翻译有百丈怀海的“禅门规式”和寒山诗等中国文学作品，他认为中国禅“不那么法典化，更普遍，更生态，更嬉戏”参见Gary Suyder：A Brief Account of the Ring of Bone Zendo，Ⅰ.Ring of Bone Zendo Newsletter.第8页。
④陈元音《现代美国禅文学》倒是详细解说并复印了《牧牛图》(即《十牛图》)，说此图和它的10首颂诗“可作为《万里任禅游》的最佳注释”，对二者之间是否存有事实联系未作说明，只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普西格的参禅功夫如何体现于他的著作中”参见Gary Snyder：Left Out in the Rain，San Francisco：North Point，1988年，第100页。
⑤如此，奥康那的诗句可译为“可来向寒山，迈可”，而且不必使用原文中所没有的问号(书中译为“寒山何由去，迈可？”见钟玲：《中国禅与美国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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