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升级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3)04-0016-08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是今年3月17日上午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国内外记者见面会上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如何理解这个重大命题的科学内涵？从哪里切入、选择哪些路径有助于我们顺利实现打造目标？本文拟就此谈些看法，与大家共同讨论。
一、为什么提出和突出强调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推动我国经济从全球第二大国走向强国的迫切需要
自2010年底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以来，到2012年我国GDP已经达51.93万亿元，按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28)计算为8.27万亿美元，比日本多了2.3万亿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比1978年增长了23.2倍(同期CPI上升了5.8倍)。①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到2012年底，美国的GDP是15.25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我国，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比如假定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8%左右、美国保持3%左右等等)，我国GDP将于2022年、最迟2027年超过美国。然而，即使经济总量赶上和超过美国，仍然不表示我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因为，虽然到2022年我国人均GDP将提高至1.48万美元左右，但与美国相比也仍然很低，还仅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GDP(5.9万美元)的1/4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能否顺利达到和超过联合国提出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上限水平(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能够顺利达到和超过这个上限，就意味着我国可以顺利跨越可能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并由此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②[1]否则，则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停滞，人均收入在中等收入水平上止步不前，甚至像当年的阿根廷那样：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全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的人均GDP曾在上个世纪初雄居全球第10，到1999年还维持在7780美元的水平，但由于债务危机拖累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冲击，2001年人均GDP下降为7210美元，2002-2004年进一步下降为4220美元至3580美元，直到2005年开始有所回升，到2010年才回升至8663美元(也有到2010年人均GDP已达14603美元的说法)。[2]目前的阿根廷正处于再跨“中等收入陷阱”、重返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历史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如果我国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体制机制达不到就有的健康要求，如果我国的文化继续被严重扭曲，如果我国国民的道德出现更为严重的沦落、社会出现更加严重的无序，那么，我国经济发展就会面临从全球第二重新滑落至第三、第四的低位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有鉴于此，主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成了摆在全体国民面前的一个严肃而紧迫的选择。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还是我国经济发展从两位数增长转向一位数增长后，继续实现较高一位数增长的迫切需要
有资料显示，近100年间，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的国家大都经历过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的发展过程。例如，日本和韩国先后于上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达到人均收入7000美元后均出现过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现象。日本1960-1969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0.4%，尔后持续下降，1970-1979年降为5.2%，近十多年来大体处于2%甚至零增长状态。韩国1979-1988年年均增长率曾高达10%，1989-1998年降为6.3%。虽然到目前为止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亚洲国家最低的，但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基数变大后，即使一个较小的增长率也是一个较大的增加量。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基数扩大、增长率下降”的客观逻辑。
但是，必须看到，在经济从两位数增长转入一位数增长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努力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才能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一位数水平上。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发展信心问题。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经济资源能够支撑较高一位数增长，但信心不能支撑，那么，经济增长的实绩也完全有可能服从人们的“信心”。相反，如果信心期望有一个较高一位数增长，但包括外部引入经济资源仍无力给予支撑，那么，经济增长的实际结果也很难是高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支撑和信心期望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否则，本来不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我们必须坚决避免的。从这个角度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更是全面破解不断强化的资源约束难题的迫切需要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很多工业制成品成为世界第一。到2010年底，我国工业品产量在全球居第一的多达220多种。其中，粗钢产量达到7.8亿吨，占世界产量的45%，水泥超过世界产量的50%。但是，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短缺，赶不上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更满足不了维持世界第一产出的需要，因此，必须靠进口来弥补。这就难免形成原材料的对外过度依赖。一旦国际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国的制造业就难免蒙受严重的外部冲击。这一点已经在钢铁生产领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
除了来自自然资源短缺的约束外，劳动力供给能力的下降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重要约束。我国原本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剩余国家。按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观点，在劳动剩余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率必然是呈水平状的。工资率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是企业生产成本较低的重要基础，从而也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新增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力剩余经济也必然会随之成为过去。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到目前为止，至少已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民工荒”。第一次发生在2004-2005年，此间的经济繁荣导致一般劳工和专业技工的普遍短缺，形成了明显的“民工荒”。第二次发生在2009-2010年，由于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在带来经济急速高涨的同时，形成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不足，表现为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民工荒”。第三次是目前正在发生且还会继续延续下去的“民工荒”。目前发生这次“民工荒”是在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即将进入“刘易斯折点”背景下的发生的。其特点与前两次的根本不同在于劳动力供给，无论是从总量角度看还是从结构角度看，都开始出现明显不足。这种现象在经济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劳动工资开始出现持续性大幅度上升。这也必然表现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上涨，进而表现为企业利润的相对下降。
撇开国有资产投资及其成本上升所形成的约束不说，仅以上两个方面就已经清楚地说明当前我进一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的严重程度。在这种条件下，进一步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选择更强有力的资源节约型增长与发展方式，就成了我国的一个必须选择。
(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也是着力推进我国国内市场消费升级的迫切需要
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表明，消费升级是收入增长和福利保障水平的函数。在给定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的条件下，要实现消费升级，一个可能和必要的办法是启用必要的外力。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其要义恰在于此。
然而，真正实现国内市场消费升级并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目前我国国内市场的一般消费大多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而且是因为真正实现消费升级还需要有一个逐渐培养的过程。比如，在我国，千元级消费完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目前这个时代已经和正在成为过去。万元级(如电脑)消费则是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基本完成的。10万元至20万元级左右的消费(如家庭轿车)，在今天的多数城市也已大体完成。百万元级的消费(如住房)则处于正在发生过程和普通国民的普遍的经常选择。由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由于存在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因此，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水平，培育新的拉动力较强的消费增长点，必然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个内在要求和必要选择。
(五)“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更是着力推进和实现我国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迫切需要
绿色发展，就是“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3]众所周知，北京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省市之一，2012年人均GDP已经达13797美元。但问题是，随着北京人均GDP的增长，人们感觉到的幸福指数并不高。比如在北京，直接食用自来水的人口所占比重在持续下降，食用桶装纯净水、矿物质水或家装纯净水的人口比重持续性大幅度上升。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环境污染严重，自来水已经不够“绿色”，或者说不绿色了。今年春季北京出现雾霾天气，很多人因此喘不上气来，表明大气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不转变发展方式，不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不推进和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不仅如此，循环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性问题。所谓循环发展，即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资源化(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活动基础上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是否经济、科学，资源能否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是关键性衡量指标。美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均带有相当普遍的循环经济特点。其国民经济的循环特征不仅表现在工业废弃物资的循环利用上，还表现在家庭用品的循环利用上。美国非常流行的“Yard Sale”，就是一种典型的家庭用品循环经济活动。美国的钢铁冶炼工厂全部外迁，但美国仍然是钢材生产和消费大国，其基点就是废钢材的再生利用。
至于如何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较低的碳排放要求，更是摆在国人面前的新课题。所谓低碳发展，本质上特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一切工业品的制造都会形成碳排放。要减少碳排放，首先，要在工业品的生产与制造过程中更多地使用更新、更好和更能减少碳排放的高新技术。其次，要解决广大民众自觉加入勤俭节约、低消耗的行列的问题。比如，不随地乱扔垃圾和积极参与垃圾分装，就是一项个人可以积极参与的非常好的低碳行动。从这个角度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非专属于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全民全方位参与的广泛行动过程。
(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还是我国成功应对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和“结构大调整”挑战进一步深化的需要
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演变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直到现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的“不均衡复苏”，给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巨大变化，从而迫使各国开始了一轮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大调整。这次结构大调整与20世纪中后期发生的那次大调整根本不同。20世纪中后期发生的那次大调整，是一次从传统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大调整。在那次大调整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劳动成本的高企，美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虽然不自觉但很自然地走上了一条“去工业化”道路。与“去工业化”过程相伴而生的便是美国人的大规模的金融创新(其中也裹挟着一些技术创新)。日本金融创新虽然不多，但其产业发展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本土经济“去工业化”和高新技术孵化能力本土化的过程。
美国带头“去工业化”，外迁工业、内迁创新，着力发展虚拟经济的一个恶果是“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发端于美国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包括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本质上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错位或者说匹配失序的危机。直至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仍未实现全面复苏。不均衡复苏仍然是当前全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
为摆脱危机，美国提出并开始探索“再工业化”。受其影响，新一轮产业大调整过程正在全球范围展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必然给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降，2013年上半年GDP增长率继续下滑。2013年4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美国经济可能恢复到1.9 %的水平；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以及欧元区的30多个国家，大都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状态。新兴市场经济体虽有望继续保持较高增长，但受发达经济体需求下滑的影响仍面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由此谋求更大发展和提升我国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正如世界银行与我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所分析指出的，虽然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长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它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因为，大量经验材料表明，“在经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达到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4]实现这个转变需要很多条件，其中“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一个必须做出战略选择和具体操作安排。
二、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科学内涵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不应当是对原有的中国经济版的否定，而应当是对原有的中国经济版的继承、改进、发展和提升。
原有的中国经济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以外延型粗放式增长为主，以低劳动成本、低原材料价格为基础，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的速度型、外向依赖型经济版，或者说是一种高消耗、高排放、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版。
前述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对原有经济版进行改造升级的阶段。“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辩证实践过程。结合我国发展实践，似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科学内涵：
第一，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科学内涵的重要前提。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还只是一个从总量角度看的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从质和量统一角度看的经济强国。我国人均收入虽然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广大中小城镇、特别是小城镇还很落后，数以万计的农村更是处于分散落后的状态，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虽比改革开放前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还相当大。不仅如此，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民素质也还不够高，信仰混乱与缺失交织，不文明、不礼貌现象频发，很难适应更大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所有这一切均是在理解和把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科学内涵时必须首先搞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要牢牢记住，我们始终是在这样一个特定阶段和这样一种特定前提下开始着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
第二，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科学内涵的重要参照。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经济已不再可能继续保持自21世纪以来的两位数增长，但支撑我国经济继续实现较高水平一位数增长的各种有利因素还大量存在，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大发展的各种“红利”还远未得到全面发掘和释放。因此，不能不加分析甚至盲目地认为我国已进入较低水平的一位数增长阶段。这是我们分析和阐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科学内涵时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于我国经济能否实现一个较长时期的较快增长，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都一直存在不同认识和看法。例如，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之后，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增长因外部冲击而出现下降时，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就曾发生过争论、甚至出现过十分悲观的论调，即认为我国经济将从此进入一个持续性低增长阶段。争论很大。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98年冬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分析认为，不能认为我国将因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全面进入7%、甚至6%的低增长阶段。因为，在我国实际经济生活中，还有多重积极因素支撑着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较快增长。[6]有鉴于此，我将这个阶段称之为“次高增长阶段”，即经济增长率围绕9%上下波动1～1.5个百分点的持续较快增长阶段。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估计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不仅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还成功实现了长达10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又到了一个需要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及与其相适应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做出判断的时候了。必须看到，有多种积极因素，特别改革红利远未释放、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地区和城乡收入差别还比较大、技术创新潜力还远未发掘等因素，仍然是支撑我国经济继续实现一个较长时期和较快增长基本因素。这个较长时期和较快增长，虽然不再是两位数增长，但必然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一位数增长，而不会是一个较低水平的一位数增长。平均而言，可能会围绕8.5%左右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展开。把8%～8.5%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过程中必须正确理解和对待的一个目标增长率参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过度低估，都是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践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要求的。
第三，在前述两点认识基础上，可进一步将“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科学内涵概括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版。
显而易见，这里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一定是一个从外延型粗放式增长为主转为内涵型集约式增长为主的经济与发展版，一个从低劳动成本、低附加值为主转为知识型劳动和较高附加值为主的技术推动型经济增长与发展版，一个从外需拉动的速度型增长转为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的高质量增长型经济增长与发展版，一个从固定资产投资单向推动的速度型增长转为投资、消费共同推动、速度效益有机结合型经济增长与发展版，一个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环境得到更好保护的新经济增长与发展版，一个“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7]的新型经济增长与发展版。
毫无疑问，“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生产方式逐渐转型、社会组织方式逐渐优化、经济技术方式迅速升级、经济社会循序渐进、依次发展、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操之过急或过激的政策选择与安排，任何过急、过激的“打造”努力与“升级”操作，都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是无助于资源有效配置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较快成长与发展的。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切入点及其实现路径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特征和条件，有必要突出强调如下四个更具紧迫性和实践意义的切入点和实现路径：
(一)必须充分认识和实践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传统的原有版转为升级版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经济增长函数关系上升到新型经济增长函数关系的过程
传统的经济增长函数关系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的推动。升级版的经济增长函数，则是一个主要依靠体制进一步变革和技术进一步创新的新型函数关系。新的经济增长函数关系，一定是一个需要从一般性简单劳动为主转为技能较高和知识含量较多的劳动为主的函数关系，一定是一个生活消费引致投资和生产消费引致投资共同发挥拉动作用、自发投资(折旧为基础)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撑基础的投资、消费双重驱动的增长和发展的函数关系。一定要清醒地看到，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达到主要依靠生活消费决定投资的发展阶段，还仍然处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共同引致和决定投资的阶段。这就是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消费投资两者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作用和意义均不可轻易偏废。这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过程中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的重要切入点和路径选择。
(二)中国经济要从传统的原有版转为升级版，必须抓紧和下大力气全面调整我国进出口政策，努力保证和积极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到2013年一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超大外汇储备国。然而，如前所述，现在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与1970年代之前完全不同。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和金汇兑变成美元汇兑，美元就成了以美国财政为担保的国际交换价值符号。在这种条件下，我国持有更多的美元以及后来的欧元等国际储备，能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规避功能必然要大打折扣。1980年代中期，我国确曾遇到过外汇储备不足、甚至出现过负储备十多亿美元的尴尬。那时，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债务国。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国不仅成了一个巨大的债权国，而且成了一个很难实现保值、更难实现增值的国际债权。这一点已经被近年来美元的持续贬值和我国人民币的持续被迫升值所证明。
实际上，近年来发生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原本最大富国变成“债务国”、而原本贫穷的国家特别是我国却变成了最大“债权国”后的失衡。这是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4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成立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的。那时，发达国家和富国是债权国。英国曾经是国际金本位时期的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借助于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通过贸易顺差的支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逐渐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人凭借其思想智慧和经济实力，构造了一个“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背景下的“美元即金元”的神话。尽管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发生石油危机后，美元与黄金开始正式脱钩，但美元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地位并未动摇，真正动摇的仅仅是曾经发生巨大支配作用的所谓“金汇兑本位”被彻底地改造成了“美元本位汇兑”。这是以人们头脑中还广泛存在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幻觉为基础的汇兑体制。随着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实施，到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便彻底地成了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目前，我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如果按我国持有的3.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占70%计算，我国将对美国拥有2万多亿美元的债权。据美国财政部统计，到2010年美国总债务已超过50万亿美元，加上政府隐性总负债达102万亿美元。2003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对外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2.3%、70.4%、75.0%、83.6%、95.4%、95.2%、95.9%和96%。美国虽然对外负债累累，但它的负债成本却极为低下(美国国债利率2%多一点儿，而美国对外资产的年均收益是6%以上)。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所持有的实际上是一种风险难于规避的债权，有时甚至还是一种很难兑现的债权。例如，美国法律就规定其他国家政府持有的美元储备是不能购买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的。于是，实践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元不仅是美国政府认可的一种价值符号，而且美元的国际交换价值也同样是由美国政府按其意愿随时进行调整和得到实现的。因此，美元汇兑条件下的债权是与金汇兑条件下的债权根本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对如何实现内外均衡进行深入反思，而且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着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来谋求新的有利于我国当前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面向全球的经济均衡。
因为，我国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不仅没有增加我国国内货币市场效率，反而迫使我国一年接一年地不断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对冲国内货币市场上出现的过多的流动性。在过多的外汇储备必然表现为过多的外汇占款，过多的外汇占款所造成的过多的市场流动性必须用提高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加以对冲的情况下，不仅会造成我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实际“失灵”，而且还会带来一种有利于国外资本增益而有损于国内资金增值的国际收入分配关系，并由此导致国内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上升和国内市场资金供求结构矛盾进一步加深以及对国内企业应有成长和发展的深度伤害。
因此，要下定决心，尽快解决外汇储备过多和国内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要按照“积极扩大内需”的战略要求，大力度调整进出口政策和大幅度调整进出口结构，改善国际收支，并由此创造和培育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生动力，保证和实现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用我国独立自主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成长。
(三)中国经济要从传统的原有版转为升级版，还必须把反垄断作为宏观管理和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与政府正确有效管理与调控的关系处理好。当前，处理好二者间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切实做到“反垄断”。首先是要继续坚持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战略部署，切实保证国有企业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自然垄断的领域，坚决避免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与无效兼并。4月12日《经济参考报》刊登“中粮全产业链危局”，分析其大面积亏损的原因，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国有企业盲目的大面积扩张与无效兼并，违背了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要求，进而妨碍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政策的实现，阻碍了充分的市场竞争，降低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如果不能从“中粮全产业链危局”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励国有企业依靠其垄断优势盲目无效扩张，待到垄断资源及其收益耗尽之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重陷效益持续下降的困局，甚至迫使国有企业进行第二次更大规模和深度的改革。这是危险的。
当然，反对垄断、鼓励竞争，不仅要反对国有企业的垄断，也要反对民营企业的垄断。最近有些民营企业“抱团”虽然与市场环境不健康、民营企业需要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关，但如果“抱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搞“卡特尔”，那么，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会给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竞争的展开和效率的提升造成不容忽视的危害。
一句话，当前我国经济还仍然处于需要着力鼓励竞争、避免垄断的发展阶段。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产生资源配置效率、创造资源配置效率和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源泉。只有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使“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过程充满活力。只有全民的、普遍的、从小到大的市场主体的充分参与的市场竞争，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真正从“低”走到“高”，从“大”走到“强”。在这个过程中，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肯定是题中应有之意。一定要像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8]同时也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那样，要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9]在这个过程中，要进一步梳理和区分政府可以使用、政府可以有效使用和政府必须坚决使用的特定行政权利，以此来保证和切实做到把本应市场和非政府组织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真正交给市场和非政府组织，让他们依法对此进行有效处理和合理解决，让政府把该管的事真正管好。
(四)中国经济要从传统版转为升级版，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
一是要对农村居民宅基地确权，承认农民对其宅基地的使用权、支配权和剩余索取权。在确权基础上实现农民宅基地的市场交换与流转，让“小产权”升级为“大产权”，让城里人直接花钱给农民，使成千上万有宅基地的农民从“无产者”升格为与当代市民一样的“新型有产者”，让城市居民住房供给不足的局面彻底扭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摒弃仅给农民土地少量补偿费、而把较多拍卖增值收益留归地方政府的老作法。至于确权后的农村居民宅基地转让，当然同样需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交易税和印花税等，但一定要努力做到尽可能把农民宅基地转让收益全都归农民自己。因为，有了这个收益基础，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才会成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我国的城市化和城乡建设一体化才成为一个符合规律的“顺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过程，而不是过去的那种“用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让农民进城”的“逆城市化”过程。可以预见，通过实行这样一种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和政策，有助于收到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和降低城里市民生活成本过高问题这样一种“一箭双雕”的效果。
其次，除了农民的宅基地外，农民承包土地的流转制度也要改革。可在总结以往经验基础上，大力发展公司加农户的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或公司承包、农民土地入股、农民本人转化为农业工人的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以此来促进农民承包土地的流转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集聚和集中，着力发展和实现农业生产的立体化和工厂化，对于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力、创造更多的农业经济剩余，并由此更有效地支撑我国经济大升级和国家大发展，均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卷提供的资料计算整理。
②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和处于7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时期，由于体制、机制和其他社会问题处理不当而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多次发生。“根据世界银行(2012)的数据，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共有101个，到2008年只有其中的13个成了高收入经济体。”